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中国话语：另一种制度选择》：西方为什么妖魔化中国？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在进行自身制度建设的同时提出了“另一种制度选择”的概念，也就是向世界提供西方制度之外的另一种制度选择。这是中国制度自信最直接的反映，也符合世界发展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需要。
就中国自身发展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同时实现了两个“可持续”，即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可持续的社会稳定。纵观世界，这两个“可持续”很难同时实现。一些国家经济发展了，但社会变得更加不稳定了；一些国家在经济上长期陷入低水平发展或者中等收入状态，社会长期不稳定；而更多的国家则是经济和社会两者都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实现了两个“可持续”，其背后的原因在于第三个“可持续”，即可持续的政治制度支撑和领导。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时俱进，符合社会经济的变迁，执政党更能进行自我革命，保持政治体制的先进性，引领社会经济的变迁。这也是今天我们制度自信的来源。对于这三个“可持续”，我们需要概念化和理论化，形成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指导未来的发展。
就国际发展而言，西方民主政治正经历着二战以来最为严峻的治理危机。尽管西方诸国尤其是美国从这波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超级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因为收入和财富差异的迅速加大，社会极度分化和分裂，民粹主义普遍兴起。民粹主义首先体现在欧洲政治上，主要通过移民表达出来，即一些极右政治力量组织的反移民浪潮。但民粹主义很快就扩展到西方民主的大本营美国，并且在美国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差异已经达到50年来之最，也是因为美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的福利制度。民粹主义的崛起迅速影响到美国的两党政治，并转变为党派之争，造成今天的混乱局面。
中国的成功与西方的危机使得中国的另一种制度选择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具现实意义。近代以来，亚非拉很多发展中国家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二战之后，尽管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但它们普遍接受了西方殖民者所留下来的政治制度，或者深受原来殖民地制度的影响。表面（文字表述）上，这些国家的制度体系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但在实践中，很多制度很难有效运作。不仅如此，西方式的制度体系反而成为这些国家低度发展或者发展不足的制度障碍。中国在短时期内迅速崛起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参照意义，它们有动机和动力来学习中国。但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大多接受西方式的教育，因此他们并不能正确理解中国成功故事背后的制度要素。
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在话语（软实力）方面仍然有很大的缺失，这种缺失不仅表现在美国民众中，而且表现在整个西方。可以说，我们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我们迫切需要改变我们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调整我们塑造中国话语的策略。西方所经历着的民粹主义政治危机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我们要从正面叙述中国成功故事背后的制度要素，充分利用西方对中美制度认知的变化，来叙述中国的“另一种制度选择”。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政权解体之后，美籍日裔政治学者福山（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宣布这是“历史的终结”，相信西方自由民主是人类最好也是最后的政体，这种乐观情绪从美国蔓延到整个西方世界。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危机之后，没有人这样自信了。由中产阶层的萎缩造成的社会分化直接导致了多党政治的极端分化，美国尤其典型，反对党为了反对而反对，变成“否决党”。历史上，当社会经济发生危机的时候，一个有效政府成为稳定局势和解决问题的关键，但党派政治成为西方尤其是美国产生有效政府的最大制度阻力。在没有一个有效政府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形势势必恶化，美国今天所面临的情形就是这样。尽管很多人把所有责任推给特朗普，但特朗普本身的崛起就是社会分化的结果。不过，特朗普很显然已经大大恶化了美国的社会分裂。
