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词莂》与常州词派

朱祖谋的《词莂》是他在辛亥革命以后客居苏州时编选的一份清词选本，也是继谭献《箧中词》之后最为重要的一个清词选本。从毛奇龄一直到况周颐，一共选了十五位词家。它展现出了晚清非常出色的一位词家对于自己朝代的创作成就的思考。除了张惠言的词选了四首，曹贞吉的词选了六首之外，其他的作家都比较均衡，一般都是十首上下。如果按照一般的文学史眼光来看的话，这本选本从选词的数量差距上并不能看出朱祖谋的偏向。而从词作者的选择上看，也看不出特别的宗派意识。那么，是否如龙榆生所说朱祖谋在词学观点上和常州词派相比有了进步和拓展，还是说朱祖谋在常州词派的内部提出了新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常州词派内部对于《词莂》中涉及的一些作家作品的意见分歧来重新理解朱祖谋以及常州词派。

谭献认为清代的词派只有到了陈维崧和朱彝尊才开始有大的气象，所谓“锡鬯、其年出，而本朝词派始成”。朱彝尊的一段夫子自道就颇能说明浙派在创作上的风尚：“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往者明三百祀，词学失传，先生（曹溶）搜辑遗集，余曾表而出之。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舂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于此。”从这段话也可见出，朱彝尊所说的“宣昭六义，鼓吹元音”是以姜夔和张炎作为典范的。浙派仅仅读懂了姜、张两家词清空醇雅的一面，从创作上看，作为浙西词派的流弊之一的词作意旨枯寂和这有密切关系。正如谭献所批评的：“浙派为人诟病，尤其以姜、张为止境，而又不能如白石之涩、玉田之润。”所以张惠言以《词选》为发端，开创常州词派。常州词派不仅仅在创作上提倡新的写作风气，而且提出了新的看待词的眼光，认为词应该具备意内言外之旨，提倡比兴。常州词派是通过一种创作的提倡和对于宋代词史的重新阐释来达成对于词体的理论建构。以至于后来经常有人仅仅注意到常州词派尊体的策略而忽略了它是在传统语境里面关于词论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建构。

朱祖谋一共选择了十首浙派代表人物朱彝尊的词。在常州词派兴起之前，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和《茶烟阁体物集》两本词集受到非常多的推崇。浙派的另一位大家厉鹗对《静志居琴趣》非常赞赏：“寂寞湖山尔许时，近来传唱六家词。偶然燕语无人语，心折小长芦钓师。”谢章铤则说：“今之学金风亭长者，置《静志居琴趣》、《江湖载酒集》于不讲，而心摹手追，独在《茶烟阁体物集》卷中。”但是在常州词派理论兴起之后，一方面，作为浙派宗师，朱彝尊的词当然受到了批评；另一方面，对于他的词的评价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朱彝尊《江湖载酒集》中怀古寄予个人际遇的词受到强调，而《静志居琴趣》和《茶烟阁体物集》则受到压抑。况周颐在《词学讲义》里面说：“《江湖载酒》一集，虽距宋贤堂奥稍远，而气体尚近沉着。”(8)朱祖谋说朱彝尊的词是“体素微妨耽绮语”，谭献说朱彝尊的词“情深”，但是伤于碎。也正因为有了对于朱彝尊词的共同理解，朱祖谋和谭献在选择朱彝尊的词作时，不仅多数的选目一样，而且所选的相同词作都是来自朱彝尊的《江湖载酒集》。作为一种新创作的倡导，常州词派和浙西词派之间的关系是断裂的。不过，它作为一种创作流派的同时，常州词派随即提出了对于词这一文体的新理解。正是站在后者的角度，朱祖谋可以来重新认识从顺康一直到晚清的词作。作为写作者他们之间具有竞争的关系，但是常州词派对于词体的认识可以使得他们将自己写作上的竞争者再纳入自己对于词体的新理解当中。对于朱彝尊的选择并没有像有些人所认为的是体现了朱祖谋照顾到清词历史本身的不同风格，提供了一个吸纳不同流派的立场。恰恰在选朱彝尊哪些词上面，朱祖谋有一个基本的价值立场，就是对于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说的认同。然而朱祖谋和谭献对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和《茶烟阁体物集》也并没完全否定。他的《南楼令·疏雨过轻尘》《暗香·红豆》等词还是受到了肯定，被选入《词莂》。朱祖谋一方面凸显了朱彝尊那些怀古词的地位，另一方面对他的情词也有认同。在《词莂》里面选了朱彝尊的情词之后还对它进行批评，这岂不是矛盾！或者这可以被解释成常州词派比兴寄托说本身的狭隘性造成了对某一类风格词的无视，或者可以被解释成朱祖谋在《词莂》里开始具有了一种客观的看待文学史不同风格的眼光。

