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唐代政治格局与城市布局

都城位置与国家的规模、气象有直接的关系。所谓“秦中自古帝王州”(1)，唐以前的众多王朝中，凡以长安为都者，都气魄宏大，国力强盛，西周、秦、西汉，莫不如此，这一现象说明政治格局、城市布局对国家规模与实力的奠定起着关键作用。李唐皇室崛起于关中，利用此地被山带河、四塞为固的有利地理形势而立国，北拒突厥、回纥，西抗吐蕃，而以中东部及西南内陆腹地为依托。故此其战略态势就是立足关中以制四夷，一中华。自杨隋至于李唐，定鼎关中后，逐渐形成以长安、洛阳为战略重心的东西两京政治格局。陈寅恪先生的“关中本位论”，很好地说明了这点。立足关中含有两大战略意图：一是制内，如张良所说：“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2)换句话说，即利用关中地区在经济、政治、军事、地理形势上无与伦比的优势以制内(3)；二是御外。纵观唐代地理大势可知，那时的中国西北内陆，比现在更辽阔，而长安则是最接近这一带的中心城市。如果要有效地控制这片广阔的土地，国家的政治军事重心无疑最适宜放在关中，在交通、通讯落后的古代，尤其是这样。从上古至中古时代，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崛起于北方，对农耕民族造成巨大的威胁，而关中处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对垒的沿线附近，有巨大的内陆腹地作依托，以此为据点，能获取经济、人力的支援，攘拒敌寇，保护绝大部分农业民族聚居地不受游牧民族的破坏，隋唐都长安，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唐初突厥威胁严重之际，李渊、李建成父子议欲迁都樊、邓，李世民就反对，云：“‘夷狄自古为中国患，未闻周、汉为迁也。愿假数年，请取可汗以报。’帝乃止。”(4)唐王朝在开拓西域，开发河西、陇右，经略朔方、幽蓟等方面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这种制内御外的战略。全汉昇谓东南地区没有外患的威胁，“最为安全，很少外患的威胁，国防问题并不重要。反之，在西北方面，因为须防御吐蕃及其他漠北民族的入侵，国防问题却很迫切，有配置重兵的必要”(5)。梁启超亦谓：“历代王霸定鼎，其在黄河流域者，最占多数，固由所蕴所受使然，亦由对于北狄，取保守之势，非据北方而不足以为拒也。而其据于此者，为外界之现象所风动所薰染，其规模常宏远，其局势常壮阔，其气魄常磅礴英鸷，有俊鹘盘云横绝朔漠之概。”(6)这是说黄河中上游具有地势上的优势，在战略上容易掌握控制全局的主动权，立国后容易造成宏大的格局。他又谓起自黄河上游者“积千余年之精英，而黄河上游，遂为全国之北辰。仁人君子所经营，枭雄桀黠之所搀夺，莫不在于此土，取精多，用物宏，故至唐而犹极盛焉”(7)。据此，则立国于长安既有地理上的天然优势，也有政治、文化上的优越性，其他地区都不足为全国之重轻。这些优势所造成的宏远之规模、壮阔之布局、磅礴英鸷之气魄，亦深刻地反映到唐代的城市布局与交通格局上来，决定着二者也有着此种宏远、壮阔、磅礴英鸷。这种特色，在积极开拓进取的唐前期，表现得尤其鲜明，突出。安史之乱以后，经济文化重心虽自西向东、由北向南倾斜，但宏放、壮阔的气势仍依稀可见，从唐代的城市布局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东西两京为中心的政治格局决定了唐代的城市布局与交通格局：以连通长安、洛阳的两京大道为枢纽，汴州、凤翔为枢轴两端的延伸点，以太原、幽州、凉州、成都、襄阳、荆州、扬州、广州等为区域发展的核心。长安有大小十四条驿路达于四方，洛阳也是典型的四通八达之区。凤翔南通山剑滇黔，北达朔方，西北至甘凉鄯州，正西通陇右，向东有宽阔的官道直达长安。汴州北至河北平原大郡魏贝镇州，西通京师，东至扬越洪赣交广荆益诸州，与河南道东部及淮南道、山南东道、江南西道亦有驿路相通。由此两轴端、四都市向四方辐射伸展，形成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东北经太原、幽州达于渤海；西北由凉州、西州而通葱岭；北疆由灵州、黄河北岸军城（即灵、丰、胜、三受降城）逾沙碛，直通铁勒、回鹘牙帐；向南经兴元、成都，过石门、青溪二道，可通南诏、安南乃至更南诸国。国疆之外，凡唐之声威所届，亦颇有中国式的馆驿制度之记载。《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三次记载，高昌以西，天竺诸国模仿唐制，设置“邬落马”，有“邮骏”，转牒。而《三国史记》卷三七《地理四》引贾耽《古今郡国志》也记载，自新罗泉井郡至栅城府，凡三十九驿。贾耽贞元十七年（801）撰成的《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包括以中国为中心的百余国。其《进书表》云：“臣闻地以博厚载物，万国棋布；海以委输环外，百蛮绣错。中夏则五服、九州，殊俗则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8)这些事实证明，政治格局的奠定对于弘扬国家的声威多么重要。

唐代的整个城市布局，像一个西北—东南斜向伸展开的巨大扇形，头胸在关中、河南，四肢在以两京为中心的中心城市，侧重点始终在关中河洛，但愈到唐末五代，东南愈是后来居上，这可以从下面几个事实看出：