正因为是结构性的问题，所以美国的治理问题不会因为换了一个总统就能缓解，更不用说解决了。尽管新总统拜登宣称新政府的政策向弱势社会群体和中产阶层倾斜，但并没有多少美国人相信拜登能够改变美国现状，更多的人持悲观看法。美国广播公司（ABC）与益普索于2021年1月24日公布的民调显示，多达1/5的民众对拜登政府能使国家更团结感到“毫无信心”。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NBC News）的民调则显示，拜登将面临日渐极化、悲观且痛苦的国家。该民调还显示：超过七成选民相信，美国正走在错误的轨道上；另有七成受访者觉得，下一个四年，美国在政治上会更分裂，且绝大多数人对国家的未来持悲观态度。美国哈特研究协会的民主党民调专家杰夫·霍威特说：“特朗普把一个分裂、脱离正轨且前景欠佳的国家留给了拜登。”
美国人这样看，美国的欧洲盟友更是这样看。特朗普任期四年，美国在欧洲人心目中的软实力急剧下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没有一个美国的盟友求助于美国，这是美国进入世界体系之后100多年来的首次。这不仅是因为美国自顾不暇，更是因为美国的盟友已经开始不认同美国这位“领袖”了。美国的欧洲盟友不仅对美国的领导力失去信心，而且更进一步追求自己独立于美国的外交空间。
尽管对拜登的上台，欧洲人普遍持欢迎态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可以在短期内恢复对美国的信任，或者期望拜登可以在短期内恢复美国的软实力。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一篇题为《欧洲人已丧失信心：拜登也无法阻止美国的沉沦》的报道表明了欧洲对当今美国的认知。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也发文认为，美国的功能失调现象已很明显。该文称，有关美国衰落的说法已经流行了很长时间，世界经济实力以及地缘力量在非常明显地朝中国推移，美国的功能失调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变得更为剧烈。
无效的抗疫、分裂的社会、高涨的民粹主义、堕落的精英、互相否决的两党政治，所有这些已经改变了人们对美国民主的看法。尤其是在把美国的疫情失控和中国的有效抗疫做比较的时候，人们改变了对中国政治制度和美国政治制度的看法。2020年一项由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发布的调研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越来越多的西方民众将中国视为国际上的顶级大国，而美国的领导地位却在下滑。这项调研收集了法国、德国和美国民众的意见，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人们对于中国影响力的认知有了明显提高。尽管他们认为中国在初期疫情扩散方面负有一定责任，但他们更认同中国作为“援助者”的国际角色。
在法国受访者当中，认为中国是最具影响力的全球大国的人的比例从2020年1月的13%激增至5月的28%。而在德国受访者中，这一比例从12%提高到20%，持这一观点的美国受访者比例则从6%增至14%。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巴黎办事处副主任马丁·昆塞斯分析说：“在疫情危机之前，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更像是一个抽象概念……但是（现在）如果你想一想各国在口罩和医疗设备方面对中国的依赖的话，这个概念就变得非常具体了。”昆塞斯预计，这种影响力会持续下去，而且民众对于中国影响力的认知变化是广泛存在于各个年龄、阶层和政治阵营当中的。他总结说：“这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结构性的转变，而不是对危机的某种应激反应。”
法、德、美三国的受访民众认为尽管美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大国，但是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具有压倒性优势了。在2020年5月的问卷调查中，55%的法国人将美国视为全球头号大国，这一比例跟1月的67%相比已经明显下降。德国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
西方知识精英尽管总体上仍然坚持意识形态，视中国为“专制”政权，但知识阶层的分化也是显而易见的。一直高举自由主义大旗的《经济学人》杂志于2020年2月1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类似新冠肺炎那样的疫情在非民主国家更为致命》的文章，它在对1960年以来所有流行病数据加以分析后发现，“在任何特定的收入水平条件下，民主国家的流行病死亡率似乎都低于非民主国家”。文章说，主要原因是专制政权“不适合处理需要信息自由流动，以及公民与统治者之间需要公开对话的事务”。
《经济学人》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西方的疫情扩散形势并没有像后来那样严峻。但到今天，西方已经没有这样的声音了，因为很难有经验证据来支持这样宏大的论断。新冠肺炎疫情到处横行，没有国别的认同，更没有政治制度的认同。就算不做民主与非民主国家的比较，不做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比较，这一论断也无法对西方本身的疫情做出解释。西方民主国家一直被视为言论自由、信息自由流通的典范，并且这些国家也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拥有先进的医疗和公共卫生体制，如何解释西方所面临的如此严峻的生命危机呢？
