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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权杖的象征意义新释[1]

昂鲁（Daniel Unruh）/文 武淑冉/译

摘要：这篇文章考察了权杖在荷马时代的使用情况，以及它在史诗中何以充当了权威的显著象征这一问题。长久以来，人们所持的观点是，权杖被用作“演说棒”，在演说者手中依次传递。与此观点相左，我们认为，事实上在荷马史诗中出现的每一个集会上，权杖都只被一人所持：此人恰恰是召开集会之人，而他所关心的议题将会在集会上被讲出。权杖不是神秘的法宝，而是朴素意义上的棍棒，是统治阶层对被统治者施以侮辱性惩罚的强力象征。

关键词：荷马时代；权杖；统治阶层；强力象征

一 导言

在荷马生活的共同体中，统治者几乎没有象征其权威的有形象征物。那个时代根本没有王冠，也没有王者长袍，或特殊的服装。[2]倒是有王座（θρνοι），但它仅仅是一把精致奢华的椅子而已，并不为任何特殊之人所专享。[3]一些人甚至将独特象征物的缺失视为证据，指责荷马史诗对永久性的政治权威一无所知。[4]然而，事实上，在荷马的世界中，一个权威的象征物被指认出，即σκπτρον，也就是权杖或结实的棍棒。权杖被祭司、先知、传令官以及法庭的法官所携带，但更常见的是被国王所持有，而国王属于荷马社会的统治阶级。[5]在过去大约一个世纪里，权杖的象征意义以及围绕其使用的礼仪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然而，大多数研究仅仅关注权杖的使用这一狭义方面，而没有将所有可利用的证据考虑在内。因此，关于权杖的意义及其使用，并未达成明确的共识。甚至就什么样的人拥有哪类权杖这一基本问题，仍然令人困惑。在这篇文章的讨论中，笔者将重点放在两个基本问题上。笔者将首先勾画出权杖被使用的几个主要领域，即在审议集会（αγορη）上，在使节交涉期间的“外交”语境下，以及在涉及宣誓和审判的“司法”情境中，并讨论权杖在每一情境中如何发挥功用。其次，笔者将阐述权杖的象征意义——在荷马世界中，是什么使得带有装饰的一截木头成为权威的显著象征。

二 集会中的权杖

权杖在审议集会中非常引人注目。审议集会就是荷马时代通常意义上的集会。在《伊利亚特》中的第一次集会上，阿喀琉斯“凭权杖”起誓，然后立即将其猛掷于地面（《伊利亚特》第1卷，第234行、第245行）；在第2卷中，阿伽门农召集一场集会，并手持迈锡尼统治者祖传的权杖（《伊利亚特》第2卷，第101行）。在《奥德赛》第2卷中，在从传令官佩涅诺尔手中接过一根权杖后，特勒马科斯开始了面向伊萨卡人的集会演说（《奥德赛》第2卷，第37～38行）。权杖在审议集会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但确切而言，究竟是什么角色？尽管集会中的权杖频频出现，但史诗就其如何及何时使用给出的信息甚少。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学者们试图重建如下说法：权杖关乎“秩序的规则”。尽管已提出了几种不同的模型，却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对目前所得到的所有证据做出完美解释。一种长期以来最为人所坚持的最为古老的说法是：权杖实质上就是“演说棒”[6]：当轮到演说者发言时，该演说者便手握权杖；演说结束，传令官便将权杖传递到下一个准备演说的人手中。 持有权杖意味着演说者“拥有发言的权利”。在他甘愿让出演说权之前，他的演说是不可打断的。起初，这一解释似乎言之成理。在诸多文化中，人们确实以这种方式使用“演说棒”。[7]并且，显而易见的是，在荷马笔下的集会上，有序的发言和恭敬的倾听是合乎礼节的行为。[8]但进一步考察，我们会发现，这种“演说棒礼节”的模式在荷马史诗中所能找到的支持性证据极少。没有一个场景描述过这一权杖易手的过程。[9]在史诗中，演说者确实手持权杖，传令官也将权杖递到过演说者手中。但传令官从一位演说者手中接过权杖并将其传递给另一位演说者的情形，在史诗中从未出现过。在整部史诗中，权杖在两位演说者间易手的情况只出现过一次，在《伊利亚特》第2卷中，阿伽门农检阅军队，突然引发众人蜂拥奔向船只，此时奥德修斯听从雅典娜的命令，采取措施重整军中秩序：

他径直向阿特柔斯的儿子阿伽门农走去，从他手中接过祖传的权杖。

权杖永恒而不朽。

手握权杖，他往下走到披铜甲的阿开奥斯人船只那里去。[10]

（《伊利亚特》第2卷，第185～187行）

然而，这远非传统理论所认识的有序转移模式。首先，我们可能会质疑，集会仍保持正常进行是否可能——毕竟，大多数集会参与者已然匆忙离开聚会场所，以便脱离险境。另外，奥德修斯手持权杖不是向众人演说，而是向下层阶级的个体成员实施体罚（《伊利亚特》第2卷，第199行；第2卷，第265行）。这一转移恰恰表明常规程序的崩溃，而非表示程序正常。[11]

反对“演说棒”理论的第二个论据是，它削弱了荷马集会的戏剧效果。在审议集会上，演说者迅速而自发地对彼此做出反应，谈话的流动性不允许出现传令官停顿片刻，以便将权杖从一演说者传递到另一演说者手中。让我们来细想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之间的那场对话：

“现在我将前往佛提亚，带着我弧形的船只回家。因为那要好得多。

我不想在这儿遭受侮辱，为你挣得财产和财富。”

民众之主阿伽门农向阿喀琉斯回应道：“如果你的灵魂驱使你逃跑，那么你就逃跑吧。

我将不会因我的利益而乞求你留下！有其他将奉尊重于我的人与我同在，特别是宙斯这一智慧的神明！”

（《伊利亚特》第1卷，第169～175行）

这与荷马集会中许多其他的交换一样，是快速而自由流动的。阿喀琉斯一说完阿伽门农就接二连三地给出回应。试想，如果阿伽门农耐心地等着传令官从阿喀琉斯手中接过权杖，然后递给他，这无疑会打断流畅的争论，同时也会极大地削弱这一场景的戏剧效果。

