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未来的人》：未来的伦理与当下的伦理会有所不同吗
哈赞姆·佐尼（Hazem Zohny）
这本书合乎道德吗？
当然，这不是说一本书会像一个人一样出现品行道德方面的问题，而是探讨我们投入在本书中的时间和精力是否值得，因为我们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本可以另有他用。无论如何，未来都是不确定的，而当下却有紧迫的问题。难道伦理学家不应该主要关注眼前的问题吗？
让我们试着用这段话解释一下：
伦理学家是一种稀缺资源。而当下，人们正被各种伦理问题所困扰。最富有的1%的人口拥有世界财富的一半以上；每年数十万儿童死于营养不良；几百万人过着被奴役和强制劳动的生活。此外，未来是不可知的，尽管像人工智能、人体冷冻、基因编辑、读脑设备等新技术风起云涌，其影响却不可预知。所以，伦理学家应该关注当下，而非假设未来。
我们可以把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叫作当下主义者。作为回应，被我们叫作未来主义者的人们可能会反驳说：
实际上，伦理学家并不是稀缺资源（不像脑部外科医生那样稀缺）——伦理几乎人人可谈。而且，像贫富不均这样的当今问题属于政治范畴，而非伦理问题。最终，如果人们不能预见未来的伦理问题，那么未来就会远逊于现在。因此，伦理学家应关注未来。
谁是对的：当下主义者还是未来主义者？毫无例外，结论是两者各有道理。但是，我认为还要为当下主义者多说几句。这本书与那些被未来的远景吸引而忽略当下的伦理学家一样，有点儿不道德，因为它过多关注未来。实际上，分配的公平或者资源配置的公平与伦理学家关注的问题息息相关。而伦理学家，特别是把理论和原则应用于具体情景的应用学派，过于关注新兴和未来技术带来的希望和风险。
具体来说，应用伦理学家埋头研究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脑机接口、纳米等新技术背后的科学问题，而忽略了探讨经济学理论、经济政策带来的价值观冲突和选择困境。为什么研究科技伦理问题要与经济学挂钩呢？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分配。这会从根本上影响所有产品的伦理价值，包括科技产品。所以，伦理学家对经济学漠不关心就有些讽刺意味了。
这个关于伦理学家如何分配时间和精力的结论仅凭经验得出，还没有研究对其加以验证。但是，在写作本章时笔者可以轻易查到的数据显示：在谷歌学术上搜索“人类优化”得到的380万个结果中，最相关的文章都是应用伦理学家写的；而搜索“伦理经济学”后所得到的310万个结果几乎都与应用伦理学家毫无关联。“人类优化”这一词条与应用伦理学家的关联度大大高于“贫困伦理学”（170万个）、“可预防疾病伦理学”（10万个）、“歧视”（230万个），甚至也高于“堕胎”（46万个）。即便是像“伦理强化”（46万个）这类分话题的搜索结果与应用伦理学家的关联度，也显著高于“可预防疾病”。
当然，这项谷歌学术调研的目的不是妨碍学术研究。而且我们也不应该对这些数字过度解读，因为应用伦理学家和其他专家之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分界线。然而，这些数字确实显示了研究具体伦理问题的学者们过于关注未来。
而这本书是这一趋势的又一个证明。
这一趋势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显而易见：比如，讨论技术是否可以强化我们的道德秉性这个话题比讨论世界上的可预防疾病要有趣得多。另一个原因是：说到经济问题，应用伦理学家就把经济伦理学抛给经济学家或政治哲学家，任由其中持不同观点的人用宏大抽象的原理和假设来对像国家应扮演何种角色这样的问题争论不休。这就类似于把新兴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抛给科学家、历史学家或是哲学家。这很不公平，而且很少人能察觉到。
伦理学家的稀缺性
