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詞彙學的幾個基本問題(1)
魏德勝
（北京語言大學北京文獻語言與文化傳承研究基地，北京，100083）
提 要：基於文獻語言學的架構，本文討論了文獻詞彙學的一些基本問題。首先是文獻詞彙學的定義，簡單地説即探討漢語古文獻的詞彙現象。其次是確定文獻詞彙學以詞爲基本單位，以各類古文獻爲研究對象，研究其詞義、結構等。研究方法有文獻的排比、詞單位内部關係的分析，以及與非文獻類資料的結合等。
關鍵詞：文獻語言學；文獻詞彙學；訓詁學；詞彙學
一、關於“文獻詞彙學”的定義
文獻詞彙學是文獻語言學的一個分支學科，與文獻文字學、文獻語音學、文獻語法學等並列，構成文獻語言學的整體。華學誠、張猛《文獻語言學學科論綱》初步勾勒了文獻語言學的理論框架，並就諸分支學科做了初步描述，認爲文獻詞彙學主要包括訓詁、歷史詞彙、詞彙史、歷代詞彙學文獻研究等(2)。這爲文獻詞彙學確立了大致的範圍，指明了學科發展方向。文獻詞彙學跟已有的詞彙研究諸學科相關，當然並不是這些學科的簡單相加，否則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作爲一個新興學科，需要進一步細化文獻詞彙學的學科定位及其内涵、外延，給出一個科學、明確的定義，還需要梳理與相關學科的關係，從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方面分析這些學科之間的聯繫和區别。
陸宗達、王寧曾提出“文獻語義學”的概念：“我國古代的傳統訓詁學，是以研究古代文獻詞義爲中心的，所以又稱文獻語義學。”(3)二位先生把傳統的訓詁學稱爲文獻語義學，這與他們提出的“文獻語言學”是一脈相承的。傳統的語言文字學包括訓詁學、音韻學、文字學，其中訓詁學以解決古代文獻中的語義問題爲核心，是傳統語言文字學的主體。宋永培秉承陸先生“文獻語言學、文獻語義學”的理念，論述了“文獻詞義學”的概念：“文獻詞義學是以先秦文獻詞義爲研究對象，探求與説明先秦文獻詞義的存在形式、原理、規律、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的一門科學。”認爲“文獻詞義學是傳統語言學的發展與科學化”，“文獻詞義學的理論、原理、方法主要是在《説文》總結的先秦詞義材料的基礎上，主要是在獲取《説文》科學研究的滋養中抽繹出來的”(4)。與文獻詞彙學相關聯的“文獻語義學、文獻詞義學”都是基於傳統語言文字學，這主要是訓詁學提出來的。
傳統的訓詁學如何與現代語言學諸學科接軌，或者説，在現代語言學的學科體系中，訓詁學的位置在哪？王力、陸宗達、王寧等都曾就此做過深入探索。王力提出“新訓詁學”，從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都跟傳統的訓詁學不同，源於傳統訓詁學，又不同於傳統訓詁學(5)。陸宗達、王寧致力於訓詁學理論總結，並引進了現代語言學的方法，旨在使之系統化科學化（參陸宗達、王寧《訓詁方法論》）。在現代訓詁學的學科建設進程中，齊佩瑢、洪誠、徐復、郭在貽、趙振鐸等學者，也都作出了積極貢獻。一方面藴藏在傳統注疏、字書詞書等訓詁資料中的豐富成果需要不斷批判繼承，另一方面海量傳世文獻中還存在大量語言文字疑難問題需要研究，甲骨、金石、簡帛等不斷湧現的出土文獻更是有很多難題需要詮釋，富有特點的佛教典籍、敦煌文獻等也存在不少字詞現象值得深入研究，而基於傳世文獻、出土文獻的漢字和漢語演變發展規律則是最爲重大的課題。這些任務並不是傳統訓詁學或者現代詞彙學、詞彙史等學科所能涵蓋。
文獻詞彙學秉承了陸先生、王先生提出的文獻語義學思想，充分繼承傳統訓詁學的研究方法和理念，植根於中國古代文獻之中，來源於文獻，服務於文獻，並在此基礎上吸收現代語言學的理論與方法，發展成爲區别於文獻學、普通詞彙學、詞彙史等而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語言學學科。
融合吸收消化現代語言學、詞彙學、語義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是文獻詞彙學學科建設與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衆所周知，文獻詞彙學面對的是文獻語言，而文獻語言的詞彙是一個有機而龐大的系統。文獻詞彙的每個成員都是在相互的關係中體現出其價值與意義，這種關係既有組合關係，也有聚合關係。訓詁學在發展過程中，已經注意到詞彙的系統性對詞義發展的作用，所謂同步引申、詞義沾染等，就是對組合關係、聚合關係相互影響下詞義發展變化情形的概括。從語言文字研究的歷史來看，至少清代的訓詁學家已經在運用類似的方法來探討一組組詞義引申，這些科學方法也一直傳承了下來，陸宗達先生的訓詁實踐就是典型代表(6)。今天提出建設與發展文獻詞彙學，在繼承傳統訓詁學的同時，自覺借鑒現代語言學的理論也是必然的選擇。
文獻詞彙學不等於訓詁學，也不等於詞彙學，但訓詁學、詞彙學是文獻詞彙學學科内涵的兩大來源。訓詁學源於對古代文獻的注疏，偏重於疑難字詞，現代訓詁學在詞義引申規律的探索、詞源研究以及詞際關係的討論等方面都有新的發展。文獻詞彙學充分繼承古今訓詁學探求詞義的傳統，把字詞的詮釋和詞彙詞義的研究作爲基本内涵，同時還要研究詞彙發展演變規律，但訓詁術語、訓詁條例、訓詁歷史等並不作爲研究對象。詞彙學是現代語言學的一部分，側重從共時的角度討論詞彙系統及其子系統，詞的結構類型，詞義的理據，詞彙的構成，以及詞際關係等等，都是它的研究對象。文獻詞彙學吸收詞彙學的理論與方法，把每個時代的文獻詞彙而不是僅有新詞新義作爲共時研究語料，努力建構出各時代的文獻詞彙系統。
漢語詞彙史作爲漢語史的分支，主要研究漢語詞彙發展歷史及其演變規律，文獻詞彙學吸收它的理論但與之也不盡相同。出於研究目標的需要，漢語詞彙史的研究語料必須儘量選用古白話等文獻，因爲這類文獻口語特徵更爲顯著，能夠反映詞彙包括舊詞新義的發展。詞彙史重視歷時性，要把詞産生的時間、詞義産生的時間等作爲研究内容，探求各種詞彙現象的發生、發展及其規律。而文獻詞彙學的研究對象是古代文獻語言的詞彙，它要實現的研究目標不僅是要解決文獻中的詞彙疑難問題，而且要呈現古代各個階段文獻詞彙的面貌及其文獻詞彙的發展演變，因此它的語料是所有古代文獻。
簡明地説，文獻詞彙學就是探討古文獻中詞彙的學問。給它下個定義，嘗試表述如下：文獻詞彙學是文獻語言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它以歷代古文獻中的詞彙爲研究對象，既要考索古文獻中的詞及其意義，也要描寫各階段古文獻的詞彙面貌，還要揭示各階段文獻詞彙的發展及其規律。
