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
清末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对中西问题或新旧问题的辩论。几乎可以这样说，向中西问题或新旧问题的复归是现代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推手。现在我们时代文化心态的一个独特性在于可以对西方文化平视，因此也就存在了对近代以来面对中西文化碰撞时不同的学术文化思路予以重新审视的可能性，也在这个意义上可能会超越保守与激进的简单划分，而重新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呈现出来。
传统对于晚清民国那一代学者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学术上以不同形式呈现的话题，而且是在现实世界里面要予以辨析的价值观念。钱穆在回忆自己学术历程时说，自己在上小学的时候受到体育老师钱伯圭的一番关于中西文化比较言论的刺激，一生记忆犹新：“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1)但是，要将他们所说的传统阐述清楚，就必须和他们形成一种对话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重复他们对传统的阐释即可。他们对于传统的理解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对于传统的理解。此外，传统的意涵在不同的人那里可能是不一样的。例如萧公权说：“一个活的传统在长时间中，每一代的人都能身体力行其价值。因此，一个社会维持其旧传统的能力乃是其本身活力的指标，显示社会中之人大都能关心到眼前以外的事。”(2)对于萧公权来说，这个传统就是一系列生活价值。在大转型的时代里，传统的资源一直活跃在不同的思想与政治语境里面，它们的“复活”得益于不同的历史变革和运动，这也类似一个霍布斯鲍姆所说的“传统的发明”的过程。总之，需要将“传统”当作一种问题意识提出来，将它所承担的内涵在历史语境中重新展开，在这个过程里面才能厘清各种话语权力的关系。例如，如果说从传统的经史子集向西方学术分科系统转变的确是传统学术的一大转变，但是这个思考框架还是过于宏大。在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这个主题下可以描述出各种变化，但需要意识到这些变化的背后隐藏的是我们赋予自身世界意义方式的变化，前者是流，后者才是本。正是这个变化，让我们对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可以进行重组。这其中的复杂性就远非几个诸如学科系统转变等框架式的描述所能应付。
本书所讨论的现代词学就是在与传统资源的对话中形成自己的独特面目。可以说常州词派是现代词学面对的最重要也是最特别的传统资源，现代词学的起源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对常州词派采取什么样的处理立场和对话方式紧密相关。在分析现代词学的起源时，本书没有选取某些标志性的起点作为起源的标识，而是通过一些个案的研究来讨论现代词学得以成立的若干知识话语前提。在这里，个案研究对于思考以上的宏大问题具有特殊的方法论意义。如果说西方已经成为我们不可区分的一个部分，那么似乎不能够仅仅从一些理论反思上来将内在于我们的“西方”给予历史化。除了个案研究，似乎没有其他途径来帮助我们认识到历史的肌理。将现代词学的起源问题放在一个具体的语境里面，看它在具体的学者身上所表现出的复杂性，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这里面包含有他们“讨价还价”以便坚持或者部分坚持自己认为最为重要原则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不同的词人身上的展现值得细究。甚至可以认为，正是被宏大叙事所淹没、所篡改的细节对话构成了历史不可化约的部分。
现代词学中的代表人物对传统的坚守，往往是以一种不自觉的矛盾形式展开的。他们所展示出来的多样矛盾，弥足珍贵。正是在他们那里，历史的各种复杂的力量聚集在了一起并且得以在文本上向我们重新展示出来。沟口雄三以为：“历史的时间绝非是均质的，它充满了紧张与变化，在某些时点上达到高度的浓缩，在另一些时间流程中却是松弛而缺乏张力的。假如我们仅仅按照自然时间的顺序叙述历史，历史时间的这种性质是无法呈现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人将“兴趣转向时间的非均质性的时候，他就是不再是旁观者而进入历史”。(3)不过，根据不同的个案所透露出的问题还是有所差别，正是透过对不同个案的选择及其特殊性的思考，让抽象的理论思考与具体的个案形成互动，才能不断积累起对现代词学起源问题的深入理解。