最典型的就是美籍日裔学者福山，他公开声称，中国是第一个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非民主”国家。
拜登当选美国总统，这让欧洲人松了一口气，但并没有给欧洲人带来欢快情绪。在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项民意测验中，参与者来自11个国家，他们中的多数人怀疑拜登有能力阻止美国的内部分裂，甚至不相信拜登能够阻止美国的衰败。与此相反的是，他们认为中国的国力在继续上升。德国有55%的受访者表示：中国将在10年内超越美国。持这一观点的西班牙人占79%，意大利人占72%。中国经济在疫情打击下快速恢复给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利证据。欧洲人对美国的矛盾情绪越来越明显。这项民意测验发现，如果美国和中国（或俄罗斯）发生冲突，至少有一半的受访者赞成中立，德国持这种观点的人占2/3。
但很可惜的是，我们并没能利用这个大好机会把我们“另一种制度选择”的故事讲好，这一点也被西方观察家观察到。正如《法兰克福汇报》所言，在美中激烈冲突中，美国新总统拜登也无法阻止美国的沉沦，很多欧洲人认为美国正在衰败，而中国的影响力则在继续上升，但“中国的软实力是低下的”。
在过去的数年里，西方的一些极端反华反共力量发动了妖魔化中国制度的大规模“话语”运动，尤其是围绕新冠、新疆、香港等话题进行大肆炒作。我们对这些妖魔化中国的言论加以有力回击，但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西方的各种民调显示，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仍在高位运行。
为什么我们在行动上很成功，却在话语上趋于微弱？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这至少表明我们没能把行动上的成功转化为话语权。
这种情况的产生既有客观上的因素，也有主观上的因素。从客观上说，一个国家要确立话语权和软实力实属不易。西方的软实力不仅来自其近代工业化以来的成功，更来自历史久远的“传教士式”的传播。工业化为西方带来了硬实力，没有这种硬实力，软实力就无从谈起。但近代崛起的社会科学则把西方的硬实力转化成了软实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集聚了硬实力，但要把硬实力转化成为软实力也需要时日，尤其取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建设。
主观层面的原因包括两个：一是西方反华反共力量“妖魔化”中国；二是我们没能根据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客观认知塑造让西方主流社会认可的话语。
西方反华反共力量对中国的妖魔化的影响是深刻的。尤其是过去数年，美国政界的主要人物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来妖魔化中国，对美西方的一般民众的中国认知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各种民调显示，近来美国民众对华的好感度降至中美建交之后的最低点。
不过，除了需要对一些激进的反华和反共人士进行有效回击，对美西方社会的反应（哪怕是激进一些的反应），我们还应当加以理解，认真剖析，从而找到更为有效的回应方式。尽管美国一些政治人物刻意妖魔化中国的政治制度，但那些理性的分析家意识到了中国崛起背后的制度支撑。正如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文章所言：从1776年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可能收获了一长串胜利，但自那以后，中国的成绩单更为亮眼；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很快大幅度超过美国，它早已经远离毁灭性战争的威胁，其统治精英也相信他们注定会成为21世纪的一大（如果不是唯一的）领导力量；他们的制度模式总体运行良好，他们充分参与关键国际机构的活动，并出现在世界的每一个地区。
中国的快速崛起和西方制度所呈现出来的弊端，使得西方的很多人越来越不自信，这种不自信尤其表现在美国精英身上。美国是一个“危机感驱动”的社会，政治人物和媒体渲染中国的“制度威胁”，民众也信以为真。美国这一波反华浪潮主要集中在反共和反对以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国整体政治制度上。美国政治人物和学界反共人士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区分开来，把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集体区分开来，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对此，我们的回应是反美国所谓的“自由民主”体制，这并不难理解。但结果就是各种争论演变成了制度之争，又进一步演变成为意识形态之争。“自由民主”一直被视为西方的“立国之本”，更是近代以来西方民众流血争取来的，其价值观为西方民众所认同，并成为西方民众的一种普遍生活方式。