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唐代交通与唐人行旅生活
与现代文明已达相当程度的今天相比，交通对千余年前的唐人行旅生活影响尤为直接、巨大。这首先表现在行役时间长，行旅生活比重大。唐室开设科举考试，为广大寒俊开路。尽管科举的公平原则一再遭到破坏，但由进士、明经入仕仍是大量寒微者邀名利富贵、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入仕前，他们必须为寻求进身之路而四处活动；入仕后，他们因公因私，不断在南北驿道上奔波。文人在外行旅生活比重大，主要是由于古代交通工具落后，骡驴车船肩舆等交通工具行进速度都慢。驿马最快，也不过日行三四百里。加上古人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路面只能随山川起伏，无法追求平直，这样，道路原始落后、地形差异过大也限制了行进速度。而国家辽阔，驿道里程动辄千余里、几千里，距离稍长的旅行，往往耗时几个月，即使千里以内也动辄十天半月。白居易诗“从陕至东京，山低路渐平。风光四百里，车马十三程”(50)“北阙至东京，风光十六程”(51)云云，记载的是一般文官公行速度。据《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元和郡县图志》卷六，陕州到东都，在三百三十里到三百五十里之间，长安（北阙）至洛阳在八百三十到五十里左右，以“日驰一驿”，一驿为一程的速度计算，一般文人也需十三到十六天行程，由此可以想象唐人行旅时间之长。行旅生活比重的增加大大丰富了唐诗中的行旅生活内容，拓展了唐诗反映社会和自然的深广度。
交通的核心框架在关陇，重点又在北方，因此，唐代文学对关陇乃至整个北方的反映、描写要比其他地区更为全面，深入，细致。许多干线驿道都直指关陇，新凿的运河亦连接关中，因此，唐代交通体系所能发挥的文学创作和传播功能，在文学上主要表现为唐代诗文对河陇、幽蓟、西域、关中、河南、三吴两浙等交通频繁地区的集中描写及作品宣播，即使是边地，关于北方的叙写也要远详于南方，岭南、黔滇、闽中，除了迁客流人、地方官和当地文人对其地域文化有一定反映外，其余触及者寥寥。如果按南北区间绘制唐诗地域分布图，你会发现，这个图形是一个西北、正北、东南密集而西南、正南稀疏的不均衡的扇形，分布有着明显的路线规律，大致沿着以两京为中心的十几条主要驿路延伸，是一种线性和带状的分布。这说明唐前期文学仍是以北方文学为主体的。
安史之乱使得大批文化精英南下，南方人才成长加快，人才大增于前。文人的运动方向、文化交流的方向不再是以前由中央向四方的辐射型，而主要是由北到南或由南入北，南北双向交流的密度加大，步伐加快。这样，文人行旅方面总的形势就是由唐前期的从中央向四方，过渡到唐后期的南北双向运动。文化交流在方向上的变化也能影响唐代文学（主要是唐诗）的内容与风格，以后各章将从不同角度接触这一问题。
以下再集中讨论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唐文人行旅。
如果将唐文人的一生以进士、明经等“岁举”及第为界，作前后的阶段划分，我们将看到这样一种情形：如果及第早，则在漫长的仕途中，他可能到处求职、为官、奉使，几遭迁贬，然后登台省，久历了宦海升沉后，才得以保住恩荣，享受富贵，如同沈既济《枕中记》所概括的那样：“两窜荒徼，再登台铉，出入中外，回翔台阁，五十余年。”(52)如果及第晚，则他必须十几次、几十次地往返于京城与各地之间，以巨大的耐心，投入求名的循环旅行中，直到得第方止。这期间，为了生计与前途，他常下第漫游，周回州县，遍干诸侯。而无论入仕与否，都有可能出佐使府，会亲访友。上述情况意味着由于唐代政治、文化政策的特殊性，唐文人比此前此后各代文人出行在外的机会、时间都要多得多。举其要者，这些旅行活动有：
赴考。这主要是指应进士、明经试。唐时，进士、明经科试是一年一度的“岁举”“常选”，唐以前并没有这种一年一度的选拔考试，宋明清则改为举人三年一次会试于京师。较之于此前此后各代，仅仅就考取功名一项而言，唐文人出行的机会就要多出不少。《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条称：“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卷七好放孤寒条有“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之句(53)，据此，则除在京就读于国子监的贵达子弟外，仅每年随计吏入京举进士的就在八百人以上。二者合计，再加上其他诸科，总数更大。贞元十九年（803），韩愈作《论今年权停举选状》，说贞元二十年时，京师人口不超过百万，而举选者却有“五七千人”(54)，看上去很大，其实并未失实，因为他是合计各类进京应举人数。傅璇琮先生考订的结果是“在正常年份，每年到长安应试的，二三千人是会有的”(55)。而名额有限，唐后期每年总在二三十人上下，《唐会要》卷七六《缘举杂录》：“（贞元）十八年五月敕：明经进士，自今已后，每年考试所拔人，明经不得过一百人，进士不得过二十人。如无其人，不必要补此数。”(56)查徐松《登科记考》，仅开元、天宝中取士略多，有一年取六七十人的。以后每年都稳定在二三十人之内，千余人中取二三十人，录取率仅百分之二到三。而这仅有的百分之二三中，还有部分公卿势要倚仗权势，干预录取，甚至要挟主司，通过种种非正常途径夺占名额，一般身无奥援的“孤寒”得第的希望就更渺茫了，及第的比例必然更低。这就使得许多寒俊一次又一次奔波于南北驿道间，所谓“抱玉三朝楚，怀书十上秦”者也(57)，“十上”因此成为很多寒俊共有的痛苦经历，也是唐代文献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语。怀抱利器、屡试屡败的失意愤悱之士大增。傅先生考证的结果，韩偓、吴融、郑谷考了一二十年，黄滔二十三年，公乘亿、刘得仁、孟棨（启之误）、顾非熊考了三十年以上，曹松考到七十多岁才特放及第(58)，真是“赢得英雄尽白头”，“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正是对这一现象的典型概括。