尽管“演说棒”理论渊源悠久，但也遭到了挑战。在1948年，弗雷德里克·康伯莱克（Frederick Combellack）反驳，权杖并非集会中的常见要素。而只是在偶然情况下，演说者会拿起权杖以“向观众表明他将要演说特别庄严重要的内容”（第210行）。康伯莱克认为，当国王想要强调其演说的重要性时，便会要求手执一根权杖。举例来说，在《伊利亚特》的第23卷，当墨涅拉奥斯指责安提洛科斯的欺骗时，他从附近的传令官手中拿过一根权杖，“以清楚地向所有人显示，他即将所说的内容在性质上不同于先前及后面的演说”（第210行）。同样地，当阿喀琉斯凭权杖起誓时，“在演说初始，他自己并没有持有权杖。但是在第232行之后，他立刻停顿下来，示意传令官将权杖递交于他（权杖总是在会上预备着，以便应对可能出现的需要），并在余下的演讲中一直持握权杖……”（第211行）

就康伯莱克意欲决裂这一长期颠扑不破的传统而言，他应当受到称赞。但不幸的是，他的论据同样完全无法令人信服。首先，如它所反对的理论那样，它自身也饱受相同的瑕疵困扰。他所提出的议事程序与辩论的戏剧性节奏似乎同样不相一致。举例来说，在康伯莱克看来，在演说期间，阿喀琉斯停下演说以抓取权杖所必需的停顿是被迫的——如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再一次地，这一行为将大大削弱其演说的力量、打断演说的强劲势头。

其次，在笔者看来，康伯莱克命题面临的最大困难在于其核心前提的模糊性和主观性。他声称权杖所暗示的是一个人的演说“严肃而重大”，却没有对一个人的演说内容何以比另一个人的更严肃或更重大给出清晰界定。举例来说，为什么阿喀琉斯停止战争的宣誓要求权杖，而阿伽门农抢夺布里塞伊斯的决定却没有提出同样的要求呢？为什么特勒马科斯手持权杖以强令求婚者离开，而当安提洛科斯在处理佩涅洛佩的事宜时，虽同样需要权杖，却省略掉呢？到了最后，以下这一标准似乎成了康伯莱克判断演说内容严肃与否的唯一准绳：当演说者在讲话时，他是否占有权杖。这使其论证或多或少地陷入了循环论证的境地。

最近，汉斯·范·韦斯（Hans van Wees）提出，所有权高位重的国王都拥有权杖。只要他们有在集会上发表演说的缘由，就会从其私人传令官手中拿过权杖。这一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国王拥有权杖的原因，并几乎适用于权杖被使用的每一情形。然而，这个解释存在一个主要阻碍，因为汉斯·范·韦斯对以下情形的解释无法令人满意：当阿喀琉斯凭权杖起誓时，他将其描述为“阿开奥斯人的儿子，即立法者”所携带的东西（《伊利亚特》第1卷，第237～238行）。显然，阿喀琉斯期望不同的国王能够持有同一个权杖。然而，这在汉斯·范·韦斯的设想中是不可能的。在他的设想中，每个国王都拥有自己祖传的权杖。除他自己之外，其他任何人都不可使用。范·汉斯通过如下断言，力求绕过这一阻碍：

当阿喀琉斯“凭权杖”起誓时，他可能以“高贵的权杖”明誓，而不仅仅以他持有的具体权杖起誓——这正如人们将手放在特定的、有形的《圣经》上，是为了向作为抽象本质的圣经起誓。[12]

这一解释似乎仍很勉强。因为“圣经”可能指的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圣经》。如果一个人举着《圣经》并说道，“《圣经》啊，在英国教会支持下印刷的《圣经》，证人将手放置其上并庄严起誓”，那么这将与“特定”的书这一说法相龃龉。同样地，阿喀琉斯特别指示了τδε σκπτρον（“这个权杖”），并描述了它的制造，因为具体权杖的特性可能同样恰当地适用于其他东西。因此，阿喀琉斯希望通过着力突出这一具体权杖来强调他的誓言——确实，阿喀琉斯以扔掉权杖的生动方式，形象地表现了他对共同体的放弃。范·韦斯的理论尽管在许多方面令人叹服，但未能恰当地处理这一重要缺陷。

直到现在，一直被人们忽略的是，在所有荷马集会上，事实上只有一个人被描述为持有权杖：召开集会之人。[13]举例来说，在《伊利亚特》第1卷中，正是阿喀琉斯将阿开奥斯人召集在一起。诗人告诉我们，在九天的时间里，阿开奥斯人是阿波罗瘟疫的受害者：

持续九天的时间，天神的箭矢雨点般射到军队身上。

在第十天，阿喀琉斯召集众人开会，

因为白臂女神赫拉使其萌生这一念头。

（《伊利亚特》第1卷，第53～55行）

在这次集会中，只有阿喀琉斯一人被描述为持有权杖。关于他如何接收到权杖的情况，我们无从知晓。并且，一旦阿喀琉斯将权杖弃于地面，我们便对它无法获知更多——当然，没听说有谁将其捡起。最简明扼要的解释是，在集会开始时，阿喀琉斯接过权杖。在将其扔到地面之前，阿喀琉斯在集会期间一直持握着它。

与此相似，在《伊利亚特》第2卷所描绘的场景中，集会由阿伽门农召开。我们又一次看到这位国王持握其世系祖传的权杖发表演说（《伊利亚特》第2卷，第101行）。在第7卷中，阿伽门农再次拿着他的权杖。在特洛亚传令官伊代奥斯报告了普里阿摩斯的停战请求后，阿伽门农接受了这一请求，并且起誓以示遵守。为了这样做，他“当着神明举起权杖”（《伊利亚特》第7卷，第412行）。我们对召开这次集会的人一无所知：伊代奥斯抵达希腊军营，发现军队已经聚集在一起开会了（《伊利亚特》第7卷，第382行）。然而，因为阿伽门农是所有阿开奥斯人的领导者，同时，我们被告知军队在船尾聚集开会（《伊利亚特》第7卷，第383行），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据此做出如下猜想：阿伽门农召开了集会，并且持握权杖，以象征这一事实。