二
先简要回顾一下常州词派从张惠言开始一直到晚清的发展历史。常州词派之所以得以成立，是从对当时占据词坛的浙派末流的批评开始的，用谭献的话说：“浙派为人诟病，由其以姜、张为止境，而又不能如白石之涩、玉田之润。”针对浙派末流的这一弊病，当时在安徽授馆的张惠言，编辑了一本《词选》（1797年）。在《词选》的序言里，张惠言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常州词派得以成立的两个重要纲领：“意内言外”和“比兴寄托”。他说：“叙曰：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声哀，放者为之，或跌荡靡丽，杂以昌狂俳优，然要其至者，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在张惠言这里，词这个“小道”和中国传统诗学的比兴寄托勾连在了一起，常州词派由此而成，后来聚讼纷纭亦由此生。张惠言《词选》的意义用朱祖谋的话来说就是“回澜力，标举选家能。自是词源疏凿手，横流一别见淄渑”（《望江南·题张皋文词集》）。和中国传统许多创作和理论流派一样，常州词派的形成和发展与选本、评点等表达形式分不开。例如在张惠言之后有董毅的《续词选》对张惠言“《词选》之刻，多有病其太严者”这一点做了补充和修正，此后还有周济的《词辨》和《宋四家词选》，谭献又因学生徐珂之请对《词辨》进行了评点，除此之外还有端木埰抄录给王鹏运的《宋词赏心录》等等，这些词选和评点构成了常州词派基本的理论文献和创作批评的样本。在张惠言之后，常州词派最为重要的理论家是周济。周济的词学观点受到张惠言外甥董士锡的影响：“晋卿年少于余，而其词缠绵往复，穷高极深，异乎平时所仿效，心向慕不能已。”他在理论上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张惠言比兴寄托说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有寄托”与“无寄托”以及“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观点，这无疑进一步深化和加强了常州词派的理论基础。也正是这个贡献，朱祖谋对他有一个极高的评价：“金针度，词辨止庵精。截断众流穷正变，一灯乐苑此长明。推演四家评。”可以说正是张惠言和周济两个人的努力，使得常州词派在理论上有了一个坚实的纲领，为后来常州词派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周济之后的常州词派的理论家当中不能不提到谭献和陈廷焯两位。谭献在评点周济《词辨》之后说：“予固深知周氏之意，而持论小异；大抵周氏所谓变，亦予所谓正也，而折中柔厚则同。”他的词学观点主要见于《复堂日记》《复堂词录》《箧中词》以及他对周济词选的评点当中。应该说他更加细致地将常州词派的基本纲领灵活地运用到对于唐宋词具体作品的评价之中。除此以外，谭献一个重要的贡献还在于他通过对本朝词作的编选将常州词派在理论与实践上统一了起来。从张惠言开始通过提倡意内言外、比兴寄托的方式重构了唐宋词史的内部结构，这既构成了对当时浙派末流词作的批评，倡导了新的写作风气，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形成了一种以比兴寄托说为根本的理论。以前的词派在建构自己理论的时候虽然也提及风雅，也提出自己追摹的唐宋作家，例如云间派倡《花间集》，浙派倡姜夔、张炎，但这些都是断裂性的或者说排他性的，词史的内在连续性是由一种写作否定另一种写作而形成的，是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史，但是在常州词派的理论框架里，词的历史其实第一次获得了其内在意义的连续性，它倡导正变、比兴之说有其深刻的理论内涵。如果将清代的词史看成唐宋词史不同形式的复制和模仿，那么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已经外在于传统的写作谱系，因为它将模仿与追摹预设成为一种完全没有创造性的行为，同时也将一个意义的关联体的批评方式预设成为消极的压制关系。后来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对本朝词人的评点以及朱祖谋编选的《词莂》在某种意义上都算是和谭献《箧中词》的对话。陈廷焯一开始其实是服膺浙派的，但是后来在遇到庄中白之后词学观点发生了变化，对张惠言的《词选》极为推崇，赞扬这本词选是“可称精当，识见之超，有过于竹垞十倍者，古今选本，以此为最”。陈廷焯是这样自述自己的变化的：“近人为词，习绮语者，托言温韦；衍游词者，貌为姜、史；扬湖海者，倚于苏、辛；近今之弊，实六百余年来之通病也。