正如傅璇琮先生所说，以上所考的还是一些名人，还有为数更多的无名文士，境况更为凄凉。韩愈进一步概括说，及第者中，“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终身不得与者焉”(59)。而且他说的还只是难度稍低的明经科，都如此艰难，据此，则进士科之艰难，可以想见。旅食京中多年，还是长安街市上一旅人。屡试不第，亲朋离散，钱囊如洗，贫病交加，客死他乡者不在少数，“孤贞介士，老而无成”(60)，抱至冤而死者极多，乃当时社会常见现象。虽然十几次、几十次赴考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必然秋去春回，在家园与京师间往返十几个、几十个轮回，为避免旅途劳顿，减少资费，节约盘缠，有不少人考后不出京，像孙樵那样在京中赁一屋舍或住进一寺观肆业“过夏”，加入旅食京师者的行列，但仍然有相当多的人进行多次的赴考旅行，则是不成问题的。
文士为争取早日及第，常携诗文卷子，干谒政要和各界名流，唐史上通称行卷活动。许多举子身骑蹇驴，携带诗卷，向两京及各地有社会地位的名流投献，希望获得赏识，引起重视，通过他们来为自己称引延誉，甚至向主司推荐，增加及第的希望。另外，士子为获得京兆府及同、华等近州大府的荐送，也向名公高官呈纳诗文，以求取解，获得“同、华利市”。可是许多军政要人如节度使、州郡刺史，并不在京，京官有时也奉使在外，这就使得应考者必须周回州县，到处请托，所以唐代民间俗语有“槐花黄，举子忙”之说，“谓槐之方花，乃进士赴举之时。而唐诗人翁承赞有诗云：‘雨中妆点望中黄，勾引蝉声送夕阳。忆得当年随计吏，马蹄终日为君忙。’乃知俗语亦有所自也”(61)。宋人钱易解释说：举子每年“七月后，投献新课，并于诸州府拔解，人为语曰‘槐花黄，举子忙’”(62)，概括出唐代举子的应举规律。他们不但忙举业，而且更重视“关节”。每值秋时，他们就早早出发，四处活动，还时常碰壁。据唐人笔记记载，李林甫、李吉甫等宰辅大臣，就多次拒却寒士拜谒请求。闽中举子欧阳澥，欧阳詹之孙，唐末出入举场近二十年，投卷于宰相韦昭度，“行卷及门，凡十余载，未尝一面，而澥庆吊不亏”(63)。唐昭宗中和初，好不容易得到一个荐举机会，拟从襄阳入京，临行之前却一夕心痛而卒，令人痛惜之至。在唐代，像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单《唐摭言》就记载了数十位，这也大大增加了唐人出行的机会。
及第与未登第者，在考试后往往有不同的流向。屡试不爽者，其中部分人放弃举业，退隐园林，或改而出家，或学道游方，经商南北，另一部分则奔走于方镇使府间以求职谋生。部分人下第后拜访亲友，到处漫游，发展社会关系，以图再起，最常去的地方是扬、益两大经济都会，荆襄并汴山剑等名藩巨镇，幽蓟河陇等地次之。这也是一种“客游”，常见之于《太平广记》。该书卷三三《韦弇》中的韦弇，开元中举进士，下第游蜀。明年，复下第，东游广陵。卷四三《权同休》载，权同休元和中落第，游于苏湖间。卷三三八《窦裕》载，大历进士窦裕，本北方人，寄家淮海，他下第，却游蜀。游河朔者也不少。同书卷二八二《张生》中的张生，“家在汴州”，以饥寒，一旦别妻子，游河朔，五年方还。家在河南者也游泾陇，如同书卷二八六《中部民》中的“天水赵云”，尝西游泾陇。中晚唐时，客游范围远至荆南、潭州、闽中、洪州、邕桂、交广。《广记》卷三九四《萧氏子》中的兰陵萧氏子，便于长庆中客游湘楚，至长沙郡而还。这些寻找出路或经济依靠之游，统称“客游”。唐人的旅行，功利目的与指向都很明显，尽管《广记》中的许多客游指向不明，但无非在经济上、政治出路上找靠山、引奥援两大类，并不存在无目的之游。其中应特别提出来的是文人入幕问题。文人入幕，应该是这样的“客游”之一。按唐朝规定，未入仕者不能被辟入幕，新进士亦不可，关于这点，详见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第29—33页、《唐研究》第三卷石云涛《唐后期有关方镇使府僚佐辟署对象的限令》。但由于天宝乱后政府自顾不暇，管理不严，政策有漏洞可钻，因而不少方镇纷纷辟布衣或新进士入幕，不可遏止。至中唐，竟形成戴伟华所说的及第者“形势上有利则自方镇回朝，不利则走方镇”的局面。张国刚先生《唐代藩镇类型及其动乱特点》根据唐方镇的设置目的与历史活动的特点，将其划分为三个类型：河朔割据型，以河朔三镇为代表；中原防遏型，以关中、河南方镇为代表；边疆御边型，以关中西北部及北部诸镇为代表。此三型中，对文士吸引力最大的是中原防遏型。西北气候严寒，物产不丰，常有战乱，府主多是武将而非文臣，并不优待礼接文士，在政坛地位不太高，社会影响不大，故对文人缺乏吸引力。河朔方镇常与唐廷为敌，一般文士不愿为伍。唯独剑南、山南、淮南、荆南等镇，号称盛府，唐后期用人益重，府主出将入相，为宰相回翔之地。并、汴之外，关陕两河、荆鄂、两浙、宣歙也是重要去处。贞元、元和以后，文人甚至流向潭洪、交广、邕桂。唐中后期文士到东南、西南幕府者日多，不但南方文士云集其间，北方文士亦纷纷南下，文士南向，已成为唐中后期人才流动的大势，这一点在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一书中考述得最为详尽，不须多举例。据此，唐后期文人在南方的行旅大增于前。
即使进士及第也只是取得了为官的资格，称为“出身”，并不能马上授官，还须通过吏部试，合格后才有资格释褐入仕。得第后不能马上授官，呆在京城又无事可做，因此又得出关东谒诸侯。吏部关试很不容易通过，许多人考了多次也不能及格，独孤及在《送孟评事赴都序》中就提到，孟评事孟秀在射策甲科二十年后，“犹羸马青袍，客江潭间”(64)，而韩愈也尝“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65)。三次参加吏部博学宏辞试均落第，被迫像下第进士一样东出关投方镇。得以过关入仕者中，许多人长期沉迹下僚，得不到升迁，被迫辗转于南北使府间以求知遇。这一点，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第三章有详尽考述可参。他们在使府间待机而动，有的表现出色，被召被荐入台省，有的回京应吏部试。考试失败的得第进士中，也有些人利用考后的机会做一番漫游，不一定入幕，《太平广记》卷三五七《薛淙》载，前进士薛淙，元和中游河北卫州，他的事例有代表性。