说到这里，我们好像跑题了。让我们回顾未来主义者的反驳：伦理学家并不是一种稀缺资源。大多数心智正常的成年人都能理智地分析伦理问题，并且终其一生不断这样做。浏览一下社交媒体，我们会发现人们对各自的道德立场都振振有词。反观有些问题，比如脑肿瘤切除，则应者寥寥无几。如果有些人不是脑外科医生，却对亲属即将要做的脑部手术发表意见，我们会立马让他们闭嘴。而如果他们在吃晚饭时解释为什么选择素食，我们通常会耐心听下去——除非他们是因为被激怒才加以解释。
反过来说，一位训练有素的伦理学家应该比一般人更擅长维护某种道德立场或是提出一个伦理命题。他们更有可能花时间了解与伦理问题相关的实际背景，发现隐含的前提，或者对一些直觉提出合理的质疑。更关键的是，伦理学家受过训练，会基于大多数理性的人认同的假设提出观点，而不是像一些故弄玄虚的、宗教式的或是其他毫无根据的假说那样。
最终，可以落实到一点：能以伦理学家身份获得收入的人相对稀缺。“伦理学家”这个职位相当稀缺，不信就问问想在大学哲学系任教的人吧！如果只有极少数人可以拿着工资来思考和解决伦理问题，那么就需要考虑一下他们的时间和精力该如何分配。因此，我们要问问，他们如此专注于对未来的研究是否是对这一稀缺职位的善用。
当下主义者的第一个论点是对的：伦理学家是一种稀缺资源。在这场当下主义者与未来主义者的辩论赛中，前者先得1分：当下主义者1分；未来主义者0分。
当下的问题
当下主义者的第二个论点是现在的世界被各种问题困扰。真的是这样吗？政治和经济体制的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问题吗？也就是说，这些问题的产生要归咎于人们对于如何合理解决问题的伦理观点不同吗？还是说这些失败仅仅源于支持这些道义路线的政治决策者人数不足呢？换句话说，这些是伦理问题还是“政治意愿”问题？
人们很容易就会站在未来主义者一边，同意目前大多数棘手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而非伦理问题的观点。大多数伦理学家可能会同意：目前财富过于集中的现象当然在伦理上是说不过去的；那么多人还营养不良，而每年超过十亿吨食物被白白浪费掉当然是不道德的；奴役和强迫劳动当然是不可接受的，要被禁止的。此处并没有伦理困境或者价值冲突。这些问题是留给政治家和国际机构解决的，而非伦理学家。我们时代的其他一些大的危机同样如此，比如气候变化、贫困及可预防疾病等，反映了政治愿景的失败，而不是道德观的分歧。
然而，这么说是在逃避责任。是的，目前困扰世界的问题多是不符合道义的，仅仅同意这种观点实在是空洞乏味，就像说“如果新技术带来恶劣的后果，那么其在道德层面也是恶劣的”一样不言自明。显然，还有更多要说的。应用伦理学家通常先花时间了解这些新技术背后的科学原理和局限，再细致分析其中涉及的不同价值观及其冲突，以及鼓励或者拒绝这些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利弊。
例如，针对是否应该利用基因技术来提高孩子福祉的问题，围绕父母的生育自由与未来孩子的自主权问题，应用伦理学家已经被划分成了两大阵营，而关于（在这种情况下）自主权的含义、禁止这一技术的风险（例如可能促使技术黑市的形成）、可能的益处等相关问题的著作已经可以装满一座小图书馆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为了回答这些目前最紧迫的问题，应用伦理学家应该花时间去了解经济理论、经济政策以及政治背景，以提出新颖有力的观点，而真正这样做的应用伦理学家要少得多。实际上，减少不公、营养不良、奴役、可预防疾病或者贫困，的确会强化或保护某些价值而牺牲另外一些价值——特别是在问到如何才能符合道义地应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为了重新分配财富，政府或者各州究竟应该共同实施多少强制措施？就公平和自由而言，我们究竟应该做怎样的价值取舍？在关于不公平的实证数据不明晰或者减少不公平的措施能取得何种效果不甚明了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做？
应对营养不良和当代奴役问题也是如此：为了跟踪和处理这些问题需要政府重新分配开支，该如何权衡，该由谁来承担责任？事情有多复杂，这些规范问题就有多具体。但是，这些问题继续留给了政治哲学家——他们倾向于关注事情应该达到的理想状态，或者政策制定者，他们没有受过训练来系统思考其所制定政策的伦理意义。
