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汉的子孙”
我到西安之后约莫六个月，那西北的危机便出乎任何人意料地爆发开来，以至全世界人都戏剧地知道了张学良部下的大军与他以“剿匪”军副司令的身份去“剿灭”的那些“土匪”之间的惊人的联合，但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外间对于这些惊人的发展还是绝无所知，就是在蒋介石自己派去带领西安警察的那些宪兵队的大本营里，也没有一个人知道事变到底是怎样的经过。当时中国共产党被拘禁在西安狱中的，有三百人以上，而那些宪兵队还继续在那里追捕。一种极端紧张的空气笼罩在那里，间谍和反间谍到处都是。
现在，关于那些令人激动的日子的情形是没有再加隐蔽的必要了，所以我当时所得的秘密已可以在这里说出来了。
未到西安以前，我从来不曾见过一个红军里的人。那个在北平替我用隐迹墨水写介绍信给毛泽东的人，我知道他是一个红军的司令，可是我并没有见过他的面。那封信是由一个第三者——一个老朋友——交给我的。除了这封信之外，我同西北可以接触的希望就只有一个。他们叫我到西安之后，就只消在一个旅馆里找个房间住下来，等着一个姓王的人来找我，可是这个姓王的我一点儿都不认识。不过他们应许我，这个姓王的见到我之后，他会替我设法，让我坐张学良的私人飞机到苏区去。
我在西安旅馆里住了几天，便有一个结实而庄严的中国人，面上红润，身上肥胖，穿着一件灰色绸长衫，走进我的开着门的房间里来，用极流利的英语跟我打招呼。他的样子像是一个发达的商人，可是他自己介绍，说他姓王，又提起了我的北平朋友的名字，因而我就确定他是我所等待的人了。
在此后的一个星期中，我发现了单有这姓王的一个人，我这西安一行也就可算不虚了。我每天总要花上四五个钟头，听他长谈和回忆旧事，以及他的比较正经的关于政治局势的阐述。他到这里来，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从前他在上海一个教会学校里受教育，在基督教徒当中颇有些名望，还曾独力办过一个教堂，又据我后来听说，在中国共产党里面都叫他王牧师[1]。他也像上海许多成功的基督教徒，是青帮里的一分子，上自蒋介石，下至杜月笙，他没有一个不认识。从前，他在国民党里也曾做过高级的官吏，可是虽在现在，我还是不便将他的真名字说出来。
这一位王牧师抛弃了他的教职和官位之后，曾有一段时期在红军里面工作。工作过多长时间呢？我不知道。他的任务是担任一种秘密的、非正式的大使，奔走于各种文武官吏的衙门之间，替中国共产党游说他们那种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至少对于张学良，他总是成功的了，至于这时候之所以达到那秘密谅解的根据，必须要讲一讲背景方才可以明白。
张学良在一九三一年以前，是掌管中国东北三千万人民的狄克推多[2]，他的名气很大，会赌钱，很豪爽，思想又摩登，喜欢打高尔夫球，吸食毒物。他这地位，是由他那土匪出身的父亲张作霖手里继承来的，后经南京国民政府给予确定，还给以一个副司令的名义。及至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出兵征服东北，张学良就开始走背运了。当日本侵略发动的时候，这位张少帅正在北平的协和医院里养伤寒病，对于这一个危机，他单独一人是无论如何应付不了的。于是他全然依靠到南京和他那歃血为盟的“大哥”蒋介石总司令身上去。但是蒋竭力想避免战争，主张不抵抗，主动撤兵，依赖国联。张学良当时既有病在身，本来又年纪很轻（那时他还不过三十三岁），又无经验，又被一班腐败无能的走狗包围着，因而就接受了蒋总司令的主张和南京的命令。结果，他差不多一枪都不曾放过，就丧失了他的故土，而此一番牺牲，却使南京业已动摇的政局重趋稳定，而重新开始歼灭红军的战事了。
由此，那所谓“东北军”的大量军队就向南开入长城而进了华北。后来日本侵入热河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彼时张学良并不在医院里，可是不如在医院里的好。南京并不援助他，也并没有自卫的准备。蒋介石为避免战争，预备眼看着热河的失陷，而热河果然失陷了。张学良却不得不装傻瓜，身任其咎。其时民众群情愤激异常，不得不有一个人辞了职以平众怒，那当然不是蒋就是张，结果是后者俯首而去，跑到欧洲去“考察”了一年的“现状”。