在现代学术史上，并非没有人对常州词派比兴寄托说带来的困境有所解释，龙榆生认为朱祖谋接受了常州词派而又不为常州词派观点所囿，而沈祖棻则认为：“比兴只是历史悠久的和经常被使用的艺术表现方法之一，而决不是唯一的方法；沉郁也只是美好的风格之一，而决不是唯一的美好风格。……在词史上，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杰作是用赋体写的，它们的风格也是多种多样的。在这种大量存在的事实面前，陈廷焯等的看法就无法掩盖其片面性。”(9)两者的立论角度虽然不太一样，但是都在肯定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说的部分合理性的同时再对其不足之处提出批评。实际上，这两种观点也代表了现代学术史上评价常州词派的典型立场。这是用一个客观的外在立场来解释常州词派自己内部的问题，忽略了常州词派理论的丰富性。把常州词派仅仅理解成封闭的比兴寄托这样一个单独的理论观念。实际上比兴寄托是在常州词派的理论谱系里面一系列的关系中被强调的，常州词派并没有提出一个僵硬的体系，而是将比兴寄托说非常灵活地运用。无论是周济对于张惠言的批评，还是后来的谭献、端木埰、冯煦、陈廷焯、晚清四大家等人和张惠言、周济的对话、修正，都使得常州词派对于词这一文体的认识越来越丰富，常州词派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形成。随着晚清王鹏运、朱祖谋等人对于两宋词籍的重新校勘使得许多两宋词人作品的全貌得以更加准确地重现，同时带来了不同作家如何阐释的问题，像冯煦、郑文焯、陈锐提升柳永，朱祖谋提升苏东坡等都必然要对张惠言、周济的观点提出不同见解。除此以外，还有如何在比兴寄托之中去理解像沈祖棻所提到的用赋体写的词，以及在常州词派的内部将“情”也就是情感作为一个有效的批评观念等问题。这些情况都迫使常州词派的后继者们做出新的反应。

和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说一起出现的还有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正变论。正变论和比兴一样是贯穿整个传统诗学的一个关键词。(10)但是正变论在这里不仅仅具有与以往作为儒家诗学运用的同一性，而且它被重新运用于词的编选之中，是与对于词的特点重新认识和界定，并且与编选者的创作紧密相连的。因为创作者自己的写作也必须放置于这样一个正变的关联中来获得意义。在《词莂》里无论是对于不同作者的编选还是在一个作家的不同风格作品的选择上，其表面多样性背后所具有的统一性正在于常州词派对于词体的新认识。不同的风格是在正变的框架里处理的，而不是一个外在客观的历史眼光。正变之所以具有意义，这在于编选者自己首先是一位词的创作者。变的部分不代表不好，而是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正变这样的区分不仅关系到自己写作与其他作者的竞争，自我与某一种写作传统之间的关系；还关系到对于写作上的典范，也就是说究竟是哪些人代表了一首好词的认定。这还体现在他们作品集的编订上。例如朱祖谋的词，王鹏运认为在庚子之后的词要比之前的好，所以建议他把后来的词编成正集，其他的编为别集。王鹏运的建议得到了朱祖谋的认同，这种编法打破了时间编年的序列，恰好反映出他们对于词作的正变的认同。

