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 汉武时代的得与失
汉武帝刘彻七岁被立为太子，十六岁登基，在位共五十四年，占西汉王朝四分之一的时间，是整个汉朝（西汉和东汉）在位最久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排第三的皇帝。
除此之外，汉武帝也是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对后世影响最大的皇帝之一。后人惯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称，便是明证；且论及历史上的巅峰王朝时，后人也惯以“汉唐”并举，其中汉朝的主要代表就是汉武帝。
还有，在中国历代数百位皇帝中，要论性格的多面性、复杂性，人物本身的话题性，以及后世评价的争议性，汉武帝恐怕都能名列前茅。
这样的一个人，其一生的功过得失，绝非三言两语可以简单论断。而后世史学家对他的评价，更是呈现出典型的两极分化，以致千古争讼，至今犹然。
历史上，对汉武帝持高度正面评价的代表性人物，就是《汉书》的作者班固。盖棺论定之际，他给了汉武帝这样一段赞语：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汉书·武帝纪》）
汉朝承继历代君王留下的积弊，由高祖刘邦平定天下，使社会恢复正常秩序；文、景二帝重在尚农务本，与民休息；至于古代的礼乐教化之事，仍付诸阙如。直到武帝即位，以卓识远见罢黜百家，表彰儒家《六经》，征召四海之内的才俊之士，共同建立功业。而后，设立太学，主持祭祀，改易正朔，确定历法，调整音律，制诗作乐，封禅泰山，礼敬诸神，继承周礼，振兴文学辞赋，一切成果均焕然显著，颇可称道。其后人得以遵循如此宏大的事业，才出现了夏、商、周三代之遗风。像武帝这样雄才大略之人，若不是改变了文、景二帝恭谨勤俭、爱护人民的政策，纵然是《诗经》《尚书》所称道的圣主，也无法超过他。
如果单独看这段赞语，会觉得有失片面，似乎只罗列了汉武帝的“皇皇文治”，却未提及他开疆拓土、鹰扬国威的“赫赫武功”。因为提及后者，就不免要涉及汉武帝犯下的许多错误。也许是出于“为尊者讳”的立场，所以在专属武帝的个人传记（《汉书·武帝纪》）里，班固就以称赞和歌颂为主；只在这段赞语的末尾，才用十分委婉的语气稍微批评了一下武帝的不足，即暗示他不够勤俭爱民。
而对汉武帝其他事功的陈述和评价，以及相应的批评，班固则放在了《汉书·西域传》中。他列举了汉武帝抗击匈奴、经略西域、征伐四夷的一系列功绩，也提及了大兴土木、过度巡游、赏赐太滥、不惜物力等问题；继而指出，这一切共同导致了“用度不足”“民力屈，财力竭”“寇盗并起”等严重后果。所以，才有了武帝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的悔过表现。
尽管在《汉书·西域传》中，班固并不讳言汉武帝的种种缺点和错误，可最后还是高度称赞武帝晚年的悔过之举，称其为“仁圣之所悔”。也就是说，在班固看来，武帝的文治和武功都堪称“雄材大略”，虽然有过错，但只要悔过并改正了，也还是既仁且圣。
说白了，汉武帝所有的优点都值得高度肯定——就连改正缺点这件事，也成了值得表扬的又一大优点。可见，班固从总体上，对汉武帝的评价是非常正面而积极的。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汉武帝的看法：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汉武帝一生，穷奢极欲，严刑峻法，横征暴敛，大兴土木，征伐四夷，迷信神仙，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惫困窘，被迫揭竿而起。汉武帝的所作所为，简直跟秦始皇相差无几。然而，秦朝之所以灭亡，汉朝之所以兴盛，其因就在于，汉武帝能遵循先王之道，明白治国的要领，愿意接受忠直的谏言，最厌恶被人欺骗，渴求人才，赏罚严明。尤其是晚年改过，且托孤得人，这也许就是汉武帝犯了跟暴秦一样的错误却能避免亡国之祸的原因吧。
显而易见，司马光的措辞与班固截然相反——班固是大力赞扬汉武帝的各种功绩，最后再捎带批评一下；司马光则是一上来就劈头盖脸一顿痛骂，几乎把所有能想到的批判暴君的词都用上了，然后才回头肯定他的优点。
必须承认，司马光对汉武帝的批判尽管猛烈，却都是实有其事，丝毫没有冤枉他——即使武帝本人听了，估计也无法反驳。而且，司马光的评语基本上还是做到了一分为二，并不因为汉武帝犯了这么多错误就将他全盘否定。总体上看，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应该说是准确而客观的。
不过，同样要承认，司马光的措辞还是偏激烈了，整体基调失之严苛，且不够全面，“选择性忽视”了汉武帝的许多重大历史功绩。
综观两代史学家的说法，班固所描述的汉武帝，无疑是雄才大略、功勋彪炳且勇于改过的一代明君；而在司马光的描述中，汉武帝的人物形象却是偏负面的——即使不是一个暴君至少也算半个，或者说是暴君与雄猜之主的混合体，总之就是跟明君不沾边儿。
那么，时至今日，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汉武帝一生的功过得失呢？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尤其是汉武帝这样的一代雄主，必须把他放在所处的时代中，看时代给他提供了怎样的背景和条件，又给了他什么样的课题和使命；再看他是如何应对的，以及应对的结果对他的时代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并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只有在这样的框架下考察和评判，才不会无的放矢，也才不会被论史者的个人立场左右。