只有召开集会的人才持握权杖。关于这一点，其最清晰的证明出现在第二本书《奥德赛》中。当伊萨卡岛人被召集开会时，年长的艾吉普提奥斯首先说话——询问是谁因何缘由召开这次集会。根据传统的“演说棒”理论，他应当是第一个接过权杖的人。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史诗中得不到任何信息。[14]随后，特勒马科斯出现了，而他正是传令官将权杖递交给的第一人（《奥德赛》第2卷，第36行）。随即，他将自己当作集会的召集人，并开始了他对求婚人的谴责。在演讲的最后，特勒马科斯同样将权杖掷于地面。同样地，我们对此后的信息无从知晓更多。特勒马科斯是集会的召集人（《奥德赛》第2卷，第6～7行），是接过权杖的第一人。同时，据我们所知，他也是持握权杖的最后一人。特勒马科斯接过权杖不仅因为他是一个演说家，或他有“重要的事情”要说，而且因为权杖标明了他作为集会召集人的身份和议程决策者的特殊角色。[15]

在荷马史诗中，凡出现过权杖的集会几乎全部呈现在前面的例子中。在前三个例子中，毫无疑问，权杖的持握者是集会的召集者。在第四个例子中，权杖持握者几乎也可能是召集者。除去一个例外，在所有情形中，在决定将权杖让出之前，召集者一直持握权杖。这一例外是一个嘈杂混乱的场景，它被视为一个不正常的程序。因此，权杖不是在演说者手中传递的“演说棒”，也不仅是宣布“严肃”或“重大”事情时所使用的戏剧性小道具，还象征着一项特有的权力功用。它使人们一眼就能认出集会召集者，并确认召集者所关怀的问题将成为集会的议题。[16]

三 权杖与外交

在荷马史诗中，似乎只有一处与这一范式相悖。在《伊利亚特》第3卷中，安特诺尔回想起在与特洛亚人谈判期间，奥德修斯是何等生硬而笨拙地持握着权杖（《伊利亚特》第3卷，第218～219行）。如果正如表面看起来的那样，这发生在特洛亚集会期间，那么，奥德修斯为什么会持握权杖？作为特洛亚的统治者，普里阿摩斯召开集会的可能性更大。因此，难道不应是普里阿摩斯持握权杖吗？答案是如下事实：奥德修斯所持握的权杖不是集会召集者的权杖。然而，它却表明了奥德修斯阿开奥斯人同盟军使节的身份。路易斯-玛丽· 维埃（Louise-Marie Wéry）认为，荷马时代的使节是最高类型的“外交官”；他们往往是受人尊敬的贵族，并至少由一位传令官陪同，而传令官很可能手持权杖。[17]奥德修斯很可能从陪伴他的使者手中接过权杖；前往特洛亚的墨涅拉奥斯手中也握着权杖，他将其作为自己外交身份的象征物；如果普里阿摩斯召开了这次集会，他可能会同样拥有一根属于他自己的权杖。

四 审判的权杖

权杖与审判事宜密切相关。当然，最富戏剧性的证据来源于阿喀琉斯的盾牌。其盾牌描绘了一场审判。在审判中，“长老们”围成环形而坐，准备仲裁两位诉讼当事人的纠纷[18]：在手中，他们“握着嗓音洪亮的传令官递给的权杖”（《伊利亚特》第18卷，第504行）。[19]当奥德修斯看到迈诺斯的

幽灵正在对亡灵们宣判时，君王迈诺斯同样手握金制权杖（《奥德赛》第11卷，第569行）。最后，阿喀琉斯明确将权杖看作由“支持宙斯裁决的裁定者”所持有（《伊利亚特》第1卷，第238行）。随即，权杖充当了辨别审判事宜中主持者的角色。正是这一原则，将墨涅拉奥斯在帕特罗克洛斯葬礼竞技期间手持权杖的情形凸显了出来。在隆隆的战车竞赛中，墨涅拉奥斯指责安提洛科斯的欺诈：

墨涅拉奥斯在人群中站起，胸中悲痛难忍，

对安提洛科斯的怒火无法平息。传令官将权杖递到他的手中，

并恳请阿尔戈斯人保持安静。然后，神样的墨涅拉奥斯说道：

“安提洛科斯，你先前是如此审慎，而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却玷污了我的卓越，攻击了我的战马，

将自己的战马奋力推向前去，而你的战马却低劣不堪。

但是到现在，请阿尔戈斯的首领和指导者们，

在我俩之间做出不偏不倚的公正裁决……

或者允许我自己进行裁决，

我想没有哪个达那奥斯人会有异议，

因为裁决将会公正合度。”

（《伊利亚特》第23卷，第566～580行）

通过持握权杖，墨涅拉奥斯暗示了他将竞技比赛转化为即兴裁决的意图。这一裁决缘起于一场私人纠纷，而墨涅拉奥斯却将与安提洛科斯的争吵转化为一场公开的审判。这一审判关涉整个阿开奥斯人的领导层。为了使听众牢记这一指控的严肃性，墨涅拉奥斯拿起了权杖。权杖在此处充当了审判权威的象征。权杖的审判功能同样扩展至宣誓：国王在手持权杖时，可能会发誓，以增强其誓言的力量。正如《伊利亚特》第1卷中阿喀琉斯所做的、第7卷中阿伽门农所行的，以及第10卷中赫克托耳所为的（《伊利亚特》第10卷，第328行）。

当执行诸如审议集会、外交任务、审判程序等所有关涉整个共同体的公共事务时，权杖会被国王持握。为了主持这类既威严气派又责任重大的事宜，权杖就充当了其荣誉的可见标志。作为共同体的官吏，传令官代为保管权杖，甚至可以在有需要时自行使用。[20]但他们服从于履行公共职责的国王。

五 “王室的”权杖

关于权杖的进一步用法，此处看法可供参考。在先前的所有类型中，只有在执行具体职责时，国王才会持握权杖。然而，在一小部分场景中，国王在没有履行任何明确职责的情况下，却明显持握权杖。在阿喀琉斯的盾牌上，赫菲斯托斯描绘了丰收时节的王室财产。在收割者中间，我们看到国王站在犁沟间，“手握权杖，喜悦充满心头”（《伊利亚特》第18卷，第556～557行）。在相同的史诗风格中，当描绘涅斯托尔端坐在皮洛斯的情景时，写作《奥德赛》的诗人同样谨慎地提及了权杖：