张在欧洲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见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也不是见麦唐纳[3]，也不是要游苏俄而被拒绝了，却是另外一件事：就是他在那里戒除了吸食毒物的习惯。数年之前，他是吸上鸦片过的，其实中国的多数军官在不打仗的时间都要吸几口。要想戒断这个瘾，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他没有充分的时间可做长期的治疗。可是有一位他素来信任的医生，告诉他说用注射的方法可以治疗。后来，这位医生果然断了他的鸦片瘾，可是等到他走了之后，张少帅就沉溺于吗啡之中了。
当我在一九二九年第一次在奉天见到张的时候，他是全世界最年轻的一个狄克推多，那时他的面色还是很好的。他人很瘦，他的面孔有些紧绷绷，像害了黄疸病似的，可是他的心力敏锐而强健，他似乎充满着元气，他是公然断然地抗日的，他急于要造成一种奇迹，将日本人逐出中国，而把东北推向近代化。数年之后，他的身体就坏得多了。北平有他的一个医生告诉我，说他每天用“药”的消费要得二百元——那是一种特制的吗啡，理论上可以逐渐减少分量的。
但在上海，就在他启程去往欧洲之前，张学良打了一次大胜仗。他立志戒除毒瘾，几乎死去活来，最后终于戒除了。当他一九三四年回到中国来的时候，他的朋友们都高兴而惊异。他已经增加了体重和肌肉，他的面孔也有了血色，他像是年轻了十岁，人们又在他身上看见了他青年时那漂亮而有骨鲠的领袖的形迹。他一径都具有一颗敏捷而现实的心，现在他就给它一个发展的机会。在汉口，他又恢复了东北军的指挥权，那时东北军已被调到华中去打红军了。他以前虽有过种种错误，他的部下却很热心地欢迎他回来，这就足见他一向是很得人心的。
张采取了一种新的日常生活——早六时起床，剧烈地运动，逐日地操练和读书，简单的食物和简朴的生活，直接跟他的下属们乃至那仍有十四万人的军队的军官们相接触。一个新的东北军开始出现了。怀疑派都渐渐相信这位少帅已经重新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人，已经认真履行起他刚回国时所发的誓约，那就是，他要尽他毕生的力量去从事收复东北及为中国人民雪耻的工作。
在这当口儿，张对于蒋还没有失去信仰。在他二人的全部关系中，他从来不曾动摇过对他大哥的忠心。他大哥的政权三次濒于崩溃，都是他救起来的。他对于大哥的主张和诚意一径都深信不疑。蒋介石说他已准备着收复东北，并且再不肯无抵抗地失去领土，这话张分明是相信的。但是到了一九三五年，日本的军人继续他们的侵略，冀东的傀儡政权成立了，察哈尔的一部分被割了，并且提出了要求，要华北脱离华南，而南京也已部分地承认。于是，含有恶兆的不满意，轰响在这位少帅的军官和士兵中间，特别是在他的部队被调到西北之后。因为要他们对日本不发一枪，而却要继续对红军从事那不受民意支持的内战，他们是大不愿意的。
在南方打了几个月红军之后，这位少帅和他的一部分军官们便获得了一些重要的认识：认识了他们当时在打的“共匪”，实际是由能干的、爱国的、抗日的司令们在那里领导；认识了这个“剿灭共产党”的过程也许要再延长许多年；认识了“剿共”的战事如果继续，要抗日是不可能的；又认识了当时的东北军是很快地被无产阶级化了，并且在那些全无意义的战阵之中逐渐减少了，溃散了。
然而，当张把他的大本营移到西北去的时候，他就对红军开始努力地进兵。一时之间，他也得到过一些成功，但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和十一月，东北军就吃了好几个大败仗，失掉了整整两师人（一〇一师和一〇九师），还有一师（一一〇师）也失了一部分。论万的东北军投到红军那边去了。多数的军官也做了俘虏，受了一段时期“抗日的教育”。
当这些军官被释放回到西安的时候，他们带给少帅一些关于苏区的士气和组织的动听的叙述，特别是说到红军方面确有诚意要停止内战，要用和平民主的方法统一中国，要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张对这些话颇有一些印象。可是他印象更深的，却是从他各师中传来的一种报告，说他的部队已全部弥漫着反对跟红军作战的情绪；红军方面那种“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及“跟我们联合起来打回东北去”的口号，已经感染了全部东北军的军官与士兵。