余初为倚声，亦蹈此习。自丙子年与希祖先生遇后，旧作一概付丙，所存不过己卯后数十阕，大旨归于忠厚，不敢有背《风》《骚》之旨。”《白雨斋词话》是陈廷焯最为重要的词学理论著作，在这本词学著作里面陈廷焯提出了“沉郁”这个词学观念，他说：“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这实际上是对张惠言所谓“意内言外”的继承和发展。还需说明的是，《白雨斋词话》稿本和1894年的《白雨斋词话》刻本有不尽相同的地方。例如，在《白雨斋词话》稿本里，他对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大加赞许，说这本词集“味厚”，甚至用八则词话的篇幅来赞扬朱彝尊的《洞仙歌》17首。他为自己这样赞赏朱彝尊的艳词声辩：“吾于竹垞独取其艳体，盖论词于两宋之后，不容过刻，截取可也。”就在同一本词话里，他又说朱彝尊的词“显悖乎《风》《骚》”，这又是批评的态度了，这是《白雨斋词话》里面的一个裂痕，后来在刻本中陈廷焯的父亲陈铁峰将他对《静志居琴趣》的评论悉数删去。此外这个裂痕也可以解释为晚清词学的新变而不是理论的内在逻辑问题。但是这的确带给我们一个重新审视常州词派的机会，而文本内部的看似矛盾的东西也不是删改就可以抹杀的。由此可见，无论是陈廷焯等人从浙派往常州词派靠拢的背景，还是谭献、陈廷焯等对张惠言《词选》的内在批评，其实都说明了常州词派理论不同发展时期之间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僵硬的承接关系，而是在比兴寄托的框架之中不断的辩驳中形成的。也正因为这样，常州词派理论才具有了不断应对新问题的强大活力。在常州词派看来，一首词应该既要有才艳思力，又能够归于蕴藉深厚，而将这两者结合最好的人是周邦彦，所谓“集大成者也”。有人认为像纳兰性德、蒋春霖等人的词是与性情、才气相关，超越了浙派以及常州词派的框架。将常州词派理解成以周、辛、王、吴四家作为典范词人的词学流派。这些说法从纯粹的写作上来看，是可以接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单独的性情或者能够以词写史就可以成为独立的批评概念。常州词派没有否认这些概念的重要性，但是它们必须是放置在一系列的关系里被讨论，只有这样写作才有家法，整个词史也才能够在互相竞争和比对中形成内在的连续性。这也提醒我们不能将晚清常州词派的一些内部变化简单地解释成为常浙合流。从晚清到民国常州词派理论影响依然巨大，龙榆生在《论常州词派》中说：“言清代词学者，必以浙、常二派为大宗。常州派继浙派而兴，倡导于武进张皋文（惠言）、翰风（琦）兄弟，发扬于荆溪周止庵（济，字保绪）氏，而极其致于清季临桂王半塘（鹏运，字幼霞）、归安朱彊村（孝臧，原名祖谋，字古微）诸先生，流风余沫，今尚未全衰歇。”龙榆生所讲的“流风余沫，今尚未全衰歇”说明了常州词派在现代词学史中独特的位置和意义。
本书的研究对象并非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和文学流派、思想派别，而是选取了相对安静的时代旁观者。那时候，龙榆生是来往于上海遗老之间的一位年轻的大学老师，夏承焘是浙江省立第九中学和之江大学的一位普通老师，而刘永济则在明德学校、东北大学、武汉大学之间奔波谋生。他们基本都远离思想风暴的中心，他们也都不是时代思潮的创造者和引领者，而是时代思潮某一小部分的发展者、对话者和观察者。他们因为诸多原因得以观察到不同的意见，小心地在具体的语境里面去取，同时也逐渐发展出他们自己处理中西与新旧问题的方式，这是和他们各自具体的历史语境对话的结果。这些人似乎也因此有机会和可能选取更多的东西，他们利用由文学以及思想论战所生产出来的概念而自身却避开了论战本身。同时他们特殊的位置使得他们可以思考更加具体的问题，即本书所讨论的现代词学。对论战简单化的思考，在他们这里需要进一步细化，或许可以说，他们的词学观点的确是一些思想论战的产物，因为他们利用了思想论战所生产出来的话语。其话语本身的合法性是在一个文化政治语境里形成的。而他们反过来又具体化了那些论战所提出但未及展开的问题，从而赋予了那些思想论战以新的意义。例如胡适站在白话文运动的立场上对词的看法显得清楚明白，然而在龙榆生与之对话的文章中，中西以非常复杂的面貌呈现出来。龙榆生通过与胡适的对话保持了与这个时代前沿的联系，虽然他身上矛盾重重，但正是他身上体现出的不自觉的越来越多的矛盾，意味着他探索的深度。其实，在他们周围的词家还有吴梅、陈匪石、唐圭璋、詹安泰、缪钺等人，还包括老一辈的朱祖谋、张尔田等人，这些人都与他们有不同的交集。本书虽将重点个案分析放置在龙榆生、刘永济和夏承焘等词家身上，但没有忽略他们学术语境和现实交往世界里的其他重要人物。此外，他们与常州词派的关系不尽相同，从他们那里可以看出常州词派这一传统资源在现代语境里的变化过程。