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我如何认识英国

1947年，我的父母带着我和妹妹从印度回到了英国。那时我五岁半，也是我第一次开始接受全英文的教育。对我来说，英国的人和事既熟悉又陌生，我还需要进一步去了解。我对英国风俗文化的正式学习主要在学校里完成，特别是两个寄宿学校。八岁到十三岁期间，我在牛津郡牛津龙小学上学；十三岁到十八岁期间，我在坎布里亚郡赛德伯中学上学。十八岁到二十五岁期间，我在牛津大学完成了英国历史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

回到英国后的二十年间，我从学习和生活中逐渐了解到英国及英国人的一些主要特点，他们的家庭制度、爱情、友情、阶级、幽默、游戏、政治、资本、个人主义、历史和文学。当我从牛津大学毕业并迈入婚姻殿堂时，我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属于“某个阶级”的英国男人了。

如果我想更好地理解我所处的社会，那么我必须将自己置身事外，做一个旁观者，为此我回到东方。为了完成我的博士论文，我在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区的一个偏僻村庄，和古隆人一起生活了十五个月。之后的五十年间，我回去了十九次，去拜访那些已经“接纳”了我并且教了我很多事情的人。如此一来，尼泊尔的偏僻村庄那个世界就是鲜活的，可以让我从那里客观地认识英国。

古隆人主要生活在高海拔地区，从事农牧业，他们教会了我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仍然需要了解其他部落民族的分支，了解居住在森林里的耕作者。我出生在这些民族的聚集地，因此总想多了解他们一些。1983—1991年间，我启动了一个项目来了解他们的部分历史，即从我能查到的最早有记录的时候一直到1945年这期间的历史，并通过建立一个由照片、影片、文字、DVD组成的数据库，保存以及让更多人知晓这段历史。

我很想在高原和森林部落的经历中，增加一些农耕文明的例子，因为农村是过去五千年来世界上最主要的组织形式。

在我四十九岁那年，也就是1990年，我终于有机会来到我的比较模型中最遥远、最陌生的日本，多了一面用来反观英国的镜子。在日本我了解到一种有趣的不同文明：有一半是熟悉的，如社会、政治和经济；而另一半是完全陌生的，如文化和宗教。我去过日本八次，与日本朋友一起交谈、旅游。当他们来剑桥大学拜访我和我的妻子莎拉时，我们也进行了很多交谈。此外，我教授来自日本的学生，也写了有关日本的文章和书。这些经历都让日本这第二面镜子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但是，我还需要另一面镜子，一个地地道道的农耕文明，要在各个方面都异于我自己的文明，而且差别越大越好。在我五十四岁那年，也就是1996年，我和妻子莎拉第一次去中国旅游，我发现这里就是我要找的地方。自那之后，我们又去过中国十五次，几乎每年一次，和我的学生及朋友一起几乎走遍了这个拥有伟大的古老文明的国家各地。过去的数年间，我和中国朋友及合作伙伴一起做了很多项目，我们尝试在方方面面建立起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桥梁，如音乐、诗歌、戏剧、陶瓷、绘画、文学、园林和教育等。我试图理解中华文明的基石是如何建立的，以及它与我从小就相信的一切有何不同。

我通过尼泊尔人、日本人和中国人眼中的英国来了解英国，也想通过除了英国人以外的西方人眼中的英国来了解英国。我通过研究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游客来达到这一目的，如匈牙利、德国、荷兰、法国以及北美等。在我的几本书中，我研究了其他国家的人对英国的看法，特别是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托克维尔（Tocqueville）和伊波利特·丹纳（Hippolyte Taine）。

当我不断从亲历者以及旁观者的角度审视英国时，我还需要问一些关于他们生活方式的问题。因此，这些年来，我研究并出版了十几本关于英国历史和文化的书。最早的两本是在我去尼泊尔之前写的，但都是关于比较人类学的内容，即《英国都铎王朝和斯图尔特时期的巫术》（Witchcraft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和对17世纪英国牧师日记的分析《拉尔夫·乔塞林的家庭生活》（The Family Life of Ralph Josselin）。