唐朝革前代之弊，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将对官吏的考核与任命权收归中央，并且规定：三、五品以上官员任命，由宰相提名，皇帝批准。三品以上称册授，五品以上称制授，六至九品官员旨授，具体人员由尚书兵部、吏部二“选司”考核选拔。《通典》卷一五《选举三·历代制下·大唐》：“凡居官以年为考，六品以下，四考为满。”(66)凡任满的基层官员，如州县的令长佐录簿尉等，例须赴京参加一年一度的铨选，听候选调。据《通典》卷一五《选举三》，选集者必须于“十月一日起省，三月三十日毕”(67)。开元二十一年（733）六月二十八日诏：“自今以后，选人每年，总令赴集，依旧以三月三十日为限。”(68)距京城五百里内，十二月上旬到；千里外，中旬到；每远一千里，即加一旬。桂贺韶广交贺等州、岭北的泉建福州及黔中，以距京过远，太过落后，文化上别为一区，故确定为“南选区域”，官员不到长安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国性铨选，改由朝廷另派选补使，前往主持选举，每四岁一往，御史监临。这些规定，分别见《唐六典》卷二《吏部郎中》、《唐会要》卷七五《南选》、《通典》卷一五《选举三》。得官者则携带家口，前往赴任，不得官者又有几种流向，有的回乡，来年再赴选，《太平广记》卷四四五中的卢溪尉张
，成都人，调选不得，乃归蜀。有的客游他乡，如《广记》卷四四六《焦封》中的浚仪令焦封，罢任后游蜀；霍丘令周洁，罢任之后，客游淮上(69)。由于唐朝政府遵从汉代以来的成法，规定“免罢郡守，自非诏征，不得到京师……刺史及五品以上常参官，在外应受替去任，非有征诏，不得到京”(70)，私自至京的称为擅到，京兆尹要依法收捕，故而不少官员任满离职后，即于任所附近旅泊滞留。而一些处于守选、候选期间的基层文官，出于当时的制度规定，罢任以后也不得私自进京，而必须自谋生路。《广记》卷一四九引《前定录》中的韦泛，就是如此。他大历初，罢润州金坛尉，后客游吴兴，而未马上入京求改职。建中元年六月，将赴选，以暴疾卒于广陵旅舍。萧颖士为扬州功曹，秩满后南游吴越，亦未进京(71)。另外，唐朝选注官员时，总有意避开本人籍贯。《唐会要》卷七四《掌选善恶》、《封氏闻见记》卷三《铨曹》载，贞观八年（634），吏部侍郎唐皎命官。选人有家在蜀者，乃注与吴；有亲老在江南，即命之陇右。有言愿得淮淝者，即注漳滏间一尉。当时让人莫测其意，其实是用人命官上回避故里亲旧。只是当时还未形成制度，到了代宗朝，就制度化了。《册府元龟》卷六三〇《铨选部·条制二》有永泰元年（765）七月所下《州县官不得听本贯人知诏》，明确规定：“不许百姓任本贯州县官及本贯邻县官。京兆、河南府不在此限。”(72)中央高官及其近亲，避任京畿。代宗广德二年（764）三月，诏曰：“中书门下两省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御史（台）五品以上，诸同正员三品以下，诸王、驸马、中要周期上亲及女婿、外甥，不得任京兆府判司、畿令、赤县丞簿尉。”(73)可见正是唐代的一些政策规定，使得唐人无论选调得官与否，官微时总免不了旅途奔波。因此我们常在唐人文集中看到荐送某县令、县丞和外地州县参军奉调赴京或之任的篇什，在唐人小说、笔记中读到相关描写与记载。
自高宗麟德以后，承平既久，民康俗阜，求进者众。据《通典》卷一五《选举三·历代制下·大唐》：“按格、令，内外官万八千八十五员，而合入官者，自诸馆学生以降，凡十二万余员。”(74)参加铨选的队伍因此常很庞大。显庆二年（657），黄门侍郎刘祥道上疏称：“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已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略举大数，当一万四千人。壮室而仕，耳顺而退，取其中数，不过支三十年，此则一万四千人，三十年而略尽。若年别入流者五百人，经三十年，便得一万五千人，定须者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须之数。况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犹多。此便有余，不虑其少。今年常入流者，遂逾一千四百，计应须数外，其余两倍。又常选放还者，仍停六七千人。”(75)可见求名入仕之艰难。《唐摭言》卷一三无名子谤议条载贞元中无名子上书：“且两京常调，五千余人，书判之流，亦有硕学之辈，莫不风趋洛邑，雾委咸京。”(76)谈到全国士人都流向京城的人才流动趋势，这里所述还只是选人，此外还有进士、六品以下文官，可见当时情形的一个侧影。随着人数的增多，竞争也日趋激烈，崔融论选事上疏载，早在开耀元年（681），吏部、兵部，选人就“每年万人已上，及其铨量，十放六七，疲于来往，虚费资粮”(77)。《唐会要》卷七四《吏曹条例》载，开元中，天下贤俊，屈滞颇多，“凡人三十，始可出身，四十乃得从事……六十尚不离一尉，有材能者，始得如此，稍敦朴者，遂以终身”(78)。这里所记为开元二十一年情况，反映了盛唐士人选举和进身的艰难。张柬之就年过六十，尚是王屋县尉；六十三岁，还只是青城县丞。至贞元中，国家财力日蹙，大规模精简机构，文人出路变得空前狭小，科举考试的次数减少，难度加大，由一年一选改为三年或数年一选，致使“选人一蹉跌，或十余年不得官，而官之阙者，或累岁无人”(79)。贞元八年陆贽为宰相，始恢复一年一选集的制度，令吏部分内外官为三分，计阙集人，情形才有所好转，此后又故态复萌，由此可见唐代中下层文官的奔波劳苦。