文獻詞彙學的建立是文獻語言學學科建設的需要，也是適應時代的需要。陸宗達、王寧先生提出文獻語言學的概念，馮勝利教授作了進一步闡釋，華學誠教授則致力於推動將文獻語言學建設成中國語言學中的獨立學科。文獻語言學立足於傳統語言文字學，融合現代語言學的新理念，構建出有中國特色而又完全適合於漢語語言文字特别是古代漢語語言文字的一套研究方法與理論體系，這是中國學派建設的重大實踐。作爲文獻語言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文獻詞彙學的建設是文獻語言學學科體系建設的重要内容，不可或缺。近年來，文獻語言學受到學界的大力支持，除了前述華學誠、張猛（2017年）提出了學科論綱，王寧、郭錫良、魯國堯、汪維輝等也從不同方面對這一學科的建設提出了很好的意見，文獻語言學的未來令人十分期待。文獻語言學（包括文獻詞彙學）的提出及其建設，也正逢其時。黨中央、國務院十分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發布了一系列文件，並采取了許多重大舉措，今年四月又特别印發了《關於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使得傳承中華優秀文化再一次成爲人們關注的熱點，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尋根的熱情。在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的今天，中國人需要一個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中國五千年延續不斷的文明與文化血脈是我們的根基，因此把目光投向汗牛充棟的古代文獻，從中找尋我們今天能夠利用的資源，就成爲時代的重大需求。文獻錯綜紛繁，古今語言隔閡，爲大衆解決古文獻的閲讀障礙，探尋古代哲人思想的真諦，而不至於陷入郢書燕説、望文生義的迷途，自然就成爲文獻語言學的時代任務。换言之，當今時代也需要我們在總結傳統語言文字學學科的基礎上，吸收融合現代語言學理論與方法，發展出現代的、有中國特色的、能切實解決我們自己的語言文字問題的新型學科。建立並發展文獻詞彙學，並不是要取代訓詁學、漢語詞彙史等學科，訓詁學、詞彙史等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任務和目標，因而都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價值，更有無限的發展空間。但是也應該看到，這些學科都無法承擔文獻詞彙學的任務，一個能夠超越訓詁學、詞彙史等學科而從學科基礎理論、研究方法、研究目標上去構建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嶄新學科，以適應古代文獻語言文字研究的需要、中華文優秀傳統文化繼承與發展的需要，這就是文獻語言學（包括文獻詞彙學）應運而生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文獻詞彙學與相似學科
與文獻詞彙學相關、相似的學科主要有這幾類：文獻語言學諸分支學科、傳統語言文字學、現代語言文字學。
漢語文字學與漢語語言學是平行的，學科分類時包含在漢語言文字學中，是20世紀90年代學科合併之後形成的格局。但文獻語言學則明確把文獻文字學作爲文獻語言學的分支學科，並且把它看成是文獻語言學的基礎學科，這是從中國古代文獻的實際出發而不是從西方語言學理論出發的學術定位，這一定位是對傳統“小學”包含文字學這一學科精神的科學繼承，既有中國特色，又有學理依據。文獻詞彙學與文獻語音學、文獻語法學關係也很密切，詞彙的語法環境和詞義的語音條件都常常緊密聯繫在一起，但它們的研究對象不同，這是最主要的也是最顯著的區别。
文獻詞彙學與文獻文字學既有交叉之處，也有不同的地方。文獻詞彙學研究文獻詞彙，文獻詞彙的存在方式是文字，特别是單音詞爲主的上古時期，研究詞彙與研究文字大多是重合的，研究了文字實際上也就研究了詞。但是從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目標上看，文獻詞彙學與文獻文字學則有鮮明的區别：文獻詞彙學研究古文獻中的詞，而文獻文字學則研究文獻中的用字。文獻詞彙學對文獻詞彙的研究，並不孤立地局限於某一個詞，也不限於一個專門文獻的詞、一個斷代文獻的詞、一個專題文獻的詞。考釋詞義既可能是生僻疑難詞語，也可以是字面普通而意義特殊的詞，描寫斷代文獻詞彙面貌更是要包括一個時段的文獻詞彙。在研究方法上，文獻詞彙學十分重視文獻語境，一個孤立的詞可能是多義的，而處於具體文獻語境中的詞則是單義的；既重視歷時研究，也重視共時研究；研究内容包括文獻詞彙的發展，文獻詞義的演變，詞際關係，以及詞彙與文獻中其他語言要素的關係，如字詞關係、詞與語素、詞與詞組、詞與固定結構、詞與固定格式、詞與句子等等。文獻文字學有獨特性，它不同於一般文字學。文字的起源、文字的演變、文字的結構、文字的發展等，都是典型的文字學内容，文獻文字學關注這些内容，但研究的重點則是文獻中的用字情況及其規律，包括各類文獻的用字特點、各個時期文獻的用字特點，歷代文獻用字的變化，包括寫本、雕版、刻本、活字印刷本的文字特點等等，這些與文獻共生共存的文字現象是正確解讀古文獻的基礎與前提，文獻文字學所要重點研究的就是這樣的内容。
訓詁學，作爲傳統語言文字學即“小學”的一個分支學科，經過了20世紀以來的“現代化”，已經成長爲有别於傳統訓詁學的現代訓詁學。研究對象上已經擺脱了傳統“經學附庸”的狀況，擴展到面對全部古代文獻，像中古以後的白話材料、出土文獻，甚至翻譯的佛典。研究方法上也充分借鑒了現代語言學的新思路、新角度。這些與文獻詞彙學有相通之處，但二者也存在明顯的區分。
傳統訓詁學以訓釋儒家經典爲核心，其著作從《漢書·藝文志》到《四庫全書總目》，都隸屬於六藝略經部。現代訓詁學在範圍上早已突破經書之限，舉凡古代各類文獻中的疑難詞語和字面普通而意義難解的問題都是研究對象，而且要概括現象、探索規律、建構系統。黄季剛先生有一句經典表述：“真正之訓詁學，即以語言解釋語言。初無時地之限域；且論其法式，明其義例，以求語言文字之系統與根源是也。”(7)可見，現代訓詁學要研究詞彙詞義，要研究訓詁名著，要揭示訓詁術語的内涵，要總結訓詁的條例，要研究訓詁的歷史等等。文獻詞彙學直接面對文獻語言，它只是以文獻詞彙爲研究對象，訓詁的成果自然應該參考，其理論與方法也要積極吸收消化，但文獻詞彙學的本質始終只是關於文獻詞彙的學問，這是它與訓詁學的根本不同之所在。