上天给汉武帝安排的，注定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大时代。一方面，武帝继承了历任汉家天子（尤其是文、景二帝）积累下的雄厚国力；另一方面，他又必须面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和弊端。
当时的大汉帝国，至少有四大积弊和隐患亟待消除：
其一，经过六七十年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汉朝的各项制度和法律渐渐废弛，权贵阶层强势崛起，土地兼并和贫富悬殊现象日益突出，政治和经济秩序遭到破坏。
其二，在“郡国并行制”之下，诸侯逐渐坐大，与朝廷离心离德，甚至分庭抗礼、兵戎相见，对中央集权构成极大挑战。
其三，地方豪强与基层政府相互勾连，形成利益共同体，“武断乡曲”，横行不法，欺压良善，令基层政权日渐弱化并在一定程度上黑帮化，破坏了社会安定和国家的统治秩序。
其四，汉朝自立国后，一直对匈奴采取妥协、退让的“和亲”政策，导致匈奴越发猖獗，连年入寇，烧杀抢掠，严重威胁汉朝的国防安全；同时，许多四夷小国名为臣藩，实则阳奉阴违、各自独立，且经常相互攻伐，令汉朝中央权威受损，四方边境不宁。
这四者，前三是内忧，最后是外患，而无一不是时代交给汉武帝的课题和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对此，武帝有着清醒的认知，所以才会对卫青说那段话：“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感，才有了一个恢宏壮阔、狂飙突进的“汉武帝时代”。
汉武帝一登基，就开启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致力于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思想进行彻底变革；虽然遭到窦太后阻挠而一度受挫，但最终还是以董仲舒提出的“天人三策”为基本蓝图，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思想（严格讲应该是“尊奉儒术，悉延百家”）。同时，汉武帝又开创性地建立了“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即儒家的“德治仁政”与法家的“严刑峻法”杂糅互补。这样一种颇具创造性的治国之道，在实践中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从此被历朝历代统治者继承，成为古代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政治传统。
此后，汉武帝又为各个学派、不同阶层的人才打开了仕途的大门，唯才是举，选贤任能。他还以雷霆万钧之势对帝国的各种顽症痼疾开刀：对内，以“推恩令”分化、削弱诸侯，以“迁徙令”打击豪强游侠，任用酷吏整治不法权贵和既得利益阶层；对外，破格提拔任用卫青、霍去病等不世出的将才，对匈奴展开全面反击，取得了“封狼居胥”等一系列辉煌战果，重创匈奴，迫使其远遁漠北，一度销声匿迹。
与此同时，汉武帝又以超越前人的远大目光和开拓精神，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对那片遥远而陌生的土地进行探险，逐步与西域诸国建立外交关系，缔结战略同盟，做出了“凿空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的历史性贡献，从而开阔了中国人的国际视野，扩大了汉朝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并对世界交通史、贸易史和文化交流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武帝的开疆拓土是朝各个方向展开的。在北伐匈奴、经略西域外，又南平两越、东定朝鲜、打通西南，继而设置郡县，先后将河套平原、河西走廊、岭南、闽越、东北、西南等地纳入中央直接管辖，使其中大部分地区成为中国的永久性领土，从而极大地拓展并基本奠定了古代中国的疆域和版图。
而当连年用兵、征伐四夷导致国库空虚、用度匮乏时，汉武帝又及时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和财政政策，如货币改革、盐铁官营、“算缗告缗”、平准均输等，有效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危机，保障了既定国策的持续推行。这些经济和财政政策，也多被后世所继承。
通过上述一系列“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司马迁语）的重大举措，汉武帝成功地巩固了中央集权，也强化了皇权和国家的统治力，解决了困扰汉朝多年的边患，并扩张了领土和势力范围，提升了汉朝的国际影响力。
所有这些，都可谓“大有为”之政，其中相当一部分足以称得上是划时代的、开创性的历史贡献。这些决策不仅消除了当时的各种积弊和隐患，完成了时代交给他的课题，而且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影响，没有愧对上天交给他的历史使命。
从这个意义上讲，汉武帝的确当得起“雄才大略”、“冠于百王”（东汉应劭语）、“功越百王”（三国曹植语）等历史评价。总而言之，汉武帝既拥有高屋建瓴、总揽全局的政治智慧，又拥有雷厉风行、乾纲独断的魄力和手腕，还有慧眼如炬、知人善任的领袖才干，所以才能缔造出震古烁今、彪炳史册的文治武功。
然而，世间万事总是利弊相生的，有阳光的地方一定有阴影，给一个系统“做功”必然会给另一个系统制造“熵增”。
汉武帝为了完成属于他的“大考”，所付出的代价和产生的副作用，几乎和他创造的历史功绩一样巨大，影响同样深远。