至于踏上了官僚阶级中上层者，无论其为京官还是地方官，由于唐代制度的规定性，大部分人也处于长期的旅途飘泊之中。为京官者除非有像李林甫、杨国忠那样的专权固宠之术，便可以居京十余年不出关，否则只能是四处为官。为地方官者，除非身陷重谴，长期远贬不还，像“八司马”中的韩泰、刘禹锡、柳宗元那样，否则也免不了四处调动，而且唐代官员调动频繁，《金石萃编》卷八〇《韦公式题名》载其为地方官近十二年，而六变官曹(80)。《文苑英华》卷八八八李珏《故丞相太子少师赠太尉牛公（僧孺）神道碑》载其历官三十一政，作相一十九年，逮事六宗，光辅四帝。《太平广记》卷二二一引《定命录》谓程行谌，六十岁尚是陈留县尉。此后三十年内，将有三十一政官，结果真的仕至九十以上，官至御史大夫。这就是说平均不到两年有一次变动，每一次出入中外都是一次漫长的旅行。国家使务繁剧，京中的郎官、御史时常奉使各地办理公务，中晚唐时期使职繁多的事实正好说明了这一点。略加分辨可知，其中许多使职都由可以乘驿、乘传的使客担任，许多著名文人如苏颋、张说、张九龄、李峤、包佶、元稹、白居易，都曾充任这类“使客”，并撰诗作文以纪行。在地方上任职的文人则常入京朝正（据《唐会要》卷二四《诸侯入朝》，都督、刺史、上佐，每年须分番朝集，限令于十月二十五日到京，京城内有为诸州朝集使造的邸第三百余所，仅边要州及岭南五府管内州县不在此例），有时被诏追赴阙，有时奉使入朝，有时被派至其他州郡节镇为官。京官解职后如果得不到新的任命，也得离京寻找依托。李群玉校书郎解职后，未获擢迁，即归澧州，飘泊沅湘，郁郁而终，足迹再未出过江南道(81)。当上了州郡长官者，改转频繁，难以久仕一地，基本情况就是“倏来忽往，蓬转萍流。近则累月仍迁，远则逾年必徙。将厅事为逆旅，以下车为传舍。或云来岁入朝，必应改职；或道今兹会计，必是移藩。既怀苟且之谋，何假循良之绩”(82)。这是因为唐朝用人一直重内轻外，诸司清望官缺、两省郎官缺，一般不从州牧中精择，每每先于朝官中有声望者择取。地方上县令刺史，用人常轻。唐前期，常遣身有累者、不称京职者、声望下者甚至武夫担任。吏部选人暮年无文笔者，始拟注县令。京职不称者，乃左迁为外任。大邑之负累者，乃降为小邑，这是一般的规律，终唐五代之世，不曾彻底改变(83)。除非像唐玄宗、宣宗那样，为改变重京职、轻外任的局面，而特敕于朝列中精择文官，出刺州郡，否则不会有大的改变。边州僻郡刺史时时见阙，大历、贞元以来，诸道甚至差判官权领州务，远州上佐多是贬人、杂流。朝廷也很不重视地方官政绩的树立，任免调动比较随意。虽然朝廷也有“在任未经四考已上，不许迁除”(84)的规定，但很多情况成为一纸空文。景龙二年（708），御史中丞卢怀慎上疏，反映其时地方官，“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遂即迁改，不论课最，争求冒进，不顾廉耻”(85)。这种现象，不是一时一地的偶然现象，而是长期普遍存在。这点，在郁贤皓《唐刺史考》及其修订版《唐刺史考全编》中可得到很好的验证。重内轻外的用人方略使得官员调动频繁，在任不安心，一到任则望擢迁改职，期望时来运转，早日入朝升迁。中央考绩也马虎，上下蒙混，欺哄。日积月累，渐渐形成“贵大邑而贱小邑，重近民而弃远民”(86)的社会文化观念，无法扭转。许多人除授序迁，不凭治绩，“受代归朝，皆望超擢。在郡治绩，无由尽知”(87)。由此可见唐官改转调动之多。随便翻开两《唐书》及唐人碑志，查查唐官仕历，年寿稍长者一般都曾历内外官十几任乃至二十余任，常在京师与各地间周行不息。再查查《唐刺史考》，更可证知这一事实。若从其及第入仕开始计算，则平均每任任期很少超过三年者，大部分人未达到吏部规定的考绩标准。张说、张九龄、姚崇、颜真卿、令狐楚、李逢吉、李德裕、裴休……莫不如是。白居易入仕四十年，历内外官二十任。刘禹锡历内外官十余任，白居易谓其“二十三年折太多”(88)，若除去其因贬累而造成的较长的南方贬官任期，以及晚年罢职赋闲的时间，则平均每任的时间更短。调动越频繁，奔走于驿道上的官员及其家属就越多，唐文人因此每多漂萍之叹。
较之于上述各项政治文化政策，贬官政策尤其富有唐代特色，对唐文人的影响尤大。贬官政策发端于贞观中，本以惩罚罪人。据《旧唐书》卷五〇《刑法志》、《唐会要》卷四一《左降官及流人》，贞观十四年（640）正月二十三日制：“流罪三等，不限以里数，量配边恶之州。”(89)据说其时长孙无忌当国，又奏：凡犯重罪者，皆“别敕长流，以为永例”(90)，欲使之成为国家万代不变之法，此举已开惩罚文人之端。开元中，张九龄执政，又奏凡有得罪获谴者，一律贬南方远恶州。刘禹锡的《读张曲江集序》清楚地记载了这点。李林甫执政，则借此来打击不附己者。至此，贬官政策已彻底改变了其本来的惩恶扬善之用意，一变为打击政敌、陷害良善的有力工具，打击也变得分外严厉：唐前期，文人贬所并不专在南方，河南、山东、关中、蜀中、闽中，都是贬地，唐初许多大僚，就曾贬至蜀中、滇黔、河西、西域，来济甚至贬到西域的庭州。盛唐时，贬所也未集中在南方，贬两河（河南道、河北道）的不是没有，如王维就贬济州。武周时期更是这样，《旧唐书》卷一八六上《万国俊传》载，当时有剑南、黔中、安南等“六道流人”。《资治通鉴》卷二〇五长寿二年二月乙亥条《考异》引潘远《纪闻》更说有十道流人。但自肃、代以后，得罪的政治犯专贬岭南、黔中等遐荒之地以示惩罚，很少到其他地方。其次，自天宝以来凡左降官，例须由中官押领，驰驿以赴贬所，中间不许留滞，不许地方官款待。诏书一下，便令立即赴贬所，不许片刻停留，连妻小都难见一面。张籍《伤歌行》纪元和四年（809），京兆尹杨凭以赃罪及蓄别宅妇罪贬贺州临贺尉一事，生动反映了这种情形。复次，自武周时期至玄宗朝，逐渐形成“追赐死”制度，专门用来惩罚获重罪者。除玄宗曾在城东驿赐死过三王子外，这种制度很少用来杀宗室，却专用以杀文官，尤其是五品以上的大僚，宋之问、杨炎、刘晏，咸通党争中的路岩、韦保衡、杨收，都是其例。两京道上的长乐驿、长城驿、长安至襄荆道上的蓝田驿、故驿、青泥驿赐死的文人最多，故左降南行至此，未尝不胆落色变，韩愈得罪宪宗，贬潮州，行至蓝田，惧死，乃有“云横秦岭”“雪拥蓝关”之句。