我最深入的探索并不在于写作，而是和我的妻子莎拉一起开启了一项近五百年（1380—1850年）的详细历史“重建”计划，对象是英国的一个教区，位于埃塞克斯郡的伊尔斯科恩。我们把留存下来的文件汇集起来，编辑索引，并存入计算机数据库。这个计划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三十年，从1973年到2003年。它让我得以深入了解英国历史的结构，这是我无法从任何其他渠道获得的。

为了判断我们在伦敦附近的发现是否具有代表性，我们又花了几年时间在偏远的约克郡山谷进行了类似的研究，这些文献的性质及内容被都记录在《重建历史社区》（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Communities）和《英国历史记录指南》（A Guide to English Historical Records）这两本书中。

尼泊尔的经历，加上对人类学相关内容的阅读和人类学教学，同时还有原始文献带来的冲击，让我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一书中推翻了一些传统的英国历史观，聚焦法律、财产和家庭。随后，我基于约克郡山谷的研究对法律和暴力的分析延续了这一观点，写出了《正义与梅尔的麦芽酒》（Justice and the Mare's Ale）一书。1981年后，我在《英格兰的婚姻与爱情，1300—1800年》（Marriage and Love in England，1300—1800）中发表了关于英国家庭生活的长篇研究的结论，并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The Culture of Capitalism）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英国方方面面的论文。

我对英国特殊的兴趣将我引入另外两个研究方向。一个是分析一千多年来英国和日本在人口结构和物质生活方面的异同，从疾病到厕所、食物以及家庭计划。这些研究发现被记录在《野蛮的和平战争：英国，日本和马尔萨斯陷阱》（The Savage Wars of Peace:England,Japan and the Malthusian Trap）。另一个是分析那些曾经反思过现代世界起源的伟大的比较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认为英国在现代世界起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在《现代世界之谜》（The Riddle of the Modern World）和《现代世界起源》（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两本书中分析研究了其中的五位，分别是孟德斯鸠、亚当·斯密（Adam Smith）、托克维尔、福泽谕吉和梅特兰（F.W.Maitland）。

我决定将自己从研究中了解到的东西进行总结，特别是英语世界的这部分内容。我将这些内容写成了给我（继）孙女的一本书《给莉莉的信：关于世界之道》（Letters to Lily:On How the World Works）。当我快要结束在剑桥大学长达三十五年的教学生涯时，我写了《剑桥反思》（Reflections on Cambridge），这是我在一所典型英国高等学府里持续最长的田野调查，在这里我既是参与者也是观察者。

清华大学是中国顶尖的大学，在其成立100周年的时候，我被邀请做了一系列讲座，这些讲座内容集结成《现代世界的诞生》（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World）一书。因此，我对了解和解释英国的兴趣进一步加深。后来我决定将我一生中的四次探索写成一本书，如此我就可以比较它们各自文明的一些基本特征，这本书就是《文明的比较》（China,Japan,Europe and the Anglo-Sphere-A Comparative Analysis）。

最后一项重要的贡献是我对自己的生活非常详细的自传体式的研究。之所以我能做到这点，是因为我手机里保存了人生各个阶段的大量文件和信件。目前为止，我已经完成了前八卷，涵盖了我从出生到三十岁之间的教育内容，大概有3500页。我可以通过这些当时的文件来准确地了解我是如何被教育成一个“英国人”的，这一点显然没法通过回忆的方式做到。我可以把这项自传体式的研究与许多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写的经典自传进行对比，也可以将我自己与那些试图通过回溯自己的生活来理解自己身份认同的作家进行对比。

关于上篇

本书上篇是我对自己身份以及和我同时代人身份探索的延续，在写作过程中，英国经历了脱欧，关于脱欧的混乱的辩论使本书讨论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上篇也是写给英国以外的读者的，他们常常对自己的发现感到困惑，但知道这个奇怪的岛屿上的国家影响了世界文明。

上篇涵盖了一个文明近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但我尽可能使它简短并且通俗易懂。它是鼓励思考和进一步探索的一次尝试。