總之，訓詁學與文獻詞彙學分别隸屬於中國傳統語言學與文獻語言學，是在不同的學科框架下的分支。它們的研究對象、研究内容雖有交叉，但並不重合，因爲它們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不相同的。
文獻詞彙學與漢語詞彙學、古漢語詞彙學密切相關，但也不相同。詞彙學是現代語言學的一個分支，總結諸語言詞彙的規律；漢語詞彙學、古漢語詞彙學源自這種理論架構，討論漢語或古漢語的詞彙規律。漢語詞彙學，包括古漢語詞彙學，都是共時層面的，即把漢語包括古漢語作爲一個共時層面的語言，研究詞彙的規律。這個古漢語的概念是狹義的，王力《古代漢語》在序中指出，狹義的古代漢語就是通常所謂的文言，即“以先秦口語爲基礎而形成的上古漢語書面語言以及後來歷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語言”。共時層面的古漢語詞彙學研究詞的構成、詞義、詞的聚合關係、詞彙與漢字、詞彙與語法等。可見，基於現代詞彙學理論指導下的古漢語詞彙學，把古漢語詞彙看成一個獨立的、封閉的系統，這樣的特點是由其理論框架決定的。而文獻詞彙學則時刻强調文獻語言，强調詞彙的文獻屬性。一般語文詞彙當然是它的研究對象，但方言俗語文獻、佛經文獻、哲學文獻、經濟文獻、法律文獻、軍事文獻、醫學文獻、科技文獻等等文獻詞彙也是它的研究對象，而這些由文獻屬性所規定的詞彙在一般詞彙學理論中是完全没有位置的，即使偶有涉及，也是一筆帶過。文獻詞彙學研究的始終是古代文獻中的詞彙，而絶不離開文獻去把詞彙作爲獨立的系統來討論。所以，文獻詞彙學與古漢語詞彙學在研究内容上也是不盡相同的。
當然，作爲文獻詞彙學的理論來源之一，古漢語詞彙學也給文獻詞彙學提供了重要支持。詞的確定、詞義的認識、詞與字的關係、詞彙與語音語法的關係、詞與詞的組合關係和聚合關係等理念，文獻詞彙學都積極予以吸收，從這個意義上説，它們之間的關係又是密切的，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
與文獻詞彙學密切相關的學科還有詞彙史，主要是漢語詞彙史、漢語歷史詞彙學。漢語詞彙史或是漢語歷史詞彙學，是現代語言學中的歷史學科，它的基本任務是探討漢語詞彙從古到今歷史發展演變情形及其規律，上位概念是漢語史。汪維輝曾説：“我們所要研究的漢語史就是口語發展史，所以據以得出結論的材料理應是口語性語料。”(8)漢語詞彙史對語料是有選擇的，其原則就是儘可能反映各個時期漢語口語的實際。而文獻詞彙學研究的對象是文獻詞彙，研究資料包括全部古代文獻，不管是接近口語的，還是仿古的書面材料，甚至是方言俗語、其他語言的譯文、受其他語言影響形成的混合語等，研究目標是解決文獻中的詞彙問題，呈現不同時期的文獻詞彙面貌以及各個時期詞彙面貌的嬗變及其規律。因此，無論是研究對象、研究任務還是研究目標，文獻詞彙學與漢語詞彙史都是不盡相同的。
三、文獻詞彙學的對象與任務
文獻詞彙學的研究對象就是文獻詞彙。研究文獻詞彙首先面對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如何確定文獻中的“詞”。由於古漢語特别是上古漢語以單音詞爲主，雖然字和詞在理論上的區别是清楚的，但在實際文獻中卻是很難區分的。複音詞與詞組的區分也是難題，特别是有些複音詞是經過詞彙化而來，詞彙化又是一個連續統，所以到底在什麽情形下才能判斷爲詞，一直困擾學界。解決這類基本問題，就要吸收消化現代詞彙學理論，特别是詞彙語義學理論，單純依靠傳統訓詁學是很難得到科學答案的。
詞是文獻語言研究的基本單位，也是文獻語言中可以獨立運用的最小單位。
上古漢語的單音詞可能存在形態變化，一個詞可以通過内部語音屈折而造出另一個語義相關而有别的新詞，即一般説的“語音造詞”，是詞衍生的一種方式。如“衣”，讀平聲，衣服，名詞；讀去聲，穿（衣服），動詞。這種現象從發生説是音變構詞，從結果説則可以稱“因聲别義”。“衣”的名詞義和動詞義，相互的引申關係是明顯的，記録詞的字形也一致，但音、義都不同。從詞義引申關係看，二者是一個詞，傳統的字書都是置於一個字頭之下，但從音義關係看，宜分爲兩個詞。古漢語中有所謂“急言、緩言”的問題，其實也是形態變化問題。“筆”，緩言之爲“不律”，造出一個新詞，雖然其詞義與原詞一致，但語音形式不同，在文獻上的表達也不一樣，那就是一個新詞。
古漢語單音詞常見所謂“同形詞”，雖然詞的語音形式一樣，但詞義之間不存在引申關係，只是在文獻上使用同一個漢字，如“石頭”的“石”與作量詞用的“石”，它們是兩個詞，《説文》有“䄷”，解釋爲“百二十斤”，量詞，但文獻中一般寫作“石”。
文獻上的一個字也可能表示兩個及以上的詞，另一方面，也有文獻上若干個字，其實表示的只是一個詞。
所謂“異形詞”就是常見的一個詞在文獻上有幾個字形。西北漢代屯戍簡牘中，“臿”義爲一種類似鍬的工具；因爲主體是木質的，所以可以寫作“㮑”；因爲臿頭是金屬的，所以也有寫“鍤”的。在文獻上的寫法不同，但音義完全一樣，表示的還是一個詞。
有時一個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地域，在文獻上的書寫形式也不同。如表示應答的“答”，在先秦寫作“合”。對於古文字中“合”這一字形的分析，主要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余永梁《殷虚文字考》：“合象器蓋相合之形。”但季旭昇《説文新證》認爲甲骨文中的字形“會上下兩口相對答之意”，即認爲“合”即“答”，這種觀點很早就有。清代桂馥《札樸》卷五：“古無荅字，合即荅也。”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卷四：“合即荅，翁説是也……俗以合爲合同專字，乃以小尗之荅爲荅應字，而又誤艸爲竹。今字書以答爲正，荅爲俗，何不考之甚。”吴闓生《吉金文録》、高鴻縉《中國字例》等也都認爲，“合”是應答之“答”的本字。《睡虎地秦墓竹簡》中即以“合”用爲應答義。戰國楚簡寫作“
”，在“合”的基礎上添加形符“曰”。《説文通訓定聲》：“合，即今所用之答字，古或作畣。”《爾雅·釋言》：“俞、畣，然也。”疑“畣”字乃楚簡中“
”字之譌。目前“
”字在上古文獻中僅見於楚簡，如河南信陽長臺關楚簡、湖北江陵望山楚簡、清華簡等。漢代的出土文獻作“合、荅”的都有，如武威漢簡《儀禮》中，表應答義除用“荅”外，還有多例仍用“合”。《儀禮》甲本第三簡有：“賓合拜。”陳夢家云：“合，今本及熹平石經俱作荅，簡本通作合，間亦作荅。”臨沂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也用“合”字表應答義。據《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魏晉時期表應答義只作“荅”，已不見寫作“合”。而作“答”大約是唐宋以後的事。《廣韻》合韻：“答，當也。亦作荅。都合切。”《集韻》合韻：“答、畣、畐，德合切。當也。古作畣、畐，通作荅。”《類篇》同。由出土文獻可知，表應答義，上古多作“合”，戰國楚簡作“