流与贬略有不同。判流刑的除了少数文武官员外，一般是社会底层人物，如胥徙小吏或斗殴轻刑者、杀人犯、强盗、盗铸者，被贬者则多是中上层文官，且是政治犯。又据《唐会要》卷四一《左降官及流人》：“贬则降秩而已，流为摈死之刑。”“流为减死，贬乃降资。”(91)上述区别决定了流与贬的处所也不尽相同。对于流人，仿效汉魏晋遗制，徙边居作，部分流北方边城，部分流南方僻郡。唐前后期普遍如此，并没有南北东西的分别，前引潘远《纪闻》关于十道皆有流人的记载就是证明。直到中晚唐，还有配流到天德五城、振武、秦原威武成维扶等西北边城的。张籍《送流人》：“独向长城北，黄云暗塞天。流名属边将，旧业作公田。”(92)所写的流人便是被判流刑，到京北边塞军城徒作，家产充公，自己为奴。一般的文人政治犯判流刑者，越到唐中后期越集中在南方，如岭南、黔中、湘南、闽中。再则贬降者授官，流放者不授官，连为官的起码资格都没有。二者虽有诸般不同，但用强制措施以示惩罚，使人陷于奔波流窜，备受播迁劳役之苦则一，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也相近。同时，在惩罚文官政治犯方面，二者的差别似乎也不大。章怀太子李贤被废，崇文馆学士刘讷言就配流振州而死。唐前期每一次宫廷斗争，都要用这种办法惩治一大批文武官员。神龙初，亲附武周政权的词臣，流的流，贬的贬，杜审言流峰州、沈佺期流
州、阎朝隐流崖州，李峤、苏味道却贬通、眉二州。同样一个宋之问，神龙初是贬泷州，景云元年（710）却是流钦州。他们同样出入殊俗，写出了哀感动人的诗篇。
武周时期，政治黑暗、酷吏横行，流贬的人数剧增，前引潘远《纪闻》说，自武后登极至长寿中，不到十年时间，李氏及诸大臣亲族流放在外者“且数万人”(93)。《旧唐书》卷五〇《刑法志》载，长寿元年（692），万国俊等奉使往六道鞫流人，竟然展开杀人比赛。“国俊至广州，遍召流人，拥之水曲，以次加戮。三百余人，一时并命……乃更诬奏云：‘诸道流人，多有怨望。若不推究，为变不遥。’则天深然其言，又命摄监察御史刘光业、王德寿、鲍思恭、王处贞、屈贞筠等，分往剑南、黔中、安南、岭南等六道，按鞫流人。光业所在杀戮。光业诛九百人，德寿诛七百人，其余少者不减数百人。亦有杂犯及远年流人，亦枉及祸焉。”(94)其中不乏文人。唐代流贬人之多，于此可见一斑。玄宗后期及肃宗朝处置陷贼官之际，也有类似情况出现。
可是，与其他各代不同的是，唐代赦令特别多。每逢即位、改元、立太子、复辟、冬至、南郊大典、乘舆返正……都要大赦天下，广布德泽。赦令一行，则死刑改流刑，贬远州者移近州。同时，由于政治斗争激烈，每逢大的政治事变或政坛人事的重大变动，失势一方相关人员，总会相次南贬。武则天被册立为皇后，中宗神龙复辟，玄宗诛太平公主的先天之际，德宗上台的建中初，武宗、宣宗即位之初，一次又一次上演着这类故事。政局不稳之际，朝官换班更其频繁。肃宗上台，为打击不忠的附逆文官，整肃朝政，任用吕
、崔器等，严惩“陷贼官”，导致许多人“不死则流”，流贬黔中等地者近二千人，事载《高力士外传》《安禄山事迹》卷中。总之，以种种原因得罪人主或权臣者，无不迁贬甚至身陷诛夷。贬逐于外者，有时即使逢赦令也不予赦免，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八月壬午颁布的赦书就载明，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唐大诏令集》中，有这样的字眼的记载，多达五条，《文苑英华》赦书门另有指向不明的四条，涉及李林甫子孙、李德裕、杨收等罪臣。有时则又不按政策召回，执政者挟私愤，将其自南方向东西两个方向州县派遣，偏不自南向北，量移至距京近处，谓之“横移”，此法发明于李林甫，延续到唐末。陆贽的奏议就明确提到：“一经贬官，便同长往。回望旧里，永无还期。纵遇非常之恩，许令移远就近，虽名改转，不越幽遐。或自西徂东，或从大适小，时俗之语，谓之‘横移’。驯致忌克之风，积成天宝之乱。展转流弊，以至于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从旧典。”(95)“横移”一行，满心希望北归的左降官与流人便由南北而东西，备尝艰辛。其结果是“左降永绝于归还，量移不离于僻远”，由从前的“奸臣诡计”变成了天宝以来行用不改的“国典旧章”(96)。白居易由江州贬所移至忠州任刺史，官虽尊而地益僻，亦是“横移”一例。
有流贬就有量移。据《唐会要》卷四一《左降官及流人》，左降官任满五考、诸色流人满五年，即予放还收叙。一般以千里为限，去上都五千里外者，与量移较近处；去上都五千里内者，则移至一千里内。流刑三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以五百里为一等。其放还，须待“遇恩”行赦，各朝制敕在这方面的规定不同。流贬者在途中遇赦或在流贬之所，遇恩召还，与移近处，都令唐文人喜出望外，情不自禁，从而深刻地影响到文学创作，从初唐宋之问、沈佺期到盛唐张说、王昌龄，再到中唐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绅，莫不如是。
唐制：百官丧葬，皆给人夫幔幕。另外有些官员，或因政敌打击，身陷窜逐，久不召回，或因不适应南方水土，染上瘴疠之毒，死在流贬之所，也有地方官、举子客死南中的。对于这些人，政府许可其亲友收其遗骨归葬故土。大历十四年（779）八月二十六日敕：“如闻士庶在外身亡，将榇还京，多被所司不放入城，自今以后，不须止遏。”(97)建中三年（782）正月敕：“诸流贬人及左降官，身死，并许亲属收之，本贯殡葬。”大中三年（849）六月重申：“先经流贬罪人，殁于贬所，有情非恶逆，任经刑部陈牒许归葬。绝远之处，仍量事给官槥。”(98)终唐之世，流贬之制未变，这项政策也相沿不改，“官槥”“旅榇”“丹旐”不时出现在南北江河湖海之上，也时常出现在唐代诗人笔下，更是唐五代史籍、子书、文集中的常见词汇。杜甫在峡江地区居住那几年，总能见到运送灵柩北归的舟船，水浮陆走，数月才能北运至中原，中晚唐行旅、哀挽诗中亦不乏同类作品。
总结全文，唐文人行旅生活基本特点有二：一是出行机会多，行旅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的比重大；二是行进速度慢，旅行时间长（详第二章附录），旅行距离远（大部分旅行或自长安出发，或以长安为目的地）。旅途的劳顿还不说，重要的是行旅途中总是苦多乐少，功名得失总是激起他们的情感波澜，这必然反映到文学创作上来，因此，我们将在第二章研究唐文人行旅诗。