在这当口儿，张本人也深深受了左派的影响。他在东北大学里的多数学生已经跑到西北来跟他工作，其中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日本在北平提出要求之后，张放消息到华北，凡是抗日的学生，无论他们的政治信念怎么样，都可到西安去栖身。这时候，全国抗日的煽动家都要被南京所拘捕，在陕西，他们却得到鼓励和保护。张部下的较年轻的军官，也已深深受到学生们的影响，所以当那些被俘虏的军官回到西安，报告苏区里面公开的抗日群众组织如何发达以及红军的爱国宣传在民众之间如何得势，张就渐渐觉得红军确是友军而不是敌军。
就在这个当口儿，就在一九三六年年初，那王牧师告诉我，说他有一天跑去见张学良，一见面便对他说：“我到这里来，是来借你的飞机到苏区去的。”
张听见这话，一唬跳了起来，十分惊骇地拿眼睛瞠视着他，说道：“怎么？你竟敢到这里来做这样的要求吗？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可以枪毙的？”
那牧师颇费了一番心机。他解释了他跟中国共产党方面有接触，颇晓得一些张所应该知道的事情。他跟张谈了很久，谈到中国共产党方面变更的政策，谈到中国应该统一起来一致抗日，谈到红军愿意做极大的让步，以期可以影响南京政府去共同抗日，因为这一个政策，红军知道他们单独是不能实现的。他又提议，关于这几点，将来他会设法使张和红军的领袖从详商讨。张经过他的最初一阵惊异之后，对于他这些话都注意地听着。他当初本有一个时期想起他可以利用红军，而红军方面也分明相信他们是可以利用他的。那么很好，他们在这停止内战和一致抗日的共同要求的基础上，也许就可以互相利用起来吧。
那位牧师还是用少帅的私人飞机飞到陕北的延安（即肤施）。他进入了苏维埃中国，带回了一个议和的方式。在短时间之后，张学良便亲自飞到延安去，会见了红军司令周恩来，跟他经过长时间的详细讨论之后便相信了红军的诚意并相信了他们那种抗日统一战线的提议是健全而可实行的。
这东北军和中国共产党协定履行的第一步，包括陕西战事的停止。各方在没有通知他方之前，都不得有所行动。红军派了好几个代表到西安，穿上了东北军的制服，加入了张学良的干部队伍，帮助他改组他军队中的政治训练的方法。在王曲镇办起一个新的学校来，叫张的下级军官在这里上课，内中有政治、经济、社会科学以及关于日本如何侵占东北及中国蒙受怎样的损失的详密而有统计的研究。又有数百激进学生蜂拥到西安，进入另外一个抗日的政治训练学校，那少帅也常常跑去演讲。有一种像是政治委员体制的东西，从前苏俄用过的，红军里也用过的，现在被东北军采用了。一班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具有封建思想的旧派高级军官，都被张淘汰了去，而升迁了一班比较先进而年轻的军官来代替他们。这一班人，他将其看作建造新军的主要支柱。当张从前做“浪子”的时代，曾有一班腐败的阿谀之流包围着他，现在也被摈在大门外，而被一班热心严肃的东北大学学生所代替了。
但是这些变化，大多数是在一种十分秘密的气氛中发展起来的。当时东北军虽已不再跟红军作战，而山西、陕西的边界，乃至甘肃、宁夏，却都还有南京的军队，在那里继续苦战。关于张学良跟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关系，没有一点儿消息泄露到报纸上来。蒋介石在西安的间谍们虽然知道有一种事情在那里酝酿，却得不到内中的详情，不晓得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偶尔有车辆到达西安，里面载着红军的人物，可是看他们的样子全然不妨事，因为他们都穿着东北军的制服。至于偶尔有车辆从西安开到苏区方面去，那也不会引起疑心，因为这种车辆很像是开到前线去的。
我到后不久，王牧师就来告诉我，说我到前线去用的也就是这种车辆。坐飞机去的计划是取消了，因为这事对于那少帅太不稳便：倘叫他的美国飞机师将一外国人送到前线，而从此不回来，那恐怕他们要把消息泄露出去。