”，漢代開始寫“荅”，與“合”混用，到魏晉時只寫“荅”。《五經文字》：“荅本小豆之一名，對荅之荅本作畣，經典及人間行此荅已久，故不可改變。”唐宋以後出現“答”，“答、荅”混用一直持續到現在，約明代開始，字書以“答”爲正字。《字彙》：“答，噟也，然也。”《正字通》：“答，應辭也。”魏晉之前的傳世文獻中出現的表應答義的“答”字當是傳抄過程中後人所改，不足憑信。
通假字與本字的關係，是文獻文字學的研究對象，從文獻詞彙的角度來看，這也是一個詞的兩種不同的寫法。例如“早”與“蚤”，如果“蚤”通假表“早”義，那麽這兩個字所表示的音義相同，是一個詞在文獻上的兩種寫法。
漢字是記録漢語的符號，同時漢字對漢語具有反作用。漢字因素會影響漢語詞的認定。文獻在流傳的過程中會産生譌誤，有因文字的譌誤而産生新詞新義的情況。如《左傳》中“行李”一詞指外交官，原當作“行使”，因“使”的一種寫法與“李”形近，故在傳抄過程中誤爲“行李”，由此産生了新詞“行李”，讀音也與原詞不同(9)。
漢字的分化客觀上也能促使詞的分化，産生新詞。如戰國文字中，楚系文字“少、小”尚未分化，都寫作“少”，也就是説楚簡中“少”有“少、小”兩個義項，這兩個義項的引申關係也是明顯的；但在秦系文字中，“少、小”已經完成分化，這樣秦簡中“少、小”就是兩個詞。這個例子可以明顯看出漢字分化對漢語詞的影響。名詞“衣、雨”引申出動詞義“衣、雨”（都讀去聲），但一直没有爲引申義造新字，因此傳統的看法認爲“衣、雨”的名詞義、動詞義屬一個詞的本義和引申義；當然因爲名詞義與動詞義的發音不同，我們傾向於分爲兩個詞。那麽，更常見的引申義與本義發音相同的，就不會認爲表示本義和引申義的是兩個詞。即使本義和引申義的發音相同，但如果後來造了新字來表達引申義，就當然會認爲它們是兩個詞。如“受”原可以表示“接受、授予”等義項，後來爲“授予”義新造了“授”字，“受”與“授”在文獻中同時出現，這就成了兩個詞。從漢語漢字發展歷史看，這種文字分化而導致的新詞産生很常見。如“兩”作車的量詞，後來寫作“輛”，“大、太、泰”的分化，“賞、償”的分化，“責、債”的分化，“家、嫁”的分化，“賈、價”的分化等等。
判定複合詞的問題，馬真、程湘清、伍宗文等都有專門的論述。一般可以歸結爲形式標準、意義標準、詞頻等。總的原則是“堅持標準，適度放寬”。所謂“標準”，簡單地説，就是在句法分析時處於同一個語法層次上，不能分開；語義上表達一個概念。這可以説是最低標準，二者需同時具備。
（1）〼次傳，别書相報，不報者重追之，書到言。（居延新簡EPT48:56）
（2）廷以郵行，詣如署。（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2）
這兩例中的“次傳、郵行”都不能認定爲是詞。“郵”是介詞“以”的賓語，和“行”不在一個層次上。“次傳”前有缺文，而在居延簡中常見“以次傳”的説法，如“廣田以次傳行至望遠隧止”（居延漢簡273.29A），它的結構與“以郵行”一樣，“以次、以郵”都是介賓結構作狀語。所以“次傳、郵行”都不是複音詞。
（3）〼乃爰書不職等辭縣、爵、年、里、姓各如牒。不職等辭曰：敞實劍庭自刺傷，皆證。所置辭審，它如。（居延漢簡3.35B）
這一例中的“辭審”也不是複音詞，“所置辭”是句子的主語，“審”是謂語，“辭”和“審”在文獻句子成分分析時也不處於同一層次上。
處在文獻語言句法關係同一層次的成分容易發展爲詞，所以上古文獻語言中複音詞多是並列、偏正這兩種結構，而動賓式、補充式、主謂式的結構容易出現在不同的層次中，所以凝固成詞的就較少。一直到現代漢語中，也還有這種傾向。在文獻語言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跨層級的兩個成分逐漸凝固成詞的現象，如“可以、足以”等。一些典故在文獻語言中凝固成詞的情況比跨層結構還要特殊，如《論語》有“三十而立”的説法，後世就用“而立”代指三十歲，“而立”的兩個構詞成分是什麽關係無法言説，因爲它是從文獻語言中直接截取的。判斷這些跨層結構和這類截取的成分是否成詞，同樣要看它在文獻語言中是否位於語法分析的同一層次上。比如在“三十而立”這樣的結構中，“而”是連詞，它與“立”不在同一層次上，因此在“三十而立”中的“而立”並不是詞，但在“而立之年”這樣的結構中，“而立”做“年”的定語，“而立”就在一個結構層次上了，意義也不能分開來解釋，它就是詞了。
從表達的角度看，句子是敘述性、描述性的，而詞是指稱性的。崔應賢（2019）：“正像人們看得很清楚的，補充式、動賓式和主謂式這三種組合，不管是什麽時間都不能夠與並列式和偏正式相抗衡，其原因何在？説穿了，就在於它們體現着真正的句法結構關係，與詞法的根本屬性在於指稱存在矛盾。”
結構關係中，並列、偏正與主謂、動賓、補充不在一個層次上，後三者的基本屬性是句法的，前二者則是詞法的。與之相關聯的，句法表達的是敘述、描述，詞法表達的是指稱。這一點，前輩學者已做過很多探討。同樣的偏正關係，“大狗”與“大的狗”就存在不同的表達傾向，前者更傾向於指稱，接近於詞法；後者則傾向於描述，近於句法。
句法和詞法，是兩個層面的概念。同樣是主謂結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齊鳴，遂發傳出”（《史記·孟嘗君列傳》）。其中“雞鳴”是敘述，是句法。“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史記·留侯世家》）“雞鳴”是指早上的時刻，是指稱，是詞法。語義上，指稱是構成詞的基本要求。
判斷一個組合是否是一個詞，語義上要求意義集中、凝固。這一點在實際判斷時難免有一定的主觀性，因此在具體處理時，我們主張堅持標準、適度放寬的原則。上古文獻語言正處在複音化的初始時期，複音詞有它不穩定的特點。如並列關係複合詞詞序不定，AB、BA這兩種形式可能並存，我們不能因此就把它們排除在複音詞之外。甚至有的已經成爲並列關係複合詞，而同時在它的中間又能插入連詞，如“父母”成詞了，但同時也有“父與母”的例子(10)。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建議借鑒現代漢語離合詞的處理辦法，離時是詞組，合時是詞。也就是説，“父與母”是三個詞，“父母”是一個詞。當然，到底能不能夠確定爲一個詞，最可靠的方法還是要放在文獻語言裏去考察詞義。如：
（4）卯東南有得，西北凶；辰東大吉，南有得；西北凶，已東毋行；南大吉，西凶，北有得；午東北有〼（額濟納漢簡2002ESCSF1:5A）