(1) ［唐］杜甫：《秋兴八首》其六，［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三〇，中华书局，1960年，第2510页。
(2)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第2044页。
(3) 参见朱士光：《汉唐长安地区的宏观地理形势与微观地理特征》，《中国古都研究》第二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4)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6032页。
(5) 全汉昇著：《唐宋帝国与运河》，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1页。
(6) 梁启超著：《饮冰室文集》之十《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合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81页。
(7) 梁启超著：《饮冰室文集》之十《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合集》第二册，第83页。
(8)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三八《贾耽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785页。
(9) 按：京畿、关内二采访使均治于都城长安，故开元十五道，治所则仅有十四处。
(10)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六八《都督府》，中华书局，1955年，第1192—1194页。［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睿宗纪》，第157页。
(11)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二四《诸侯入朝》，第460页。
(12) 翁俊雄著：《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2—57页。
(13) 周振鹤：《唐代安史之乱和北方人民的南迁》，《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2—3辑合刊。
(14)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五〇，第2827页。
(15)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四六五，第5288页。
(16)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四四，第2740页。
(17)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第1384—1385页。
(18)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开元十年八月癸未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6752页。
(19)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第1198页。
(20) 严耕望撰：《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序言》，第5页。
(21) 白寿彝著：《中国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12页。
(22)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五，中华书局，1992年，第163页。
(23) ［宋］王应麟辑：《玉海》卷一七二，广陵书社，2007年，第3165页。
(24) ［唐］柳宗元著：《柳宗元集》卷二六《馆驿使壁记》，中华书局，1979年，第703页。
(25)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七《食货七》，中华书局，1988年，第152页。
(26)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七三《安北都护府》，第1314页。
(27) ［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一七〇《帝王部·来远》，中华书局，1960年，第2052页。
(28)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四新宥州条，中华书局，1983年，第107页。
(29)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四新宥州条，第106页。
(30)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建中四年正月壬寅条，第7341页。
(31) 梁启超著：《饮冰室文集》之十《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合集》第二册，第78页。
(32)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七七《州郡七》，第4657页。
(33)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五，第137页。
(34) ［唐］张籍：《凉州词三首》其一，［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三八六，第4357页。