另外，晚清常州词派的继承者中的况周颐和陈廷焯，对于朱彝尊的艳词也保持了意味深长的复杂态度。他们和朱祖谋、谭献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非常直接地对朱彝尊的艳词表示赞赏。而朱祖谋虽然选了朱彝尊的情词，但是显然对他并没有理论上的认同。我们清楚，陈廷焯在写作《白雨斋词话》之前编有《云韶集》，在他遇到庄棫之后摒弃了自己年轻时的词学观点，完全认同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说，但是在《白雨斋词话》里他居然对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大加赞许，说他的这本词集“味厚”，甚至用八则词话的篇幅来赞扬朱彝尊的《洞仙歌》十七首。他为自己赞赏朱彝尊的艳词这样声辩：“吾于竹垞独取其艳体，盖论词于两宋之后，不容过刻，截取可也。”(11)就在同一本词话里面，他又说朱彝尊的词“显悖乎《风》《骚》”，这时候又是批评的态度了，这是《白雨斋词话》里的一个裂痕，后来陈铁峰将陈廷焯对《静志居琴趣》的评论悉数删去。《白雨斋词话》的内部问题其实是带给我们一个重新审视常州词派的机会，而文本内部看似矛盾的东西也不是删改就可以抹杀的。除此之外，况周颐在《蕙风词话》里说：“或问国朝词人，当以谁氏为冠？再三审度，举金风亭长对。问佳构奚若？举《捣练子》云云。”(12)将朱彝尊推举为清代最好的词人，况周颐的话在晚清常州词派的语境里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因为在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看来清词最能够超迈宋人的地方就是将家国历史的寄托感慨写进词中。即便谭献在《箧中词》里对《桂殿秋·思往事》表示赞赏，也仅仅是说：“单调小令，近世名家，复振五代、北宋之绪。”朱祖谋也写艳词，况周颐对此似乎有点兴奋，他说朱祖谋的《南乡子》六首，“语艳而味厚，得《花间》之遗。虽两宋名家，鲜能辨此”。还有后来和新文化人在文学观点上展开激烈争锋的胡先骕也对这一部分被朱祖谋放入别集的词表示赞赏，认为这些艳词可以直追《花间》。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词学风气的变化的细微消息。(13)