（一）唐代仿效前代，设立陪都，因有“五都”。除京城长安外，洛阳在高宗显庆间即立为东都，其后陆续建立的有北都太原、西京凤翔、南京成都。上元元年（760）省去蜀郡南京之号，另立江陵为南都。虽建置时间不一，作陪都的时间也有长短，但立为陪都即表明其为五个地区性中心城市。五个都会中，北方三个，南方二个。值得注意的是，“五都”中，地位稳定的长安、洛阳、太原都是北方城市，不稳固的除凤翔外，成都、江陵都是南方城市。长安、洛阳、太原三足鼎立，像一个三角形的骨架，牢牢拱立于关中、河南，中以三条驿道相通，显出固守此地、待机而动的态势，这显示，国家的重中之重始终在北方。

（二）开元年间因山河形便所置的十五道采访使治所，京畿、关内、都畿三道分治于京师、东都城内，此外，各道依次治汴州、蒲州、魏州、襄州、梁州、鄯州、扬州、苏州、洪州、黔州、益州、广州(9)。其中北方七个，南方八个。开元十节度、观察使治所，分别在龟兹、北庭、凉州、灵州、太原、幽州、营州、鄯州、成都、广州，其中北方八个，南方二个。而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四十四个元和方镇，则北方有二十五个，南方占十九个。

（三）据《旧唐书·地理志》，武德、贞观间所置都督府，北方十六个，南方十四个，沿边开府尤多。到景云二年（711）六月，置二十四都督府，就变成北方十个，南方十四个，扬、益、并、荆四大都督府是重中之重，可是四个之中，三个在南方(10)。《唐会要》卷二四《诸侯入朝》所载玄宗开元十四年《边要州不在朝集敕》中，所列要州为扬、益、豳、潞、荆、秦、夏、汴、澧、广、桂、安十二州(11)，其分布与上述都督府大体一致，且南方要州多于北方。

（四）天宝间十万户州，在黄河流域者为长安、洛阳、汴州、曹州，河北有相、魏、贝、冀、沧等六州，河东有并州。长江流域则有益、襄、宣、润、常、苏、婺七州。扬州虽户口仅七万余（此殊不可解者），却仍与益州齐名，时称“扬一益二”，为长江上下游两大经济都会。

由上述材料，可以归纳出唐代城市布局的基本特点：

其一，由于政治军事重心在北方，城市中的地方性政治中心，人口繁盛、经济发达者，北方多于南方，这显示出北方即使在文化上对南方也占优势，南北文化交流中将主要是强势的北方文化的南输，南方文化吸纳、受容北方主流文化。直至唐末五代，这种不均衡、不对等的双向交流仍在继续。

其二，城市分布虽仍以黄河中上游为重心，但出于开拓疆域的需要，照顾了沿边地区，设置军政中心，显示出积极进取的态势。十节度、经略治所在沿边的居多，所置都督府也多。到唐中叶，出现了凉、灵、幽、云等著名边疆城市，吸引大批文人游边出塞，踪迹远至回中、漠北、碛西，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现象，说明政治格局、城市布局的变化会敏感地反映到文学创作上来，也说明国家对东北、河陇、朔方、西域、岭南、黔中等地的重视和开发是前所未有的。

其三，城市有自西向东、由北到南扩展之势。成都、江陵在肃宗朝被立为陪都，长江流域出现人户集中的城市，南北都督府数相对平衡，安史之乱以后南方方镇使府剧增，这些都很能说明这一变化趋势。这一变化，与唐代人口迁移趋势也一致。翁俊雄指出，唐前期人口分布重心虽在北方，但流动方向是从西向东、从北向南转移。贞观十三年（639），关内、剑南道户口百余万，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天宝十二载（753），降至五分之一。反之，东部的河北、河南道，贞观间仅一百零五万户。天宝间，达三百三十万户，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而在东部，人口又由北向南迁移。贞观十三年，淮南、江南道四十八万户，仅占全国的六分之一，天宝十二载，增至二百一十万户，占全国的近四分之一。大量逃户由东畿、剑南等人稠地狭的地区，迁向河南、淮南、江南等宽乡(12)。而安史之乱又加剧了人口的向南移动，造成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人口大浪潮。周振鹤《唐代安史之乱和北方人民的南迁》一文指出，大规模的移民实际上是人口再分配。这次人口再分配造成两个明显变化：一是南北人口比例大变。天宝时，南方八道与北方七道人口总比例为四比五。至元和间，这一形势已逆转，变成南方多于北方；二是南北人口分布趋于平衡，岭南、黔中、江西、山南一些地广人稀地区人口大增。这促进了南方的开发，带动了南方城市的兴起，使南北城市分布趋于均匀(13)。重要城市自北向南，沿着交通要道沿线布列，呈西北—东南的带状分布，东北—西南方向的交通线上名城较少。

其四，较之于汉隋，唐代城市的布点更均匀，呈发散型的扇形格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全国十道，由中央至沿边，都有地区性中心城市，南方城市增加。虽然东西南北都有都会涌现，但这个扇形的辐射方向实际上偏重于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主要为西南各少数民族及吐蕃、回纥等外族所据，地阔人稀，崇山峻岭，地理、生态环境、生活条件都不及东部地区，故城市稀少。如果以太行—潼关为界划分东西，则西部城市主要分布在长安至西域道路沿线以及长安西北、北部边防线，东部则河北平原、黄河中下游仍保持传统优势，而运河沿线、太湖流域、长江流域城市的发展势头更劲，岭南地区物产丰饶，与中原地区以郴州—韶州道及大庾岭—赣州道相通，广州、桂州、邕州、韶州、端州等城市日益重要起来，商人与官员常南来北往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