当初生的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出现时，

革瑞尼亚策马人涅斯托尔从床上起身，

走出屋门，坐在磨光的石头上，

这石头色白，并因抹着油膏而熠熠发光，

它被安置在高高的门槛前方；

很久之前，善用智谋的涅琉斯就坐在上面。

然而，他却被死亡制服，进入冥府哈得斯。

现在，革瑞尼亚的涅斯托尔，这位阿开奥斯人的保卫者坐在其上，

手握权杖。

（《奥德赛》第3卷，第404～412行）

当然，最后出现了阿伽门农祖传的权杖，这根权杖在他的家族中代代相传（《伊利亚特》第2卷，第101～108行）。阿伽门农在其住处持握着它（《伊利亚特》第2卷，第46行）。就人们目前所知，这些国王中没有任何一位正在执行任何公共事务，他们仅仅在“主持法庭事宜”。持握权杖的目的在于使他们自己被其追随者轻易地看到、认出。在这样的情形中，统治者持握权杖似乎仅仅是为了表明其阶层和地位。[21]甚至，有可能的是，这些权杖不是由传令官持握的“公共”物，而是国王自己的祖传之物。就像阿伽门农那根祖传的不朽权杖（σκπτρον πατρηονφθιτον αει）（《伊利亚特》第2卷，第46行）。尽管叙述的焦点在涅斯托尔的石座而不在其权杖上，但他的权杖还是出现在了一个段落中。这一段落突出了涅斯托尔身份的世袭属性。[22]如若确实如此，那么权杖就可能存在两个截然分明的层次：一是由传令官持握并可被所有国王所拥有的“公共”权杖，二是为最有权力的国王独有并代代相传的“私人”权杖。无论怎样，显而易见的是，权杖不仅仅是具体功能的显示，更是社会等级的象征，确认人在社会中的至高地位。[23]

六 权杖的象征意义

在明确了权杖的使用方式后，也就到了探究其意义的时刻：在荷马史诗中，为什么是权杖（keptron）充当了伟大权威的象征？关于这一点，大多数解释将关注点放在对权杖所假定的神圣性或神秘性特质上。它被视为宙斯震怒的世俗化身；[24]被视为旅行者的棍棒，这棍棒暗示了国王是诸神的传信人；[25]被视为“一根神奇的魔杖，这根魔杖被递交于神圣的演说者手中”；[26]然而，除了对宙斯将权杖递交于阿伽门农这一情形有一点陈述外，以上所有阐释在史诗中均找不到或只能找到极少的支持性证据。[27]鉴于史诗忽略了权杖的神圣意义——当然，这一神圣意义具备与否尚不确定，更为明智的解释是，权杖的象征意义并非来自通常意义上所假定的神圣来源，而是来自史诗中权杖使用的实际情况和被提及的情形。换言之，权杖可能具备的任何史前象征意义都与荷马史诗不相关。权杖的史前意义包括其特性，以及观众对其意义的理解（此为大概的推测）。正如我们所见，当权杖持有者从事公共活动尤其涉及权威性演说，即命令时，权杖往往会被应用其中。[28]集会召集人必须清晰而雄辩地诠释其理由；使者代表其领导者和/或共同体而必须辞令得当；审判者必须谨慎地阐释“最公正的审判”（《伊利亚特》第18卷，第508行）。权杖象征着一个人拥有表达诸如此类权威性演说的权力。

那么，一节木头何以能象征权威性演说的权力？这一问题的答案可以从史诗中的一幕场景中觅得。这一场景以极富启发性的方式将权杖、演说者，以及国王的权力结合在一起，即《伊利亚特》第2卷中集会的末尾场景。我们发现，此处权杖的象征意义远非神圣或魔幻。就其最基本的层面而言，权杖仅仅是用来击打人的一截木头——一根短小的棍棒而已。

在阿伽门农对军队进行灾难性的检阅后，集会崩散。此时，奥德修斯拿着指挥官的权杖行走在军队中间，以重整军队秩序。他合情合理地告知另一位国王，他对普通士兵极为残酷。另外，他“用权杖打他们”，并大声喊出他们是怯懦的和卑微的（《伊利亚特》第2卷，第199行）。这些行为提醒士兵，宙斯将象征其权力的权杖所赠予的对象正是阿伽门农（《伊利亚特》第2卷，第206行）。当特尔西特斯公然反抗奥德修斯并继续嘲弄阿伽门农时，奥德修斯演示了权杖作为惩罚工具所具备的全部力量：

他说完，便用权杖击打特尔西特斯的后背和肩膀，

特尔西特斯弯下了腰，眼泪扑簌簌地掉落；

在金杖的击打下，血痕在他的后背绽开；

他坐下来，浑身颤抖。

在痛苦中，他迷惘地望向四周，

把泪水擦干。

其他士兵尽管感到苦恼，却在欢悦地向他发笑。

（《伊利亚特》第2卷，第265～270行）

在以上所有情形中，都包含着对恰当的演说和不恰当的演说这一区别的突出强调。奥德修斯所对抗的平民指的是诸如那个“叫嚷”的人（《伊利亚特》第2卷，第198行）。这个叫嚷的士兵使其他人牢牢记住保持安静和集中注意的必要：

你这个蠢货，请安静地坐下来，仔细聆听其他人的讲话：

他们比你优秀——你既不英勇好战，也不精力充沛，

对战争和议会中的任何事宜而言，你都无足轻重。

（《伊利亚特》第2卷，第200～202行）

奥德修斯使以下这点显著昭彰：在讨论中，平民没有有价值的意见。因此，必须遵从其上级的命令（μθος）。他们的任务仅仅是聆听和保持安静。这点对特尔西特斯同样适用。奥德修斯以权杖击打他，使其获得何为恰当演说的教训：

特尔西特斯，你这语无伦次、絮絮叨叨的家伙，无论你是多么卓越的演说家，

请控制你自己！不要期望单独与国王争辩：

在我看来，在所有跟着阿特柔斯之子前来的士兵中，再找不到比你更差的人！

所以，不要与国王同做演说，不要对国王加以谴责，不要固守返乡的想法。

（《伊利亚特》第2卷，第246～251行）

另外，权杖的使用伴随着对以下两点的否认：被贬斥者拥有相应的演说身份，其演说内容具有相应的价值。事实上，问题不在于特尔西特斯的演说内容：特尔西特斯演说的内容与卷一中阿喀琉斯的话并无太大差异。[29]真正的问题在于，像特尔西特斯这样的人竟敢谈及那些事情。[30]权杖标明其持有者被授权而发出命令，因为他可以使用权杖强迫那些喧哗而散漫的人保持安静、集中注意。[31]国王的演说话题犹如活在其“权杖之下”，这一描述证实了权杖所蕴含的强大潜力（《伊利亚特》第9卷，第156行；第9卷，第298行）——在普罗托斯的权杖下，柏勒罗丰甚至被描述为“顺从的”（《伊利亚特》第6卷，第159行）。国王不悦的危险笼罩于其话题之上，从外在来看，便集中表现在权杖上。