“東南、西北、東北”等有可能是詞，但在上面這個文獻語言環境中，它們並不是詞，因爲它們的意思是東和南、西和北、東和北，指稱的是兩個方向，語義並没有凝固。結合文獻語言，分析清楚語義，這對於複音詞的判定至關重要。
文獻語言中詞的語義凝固，常説到轉義、比喻義，因爲這時候的詞義就已不再是兩個組成成分的意義的簡單組合，而是整體轉指某個意義。比如《左傳·僖公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這一句中的“左右”表示支配、控制的意思，語義很凝固，是一個複音詞，不能簡單地從它的組成成分中分析出語義。把這一句與《左傳·成公二年》“從左右，皆肘之”比較一下，就能清楚地看出後一句中的“左右”就是左邊和右邊，指稱的是兩個方向，這一句中的“左右”顯然不是一個複音詞。可見，要根據文獻語言的語境來確定一個組合形式的語義，文獻語言的語境會使得詞義單一化、具體化。
在文獻語言中，複音詞同樣存在同形詞和異形詞。
關於複音單純詞，一般指聯綿詞、疊音詞、音譯複音詞等，本來是没有什麽爭議的問題。但近年來沈懷興（2013年）等學者對大部分聯綿詞提出質疑，認爲這些聯綿詞實際上都是複合詞，甚至因此否定聯綿詞的存在，故有必要對複音單純詞做些分析。首先，聯綿詞、連語等概念與聯綿詞本身是兩個問題。對清人的“連語”等概念，過去學界有誤解，認爲等同於聯綿詞(11)，其實清人的連語概念中包涵了同義連用等複合詞的情況，《辭通》《聯綿字典》中也有複合詞，這些都是事實，需要澄清。但這並不能否定聯綿詞的存在。第一，複音音譯詞，因不具備分析其構詞理據的基礎，不管在原文中是不是可分析的，音譯並出現在文獻語言之中，就成爲封裝的整體，是一個聯綿詞。這一點否定聯綿詞論者也是認可的，如葡萄、箜篌、佛陀等。上古文獻語言中也存在多語言融合的現象，只不過多數已經無考。《左傳》記載：“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於菟”就是聯綿詞，《漢書·敘傳上》作“於檡”，是一個詞的不同寫法。《左傳》中楚官名“莫敖”等，也不明其語源。第二，擬音複音詞，包括疊音詞、聯綿詞，如關關、嗚呼等，自然擬音的複音詞也是不可拆開分析的，就如“關關”與單音的“關”没有意義上的關聯，“嗚呼”與“嗚”和“呼”兩個詞之間也没有意義上的關聯，“嗚呼”是一種擬音，“嗚嗚、呼呼”也各是不同的擬音，互相之間都不存在意義上的關係。第三，所謂衍聲，由單音詞緩言而産生的複音詞，也是單純詞。“筆”變爲“不律”，“孔”變成“窟窿”，語言中的衍聲是自然存在的現象，不難理解。
聯綿詞在文獻語言中選用的字形可能會用與意義相關聯的字，這是造成其被誤解爲複合詞的原因之一，“窟窿”是“孔”的緩言，與“窟”没有語源上的關聯。還有一種語言現象值得關注，聯綿詞並非絶對不可單用，一定條件下在文獻語言中就能單用。一是修辭的需要，如《老子》中有“恍兮惚兮”。二是聯綿詞的單音節語素化，受文獻語言單音節優勢的影響，部分聯綿詞省略爲單音節語素，如“駝、蝶”等。一些音譯複音詞甚至簡省爲單音詞，如“佛陀”變成“佛”，“塔刹”變成“塔”。不能用演變後的單音語素、單音詞，來否定前面的複音單純詞。孫景濤在《古漢語重疊構詞法研究》中通過語音分析，認爲聯綿詞實際上是單音詞的不完全重疊。這種從語音上探討聯綿詞來源的研究是很有意義的，但同樣，這也不能作爲否定複音單純詞存在的理由。研究中引入的大量方言材料確實有一定説服力，但仍然不是理解分析古代文獻語言的直接證據。作爲實際口語中的詞，其結構分析不能如此複雜；作爲這種語言的使用者，絶大部分人都完全没有這樣的分析能力。
文獻詞彙學的任務是多方面的，上文僅舉例性地做了些討論。中國有悠久的文明史，留下豐富的古代文化遺産，古代文明與文化主要通過文獻形式記載並傳承下來。從殷商甲骨文算起，中國的文獻史至少有3500多年。要利用這些文獻，必須首先掌握古代文獻的語言，而掌握文獻語言首先得懂文字詞彙。古人云，通經學，需先通“小學”，説的正是這個道理。讀懂古文獻，準確理解古人的思想，實現跨越數千年的“對話”，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古代文獻在載體、書寫方式、版式、字體、句讀等方面都與我們今天熟悉的圖書有極大差異，這些文獻外在的特點我們暫且不涉及，本文着重討論古代文獻的語言，特别是其中的詞彙問題，這些是文獻詞彙學關心的問題。閲讀文獻、讀懂古文獻，就需理解詞義、句義、篇章之義，而詞義是古文獻最核心最基礎的意義。
詞義是什麽？諸多學者探討過這個問題。我們這裏引用張永言（1982年，第43頁）的説法，詞義“就是概念通過某種語言的手段而得到的體現，同時帶有反映某些伴隨觀念的補充特點以及某種感情色彩和風格特徵”。
文獻詞彙學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探求詞義。文獻詞義的確定不能只是孤立地從這個詞本身來探求，而是要依據這個詞在文獻中的語境，或是説根據“辭例”。黎錦熙先生有過一個著名論斷：“依句辨品，離句無品。”這雖是就詞性而言的，但對理解詞義也有啟發。黎先生的這一論斷對我們最大的啟發就在於，詞的使用狀態與貯存狀態是存在差異的。一個詞的義位在詞典中都有詳明的解釋，而在實際使用中（即在文獻語言環境中），其所表示的意義則是單一的，而且會有各種各樣的具體變化，有語法上的作用，有修辭上的效果，也有詞義上的凸顯，還有文字上的换用（如文字通假）等等。即使是同一個意義，也存在詞典釋義的概括性和文獻語言詞義的語境性的差異，所以詞典釋義與文獻詞義既有聯繫又有區别。傳統訓詁中的隨文釋義，其實解釋的就是文獻語言中的詞義，這種釋義有助於觀察到詞義發生的種種細微偏轉，有助於揭示出詞義引申變化的軌跡與原因。詞在文獻使用中的意義與儲存狀態中詞義的矛盾，正是促進詞義發展變化的動力。詞義的貯存狀態與使用狀態正是這樣相互作用並相互影響的：文獻中的使用義是在原詞義基礎上的變化發展，而文獻中變化發展出的新詞義逐漸爲使用者所接受並被廣泛使用，此後又會被作爲這個詞的引申義載入工具書，成爲可供選擇使用的貯存狀態詞義。
正是基於如上認識，文獻詞彙學首先關注文獻語言中的詞義。