(35) ［唐］唐玄宗：《谕河南河北租米折留本州诏》，［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47页。
(36) ［唐］沈亚之：《对贤良方正极言直谏策》，［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三四，第3358页。
(37)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六《赋税下》，第107页。
(38)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四八五《东城老父传》，中华书局，1961年，第3994页。
(39) ［唐］陈子昂：《上蜀川军事》《上军国机要事》，［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一一，第941—942页。
(40)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八七《漕运》，第1597—1598页。
(41) 见四部丛刊本《颜鲁公文集》卷末附录殷亮《颜鲁公行状》、《新唐书》卷一五三《颜真卿传》、《资治通鉴》卷二一七至德元载三月壬午条。
(42) ［唐］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四，中华书局，1979年，第76页。
(43) ［唐］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卷二四，中华书局，1982年，第281页。其中盈故为盈数之误，《白居易集》卷四引此文，即作盈数。
(44) ［唐］沈亚之：《对贤良方正极言直谏策》，［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三四，第3359页。
(45) ［唐］沈亚之：《陇州刺史厅记》，［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三六，第3369页。
(46) ［唐］郑处诲：《邠州节度使厅记》，［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六一，第3504页。
(47)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五《塞下曲六首》其六，中华书局，1977年，第288页。
(48) 谭其骧：《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中）》，《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3期。
(49)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四五《吴少诚传附元济传》，第3951页。
(50) ［唐］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二五《从陕至东京》，第574页。
(51) ［唐］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三一《洛下送牛相公出镇淮南》，第693页。
(52) ［唐］沈既济：《枕中记》，［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八三三，中华书局，1966年，第4396页。
(53) ［五代］王定保撰：《唐摭言》卷一、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74页。参《云溪友议》卷中赞皇勋条：“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唐语林》卷七《补遗》：“三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
(54)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卷三七《论今年权停举选状》，中华书局，2019年，第1431页。
(55) 傅璇琮著：《唐代科举与文学》，第49页。
(56)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七六《缘举杂录》，第1384—1385页。
(57) ［唐］郭向：《途中口号》，［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〇三，第2118页。《全唐诗》卷九九作卢僎《途中口号》，误。此诗《国秀集》卷上、《文苑英华》卷二九二均收录为郭向诗，非卢僎作。
(58) 傅璇琮著：《唐代科举与文学》，第334—336页。
(59) ［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赠张童子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50页。
(60) ［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六四一《贡举部·条制三》，第7685页。所载为大和九年中书门下奏请及诏书。文中规定：从这年起，每年进士录取人数由最高不超过二十五人增加到四十人，其他诸色科举名额减少十五人。
(61) ［宋］彭□辑撰，孔凡礼点校：《墨客挥犀》卷一〇，中华书局，2002年，第396—397页。
(62) ［宋］钱易撰，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乙卷，中华书局，2002年，第22页。
(63) ［五代］王定保撰：《唐摭言》卷一〇海叙不遇条，第108页。
(64) ［唐］独孤及：《毗陵集》卷一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83页。