龙榆生是朱祖谋的学生，他的词学观点受到了常州词派的影响，但是他又不可能将常州词派的一系列传统论述直接表达出来。他必须建立一种新的表达，既要与常州词派保持关联，又要与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词学观点保持对话。夏承焘对姜夔等人的词的考证，实质与常州词派的观点是分不开的。他以一种迂回的方式与常州词派发生了关系。刘永济对于词学的论述是在1940年代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之后成型，尤其他对梦窗词的讨论，显然与常州词派的词学观点紧密相连，这可回溯到他于《学衡》发表文章始。《人间词话》对刘永济的影响以及他对于常州词派理论的认同，将会给他带来很大的挑战。他是否真的可以弥合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正是我们所要询问的问题。
正如开始所说，在面对传统时如果直接与过去对话，或者将20世纪一些传统主义者的论述当作对于传统的弘扬而天然直接地继承，那么就可能忽略了这些人在不同的历史和个人情境中对于传统的建构。面对20世纪所留给我们的遗产，龙榆生、夏承焘、刘永济等人的著述是20世纪词学最为基本的论述，我们还在常常征引，但在这毫无障碍的引用、转述中，它们被知识化了，它们被简单地同构为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轻易地在学科史里找到对于它们的各种书写。我们若阐释过去，也只有经由与他们的对话才能成为一种可能，而不可能外在于他们去寻找一种方法路径、去毫无根基地直接和传统对话。还有，我们常常以为老一辈的学者浸淫和尊重传统要多一点，比如胡小石、龙榆生和刘永济他们这一辈人，但明显地可感受到传统的东西在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变化了，更不用说张中行在散文中所神化的俞平伯讲授古典诗词的例子。他们已经是新派的一个部分，那么那部分“新”怎么起作用？重新面对那个古典文学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需要认真地去研讨每个学者所面对的不同问题，他和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处理问题的方式。
如果说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能够完全照搬到现代，当然就不会存在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然而恰恰就是在现代的语境里，它产生了复杂的变化并且显示出了非常大的活力。常州词派虽然是词的理论，但是当它被带入现代的时候，它背后所强调的文学与历史、政治以及伦理之间的关系与去政治化的现代意识形态必然发生矛盾。同时，常州词派的词学立场在现代中国的学术环境中能够让一些现代词学家坚持的原因，不仅在于它形成了对于词体的新认识，而且在于它赋予了一个现代主体与历史的关系。在现代学术对文学的政治性和历史性进行批判的语境中，他们从常州词派里面发现其独特价值。龙榆生他们对于常州词派的态度、处理的方式放大一点说是受到了两场学术思想运动——国粹运动与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几乎当时及后来的学术大家无不被自己所身处的学术运动所裹挟。虽然他们未曾是这两场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但他们是这两次学术运动的话语遗产的继承者。这明显地体现在两次运动所形成的描述传统与现代二元的一系列话语，这对于他们探讨自己的学术问题、论证自我学术问题提供了合法性。刘禾在分析“中国文学”的发明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时认为：“究竟是什么构成了中国文化？谁代表它？谁又有权威说什么堪称中国性，而什么又算不上中国性？虽然这些早期的争斗现在已然退到历史遥远的地平线，但是，当种种耳熟能详的概念，如文化、民族国家、传统、现代性以及东西方等继续在文化生产的跨国模式中被唤起、重复、翻译、流通，而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独特性只有在她与其他地点以及其他历史的深刻关联中，才能显现出来的时候，这些问题本身，仍旧顽固地同今天的我们滞留在一起。”(4)如果说，在中西对话过程中的确有一股非常强劲的向传统寻找资源的潮流，那么这个潮流本身的复杂性以及问题意识同样不能再简单地放回到一个文化保守主义的框架里面去探讨。我们需要重新去看整个中国传统学术的内在性究竟是什么样，那些被称作“创造性转化”的部分是否理所应当，那些将传统文学带入到一个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这个视野中时失落了什么？本书将在下面各个章节的论述里思考和回应上述问题。
