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白的一年半

1937年3月，山下俊彦毕业。不可思议的是，从毕业到入职工作，中间有一年半的空档期。因为毕业前一年分家的原因，养活母亲须江和两个弟弟的重担落到了山下俊彦的肩上。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想要尽早入职拿到一份稳定的薪水才对。

那个时候找份工作并不困难。1936年，日本产业界因军需变得十分景气。当时，来泉尾工业学校“招聘的大公司”提供的职位应该是充足的。但是，成绩优异的山下俊彦却没有在毕业当年就业。

是他自己放弃了就业机会，还是被理想的公司淘汰了呢？如果是被淘汰的话，会不会是因为用人单位觉得山下俊彦的家庭关系过于复杂，甚至到了需要分家的地步，进而担心未来会有什么差池呢？我们现在除了臆测，并无法考证。

毕业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的9月，山下俊彦入职松下电器公司。他在自传中写道：“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入职契机，就是学校的老师推荐了我，我也没多想就入职了。”

当时，松下电器公司约有4000名员工，公司一边靠干电池和电池供电灯巩固市场份额，一边构建起收音机的量产体系，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此时，松下电器公司的总部已经迁到了大阪的门真市。山下俊彦并未流露出什么特别的感慨，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没多想就入职了”。笔者看来，松下电器公司可能并不是山下俊彦当时想要积极争取进入的公司。

松下电器公司有早会的规定。1932年，松下幸之助领悟到了自己的“使命感”，于是将这一年定义为“命知元年”，并将使命感归纳为“五精神”，规定员工必须在每天的早会上诵读。

（1）产业报国的精神。

（2）光明正大的精神。

（3）亲爱精诚的精神。

（4）奋斗向上的精神。

（5）礼节谦让的精神。

（之后又追加了顺应同化的精神和感恩图报的精神，发展为“七精神”）。

每天早上上班后，员工先要在早会上诵读“七精神”并合唱社歌，当时的山下俊彦并不适应。后来，山下俊彦确实说过“有早会也挺好的，大家每天早上能见上一面，这很重要”，但是刚进公司的时候他并不太习惯。

起初，山下俊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松下电器公司的玻璃工厂。新员工被分配的工作大都没什么难度。假期只有每月的1号和15号。最糟糕的要数一些莫名其妙的上司。他们发火骂人简直像家常便饭，不时还会砸过来烟灰缸。山下俊彦后来回忆说，那里的“天才与庸才只有一线之隔”。

1921年入职，年纪轻轻就被提拔为工厂主任的后藤清一（后来成为三洋电机公司的副社长）在他的《训斥与被训斥的日记》一书中如此描述当时的公司氛围：“我生性急躁，直情径行，不顾及他人感受。也许是因为我工作掌握得过于熟练了，也总是以同样的标准来要求其他员工。教了一两次还学不会，我就会立刻火冒三丈：走开，我自己做吧！这个都不会做吗？”即使是比他年长的员工，也逃不过他的斥责。

员工忍无可忍，联名向松下幸之助投诉后藤清一的行为。松下幸之助安慰他们：“后藤对待工作一腔热血，因此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大家多看看他的优点吧，我会让他改正错误的。”接着，松下幸之助转头对后藤清一说：“后藤啊，大家不惜赔上自己的职业生涯来投诉你，你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你务必要谨记，大家齐心协力做事，这点非常重要。快，来跟大家道歉！”

当时后藤清一向大家低头认错了，但是之后依然改不了爱发火的毛病。后藤清一一发火，总有人会气得晕厥。

松下幸之助确立了“使命感”和“事业部体制”双管齐下的经营模式。用使命感激励粗犷之人，用“放任自流”的事业部体制激发出人们的能量。超出使命感约束范畴的部分，松下幸之助用独特的“和稀泥”话术做了调整。

但是使命感的激励并没有在山下俊彦身上奏效。山下俊彦热爱读书。通过阅读，他充分吸收了日本文学流派之一——白桦派作家从大正时期传承到昭和时期的思想。独立自主的个人主义以及现代社会注重“个体”的思想在他心中萌芽。

虽然标榜着“使命感”，但是在生产一线，每个人的实际工作状态却没有任何改善。人们不得不把自己融入集体中，山下俊彦对这种工作氛围有所抵触。

山下俊彦对工作和职场都不再抱任何希望，甚至慢慢产生了“我就甘心做这种工作吗”的自我怀疑。但他必须养活母亲和弟弟们，并不能一走了之。

山下俊彦在二十多岁时编著了一本名叫《电灯》的专业书籍。松下电器公司电灯事业部的部长谷村博藏（后来成为副社长）曾为这本书作序。谷村博藏教导新人：“希望大家向山下（俊彦）学习，早日独当一面。”从外人看来，山下俊彦是拥有高超技术的模范员工，但他的内心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他的心中早已刮起了狂放不羁的大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