总而言之，应用伦理学家在向前推动经济伦理学方面可以大做文章。但是，除了少数人外，他们大多要么没兴趣，要么拿不到资金涉足这一领域。然而当看到正是我们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为未来科技开辟道路这一点时，应用伦理学家就应该给予经济学大大的关注。为此，我认为应该再给当下主义者加1分：当下主义者2分；未来主义者0分。
预见未来
当下主义者的第三个论点又如何呢：未来的技术大多不可预见，所以最好专注当下。未来主义者也在此面临一个问题，有时候被叫作科林格里奇困境（Collingridge dilemma）：在技术出现的早期对其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控制会比较容易，但也正是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缺乏引导其向有益方向发展的必要知识。我们无法预见技术最终发展成什么样子，该如何应用，人们该作何反应。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当然是提升我们的预见能力，从根本上打破科林格里奇困境。这一努力值得大书特书一番，但首先我要声明，即使我们预知具体技术趋势细节的希望渺茫，未来主义者对未来的兴趣对增加现在的知识也尚有三重意义。
第一重意义是科学研究本身也是稀缺资源。为了尽可能降低浪费资源的风险，我们需要对其伦理含义进行一些洞察。如果某项技术显然不符合伦理，那我们就应当优先考虑其他的研究。当然，目前的科学研究会影响到的未来到底有多远是个关键问题，但是至少评估科技对未来产生的影响还是有必要的。
第二重意义与预见未来伦理的一个侧面效应有关：评价一个未来前景通常会引导我们回到当下的现实。想一想，如果学生们在课堂上使用认知强化药品，应该得到允许吗？除了考虑药物的副作用，回答这一问题还要思考接受教育和使用药物的目的，以及药物究竟与计算器或者文字处理软件这些外在器具有什么内在的差异。所以，我们可能要问教育是不是会不可避免地带来竞争，从而确保最好的学生得到最佳的工作。如果事实如此，那么这些药物会引发一场认知上的“军备竞赛”。那会带来什么？如果教育的确具有竞争性，那是对的吗？医生应该开这些药物吗？如果开发这些药物并不是为了治疗或者预防疾病，就不该将其归入药物范畴吗？那医生开药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提出这些问题，仅仅展望一下这些药物的未来，我们就会从新的角度重新评价现行制度和规范所要达成的目标——即使这些药物永远不会出现，这也是一次有价值的思考训练。
请同样思考一下用公共资金支持一项有关代际宇宙飞船的伦理研究。这些宇宙飞船出发去其他的星球，但是距离遥远，不仅需要第一代人开启任务，还需要他们的后代接续下去。是否可以在这样局促的空间生育子女？人们被困在飞船里，生命活动有限，却要生育后代为这个旅程的成功而工作下去，代际宇宙飞船并不是即将到来的现实，那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更不用说为提出这个问题的那些人提供资金了，还不如拿这些资金来应对目前紧迫的问题呢。但是，仔细思考这些问题会对我们目前居住的“代际宇宙飞船”（地球）有巨大意义，它是困住我们所有人的、在宇宙空间漂游的大石头。关于（如何）在地球上繁衍生息、关于我们亏欠别人什么，以及一个人要为他人做多大的牺牲等问题，我们有很多的想当然，这都是因为我们对地球过于熟悉。思考可预见的遥远未来可以帮我们重新评价那些想当然。
还有另一种方法把预见未来与当下联系起来：这也许会改变我们现在所珍视的事物，以及投资方向。这与科学研究也是稀缺资源有关，前面讨论过，但还有更深的意味。
第三重意义与一个叫作“长期主义”的学派有关。其假定前提是这样的：假设一个物种的平均生命周期是100万年到1000万年，辅以适当的科技和前瞻计划，期待人类未来还有很多代是合理的。如果我们公平地决策，未来无数代人的利益应该与当代人无异。因此，我们有极大的责任为未来着想。