汉武帝把儒学定于一尊，确立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思想，在当时肯定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其益处和正面作用参见前文，此不赘述。而其弊端，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汉武帝尊奉的儒学，经过了董仲舒的改造，其中大量掺杂了先秦各家尤其是法家思想，鼓吹君权至上，强化等级尊卑，背离了先秦儒学“民贵君轻”“从道不从君”的民本思想和人格独立精神。其次，儒学的“法家化”进一步发展，就成了“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这就为汉武帝中年以后施行酷吏统治和严刑峻法铺平了道路，也为此后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奠定了根基。最后，不论汉武帝尊奉的是儒学还是别的什么学，只要定其为一尊，就必然会禁锢学术自由，妨碍思想的多元化，扼杀士人的独立思考能力，最终形成“万马齐喑”的文化专制，严重制约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创造、学术创新和文明进步。
再来看汉武帝打击豪强和游侠。其利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土地兼并与贫富悬殊现象，阻止了基层政权的黑帮化，保护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强化了国家的统治力，维护了正常的法律和社会秩序。而其弊端则在于，国家能力的过度膨胀，必然导致“社会自治”的严重萎缩乃至彻底消亡。事实上，一定程度的社会自治对国家是必要且有益的，是对公权力的合理补充；它可以在政府“不在场”或管理失效的时候发挥作用，实现自我调节，保护民众的合法权益。中国自春秋战国以降，便形成了相当程度的社会自治，出现了“游侠”这一民间自组织力量，却在实行中央集权的秦朝一度遭到严重破坏，至汉武帝二度打击后就基本消亡了。标志事件是“郭解之死”。典型表现则是自此之后，以墨家为代表的游侠组织便不复存在，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汉武帝为了挽救国家财政，在经济上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和国有垄断政策，固然一时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代价却是沉重打击了民间经济。表面上，汉武帝并未给百姓增加赋税，事实上却是一方面通过“官营企业”与民争利，另一方面通过税收政策对社会各阶层进行“财富洗劫”。其实质，就是国家对民间社会的过度汲取，结果必然导致国富民穷、国强民弱的局面。武帝末年大面积爆发的民间起义，其主要根源之一正是在此。
而汉武帝的一系列经济和财政政策，在被后世统治者不同程度地继承后，历代朝廷对民间的榨取能力就一直很强大。往往只在朝代初年为了医治战争创伤，不得不有所收敛，此后必定朝着过度强化的趋势发展，最终使民间不堪忍受，揭竿而起；于是王朝崩溃，一切推倒重来。从经济史的角度看，这未尝不是中国历代王朝总是无法逃脱“治乱循环”的主要原因之一。汉武帝若非晚年及时悔过并改弦易辙，汉朝恐怕就要在他这一代终结了。
汉武一朝的对外扩张，赞同者誉之为“雄才大略”“开疆拓土”“威震百蛮”，反对者批评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劳民伤财”。这取决于论史者的立场和观察角度的不同，无所谓谁对谁错。或者说，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同时存在，都是事实。从大历史、国家民族主义、英雄史观的角度出发，看见的往往是正面；而从当时的百姓、人文人本主义、平民史观的角度出发，看见的很可能是反面。
在此，我们或许只能对前者（国家本位者）说，任何共同体，不论是国家的、民族的、文化的，其存在的前提，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其存在的意义，也是为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所以，为了共同体的利益，有时候或许要牺牲个体的利益乃至生命——但这只是迫不得已，绝非天经地义。永远要记住：具体的个人一旦被消解，任何抽象而高蹈的宏大叙事都是可疑的；离开了个体，任何共同体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同时，我们也要对后者（个人本位者）说，我们今天读历史，当然大可不必为尊者讳，更不必为“肉食者”唱赞歌；但在坚持个人本位和平民史观的同时，却不能失去家国情怀。毕竟，任何个人都不可能超然于共同体之外。更何况，这个世界其实从古至今一直是“战国”——从国际战略的角度讲，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始终是这个世界亘古不变的底色。所以，没有共同体的强大与兴盛，个人的安全与幸福也终究是没有保障的。
有关汉武帝功过得失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上述几方面。至于他中晚年时期的许多作为，如任用酷吏、滥杀大臣、迷信神仙、大兴土木、巡游无度、逼杀太子等，在历史上几乎遭到了清一色的批判，可谓恶评汹汹，不绝于耳。
当然，他在生命最后几年中的悔过表现和政策转向，还是得到了多数后人的同情、谅解和肯定。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说过，有阳光的地方就有阴影，“做功”的同时一定在制造“熵增”。
可即便有阴影，人总还是要心向光明，朝着有阳光的地方走去；即便宇宙终必死于“热寂”，人类依旧要顽强地在混沌中寻找出路，从无序中创造有序。
汉武帝的一生所为，不外乎如此；而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不也都是在同样的困境中做着同样的努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