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种评价

朱祖谋在晚清词学四大家当中是比较特别的一位。他与王鹏运、况周颐、郑文焯关系紧密，同时民国的词学研究大家龙榆生、夏承焘、陈匪石、刘永济等人也都曾受教于他。可以说从1900年左右到1931年在上海逝世为止这一段时间里，朱祖谋一直处在晚清词学的承先启后的位置上。

在新文化运动之后，能够入胡适这些新学者法眼的老辈学人不多。胡适在1922年曾经说：“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是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用条例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1)而在这四人之外的旧式学者，胡适当然认为他们是僵死的了。如果说在传统的经史之学上，胡适还不得不注意到之前学者的成就，那么在文学上他则不必有那样的顾忌了。因为在白话文运动的时候，胡适已经宣告了旧文学的时代已经结束。对于晚清词，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里胡适写道：“这五十年的词都中了梦窗的毒，很少有价值的。故我们不讨论了。”(2)而在晚清对于吴文英词提倡最有力的就是朱祖谋。这是就写作而言，可是一旦进入新学者理解的现代学术里，朱祖谋的词籍考证的成绩还是得到了胡适的尊敬，也就是在同一篇文章的日译本序言里面他又补充说：“虽然没有很高明的作品，然而王鹏运、朱祖谋一班人提倡词学，翻译宋元词集都很有功的。王氏的《四印斋所刻词》、朱氏的《彊村所刻词》、吴氏的《双照楼词》都是极宝贵的材料，从前清初词人所渴望而不易得见的词集现在都成通行本了。”(3)就连对老辈议论颇为严苛的钱玄同也不得不承认朱祖谋在整理词学文献上的功绩。朱祖谋能够走进新学者的视野不是偶然的，这和新文化人所期待的现代学术图景有关。胡适之所以可以将朱祖谋的创作和学术分而论之，就是因为他有了一种新的区分意识——学术、文化与政治、生活世界可以区分开来。他用客观、科学的新学术的眼光看到了朱祖谋词籍考证的价值，而用白话文运动的史观看到了朱祖谋需要被排斥的部分。难道朱祖谋真的可以被这样分而论之吗？这种被分而论之的背后其实分享着同一种观点，就是白话文运动与整理国故运动之间的一致性，传统只能通过新学术得以呈现，它不再是一个活着的传统而是被客观分析的对象物。沈曾植最先对朱祖谋的以史例治词的方法表示极大的欣赏，但是他同时也认识到了朱祖谋以及常州词派推尊吴文英的价值：“周氏退姜、张而进辛、王，尊梦窗以当义山、昌谷，其所据异于浙派者，岂亦置重于意内，以权衡其言外，诸诸焉有国史吟咏之志者哉！”（沈曾植《彊村校词图序》）朱祖谋校勘梦窗词背后的动力恰恰来自他本身对于梦窗词的深刻体会。在他们的世界里面，写作的意义无疑对于词籍校勘具有优先性，但是这种关系在现代学术视野里被理所当然地分离开来，而且它们之间的位置关系也被同时倒置了。

对于胡适站在白话文学史观的立场否定晚清词以至整个清词历史的看法，自白话文运动以来这种观点就一直受到新文化运动各种批评者的挑战。作为朱祖谋的弟子，龙榆生对胡适的《词选》早就深感不满，对被胡适一笔带过的晚清词史特别是以王鹏运和朱祖谋为代表的晚清四大家的成就大力表彰。他对朱祖谋的看法和胡适几乎是针锋相对：“先生自称四十后，始从事倚声之学。于侪辈中学词最晚，而造诣乃最深。……先生亦自言，于梦窗之奥，自信能深入。……止庵所谓奇思壮采，腾天潜渊，为梦窗真实本领，殆亦先生所从证入，彼貌为七宝楼台，炫人眼目者，乌足于此耶？”(4)在这里朱祖谋被强调的已经不仅仅是他的词籍考证的学术意义，而是他在整个文学史中的意义和位置。龙榆生似乎超越了白话文运动的文学史观，能够客观地描述出文学历史本身的多样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龙榆生对于朱祖谋的看法里包含着一个内在的矛盾。龙榆生说：“自常州词派崇比兴以尊词体，而佻巧浮滑之风息。同治、光绪以来，国家多故，内忧外患，更迭相乘。士大夫怵于国势之危微，相率以幽隐之词，借抒忠愤。其笃学之士，又移其校勘经籍之力，以从事于词籍之整理与校刊。以是数十年间，词风特盛；非特为清词之光荣结局，亦数千年来词学之总结束时期也。”(5)他虽然大力表彰清词中兴以及常州词派的重要性，但是仍然在时间性的序列里面来描述它们的历史，这和胡适是一致的。唯一的区别仅在于胡适将清词的历史整体否定了，而龙榆生认为在宋词之后还存在着清词的中兴，并且在晚清达到它的高峰。当朱祖谋的写作在这样一个文学史背景里呈现出来时，不可避免地被龙榆生既当作一个鲜活的经验，也被他当作一个客观的对象而历史化了，也就是说写作本身成了文学史的研究对象。