(65) ［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上宰相书》，第155页。
(66)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五《选举三》，第361页。
(67)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五《选举三》，第361页。
(68)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七四《吏曹条例》，第1348页。
(69)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三五四《周洁》，第2808页。
(70)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六八《刺史上》，第1206页。此项政策延续到五代，参见《全唐文》卷九六七阙名《请命代官留任候除奏》。
(71)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三三二《萧颖士》，第2641页。
(72) ［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六三〇《铨选部·条制二》，第7555页。
(73) ［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六三〇《铨选部·条制二》，第7555页。
(74)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五《选举三》，第362页。
(75)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八一《刘祥道传》，第2751—2752页。
(76) ［五代］王定保撰：《唐摭言》卷一三无名子谤议条，第151页。
(77) ［唐］崔融：《吏部兵部选人议》，［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七六五，第4020页。所载为唐高宗开耀元年事。
(78)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七四《吏曹条例》，第1348页。
(79)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七五《选部下》，第1355页。
(80) ［清］王昶辑：《金石萃编》卷八〇，中国书店，1985年，第9页。
(81)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四九八《李群玉》，第4088页。
(82)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六八《刺史上》，第1198页。
(83)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六八《刺史上》，第1197—1199页。
(84)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六八《刺史上》，第1199页。
(85)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六八《刺史上》，第1199页。
(86)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六八《刺史上》，第1199页。
(87)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六八《刺史上》，第1205页。
(88) ［唐］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二五《醉赠刘二十八使君》，第557页。
(89)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五〇《刑法志》，第2140页。［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四一《左降官及流人》，第734页。
(90)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一二一引《朝野佥载》，第850页。
(91)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四一《左降官及流人》，第738页。
(92) ［唐］张籍撰，徐礼节、余恕诚校注：《张籍集系年校注》卷三，中华书局，2011年，第174页。作名不通，当从库本，作民。
(93)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〇五，第6491页。
(94)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五〇《刑法志》，第2143页。
(95) ［唐］陆贽撰，王素点校：《陆贽集》卷二〇《三进量移官状》，中华书局，2006年，第662页。
(96) ［唐］陆贽撰，王素点校：《陆贽集》卷二〇《三进量移官状》，第662页。
(97)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三八《葬》，第694页。参《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大历十四年八月癸亥条。
(98)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四一《左降官及流人》，第735、7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