例如在分析龙榆生的时候，主要关注他的词学研究与词选都隐含着与胡适的《词选》展开对话的意图。当他站在常州词派的立场上时，固然可以发现胡适对于词的三个阶段——“歌者的词”“诗人的词”和“词匠的词”——的划分里有许多具体的事实不符合历史，但他没有能够直接发现胡适这个划分背后的理路，甚至他还对胡适这个背后的思路有一种不约而同的认同感，所以在常州词派与胡适之间的矛盾也会以多种形式留存在龙榆生的思路里。龙榆生在《词学季刊》中发表的许多文章，例如《两宋词风转变论》《南唐二主词叙论》《研究词学之商榷》《彊村本事词》等都具有一种隐含的对话性质。他对话的对象则是王国维以及胡适的词学思路。例如那时候新文化人非常积极地宣传苏辛，龙榆生如何与他们区别开来，他说：“非敢貌主苏、辛，而相率入于叫嚣伧俗一途，如世之自负为民族张目者比也。”这里面还有一个变化，张惠言说：“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那么现在“贤人君子”这个主体已经发生了变化。“平民政治”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形态开始被普遍认可，“民众”成为一个重要的现代政治主体表达对于国家兴亡的关切，在文学中它就要求非常清楚的新的抒情主体。民族主义与现代文学观念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所以可以看到张尔田在和龙榆生的讨论中，发现提倡苏辛被当作一个民族主义问题提出来时出现了一些问题，原因就在于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观念下的苏辛与民族主义视野中的苏辛存在着矛盾。而在夏承焘这里他一方面表现出了对于新文学的强烈兴趣，另一方面在学术上他又理智地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我们固然可以从这里面读出“过渡时代”的现代学术人的矛盾与困惑，但问题不止于此，从中可以看到，不是他自己所描述的矛盾，而是他的整个学术事业，他未能全察的矛盾刻画了他自己的时代，也将自己归于他那个时代。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中的内容最初开始是在《词学季刊》上发表的。他的兴趣只是在考证上面，但是里面有很多值得重新认识的问题，例如对于冯延巳的考证，修正了常州词派对于冯延巳的看法，他在《冯正中年谱》里面提到：“前人论正中词者，往往兼及其为人。冯煦为四印斋刊本《阳春集序》，谓其‘俯仰身世，所怀万端，揆之六义，比兴为多。其忧生念乱，意内言外，迹之唐五季之交，犹韩致尧之于诗’。张惠言《词选》则斥其专蔽固嫉，又敢为大言……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虽极称其词忠爱缠绵，而亦鄙其人为无足取。”他通过详细的考证订正了张惠言、陈廷焯、冯煦说法的不妥之处。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冯正中堂庑特大，与中、后二主皆在《花间》范围之外，宜《花间集》中不登其只字也。”他通过考证，认为王国维的判断不确。诸如这些都是考证，但又对常州词派的一些看法提供了证据或者提出了挑战。词学考证可以说是夏承焘有意的一种学术选择，这不仅对接了晚清词籍考证的传统，也在新学术里面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科学考证正是新学术的一个基本价值观念。这相当程度上减少了他在现代学术中得到认可的阻力。但是其实考证不一定构成对于新学术的价值的根本认同，也有可能只是形似而神不似。夏承焘本人考证背后所引起的复杂问题就是一个例子。
又比如书中所讨论到的刘永济。虽然刘永济在上海受到朱祖谋和况周颐的指点，但是他早年的学术兴趣主要在文学史以及文学理论两个方面，《文学论》《十四朝文学要略》两本书就是他早年的主要代表作品。他最初对于文学理论的理解以及对传统文学历史的梳理背后隐含着反对新文化运动思路中一种中西汇通的学术理想，他自己身处那样的氛围之中，他的思考也可以看作是与他的历史语境对话的结果。通过《文学论》《十四朝文学要略》以及后来《文心雕龙校释》的写作，刘永济完成了对于中国文学的批评范畴的梳理，这形成了他面对各种文体如词、绝句、散曲等研究的最重要的资源。他固然知道文体之间的区别以及辨体的重要性之所在，但是“文学论”的出现使他在有意无意中卷入到一个现代意识形态的建构之中。虽然宇文所安在《过去的终结》里对于新旧之间的交替描述得过于清晰和简单化，他轻信只要认同南宋词的就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这个判断无疑简单了，但他有一个很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一千多年来，中国学者都是基本在文学史框架中理解文学传统的。