当龙榆生作为一位写作者时，他的写作必须和他的前辈朱祖谋等人形成某种关系——或者竞争或者模仿——也就是说他必须把自己放置于一个非客观的对象化了的历史谱系里面才有意义。在这个历史谱系里面，上启温庭筠、韦庄，下至晚清四大家，他们都不再是一个文学史的对象，而是可以追慕和竞争的活的对象，这些作家的风格打破了时间的序列而随时可以从自己的时代走到现代的追慕者或者竞争者的身边。所以龙榆生提倡苏辛词能够鲜明地接续前辈，倡导新的创作风尚，也非常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毫不隐藏自己倡导苏辛词的时代用意。即便如此，他还是深受一种追求客观的现代性话语的影响，在表达他的写作理想时认为：“今欲就常州末流之弊，允宜折中浙、常两派及晚近谭、朱诸家之说，小令并崇温、韦，辅以二主、正中、二晏、永叔；长调则于北宋取耆卿、少游、东坡、清真、方回，南宋取稼轩、白石、梦窗、碧山、玉田。”(6)对于稍有写作经验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梦一般的理想。冯煦就说：“词家各有途径，正不必强事牵合。”他当时所针对的是毛子晋评价《芸窗集》时候的不妥：“子晋乃取其警句，分配放翁、邦卿、秦七、黄九；以一人之笔，兼此四家，恐亦势之所不能也。”对所谓价值中立的现代学术立场的寻求还体现在龙榆生对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的评价上。他认为晚清词学“其源出常州，而门庭之广、成就之大，则远非张、周二氏所能及矣”，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和周济的《宋四家词选》相比，其胜处正是在于它的“不偏不倚”——“对止庵退苏进辛之说，稍致不满，且以碧山与于四家领袖之列，亦觉轻重不伦，乃益致力于东坡，辅以方回（贺铸）、白石（姜夔），别选宋词三百首”(7)。龙榆生不断地将朱祖谋以及晚清词学的进步落实在比张惠言、周济的词学观点更具包容性的意义上。在龙榆生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朱祖谋的写作仍然是鲜活的东西，不然他就不会一再强调朱祖谋与吴文英之间的联系，强调常州词派的重要性。但是他无法找到一个能够真正和胡适相对峙的立场以及描述这个立场的话语来表达。所以他只能通过文学史这个由白话文运动自己所提供的学术立场拯救被这个运动本身所压抑的晚清词学。也就是说，他除了在一个文学史的话语框架里来讲述朱祖谋在现代学术里的合法性，别无他法。龙榆生对胡适的修正——重新确认朱祖谋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仅仅是整理国故运动后“文言”与“白话”之争由政治性的讨论转入学术话题的必然逻辑。政治性的讨论强调的是行动、断裂以及选择，而学术的客观分析显然抹去了前者的激进色彩。这也是白话文运动通过整理国故这样以退为进的方式将自己合理化的一种方式。这样对于朱祖谋的词学与写作的内在叙述必然让位于将他放置在一系列外在性的关系里面描述，从而获得其重返历史的可能，同时也将朱祖谋的词学变得抽象化和知识化了。

以胡适和龙榆生为代表的两种对朱祖谋的不同评说，极大地影响了后人对于朱祖谋的看法。可是，只要能够自觉到我们对于传统的认识、取舍以及叙述都深受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就会明白，如果不能构成对于它们所形成的一系列或隐或显的知识话语的内在批判，同时将我们自身知识予以“问题化”，那么每一次看似更为完整的客观描述就有可能仅仅成为一次知识和资料的扩张，就不可能真正地将传统变成鲜活的对象。文学史压抑了写作与批评之间的复杂联系，它将这种关系予以了对象化，即使如龙榆生这样不断地以作词为己任的现代学者也失去了写作本身所具有的批评氛围。而他用文学史的方式来重新理解前辈的同时实际上也决定了他理解自己作品的方式和可能性。如果说以前对于朱祖谋的探讨是一个赋予研究对象以意义的过程，那么现在应该反过来，让他来构成对于我们的提问。下面以朱祖谋的《词莂》为中心，分别从两个方面来回应上述提出的问题。一个方面，朱祖谋如何通过编选这样一部清词选来建立自我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将重新理解他与他所承接的常州词派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方面，将从《词莂》里面对于小令的重视来看写作与批评之间的磨合。常州词派不是一个简单的固定的文学史概念，它总是在一个不断形成的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