一天早晨，王牧师同一位东北军官——或是一位穿着东北军官制服的青年——跑来找我，提议坐汽车到西安城外的汉代古城去看一看。随即有一部挂着窗帘的汽车等在旅馆前面。我上车后，看见车角坐着一个人，戴着黑眼镜，穿着国民党官吏所穿的中山装。我们出了城，到了汉代古宫的遗址，跨过了一个土丘，那便是当初声威赫赫的汉武帝坐在宝座上统治寰宇的地方。在这里，你仍旧可以捡到那两千多年前古宫顶上残瓦的碎片。
王牧师和那东北军官有几句话要谈，便走到一边谈了起来。当我们的车子开过那灰尘路上的时候，那位国民党的官吏一句话都没有开口，现在，他走到我面前来，摘下他的墨镜和白帽子。我看他年纪还很轻。在一圈浓厚光泽的头发底下，他拿一双强有力的眼睛射着我。一个恶作剧的笑容展开在他那红铜色的脸上，他那时已经摘下了墨镜，一眼就可以看出他那一套中山装是假装的，又可看出他绝不是一个坐着办案的官僚，却是一个在室外行动的人物。他是中等的身材，却是十分雄赳赳，所以当他走到我身边，像铁钳一般一把钳住我的臂膀的时候，就吓得我眼睛一眨。后来我注意到他的行动似豹一般柔顺，虽然穿着那套制服看起来像是硬邦邦，里面却是非常软和的。
他把他的面孔凑到我眼前，微笑着，用一双锋利的燃烧似的眼睛看着我，两把铁钳钳住了我两条臂膀，这才摇着他的头，滑稽地噘起他的嘴，并且还眨着眼睛！“你看我！”他像小孩子得到了秘密一般快乐地低声道，“你看我！你看我！你认识我吗？”
我对于这人真是感到莫名其妙，不知心里怎么想才好。他兴奋得那么厉害，我不由得也受了传染而兴奋起来，可是我没有什么话可说，只得呆呆地发怔。认识他吗？我这一生一世也没有碰到过这么一个中国人！我辩解似的摇摇头。
他从我臂膀上放开一只手，拿一个指头在他胸口上指了指。“我想你也许在什么地方见过我的相片。”他说，“怎么，我就是邓发呀，”他自供道——“邓发呀！”说着他抽回他的头去，稍远地看着我，要看他抛给我的这一个炸弹究竟产生了什么效果。
邓发？邓发……哦，是的，邓发就是中国红军特务队的首领。而且还有，我的天，还悬赏五万元要他的头的呀！
邓发泄露了他的身份，快乐地跳起舞来。他被这有趣的局面所鼓舞，无法压制他的兴奋：他，这著名的“共匪”，现在是生活在敌人的营幕之中，拿他的鼻子碰着到处密布的侦探呢。而他看见了我，一个自愿跑进“匪区”去的美国人，尤其乐不可支，竟至于实实在在地屡次将我搂抱着。他什么事情都替我效劳。问我要骑他的马吗？哦，他这马是多么好呀，是红色中国最漂亮的一匹马！要不要他的各种照片呢？他收集的照片多到惊人，他都送给我了。还有他的日记呢？他要吩咐他仍在苏区里的夫人，将这一切东西以及别的许多东西都送给我。而这约诺他是实践了。
这是怎样一个中国人！怎样一个“共匪”！
这一位邓发是广东人，一个劳动阶级家庭的儿子，他从前曾在一艘走广州、香港的轮船上做过西式的厨子。那一次香港船员大罢工，他是一个领导者，曾被一个不喜欢罢工的大英巡警打在胸膛上，打断了他的大多数肋骨。然后他成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进入黄埔参加国民革命，直至一九二七年，他才加入江西的红军。
我们站在那土丘上一个多钟头，谈着话，俯瞰着绿草覆盖的皇城遗址。我当时的情绪出奇地激荡，没有法子对你们形容出来，再加上当时我们所处的那种环境，更使得我的情绪强烈起来，因为那个环境中有一种奇异的预兆，它对于我是说不出所以然来的奇怪的冲击，对于那一部变幻无方的中国历史也是一种奇怪的冲击。因为这个地方对于那些中国共产党像一个安全的托庇所，能让我们四个人在那里安全地聚会，那是多么矛盾而又多么合理的一桩事呀。不过我们当时在这么一个地点会见那骇人的现代革命青年战士，毕竟是再适当不过了，因为两千多年前拿这里作中心的那大汉时代的人，以他们自己那种方式，在他们自己那个时代，也是十分过激的，唯其过激，才能统治一个统一而进步的中国，才能从战国时代的混沌中巩固起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以至他们的后裔都甘心自命为“大汉的子孙”。
就在这个地方，那一位邓发告诉我，说他要护送我到苏区去，又告诉我路上怎样走，在苏区里怎样生活，并说我到那里一定是大受欢迎的。
我们坐车回城的路中，我问他：“你不替你的脑袋担心吗？”
“不见得比张学良更担心，”他哧哧笑着说，“我是和他在一起住的。”
[1]王牧师：真名为董健吾。
[2]狄克推多：古罗马独裁官。
[3]麦唐纳：现多译为麦克唐纳（1866—1937），英国工党当时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