权杖所象征的风险不仅是肉体的疼痛。当奥德修斯击打特尔西特斯时，他确实使其承受身体上的疼痛，但他更让特尔西特斯成为其他士兵发出嘲笑的源头。因此，拥有权杖可使国王获得羞辱下级的权力。[32]权杖不是类似于矛或剑的武器，意在残杀或残害他人；而是一种控制社会的工具，旨在毁坏他人的荣誉和威望。在像荷马史诗里那样痴迷于身份地位的社会中，这样的惩戒将会对被惩罚者造成几乎无法承受的悲痛。[33]因此，权杖展示了国王对下级的优越感：只有他们有权力予以羞辱的惩戒，而无遭受报复之虞。[34]

七 结论

在权杖的威严之下，荷马史诗中的人并非完全缄默。对维护这一共识——国王代表共同体的行动而言，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是必要的。然而，他们在议会中的角色受到严格限制。只有国王可以发表演说、制定指南、拟定行动方案；普通人对其景仰的演说者所表达的词不达意的赞美之词是遭到限制的。[35]如果像特尔西特斯那样，越过这一受限角色的话，将会招致权杖所带来的肉体疼痛和精神耻辱。

似乎诗人并不希望我们抱有这样的认识，即国王总是用权杖击打平民。毕竟，在史诗中，这样的行为只出现了一次。长久以来，权杖成了象征物，而非像军官所佩军刀那样的实物。然而，权杖象征意义的初始源头仍具有暗示性，并且在紧急情况下可被重新赋予活力。拥有权杖标明国王拥有训诫的权力，其训诫对象为那些胆敢篡夺或挑战其权威命令所控制的人。因此，权杖是一个象征物。它象征着统治阶层发表演说和做出裁决的独有权力。[36]传令官携带权杖，以表明他们以受限的方式共享着为国王所独有的权杖。只要从事诸如审判案件或召开集会的公共行为，国王就会亲自持握权杖，以清楚地表明，他们在施行特权。荷马史诗中的权杖既非某种魔杖，也非标明某人言辞“庄严”的深奥证据，而是被当作处理公共事务时显示的世袭领导权的象征来加以应用。它甚至能使领导阶层拥有对下属施以肉体惩罚的权力和能力。

（作者单位：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译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荷马德墨忒尔颂歌》中的神话与宇宙论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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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此，笔者希望对Bonnie MacLachlan和Patrica Unruh两位学者为拙作几个版本所提出的有益建议致以谢意；同样感谢西北太平洋会议2010年古典协会（Pacific Northwest conference 2010 Classical Association）与会者所提供的意见及建议。

[2]在作品的描绘中，一些高官显爵拥有紫色的袍子（如出现在《伊利亚特》第10卷第133行的涅斯托尔、《奥德赛》第19卷第225行的奥德修斯、《奥德赛》第4卷第115行的特勒马科斯；参见H. L. Lorimer，Homer and the Monuments，Oxford，1950；S. Marinatos，Archaeologica Homerica；Band 1：Kleidung，Haar und Barttracht，Göttingen，1967，A 9）。然而并无证据证明，它们是正式的王权标志，而非昂贵的奢侈品。

[3]参见A. G. Geddes，“Who's Who in Homeric' Society？” Classical Quarterly，34. 1（1984），pp. 17-36。

[4]以下文献为此处提供了精妙的辩护：A. G. Geddes（注释2，同前书）；J. Halverson，“Social Order in the Odyssey”，Hermes，113. 2（1985），pp. 129-145；B. Qviller，“The Dynamics of Homeric Society，”SO 56（1984），pp. 109-155。在这一考察中，笔者遵循了荷马社会的模式。这一模式由以下几位学者在其文献中清晰地提出：H. van Wees， Status Warriors（Amsterdam，1992）；P. Carlier，La Royauté en Gréce avant Alexandre（Strasbourg，1984）；W. Donlan，“The Social Groups of Dark of Greece，”CP 80. 4（1985），pp. 293-308。简言之，荷马时代的共同体由一位王权世袭的精英所统治。他正是我们所熟知的“统治者”“首领”或“国王”。在血统上，国王被认为比其他阶层更具有王者气质（“更兴旺”）（《奥德赛》第15卷，第533行），家族中的首领被看作具备王者气象（“最有君主的无上仪容”，《伊利亚特》第9卷，第69行）。这种人是共同体的全权统治者，往往对应英语中的“国王”。在这一点上，有必要澄清的是，笔者的研究几乎全部集中于史诗中的世界，而对史诗在何种程度上真实反映了铁器时代的实际情况并不知悉。

[5]祭司：在《伊利亚特》第1卷第15行中，祭司克律塞斯“手中的金杖举着远射神阿波罗的花冠”；在《奥德赛》第11卷第91行中，特瑞西阿斯的幽灵同样持有一根权杖。传令官：通常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传令官将权杖递交给国王；在阿喀琉斯盾牌所绘制的图案中，长老手握“嗓音洪亮的传令官递给的权杖”（《伊利亚特》第18卷，第568行）；在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竞技中，墨涅拉奥斯持握传令官递交的权杖（《伊利亚特》第23卷，第568行）；在伊萨卡岛的集会中，佩涅诺尔将权杖放到了特勒马科斯手中（《奥德赛》第2卷，第37行）；在史诗中可以看到，传令官自己也使用权杖。在《伊利亚特》第7卷中，为平息两位勇士决斗，特洛亚和希腊双方的传令官在两个战士中间举起了神圣的权杖（《伊利亚特》第7卷，第277行）；权杖（σκπτρον）同样可以就其朴素意义加以解释，即描述行乞者的拐棍这一“可倚靠的东西”（如《奥德赛》第13卷，第437行；第17卷，第199行）。关于在不同语境中所出现的权杖的解读，可参见G. S. Kirk，The Iliad：A Commentary，vol. 1，Cambridge，1985，pp. 128-129。