即便我们不愿意接受遥远的未来人类跟我们享有同等的利益这一点，说他们毫不重要也是不妥的。如果我们期待在未来还将有无数代人出现，那么这个期待就对现在有深刻的意义，包括应该更加重视那些对人类生存可能构成的威胁，如核战争或流行病等。这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如何改善当代人或者接下来几代人的生活，转移到我们应该如何改进现在，进而使长远未来的人获益。这仍然会引导我们关注当下，关注当下要如何做才能提升或保护未来无数代人的利益。
总之，即便我们对准确预见未来科技发展没有太大作为，思考未来仍然是有重要意义的：这可能是我们正确把握当下的唯一途径。这是未来主义者的一次大胜，所以我想他们可以得2分，那么当下主义者与未来主义者的比分现在是2:2。
可信或不可信的远景
不过，这还不是最后的比分。我认为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如若不评估其伦理意义，我们则冒着浪费资源的风险。但是预测科学调研的效果要考虑多远的未来？答案常常是很不确定的。例如，2017年有超过40家组织从事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研发；这种人工智能可以在广泛的领域进行推理，具备完成所有人类智力活动的潜力。这有可能在明天就实现，也有可能在百年以后，但也可能永远实现不了，并且可能产生巨大的改变世界的伦理意义，所以正确把控方向很关键。
问题仍然是我们该如何预测像通用人工智能（或者人造子宫）这样的技术在未来实现的可能性，并据此决定在相关领域花费多少时间。如果伦理学家把大部分精力投在近期不可能实现的技术上，或者他们专注于研究关于这项技术的不可能实现的应用场景，而不是研究当下的问题，那么，他们就是在浪费时间。
所以，看起来未来主义者有理由担心未来，不过他们预见未来的方式值得探讨。然而，伦理学家目前还没有形成或者实施一套评价未来技术实现可能性的框架。目前的伦理学家得了一种叫作“如果怎样然后就怎样”综合征的病：如果某技术成为现实，其结果就势必要引起我们及时关注。这种条件句马上就会催生关于一项假想未来技术的伦理学分支的出现。
正像科技研究学者反复提醒我们的那样，这个问题把一些科技进步看成想当然，忽视了科学与社会间的互动。伦理学家总是常常孤立地看待新兴技术，操心像生命大幅延长这种结果会带来哪些意义，并认为如果那项技术在未来实现了，那时候的经济、人口和价值观将与现在一样。但是，认可这种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共同进化必然要考虑数不清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和历史因素之间的互动——这样的分析就对未来主义伦理学家的大多数工作的价值提出了质疑。
实际上，科技研究学者和技术哲学专家已经开发出众多方法来评估未来技术是否能识别这些不确定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些已经发表的研究体系有不同的命名：伦理技术评估、预期技术伦理、建设性技术评估、社会技术场景，等等。所有这些方法都根植于一个思想，即在评估一项技术的前景时应该明确承认技术进步及其效应有复杂多变的性质。
然而，为新兴技术而担忧的伦理学家们并没有几人利用上述的研究体系，更不要说建构或者改良它们了。我想为此当下主义者可以赢得1分。
这样当下主义者与未来主义者的总比分是3:2。我承认这是很主观的打分，但是这些是我认为思考未来的伦理学家应该关注的：伦理学家的精力分配确实值得考量；伦理学家（特别是应用伦理学家）一直忽视我们时代的紧迫经济问题，花费大量时间研究科学所带来的影响，而花在经济学上的时间却不够；尽管预见未来不仅对未来的人很重要，对当下也同样重要，伦理学家大多不注重那些用于思考是什么让未来的愿景有可能实现的系统方法。
虽然这不是很有吸引力的话题，但是研究伦理学的伦理还是很值得一说。我认为有些伦理学家当然不是丧尽天良，但的确有点不道德。所以，这一章的意义就是对接下来很多章节的价值（观）提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