为了达到简明的目的，我省略了很多重要的话题。例如，上篇几乎没有任何关于人口模式，科学技术，物质生活（食物、衣服、住房、疾病）和其他思维方式的内容。我也没有试图用引文、交叉引用、统计数据或其他事实来支持我的论点，当然在《独一无二的英国》和《英国路》章节中可能会有一些。

读者如果想要一份关于上述话题更详细的介绍，那么可以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中找到。读者如果想要了解更具体的方面，从“业余爱好”“脱欧”“俱乐部”到“乌托邦”“暴力”和“天气”，那么将会在本书下篇发现几十个这类话题的简短介绍。

我希望你能喜欢本书上篇，它能激发你去学习新事物，我也希望你来质疑我所写的内容。争论和“拒绝暗示”（反驳和提问）是英国文化的核心特质，所以如果你这样做了，那么你可能也变得有点“英国化”。

在这样的场合，我经常喜欢引用我从我的老师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那里学到的一句话“一个新奇的错误抵得上一百条陈腐的真理”，又或者像爱因斯坦说的“如果一个想法在一开始不是荒谬的，那它就是没有希望的”。确实如此，事实上，之前提到的所有书背后都践行着爱因斯坦的另一句话“任何事情都应该力求简洁，但不能过于简单”。

关于下篇

就“英国人”这个身份而言，我既属于“我们”，也属于“他们”。我在英格兰的土地上称呼“我们”，因为我有英格兰血统，我从五岁半起的大多数时间里生活在英格兰，并且在家庭和学校里都被教育成一个“英国人”。

但除了英格兰血统，我还有苏格兰血统，以及一点威尔士血统；我在印度出生并生活到五岁半；我一生中的许多时间是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在尼泊尔、日本和中国工作并讲授世界各地的文明。

我最近才意识到，从1947年那个自印度踏上这片土地的孩子到今天的耄耋老人，我已经用了七十几年的时间，以求了解与我自己相关的文明——英国。在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里，我都在思考生活在这片群岛上的人究竟是“谁”。我在世界各地讲课时，也常常和学生、朋友讨论起这个话题。

现在是时候把这些零零散散的认识整理成书，我希望本书无论是对我们英国人自己还是那些来到或旁观这个国家的人，即“我们”抑或是“他们”，都能有所裨益。本书下篇将帮助读者了解这个古老而复杂的文明是如何将许多其核心特征，如工业化、资本主义、语言、体育等传播（也曾借由武力）到世界各地的。

由于矛盾和费解的事实在太多，我决定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完成本书下篇——将“英国人”这一概念看作一幅拼图、一面玻璃花窗或是马赛克地板。我选取了一些我困惑或感兴趣的英国特征，尽可能简短地加以阐释，必要时附上特征的成因。当然，身边的朋友也向我提供了其他不少有趣的话题，而一本书的篇幅毕竟有限，我只好忍痛放弃了。

现在有关英国人的书不乏其例，但几乎都在老生常谈——排队、板球、酒馆、宠物等，没有解释是什么形成了这些特点。我们如果不明白英国人排队、彼此信任以及爱护宠物的原因，就很难理解英国文化模式中的内在联系或实际遇到的情况。

诚然，每个英国人都是不同的个体。作为一个年过八十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特权阶层白人男性，且近年来游历世界各地的学者，我看待英国的方式也是与他人不同的。我仍希望自己从内而外对英国文化的双重观察能够给本书下篇的阐释一定的普遍性。

下篇同样在描绘一个飞速变化的世界，其中折射出的一部分特征正在快速消失。当我还是个从印度回来的小男孩时所认识的1947年的英国，与今日的英国相比已天差地别。作为人类学家，我注定要用现在时态书写这个正在变化的世界，那些变化在落笔时就已经发生。因此下篇既是一部有关英国生活的最新指南，也是我为挽救人类学做的一点工作。

最后，我要感谢法比安·邦尼特（Fabienne Bonnet）。法比安·邦尼特曾任剑桥大学霍默顿学院牧师和国王学院讲师，她从一位在英国生活了四十五年的法国观察者的角度，为本书下篇校对文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