[6]13世纪的拜占庭学者Eustathius认为，在《奥德赛》第2卷中，特勒马科斯接过了权杖：对国王而言，不拿权杖便在公众面前演说是不合适的。既然如此，那么，传令官不持传令棒便出现亦不适宜。正因如此，在葬礼竞技中，当特勒马科斯与安提洛科斯在类似一场审判中进行争论时，他手持权杖。W. Leaf 认为，在《伊利亚特》第1卷中，阿喀琉斯所持握的权杖“不属于他，而属于他的则是由传令官递交给演说者的权杖。它作为一个标志，象征持握者‘拥有这所房子’”（The Iliad，Edited 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London，1886，21）。

[7]这种情形包括北美土著居民聚会中的族长（Mi'kmak）演说棒，参见L. E. Donaldson，“Writing the Talking Stick：Alphabetic Literacy as Colonial Technology and Postcolonial Appropriation，” 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22. 1-2（1998）。同样的情形也存在于南太平洋人的群体中间，据称，埃利斯岛上的居民“保存着一根被虫蚀的古老权杖。在集会上，演说者手握该权杖，以此作为演说权利的标志”（参见Leaf，p. 21，注释5，同前揭）。

[8]阿伽门农（《伊利亚特》第19卷，第79～82行）告诉集会的阿开奥斯人如下内容：倾听站起来的发言人是合适的，不宜打断其演说。否则，即使技巧娴熟的演说家也会觉得困难。在嘈杂而庞大的人群中，人们怎能听清演说者的话？面对这样的情景，无论多么优秀的演说家也会结结巴巴。

[9]参见R. Mondi，“∑ΚΗ∏ΤΟΥΧΟΙ BA∑Ι∧ΗΕ∑：An Argument for Divine Kingship in Early Greece，” Arethusa13.2（1980）pp. 203-215。

[10]所有译文均为作者自译。

[11]参见F. M. Combellack，“Speakers and Scepters in Homer，” CJ43. 4（1948），pp. 209-217。

[12]参见 Van Wees，第279页，注释3，同前揭。

[13]值得注意的是，召开集会不仅意味着下令将众人召集在一起。在荷马史诗中的所有集会中，召集者全权安排集会议程。荷马史诗中的集会不是自由讨论的讨论会，而是为解决召集者所提出的特定问题而召开。一旦问题得到妥善解决，这一集会便会随之解散。

[14]参见Combellack，214，注10，同前书。

[15]参见H. Hayman，The Odyssey，Edited with Marginal Reference，Various Reading，Notes and Appendices， London，1866，36：“ 权杖（σκπτρον）：它是担任公职的象征物。特勒马科斯能够召开集会，正是他前执政官身份所赋予的权力……因此，先前的演说者并未持握权杖，因其仅是一介平民。”

[16]在西北太平洋会议2010年古典协会上，有人指出：事实上，奥德修斯从阿伽门农手中抢过权杖意味着奥德修斯作为召集者接替了阿伽门农。这一点被以下事实证明：在特尔西特斯遭到权杖击打时，传令官（实为乔装后的雅典娜）要求众人安静。随即，向众人发表演说的是奥德修斯而非阿伽门农。

[17]参见L. -M. Wéry，“Le fonctionnement de la diplomatic à l'époque homérique，” 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driots de l'Antiquité 14（1967），pp. 169-205。根据各自所承担的职能，使节和传令官被区别开来：传令官只可逐字逐句地传达单一信息，而使节则可即席发表演说，并拥有谈判的权力（第190行）。

[18]准确地说，“年长者”的所指并不明晰：在荷马史诗中，长老均是国王中地位最高、资历最深、年龄最长之人。例如出现在《伊利亚特》第2卷第404行中阿伽门农所邀请的首领军头（γρονταςρισταις∏αναχαιν），他们由备受尊崇的阿开奥斯指挥官组成（关于这一点，参见P. Carlier，145，150，注释3，同前揭）。如果这一观点符合事实，那么这确实是一个极富说服力的案例。评判案件的长老同样可能是国王。赫西俄德对其进行谴责，称他们在共同体中偏离公义。长老的这一形象在赫西俄德的痛斥中得到强化。

[19]康伯莱克认为，诉讼当事人而非长老持握权杖是不可信的。史诗中相关片段如下：两个人正为一起血案赔偿争执不下；其中一人向共同体宣称，他将全额赔付；而另一人则拒绝接受任何赔付。他们两人前往仲裁者那里，以求获得评判。围聚的人群为各自支持的那方据理力争，传令官平息下躁动不安的人群。长老们坐在磨光的石座上，围成一个神圣的圈状，手中持握着或属于或来自嗓音洪亮的传令官的权杖。诉讼当事人在这五行史诗中未被提及，因此可推断，长老是距动词“坐”最近的词。因此，在未提出相反意见的情况下，将长老视为“坐”的主语是很自然的。

[20]演说者接收到的权杖几乎每次都来自传令官手中——如出现在《伊利亚特》第23卷第568行中的墨涅拉奥斯、《奥德赛》第2卷中的特勒马科斯、阿喀琉斯盾牌上的评判者（《伊利亚特》第18卷，第505行）——这鲜明地表明，在国王不使用权杖时，权杖由传令官保管。传令官自己也可使用权杖，正如史诗中所描述的那样，塔尔提比奥斯和伊代奥斯在埃阿斯和墨涅拉奥斯的决斗中举起了权杖，以停息这场决斗（《伊利亚特》第7卷，第277行）。