首先，探討文獻詞義要從詞本身出發，從詞的立場出發。段玉裁《廣雅疏證》序曾説：“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義有今義，六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五。”這是段氏對古代訓詁實踐的總結，既有理論價值、方法論價值，也有實踐指導價值。從記録詞的字來説，希望單純依賴字形獲得意義是比較困難的。黄德寬、常森分析了漢字形義關係中的不確定性，無法直接由字形獲取其意義，需要觀照者用已有的經驗加以彌合(12)。釋讀古文字往往是由已知音義的今字形，通過《説文》等橋梁，與未知的古文字建立字形上的聯繫，即段玉裁所謂的“古形今形”，在確認了同一關係之後，就可以確定未知的古文字的音義。這是一個推理過程，論證就是爲了建立古今字形上的聯繫。通過這樣的類比並釋讀出古文字之後，再回過頭來，據已知的音義分析字形與音義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説，字形分析像是“事後諸葛亮”。用段玉裁所説的“六者互相求”的方法，可以分析一個未知字形的音義，但是是否一定能“舉一可得其五”，那倒未必。漢字系統也是一個符號系統，而符號系統的能指與所指的關係，從根本上説是任意的，即所謂字根或基礎字符，與其所表達的意義間是約定俗成的關係；或者説，是由使用這種文字的群體强制規定的，具有任意性。而要解讀字形與意義間的聯繫，就需要還原、重建使用者的規定。字符間的關係也是探求這些字符表達意義的途徑之一，文字發展過程中由已有字符孳乳分化出新字符，它們之間的關係是可以探求的。
出土文獻釋文的考訂、詞義的考釋，過去一般都不納入詞彙學、詞彙史的研究範圍，相關考據類的研究歸入了語文學的範疇，但文獻詞彙學把這些視爲本學科當然的内容。釋文考訂是綜合字形、音韻、辭例等各種語言文字因素，確定文獻語言真實面貌的一項工作，要保證文獻詞義考釋、文獻内容解讀在正確的基礎上開展，所以它被視爲文獻詞彙研究的基礎性工作。
其次，探討文獻詞義要從語素或詞之間的關係來着手。現代語言學理論認爲，詞義是在詞之間的關係中體現出來的。構成複音詞各語素之間的關係、文獻語言中詞與詞之間的組合關係和聚合關係，十分有助於探求詞義。
古人已經發現了不少文獻語言中藴藏的詞義規律，比如清代學者揭示的上古漢語中同義語素、反義語素連用的規律就是典型例證。王引之《經義述聞·通説下》指出：“古人訓詁，不避重複，往往有平列二字、上下同義者。解者分爲二義，反失其指。”“《隨·象傳》‘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解者以爲退入宴寢而休息，不知‘宴’之言安，安與息同義也。”吸收這些成果，可以解決一些疑難問題。如居延新簡EPT4:13：“物色年，追捕之。令候長、丞、尉數推索，有無□。”集釋注：“物色年，即所攜帶物品、膚色和年齡。”這個注釋顯然是把“物色年”當作三個詞來解釋的，其實“物色”是一個詞，同義語素連用。“物”即有“色”義。《説文通訓定聲》：“疑物字本訓牛色，轉注爲凡色，凡有形者皆有色，又轉注爲形質，爲事類也。”《周禮·春官·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鄭玄注：“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可見，“物”和“色”單用時都可引申指外貌、樣子，“物色”是同義連用，也是表外貌、形象、膚色。“物色”這個意義的用例，也可以在後來的文獻中見到。《後漢書·嚴光傳》：“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李賢注：“以其形貌求之。”
所謂詞的組合關係，就是指詞在文獻語言中的句法關係。一個詞在句中的位置對判斷其詞義也有重要作用。上古文獻語言中實詞活用現象很常見，結合組合關係就可以判斷。例如《淮南子·本經訓》：“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由“天雨粟”可以判斷，“雨”是動詞，降下的意思。探求詞義也常常需要藉助於詞的組合關係，例如：
（5）澤居苦水者，買傭而決竇。（《韓非子·五蠹》）
（6）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戰國策·韓一》）
上面兩例中的“買傭、買禍”，根據文獻語言中的組合關係就能清楚地作出分析。“傭”是受僱於人而幫人勞作的人，“買”從一般買賣的意思引申出“僱”的意思。後一例是蘇秦游説韓王的話：以地事秦，只會得到禍患。人們都是買想要的東西，而“禍”是没有人想要的。《辭源》根據此例列出一個新義項，解釋爲“招禍，引起”，意思是某件事情引起某種不良後果。細究起來，此句中的“買”並未脱離“以錢易物”的基本意義，“買”在這個句子中的用法有一定的修辭色彩，是否能據此認爲已經形成獨立的義位（義項），還需討論。
詞的聚合關係，是指按一定的標準類聚起來的一組詞之間的關係，比如同義詞就是一個重要的類聚。對能類聚起來的同義詞進行分析、排比，就可以對詞義有更深入的認識，這樣的分析、排比是探求詞義的一種有效手段。對同義詞的分析，過去有過很多精彩的論述，如清人所説的“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析言有異，統言則不别”，就是這樣的例子。《説文》“
”字下釋曰：“未發爲䓿
，已發爲夫容。”段注：“此就華析言之也。《陳風》：‘有蒲䓿萏。’《爾雅》《毛傳》皆曰：‘其華䓿萏。’此統言之，不論其未發已發也。屈原、宋玉言芙蓉不言䓿萏，亦猶是也。許意䓿之言含也，夫之言
也，故分别之。高誘曰：‘其華曰夫容，其秀曰䓿萏。’與許意合。華與秀散文則同，對文則别。”“華”與“秀”，相對而言，已開爲華，未開爲秀；而一般都指花朵，爲同義詞。《説文》“萌”段注：“萌、芽析言則有别。《尚書大傳》‘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是也。統言則不别，故曰‘萌，艸木芽也’。”“萌”與“芽”，統言則不别；析言之，則殷曰萌，夏曰芽。《説文》“行”段注：“步，行也。趨，走也。二者一徐一疾，皆謂之行，統言之也。《爾雅》：‘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析言之也。”“步”與“趨”，析言之，一慢一快；統言之，都是行走。通過同義詞的對比分析，對詞義的理解會更加準確、深刻。