再来看朱祖谋所选的另一位词家蒋春霖。朱祖谋总共选了他的十首词作。朱祖谋在手批《箧中词》中说：“水云词，尽人能诵其隽快之句，嘉、道间名家，可称巨擘，宜复翁仰倒赏击，而有会于冰叔之言也。顾其气格驳而不纯，比之莲生差近之，正唯其才仅足为词耳。”(14)“尽人能诵其隽快之句”，对此陈廷焯很有心得，他在《白雨斋词话》里大量征引了蒋鹿潭词作里的“隽快之句”(15)。吴梅在《词学通论》中很多的观点都是来源于《白雨斋词话》，但吴梅也有自己的理解。他对蒋鹿潭的看法就是对谭献和陈廷焯的观点进行修正。吴梅认为谭献将蒋鹿潭与项廷纪、纳兰容若并置很不妥当，纳兰容若和项廷纪的词都是以聪明取胜而已，可是蒋鹿潭“尽扫葛藤，不傍门户，独以风雅为宗，盖托体更较皋文、保绪高雅矣”，在具体的创作上更是独步，“鹿潭不专尚比兴，《木兰花》、《台城路》，固全是赋事；即一二小词，如《浪淘沙》、《虞美人》，亦直本事，绝不寄意帏闼，是真实力量，他人极力为之，不能工也”(16)。这样看来，虽然吴梅、陈廷焯、谭献、朱祖谋四人都认为蒋鹿潭的词作独步一时，但是在具体的意见上特别是围绕着谭献在《箧中词》里对蒋春霖的评说，吴梅和朱祖谋都有自己不同的意见。例如，朱祖谋、陈廷焯对蒋鹿潭的词在赞赏的同时也有各自的不满，比如“气格驳而不纯”“尚未升风骚之堂”。吴梅的意见则认为蒋词托体高雅、词宗风雅，谭献不应该将纳兰以及项廷纪和蒋词相提并论。谭献有两则词话，一则是他在评点周济《词辨》所选的东坡词《卜算子·雁》时所提出的“作者之意”与“读者之意”；另一则就是在《箧中词》里评蒋春霖时提出的“学人之词”“才人之词”“词人之词”的划分。这两则词话被后来的论词者不断单列出来，在创作与天才、作者与读者等新的现代性话语里进行不同阐发而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这里先分析朱祖谋的观点。朱祖谋虽然和谭献都赞成蒋春霖的词写得好，但是他似乎并不赞成谭献的“词人之词”的提法——“比之莲生差近之，正唯其才仅足为词耳”。下面还会提到，在晚清的词学理论的语境里，那些“词人之词”以及小令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对于词家的性情和才气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在《词莂》里朱祖谋将蒋词放在非常高的位置，认同他的词史特征以及才情，在写作上能够别开生面。蒋春霖身处乱世，词作具有杜甫的诗史特点而依凭自己的才气出之。朱祖谋对于蒋春霖不是简单地否定或肯定，而是将他放置在一个关系里面提出来。对蒋春霖词的认同无论是从“词人之词”的才气性灵还是从“词史”的角度都只能够见其一面，如果说这些是“意内”的话，那么什么是它的“言外”呢？朱祖谋因此提出了气格的问题，“驳”是因为才气横溢，而怎么才能够“纯”，也就是浑厚，只能靠所谓“潜气内转”。显然在这里，朱祖谋对于蒋春霖词的浑厚还有不满足的地方，陈廷焯将他比作张炎是有其道理的。在常州词派看来，一首词应该既要有才艳思力，也要能够归于蕴藉深厚，而将这两者结合最好的只有周邦彦，所谓“集大成者也”。有人认为像纳兰性德、蒋春霖、项廷纪等人的词是与性情、才气相关，超越了浙派以及常州词派的框架。这种说法从单纯的写作上将常州词派理解成以周、辛、王、吴四家作为典范词人的写作流派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单独的性情或者能够以词写史就可以成为独立的批评概念，常州词派显然没有否认这些概念的重要性，但是它们必须是放置在一系列的关系里被讨论，只有这样写作才有家法也才有其自身的意义，整个词史也才能够在互相的竞争和比对中书写内在的连续性。

尽管《词莂》里面十五位词家都别开生面各有所长，但是他们在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里仍可以被放回到一个和唐宋词家的关系里去批评和讨论。从张惠言开始通过提倡意内言外、比兴寄托的方式重构了唐宋词史的内部结构，这既构成了对当时浙派末流词作的批评，倡导了新的创作风气，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形成了一种以比兴寄托说为根本的理论。以前的词派在建构自己理论的时候虽然也提及风雅，也提出自己追摹的唐宋作家，例如云间派倡《花间集》，浙派倡姜夔、张炎，但这些都是断裂性的或者说排他性的，词史的内在的连续性是由一种写作否定另一种写作而形成的，是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史，但是在常州词派的理论框架里词的历史第一次获得了其内在意义的连续性，它倡导正变、比兴之说是有其深刻的内涵的。如果将清代的词史除了几家“词人之词”之外的词学大家看作成唐宋词史不同形式的复制和模仿，那么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已经外在于一个传统的写作谱系之外，因为它将模仿与追摹预设成为一种完全没有创造性的行为，同时也将一个意义的关联体的批评方式预设成为消极的压制关系。

所以从表面上看《词莂》表现了清代词史独特的成就和面目，是清代词史的一部精选之作。但是实际上它包含着复杂的对话，既与唐宋词人对话，也与作为编者的朱祖谋自己的词学语境对话，对于朱祖谋来说，只有意义的关联才是最重要的，而非有意地去写一部清代的词史，这种渴望是他世界之外的东西，是现代学术的产物。也只有像这样蕴藉了丰富的意义关联的词选才有意义，而我们对此已经感到一定程度的陌生，已经开始将丰富的意义的历史同质化，去追求一个客观科学的历史，这本身意味着我们已经预先承认了用文言写作的历史的确已经终结，同时认同了白话文运动的绝对合法性，而对清词究竟是如何被终结，以及这个终结过程中的话语权力的争夺表现出了漠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