[21]似乎在青铜时代之前，权杖和统治权的联系便已存在。出土于干尼亚的一枚黏土印章显示，一男子持握一根长棍，站在一座规模巨大且构造复杂的建筑物之上，这一建筑像一座宫殿或城市（O. Pelon，“Royauté et iconographie dans la Crète Mionenne，” R. Laffineur and W. Niemeer eds. ，Politeia：Society and State in the Aegean Bronze Age，vol. 2，Heidelberg，1995，pp. 310-320）。阿基亚特里亚达（Agia Triada）的“宗教领袖杯”描绘了这样的图案：一个年轻健壮的男子拿着一根棍子。一个较之矮小的人站在他前面，这一人物配备有剑戟及某种弧形物。这些持握权杖的人物都以相似的姿势站立，并在布局上被艺术家提升于高的位置上：印章上的形象站在高大建筑物之上。与此相关，其身体尺寸被极度夸大（参见J. L. Crowley，“Images of Power in the Bronze Age Aegean，” Politeia ，pp. 475-491）；在杯子所呈现的图案上，权杖持握者的脑袋位置高于同伴。在迈锡尼箭冢中，未发现权杖残骸[参见K. Kilian，“The Emergence of Wanax Ideology in the Mycenaean Palaces，”OJA 7. 3（1988），pp. 291-302，以及G. Graziado，“The Proces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at Mycenae in the Shaft Grave Period：A Comparative Evaluation of the Evidence，”AJA 95. 3（1991）]。在与迈锡尼文明相对的塞浦路斯库里安，出现了著名的权杖之首。它精巧地装饰着一枚金球，在其顶端，装饰着两只珐琅材质的被捕鸟雀（参见E. Goring，“The Kourion Scepter：Some Facts and Factoids，” C. M. Orrls ed. ，Klados Essays in Honour of J. N. Coldstream，London，1995）。一个出土于雅典的晚期几何双耳瓶描绘有如下图案：一位男子身披一件带边饰的披风，紧握权杖于胸前。H. van Wees将这一物件叫作“矛”（参见“Greeks Bearing Arms：the State，the Leisure Class and the Display of Weapons in Archaic Greece，”N. Fisher and H. van Wees eds. ，Archaic Greece：New Approaches and New Evidence，London，1998，pp. 333-375）。但在笔者看来，它的顶端更像是装有一只椭圆形的把手，而非尖头。盘旋于男子肩膀上方的鹰暗示此人可能是宙斯，这使他手中的长棍成为宇宙权威的象征物。一件6世纪早期的器皿图案显示，特洛亚国王普里阿摩斯接待其子安特诺尔，并持握一根长而细的棍棒（参见Beazley 58. 119，681）；著名的“基里克斯陶杯”描绘了昔兰尼国王基里克斯二世持握权杖的画面，该权杖的顶部被加以精巧装饰（参见CVA Paris，Bibl. Nat. I，Tables 20-22）。古典时期的君主似乎很少持握权杖：在韦尔吉纳的菲利普墓葬中，人们发现了一根长为两米且装有金饰的木杆[参见E. N. Borza，“The Royal Macedonian Tombs and the Paraphernalia of Alexander the Great，” Phoenix 41. 2 （Summer 1987），pp. 105-121，以及 N. G. L. Hammond，“Arms and the King：the Insignia of Alexander the Great，” Phoenix 43. 3 （Autumn 1989）pp. 217-224]。

[22]在荷马史诗中，磨光的石座是权威的另一个主要象征物：在《奥德赛》第8卷的开端，当参加费埃克斯人的集会时，阿尔基诺奥斯和奥德修斯两人就坐在磨光的石座上；在阿喀琉斯的盾牌上，长老们围成圣圆坐在光滑的石凳上（《伊利亚特》第18卷，第504行）。

[23]史诗中频繁出现的搭配——σκηπτοχοι βασιλες，即“持握权杖的国王”——通常只被应用于共同体的统治者或最受尊崇的贵族身上。

[24]参见R. Mondi，注8，同前书。

[25]参见E. Benveniste，Le vocabulaire des institutions Indo-Européennes，Vol Ⅱ：pouvoir，droit，religion，Paris，1969，pp. 31-32。

[26]参见M. I. Finley， The World of Odysseus，London，1977，p. 80。

[27]此外，至少有一个理论明确有误。σκπτρον不是魔杖：在荷马史诗中，表示魔法的是βδος这个词；魔杖只由诸神携带，用于引发现实世界的魔幻性转化[赫尔墨斯拥有一根魔杖，它可以“对人的眼睛施以魔法”（《伊利亚特》第24卷，第343行）。基尔克用她的魔杖（βδος）将奥德修斯一行人变成了猪（《奥德赛》第10卷，第238行）]。没有任何一个凡人被描述为拥有魔杖（βδος）。同样地，在整个荷马史诗中，神携带魔杖的情形只出现了一次（《伊利亚特》第18卷，第416行）；因为我们正在讨论的神是赫菲斯托斯，因此，似乎可能的是，σκπτρον仅仅是一根拐杖而非仪式性的权杖。在荷马笔下，仪式性的权杖只由凡人保管。Benveniste的理论建立于σκπτρον这一词语的语源学基础上，σκπτρον是动词skeptro的名词形式，即“倚靠”；它是一根手杖，人可倚靠其上（参见32，同前书）。Benveniste发现，动词σκπτω不仅意味着可倚靠，更意味着“可将某人的全部重量放置其上”。因此，权杖是一根支撑持握者身体以防止其摔倒的棍棒。最后，Benveniste宣称，只有一种棍棒符合这一功能：旅行者的手杖。然而，Benveniste此处的结论也无法完全令人信服。因为在荷马史诗中，σκπτρον是对所有手杖种类的通称，上至王室的权杖，下抵乞丐的拐棍。因此，就阐发σκπτρον的准确意义而言，仅靠词源学无法实现。另外，旅行者的手杖不是可供人倚靠的唯一东西。老人的拐杖和疲倦士兵手中的矛同样具有此项功效（如阿尔奇洛科斯，尽管此处有动词“κλνω”）。在权杖与倚靠功能是否具有特定联系的证据尚不具备的情况下，从“可倚靠的某物”到“旅行者的手杖”的思维跳跃没有任何根据。假定传令官持握权杖，但我们在史诗中见到的是，这也仅仅象征传令官被授权执行公共职能而已。Mondi的理论建立在现今几乎已被弃绝的理念上，即国王是掌握自然界变化的半神式的天气魔法师：“荷马史诗中的权杖（skeptron）使王权这一陈旧概念具体化。这一概念指的是，那些具备超常能力的人（如果你愿意的话，可将其称为‘天赐的能力’）天生具有对大自然的千变万化产生作用的能力。如今，这一概念已黯然失色、模糊遥远。”（211）然而，确定无疑的是，在荷马看来，良善的统治者确保了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奥德赛》第19卷，第106～114行）。这一效果是对其正义与虔敬的奖赏，而非其施展神秘魔力的产物。此外，Mondi坚持认为，在“攻击/进攻”这一意义上而言，σκπτρον由σκπτω而来。这一点值得商榷（209～211）。Mondi所引用的所有例证均来自后荷马时代；在荷马史诗中，σκπτω只具有中性色彩，通常意味着“供倚靠”。在荷马史诗中，中性的σκπτω分词形式只出现了四次：《伊利亚特》中出现了一次（第14卷，第457行；Richard Janko 认为，这一行史诗实际一语双关。参见R. Janko，“The Iliad，a commentary，” ed. G. S Kirk，vol. 4，Cambridge，1985）；《奥德赛》中出现了三次，这一形式的每一次出现都用于描述奥德修斯倚靠于其手杖的情形（第17卷，第203行；第17卷，第338行；第24卷，第158行）。