第三，文獻詞義的探討還需要緊密結合文獻語境以及相關背景知識。語言也好，詞彙也好，都會迅速反映社會生活的發展變化，或是説，反映人的意識對社會生活的認識。探求文獻詞義的時候，必須深入一個詞的語言環境，甚至是更深廣的文化社會背景。例如《左傳》中，“王”指天子，“君、公”指諸侯，鮮有錯亂，這就是社會制度的反映。而到了戰國時期，諸侯紛紛稱“王”，“君、公”就降格稱諸大臣，甚至是普通人。詞義於是也就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韓非子·難一》：“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這裏的“君”是對人的尊稱。《韓非子集解》引顧廣圻曰：“君當作若。”《韓非子集釋》《韓非子校注》都認同顧校，其實顧校不妥。這一校改並無證據，是所謂“理校”，而顧氏的所謂“理”是不成立的。戰國時期，“君”作爲一般人的尊稱已經普遍使用，《戰國策·楚一》：“楚王曰：‘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君”是楚王稱蘇秦。又《趙四》：“諾，恣君之所使之。”這是趙太后稱觸龍。所以《韓非子》此句作“君”没有疑問，各個版本都相同。這段話雖是晉文公對群臣説的，但後世的記載並不能作爲當時的實録，且《韓非子》多寓言，這段話編故事的可能性更大，不能當真。我們只能把它看成《韓非子》時代的語言，即戰國末期的漢語。
第四，文獻詞義的探求還常常需要藉助於工具書。現有語詞類工具書數量大、種類多，基本能夠滿足閲讀古文獻的需求。閲讀古文獻遇到詞義不確定的時候，可以求助於工具書，不管是普通讀者，還是專業研究者，這都是基本的選擇。一類是專門的語詞類工具書，如虚詞詞典、古漢語字典、斷代語言詞典、方言詞典，以及分文體的如《詩詞曲語詞匯釋》等。這類專門的工具書針對性强，對於解決普通的閲讀障礙是不錯的選擇。如《戰國策·齊四》：“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王力《古代漢語》：“以，疑是衍文。”用“以”的一般意義無法解釋這個句子，所以課本懷疑是衍文。那麽這個“以”字是否可以解釋呢？查裴學海《古書虚字集釋》：“‘以’猶‘惟’也。”解釋爲“惟”，即“只是”，這個句子應該“怡然理順”了，至少提供了一種新的值得參考的解釋。另一類工具書是大型綜合性語詞工具書，像《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海》《辭源》等。這些工具書收詞廣泛，兼及古今，在解決古文獻疑難字詞方面可以提供幫助。如居延漢簡：“今餘鐅二百五。其百五十破傷不可用。五十五完。”（498.9A）“鐅”字罕見，查閲工具書就可以知道，《説文》：“鐅，河内謂臿頭金。”即臿尖端所裝金屬刃口。
在探求文獻詞義時，往往需要多種方法綜合運用，一方面是爲了增加結論的可信度，另一方面也是因爲這些方法並不是孤立的，各種方法之間都有聯繫。如有時工具書並不能直接給出答案，但諸如字形、用例、相關考證成果等會提供一些綫索，利用這些綫索，就可能從詞際關係，從字形與音義之間的關係等角度，找到令人滿意的結果。探求詞義的過程有時會比較曲折，甚至非常艱難，這也正是這一工作的意義與價值之所在。由已知探尋未知，是科學研究的真諦。
古人云，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古代文獻詞彙除了有古今的差異外，還存在空間差異，方言、俗語等就是這種差異的體現。《説文》就常見對各地方言的記載：“脙，齊人謂臞脙也。”“㭒，臿也。從木㠯聲。一曰徙土輂，齊人語也。”“霣，雨也。齊人謂靁爲霣。”“綾，東齊謂布帛之細曰綾。從糸夌聲。”“喑，宋齊謂兒泣不止曰喑。從口音聲。”“蹠，楚人謂跳躍曰蹠。”“閶，天門也。從門昌聲。楚人名門曰閶闔。”“媦，楚人謂女弟曰媦。”“姐，蜀謂母曰姐，淮南謂之社。”而西漢的揚雄更是創製了曠世名作《方言》，調查並記録了一個概念在各地不同的説法，如“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此後，歷代出現了一些記述各地方言的著作。這些著作成爲我們研究歷代漢語方言詞彙的重要依據。古代文獻中也存在大量方言俗語，需要我們藉助《方言》一類著作加以分辨訓釋。所以，至少我們需要做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收集整理歷代文獻中記載的方言俗語詞彙，二是利用這些明確是方言俗語的詞彙來訓釋其他古文獻中出現的方言詞。如《荀子·非相篇》：“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俞樾《諸子平議》：“黨學者，猶言曉學者。”俞樾把“黨”解釋爲“曉”，依據的就是《方言》。
近百年來，考古工作者發掘出土了大量戰國、秦、漢時期的簡帛文獻，總量已經超過30萬件，這些簡帛文獻爲漢語方言詞彙研究帶來了新的機遇。簡帛文獻中有大量公私文書，是當時人記當時事，即所謂“同時文獻”，是難得的第一手材料。簡帛文獻時代、地域都比較明確，避免了傳世文獻傳抄、增補、篡改的可能。近年來利用簡帛文獻研究周秦漢晉的方言俗語取得了不少成果。如西北出土的大量漢代屯戍簡是目前所見“箭”的用例最豐富的漢代文獻，計敦煌漢簡4例，居延漢簡24例，居延新簡12例，共40例。史光輝（2004年）從東漢時期的漢譯佛典中發現了14例(13)，説明漢代“箭”在口語中用得逐漸多起來。西北簡中用例如此之多，也一定程度上印證了揚雄《方言》“關西曰箭”的説法(14)。特别是大量戰國楚簡的發現，爲古楚語的研究打開了新路，學者運用出土簡帛文獻與傳世文獻相結合的方法，證明“芰、棘、陵、湩”等詞是古楚方言詞(15)。
四、文獻詞彙學的材料與方法
（一）文獻語言學的材料——古文獻
除了民族語言文獻之外，漢語古文獻歷來就有文言、白話的差異，也各有特點。其實單純的文言或白話文獻是不存在的，混雜是常態；如果一定要説差異，也只有文言成分更多或白話成分更多的差異；具體到某一種文獻，有時就難以判斷整體是文言還是白話。研究漢語詞彙史就需要綜合多種證據來判斷某個詞在當時屬文言還是白話，而文獻詞彙學總體來説並不需要作出這樣的判斷；因爲研究詞彙史需要能夠反映詞彙發展歷史的語料，而文獻詞彙學則是以文獻中的詞作爲研究對象。比如文獻中存在疑難詞語需要疏通，詞書中的條目需要證明，一組同義詞需要辨析，一個時代的文獻詞彙面貌需要描寫，不同時代的文獻詞彙具有什麽樣的特點與區别等等，這類問題就需要文獻詞彙學來解決。文獻詞彙學面對的是文獻詞彙而不是文言、白話的對立，舉凡需要研究的文獻詞彙都是文獻詞彙學的任務。文獻詞彙學不會捨棄文言而只選擇白話語料，因爲文獻詞彙學認爲，文獻詞彙不管是來自承傳還是新近出現，只要出現在一個時代的文獻之中，它們就是這個時代詞彙的有機組成部分，如同今日所謂現代漢語，它的詞彙系統也一定包括自古而來的傳承詞彙和現代出現的詞彙，任何時代的詞彙系統都是古今方俗混雜的系統，不可能是只有當代詞彙甚至只有當代通語詞彙的純粹系統。