如果批评和攻击西方总体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就会催生一种“寒蝉效应”，即所有的西方民主国家都可能把中国的批评视为对自己的一种政治威胁，这种威胁甚于中国的经济威胁。应当强调的是，尽管欧洲等美国盟友对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民主制度的运作持有负面看法，但它们在捍卫所谓的西方自由民主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欧洲在中国的经济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在德国的主导下，欧洲已经结束了和中国的投资谈判。但这并不表明欧洲政治人物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理解，相反，欧洲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更加深着他们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怀疑。2021年1月西方七国集团（G7）成员国约70名议员在一封信中联合呼吁各国领导人及政府首脑对中国采取共同行动。这是G7议员首次联名致信各国政府做出呼吁。信中罗列了G7国家应该对中国主动出击的五大领域，分别为国际组织改革、科技标准、人权、印太地区紧张局势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的合作。参与联署的德方代表包括联盟党（基民盟和基社盟）、社民党、自民党和绿党的德国联邦议会及欧洲议会成员。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报道，这项倡议的主要发起人、德国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诺贝特·吕特根表示：我们不想敌对，而是主张对中国采取现实的态度。吕特根是基民盟重量级政治人物，他近年多次强调欧洲在面对中国时必须坚定立场。2020年3月，他在《法兰克福汇报》上撰文称：“中国不仅是伙伴，它首先是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中国以其经济实力、技术雄心和不断增长的地缘政治野心迫使欧洲走向防御。为了保护主权和国际竞争力，欧洲必须找到一个答案。欧盟早就应该有一个中国战略，但迄今却常常因不愿把共同利益放在首位而失败。”2020年5月，吕特根在联邦议院就香港局势发言时也曾表示：中国将是德国、欧洲及全世界未来数年在外交上最大的挑战。他强调：“我们想要合作，但不要屈服。我们必须为自己的利益挺身而出。不是要对抗，但也不卑躬屈膝！”但《法兰克福汇报》也引述了此次G7议员致各国政府的信函：我们也希望在互惠、透明和负责任的基础上，继续与中国维持建设性关系。
参与联署的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安东尼·冈萨雷斯表示，中国共产党构成的威胁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外交挑战，受威胁的包括美国及其在全球的民主盟国。冈萨雷斯呼吁G7所有民主国家团结合作对抗中国。
不仅是美国，整个西方的政客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妖魔化会一直持续下去。但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扭转，那么可以预测，西方世界会在围堵中国的政治体制方面团结一致，使局势演变成美苏冷战那样的局面。正如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所言，“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视中国为体制竞争对手。但竞争对手的标志是，它既是伙伴，又是竞争者和对手。这种混合需要一个明智的、和美国协商好的政策来应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德国外长马斯希望在对华政策上实现跨大西洋联盟。这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必须避免单独行动，另一方面也必须避免分裂式的投资协议”。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无法改变西方民众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偏见，或者我们无法塑造我们本身的政治制度话语，那么我们无论在经贸上做什么都无法改变和西方之间的僵局。对西方企业界来说，和中国的经贸往来需要一个良好的“非商业环境”，而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普遍认知就是这个“非商业环境”的核心。
怎么办？美西方一些强硬的反华反共力量会继续妖魔化中国的政治体制，这一点我们怎么做都改变不了。但我们可以改变一些东西。第一，我们可以改变对自己成功故事的叙述方式，也就是要以西方主流社会能理解的语言来叙述我们的故事。第二，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讲故事的对象或者听众。尽管我们会继续回击那些恶意妖魔化中国的反华反共人士，但我们要把注意力转向西方主流社会。西方主流社会迫切需要理解中国，他们的理解至为关键。主流社会理解了，那些反华反共人士的市场就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