大部头的诗话往往按照历史顺序编排，并且本质上充斥着包含具有文学史性质的观察和见解。有描述朝代、时期和作者特质的一般性陈述，也有理论化的文学史著作。但是正如大家知道的，在接触欧美文学史之前，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叙述型文学史。原因之一是中国以前没有一个统一的文化生产领域称之为文学，只有一系列文体，每种文体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刘永济在写作中对于《文心雕龙》频频征引，《文心雕龙》在晚清国粹运动以来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它被当作是中国文学理论最为博大精深的一部著作，似乎这部书隐含着中国文论的若干共通的话题。在这个过程中刘永济将《文心雕龙》的一些见解引入词学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读《文心雕龙》的眼光以及现代意识形态会不会和他接受的常州词派理论之间发生矛盾？实际上在他的《词论》里面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刘永济在武汉大学讲学的时候开始较多将精力放置在词学的研究上，《唐五代两宋词简析》和《微睇室说词》是他的代表之作。在1960年代他给武汉大学的青年教师们重点讲授了吴文英的词。他站在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的立场上对吴文英的词进行讲解。例如《宴清都》（连理海棠）开篇便点明“托物言情”，又说“南宋词人极喜作咏物词，大都托物言情之笔，情在言外。后来之王沂孙尤称能手。至其所托之情，不出作者所遇之世与其个人遭际之事，交相组织，古人所谓身世之感也”。总之，刘永济的困境也是现代中国的许多传统主义者所共有的。他们相信，中国文学与文化无疑是具有特殊性的，但无碍于中西之间某一形式的交融。同时，也相信传统文学作为传统文化的遗存自然担当了一种保持与传统文化沟通的功能，它会通过特别的方式让人重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而文学最终的意义在于它是属于文化的也是属于人生的一个部分。在这里文学远离了历史、政治与伦理，成为文化的象征。然而，文化的独立性恰恰是政治所构造和赋予的。
以上大致描述了本书所讨论的一些对象和问题。这些个案研究中所提出的一些细微问题可能在现有学术话语框架里依然是无法被充分讨论的。例如，张尔田在给张芝联上课的时候，他对张芝联说你要特别注意道德与智慧的关系：“道德者，人与人相互间有一原则耳。至如何达成此原则，则有开有遮，有从有违。”这个关系在张尔田的世界里面是他结构自己学术问题的重要方式，但是要用现代学术话语讲清楚有一定的困难。还有像张尔田在给夏承焘的信里面说文学比学术更重要。这个究竟怎么来将它问题化，也存在着一些疑惑。还有在处理像晚清民国词家作品的时候，有时候直接去读懂那些文本背后的意义，甚至连恰当地用现代学术语言表达清楚它们的艺术特色，理解他们的“文心”都有一定的挑战。所以说对于现代词学的起源课题的研究还有许多值得努力的地方。昆廷·斯金纳在《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里面谈论到过去之于现在的意义，他说：“过去在一个当下意义就是作为一个储藏室，储藏着我们现在不再认同的一些价值观念，储藏着我们现在已经忘记提出的一些疑问。”(5)本书中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去打开“储藏室”并且考虑将里面的一些东西如何以现代学术的形式带回来。
(1)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46页。
(2) 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268页。
(3) 沟口雄三《关于历史叙述的意图与客观性的可能》，孙歌译，选自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十一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24—325页。
(4) 刘禾《跨语际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64页。
(5) Quentin Skinner,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