[28]关于命令（μθος），参见R. Martin，The Language of Heroes，Ithaca，1989。

[29]参见J. P. Holoka，“Looking Darkly（Υ∏ΟΔΡA ΙΔΩΝ）：Reflection on Status and Decorum in Homer，”TAPA（1974-）113（1983）1-16。

[30]E. R. Lowry认为，奥德修斯对特尔西特斯的击打并无“政治性”含义，而是一种技巧。“这一技巧标明，击打成为一种语言：对某人的击打意味着为其带来耻辱”。而这一技巧可应用于任何人身上（265）（参见Thersites， A Study in Comic Shame，New York，1991）。作为证据，他指出了两个片段。在这两个片段中，阿开奥斯人遭到了击打：在《伊利亚特》第13卷第58～61行中，乔装后的波塞冬击打了两个埃阿斯人；在《伊利亚特》第24卷第247～248行中，普里阿摩斯击打并严惩了聚集在其门口的特洛亚人。然而，其中没有哪一个例子真正与特尔西特斯的那个段落相等同。波塞冬击打埃阿斯不是为了惩罚他们，而是为了使其魔幻般地充满力量和勇气。就像雅典娜用魔杖（βδος）击打奥德修斯一样，是为了改变其外表（如《奥德赛》第13卷，第429行；第16卷，第456行）。至于普里阿摩斯，他当时处于悲痛难忍的状态，冲动地以权杖痛击任何人。这值得我们与奥德修斯的情形进行比对：在奥德修斯那里，他谨慎地区分哪些人可被击打，而哪些不可以。同样重要的一点是，这两段史诗所使用的单词是σκπτρον，而不是其小词σκηπνιον，尽管这两个词可能仅仅是有韵律的变体，都可用来指示同一个物体。同样可能的是，σκπανιον是一个不同于权杖的物体，或许是老人的拐棍而非仪式性的手杖。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前者击打就不会具有和以后者击打一样的象征性强力。

[31]此处权杖的象征意义与罗马的束棒即使不完全等同，也非常接近。这一事实由Carlier所发现（参见191，注3，同前书）。罗马束棒是一根桦木细枝，最初用于鞭打或斩首那些不服从规定的民众——诚然，罗马束棒被一位批评家描述为“一套用于鞭笞或斩首的便携工具”[参见A. J. Marshall，“Symbols and Showmanship in Roman Public Life：The Fasces，” Phoenix 38. 2（1993）pp. 120-141]。与荷马史诗中的权杖（σκπτρον）一样，罗马束棒也是掌握权威的持握者迫使民众顺从的装置，用以象征权威自身。这一类似的情况与A. Alföldi的观点不一致[参见“Hasta—Summa Imperii：The Spear as Embodiment of Sovereignty in Rome，”AJA 63.1（1959），pp. 1-27]。前者认为，长矛是罗马的仪式性长矛，而在后者看来，hasta pura——荷马史诗中的仪式性长矛是希腊权杖（σκπτρον）在拉丁美洲的模拟物。然而，长矛是一种攻击性武器，象征着领导者对其他共同体的权力；正如罗马束棒一样，权杖表现了统治者在其共同体内维持秩序的权力。

[32]关于用棍棒击打和羞耻之间的具体联系，J. F. McGlew 在Tyranny and Popular Culture（Ithaca，1993）中亦有所提及。

[33]关于“易怒”这一性格特征，即使不甚明显，在整个荷马史诗中也有恰切的体现。譬如，为质问欧律洛克斯以往的审判，奥德修斯涌起夺其性命的冲动（《奥德赛》第10卷，第431～441行）；再如，帕特罗克洛斯说，当他尚在年幼时，在一场玩耍羊趾骨的游戏中，误杀了他的朋友（《伊利亚特》第23卷，第85行）。这一性格特征更多地关乎地位焦虑和暴力联系。（关于这一点，参见van Wees，第3章，注3，同前书）

[34]关于权杖的这一说法可能阐明了后来发生在希腊历史上的事件。亚里士多德认为，Penthilid家族的寡头政治成员就曾用棍棒击打密提林（Mytilinean）市民（参见《政治学》卷5，1311b）。然而，表示这种棍棒的词不是σκπτρα而是κορυαι。但是，这一家族的执政者却通过将自己当作荷马史诗中的国王，来判决他们犯有罪行，进而对他们予以符合正义的评判。与荷马史诗相比，其频繁出现的击打暗示了统治阶层强烈的不稳定性，他们对证明其统治的优越性的论证保有永恒的需求。McGlew认为，雅典暴君庇西特拉图以棍棒而非矛枪武装其卫士，旨在表明他自身就是正义的分配者和不正义的羞辱者（参见75～77，注30，同前书）。同样地，当希罗多德宣称疯狂的斯巴达国王克莱奥梅尼将要“把他的权杖压在他遇到的每一个斯巴达人的脸上”时（6，75，1），他可能就在将史诗英雄的幻想——对抗无以计数的特尔西特斯——付诸实践。

[35]参见Carlier，185，注3，同前书。然而，这个角色无疑给了众人抗议的正当方法：对于自己不赞成的提议，他们能够不予支持。正如在《伊利亚特》第9卷第29行中，面对阿伽门农失败的演说辞，众人保持沉默。这几乎等同于否决的意思。然而，正如国王可任意忽略民众的意见那样，在民众力劝阿伽门农返回克律塞伊斯时，他也选择了听而不闻。

[36]这一观点或多或少与J. Griffin在Homer on Life and Death（Oxford，1980）第11页中所陈述的观点相悖。J. Griffin认为，权杖代表了“共同体的权威”。如果“共同体”的确切所指是荷马生活时代的所有成员，既包括平民又包括国王的话，那么这一观点所体现的事实似乎是不真实的。尽管决定是以民众的名义做出的[在《伊利亚特》第1卷第118行和第299行处，尽管声称“阿开奥斯人”分得了战利品，但随后我们知道，这实际上是阿伽门农的所作所为（《伊利亚特》第9卷，第367行）]，但在过程中，民众并非积极的参与者：在集会上，只有极少数平民发言，并且他们从未持握权杖。权杖象征着超越共同体的国王权威，而不是共同体名义上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