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哲”以前的社会情况

“八哲”中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韩非死于秦王嬴政十四年（公元前233年），前后三百一十八年。老子约为孔子同辈，其他诸人都介于此三百年间。这个时代的确与以往不同。在远古之时，人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八位先哲曾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想象——有的将它描述成仙境，有的将它形容为苦海——但是都同意在他们之前某一时期开始，社会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究竟始于何时，诸说不一，但是他们知道比较确切的应该是商周时代，特别是东周以后，那时社会动乱剧烈，同时出现了大小政治集团内部及其间的斗争，普遍的经济变革，新兴的社会阶层，和许多因应的思想。

古代人们以宗族组成政治集团，称之为邦，为数甚多而各邦人数有限，所占土地不大，地广人稀，交涉冲突较少，各邦之主权势有限，所以可能有选贤禅让之事。后来因需集合很多人力对抗天灾，产生了若干英雄领袖，其中以治理洪水功绩卓著的禹受人崇敬而被推为诸邦共主，其子孙承其余绪，续在此位数百年，以其威望及武力拘束其他小邦，史称夏朝。及其威望武力衰微，新兴大邦商取而代之，成为共主约六百年，史称商朝，后又因同一缘故而为周所取代。

周在伐商之前，便因一再征服较小之邦而壮大。伐商之时也集合了许多盟邦，之后继续建军西六师、成周八师，用来镇压殷商遗民，并且讨伐不服周朝统治的小邦及蛮夷。但是周初君臣已经了解单凭武力不足以长治久安，因而产生了一些新的观念，采取了若干新的办法来维持其国家，包括一些新的规范和制度。

在观念层面，古人相信鬼、神、天、命。在听说西伯周文王戡灭了商的属邦黎而将进攻殷都之时，商王纣似乎满不在意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但是当时人们已有“天命不常”的认识，周人乃倡言天命实依人事而定，只有良好德行之人才可获得天命成为天下共主。他们在伐商之前宣传此说，一方面夸张商纣的污德恶行，另一方面强调数代周君的美德懿行，用来支持其起兵的正当性，号召盟邦助战，鼓动商民叛乱。在其革命成功之后，仍一再告诫周朝君臣以“俊德”治天下，不仅要照拂周邦百姓，并且要安抚商朝遗民及其他各邦众庶。

在制度和规范上，周初的经济沿袭商代仍重于农耕，由政府将土地分与人民耕作，由他们提供生活资料给统治者。改革较多的是在政治方面。周初将姬姓亲属及参与反商革命的功臣封为诸侯，驻于各处重镇，以控制当地的人民。此外又建立了一个新的制度——“宗法”——将周室王族分为数支，以武王的嫡长子孙一支为“大宗”，世世继承王位；以族内其他各支为“小宗”，使其嫡长子孙继承诸侯爵位。“小宗”的庶子可以在周朝或诸侯之邦任卿、大夫等职，由周王或诸侯赐给土地、人民，其嫡长子孙也可能世袭其职；其他诸子没有此种待遇，但是也属贵族，享受若干逐世递减的特权，也可能担任政府的职务。这些周室的子孙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层层相属的统治阶级，所以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此说有些夸张，因为当时还有一些与周室宗族无关的邦，如楚、越以及夏商的后裔，但是周室常和它们的贵族通婚结为姻戚，所以不久之后周室与它们的统治阶层联结成了一个父子、兄弟、叔侄、舅甥、祖孙的集团。因为都是亲戚，都有一些亲情，这种关系与周之前各邦独立，仅由夏、商大国凭其势力加以统制的关系，显然不同。

但是亲戚之间也可能利害相异，未必能和谐相处，所以周室又制定了一套新的，主要适用于大宗、小宗之间的规范——“礼”。后代思想家说礼之本在“理”，也可以基于习惯，但是最初的礼是祭师们创作出来祭祀神、鬼（祖先）的仪式。人们在某些场合对某些人表示崇敬，也自然地仿用某种仪式。周代统治阶层既然大多是亲戚，所以祭祀共同祖先的仪式便很容易地被他们了解并接受。周室有鉴于此，便将旧有用于庙堂之上祭祀鬼神的一些礼节，做了若干修改，用于朝廷集会及君臣交往上，使得各人皆以庄敬亲爱的心情相待，一举一动皆合乎此情，而产生了和谐肃穆的气氛、融洽合理的关系，使得此一集团的内部得以平稳，对外有效统治各地人民。在各种礼仪之中，周人特别注重丧礼，因为它可以使参与者追思亲人。死者如系祭者的长辈，更可以触发其血脉相连之情，而加强其命运共同之感，由此而引申出来的许多规范，对于一个宗族，尤其是一个统治集团而言，非常重要。

周朝的这些新的制度和规范显然甚为有效，所以能使西周三百多年大致安定，在黄河、长江流域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紧密一致的体系。因为周围有许多与封建宗法无关而不行其礼的“夷狄”，此体系处于其中，所以产生了“中国”这个除了地域性之外，更具政治性和文化性的观念。

但是，周朝的这些制度和规范除了在设计上有一些缺点，实践时又产生了不少舛误。设计上的缺点在于宗法只是政策性的措施，就亲属之间的辈分和年龄而言，大、小宗自始即不尽合理（如成王以侄而为大宗，周公以叔而为小宗），数传之后，自然参差愈多，勉强使长老服从幼小，当然不合人情。实践时的舛误出于大宗之主未必皆贤，但因拥有权势，就不免滥用，最显著的实例是滥用武力。对于不顺从的诸侯和蛮夷，周王常加镇压，而付出很大的代价，例如周昭王南征溺于汉水而丧其六师，穆王西征用兵频仍而所获极微，宣王北伐尽失自南方征来之军。这些战争造成了周室财政和经济上的困难。厉王时开始垄断山泽以专其利，宣王编查丁数而课以赋役加重剥削人民，但是都无法重建周室的势力。

更严重的问题是周室愚蠢地损伤了宗法——厉王对于诸侯不知亲亲相待，宣王拒斥鲁武公长子括而立其次子戏为懿公，违反了嫡长继承之制，其后幽王更对此制直接破坏，废其正妻申后及太子宜臼而立其姬褒姒及庶子伯服，结果诸侯不服，幽王被犬戎所杀。

在直接破坏宗法之前，周王已率先废弃了若干与之相关之礼，例如宣王之时政务废弛，停止了以往在“千亩”举行的“亲耕”。此事看来只是一个仪式，却有重大的实质意义，表示周王领导诸侯及人民共同致力于当时最重要的生产工作，以此典范团结整个的政治体制。此礼一废，社会便因内聚力被忽视而逐步分崩离析，其他诸礼的意义乃逐渐消减，无法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

在军力和经济的衰败以及宗法和礼的破坏之后，接着产生了观念上的改变。西周初期所倡之“德”特别强调统治阶层克己、亲亲、爱民、惜物；后来由于周王及诸侯醉于权势，骄纵放肆，以“德”治国的观念乃逐渐消失，所以有穆王遨游，订定吕刑以制民、厉王专利监谤、宣王料民、幽王以烽火戏弄诸侯等事。君不惜臣，民不敬上，众叛亲离，西周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