應該對詞彙系統的混雜性有清醒的認識，即使是古代的一部專書，它的詞彙系統也是混雜的，因爲純粹的單一的詞彙系統是不可能存在的。比如成書於漢武帝時期的《史記》，這部書是漢語詞彙史研究最重視的斷代語料，因爲它是個人專書，而且口語性比較强，即便如此，《史記》的詞彙系統仍然是古今方俗混雜的系統。如“璽”，先秦指一般官印，在秦始皇以後專用於帝王，但《史記》中這兩種意義都在使用。如《楚世家》：“懷王大悦，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魏世家》：“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爲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淮南衡山列傳》：“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宫，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欲如伍被計。”仔細分析上述幾例的語境，可能是所言之事涉及不同時代，所以意義出現的小語境並不完全相同，但是不可否認，這個詞的古今兩個意義司馬遷時代都在使用，《史記》中都實際存在。大量的基本詞彙、常用詞彙、名物詞彙等，同樣會出現在不同時代的文獻之中，參與構成那個時代的文獻詞彙系統，這是毋庸置疑的。
文獻詞彙學關心的是文獻詞彙本身，包括因爲文獻的特點而帶來的詞彙特點。比如在出土文獻、傳世文獻中，有大量的官私文書，這些資料看似當時人記當時事，可以真實反映當時漢語的詞彙，其實也不盡然。古代的公文中發現了一種叫“式”的材料，簡單地説就是“樣板”，官吏寫公文時都是按照“式”的格式照抄，只改换其中的人名、事由等内容，其詞彙就有特點：西北漢代屯戍簡牘中，表人的身高用“長”，表馬的身高用“高”，没有例外：
（7）馬一匹，白，牡，齒七歲，高六尺。（居延漢簡65.12）
（8）魏郡繁陽高忘里大夫謝牧，年卌，長七尺二寸，黑色。（居延漢簡15.14）
是不是當時的口語詞彙系統就具有這樣的特點，不能肯定，但全部西北漢代屯戍簡牘文獻中確實都是如此。而在時代稍早的睡虎地秦墓竹簡中，“高”則常見用來表人的身高：“子小男子某，高六尺五寸。”（《封診式》）西漢早期的張家山漢墓竹簡也是如此的：“當傅，高不盈六尺二寸以下，及天烏者，以爲罷
（癃）。”（《二年律令》）至於實際口語中的情形如何，詞彙史需要使用另外不同的方法去證明，包括語料的選擇，而文獻詞彙學卻能據此認定不同文獻的詞彙特點。
再説比如翻譯類文獻，特别是早期的佛典譯文，就有自己鮮明的文獻詞彙特點。現在能看到的東漢末年以來的大量翻譯佛經，其詞彙深受佛典原文的影響，很多詞在當時的漢語中並不存在，不管是音譯詞還是意譯詞。朱慶之（2001年）曾指出，佛典譯文不是文言，也不是當時的口語，有不少是翻譯時生造的詞，其中有不少後來融入了漢語詞彙系統，成了漢語詞彙，甚至是常用詞。但是，即便早期佛經譯文是這樣的文獻，文獻詞彙學研究的對象依然是它的全部詞彙，並不因爲漢語口語中不存在而不去關心它，否則就無法實現讀懂讀通佛經譯文的任務。佛教文化影響深遠，漢語中吸收了不少佛典詞彙，以至於後世文獻中也有不少需要專門研究才能弄懂。例如唐代李賀詩中“生色”一詞就很費解，即使有學者根據玄應音義正確解釋爲“金、金色”，但也未能得其理據。朱冠明通過梵漢對勘，認爲“生色”一詞來源於對梵文的仿譯，本來的意思是“金”，後來“生色”又引申出“金色”的意思(16)。至此，“生色”這個詞的理據才得到解決。“生色”是“生硬”的仿譯，不是漢語詞，在唐代也罕見，但直到明清時期的文獻裏都還能看到它的蹤影，詞彙史不用關心，文獻詞彙學卻必須給出答案。
古文獻中有大量的學科專業文獻，其詞彙的特殊性更是顯而易見。如哲學、政治、經濟、藝術、農業、軍事、中醫藥、數學、法律等學科都有自己的歷史古文獻，這些專業學科文獻中都包含了很多專業名詞術語，運用語言文字學知識和相關的專業學科知識，才能對它們進行準確訓釋。如：
（9）〼□里上造張熹，萬歲
長居延沙陰里上造郭始，不知犢
火，兵弩不檠持。憙當〼（《居延新簡集釋》EPT59:162）
《集釋》：“檠持，愛護兵器。”薛英群等《居延新簡釋粹》（第58頁）認爲：“檠，即謹之假借字，不檠持，不愛護武器。”
這是漢代居延新簡中涉及軍事内容的例句，《居延新簡釋粹》對“檠”的解釋值得商榷。居延簡中“檠”多見，再如：
（10）署第十七部候長，主亭隧七所，兵弩扁戾，不檠持，毋鞌馬。（《居延新簡集釋》EPF22:399）
簡文中“檠”常與弓弩一類兵器同時出現，這一例説“兵弩扁戾”，即弩扭曲變形。簡文中的“檠持”，意思就是把變形的弓弩予以矯正。檠，也寫作“㯳”。《説文》：“㯳，榜也。”“榜，所以輔弓弩。”《廣韻》梗韻：“㯳，亦作檠。”《廣韻》庚韻：“檠，所以正弓。”《漢書·蘇武傳》“檠弓弩”顔師古注：“檠，謂輔正弓弩也。”《淮南子·修務》：“故弓待檠而後調也。”榜，義同檠。古文獻中“榜、檠”常連用。《韓非子·外儲説右下》：“是以説在椎鍛平夷，榜檠矯直。”檠，本指矯正弓弩的一種器械。作動詞用，意思是矯正弓弩。
域外漢籍資料，近些年陸續有學者關注。如朝鮮半島、日本等地在元明之後編撰的漢語教科書，還有古代日本學者編撰或注釋的漢文書籍。從目前披露的情況看，數量不少，值得挖掘。這些資料多是外國人使用漢文編寫的書籍，有時夾雜着外文的標注。這些文獻的詞彙可以對國内傳世文獻起到補充作用。其中有中國已經失傳的文獻，也有根據中國原有著作進行改編的文獻。認識到其特殊性，文獻詞彙學就能科學利用。
（二）文獻詞彙學的研究方法
華學誠、張猛《文獻語言學學科論綱》提出，文獻語言學“綜合運用文獻學、傳統小學、現代語言學的理論與方法”。具體到文獻詞彙學，重點是要結合文獻與詞彙兩方面的特點，並進一步細化、具體化，從而提煉出適合文獻詞彙研究而又具有文獻語言學特點的研究方法。下文從比較宏觀的層面，嘗試提出一些文獻詞彙學的研究方法，供讀者參考。
第一，文獻自身及文獻間的排比、比較。這是訓詁學、詞彙學都經常使用的研究方法。錢熙祚《經傳釋詞》跋：“其釋詞之法亦有六：有舉同文以互證者，如據隱六年《左傳》‘晉、鄭焉依’，《周語》作‘晉、鄭是依’，證‘焉’之猶‘是’；據莊二十八年《左傳》‘則可以威民而懼戎’，《晉語》作‘乃可以威民而懼戎’，證‘乃’之猶‘則’。有舉兩文以比例者，如據《趙策》‘與秦城何如不與’，以證《齊策》‘救趙孰與勿救’，‘孰與’之猶‘何如’。有因互文而知其同訓者，如據《檀弓》‘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孟子》‘無不知愛其親者，無不知敬其兄也’，證‘也’之猶‘者’。有即别本以見例者，如據《莊子》‘莫然有間’，《釋文》本亦作‘爲間’，證‘爲’之猶‘有’。有因古注以互推者，如據宣公六年《公羊傳》何《注》‘焉者於也’，證《孟子》‘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之‘焉’亦當訓‘於’；據《孟子》‘將爲君子焉，將爲小人焉’趙注‘爲，有也’，證《左傳》‘何福之爲、何臣之爲、何衛之爲、何國之爲、何免之爲’，諸‘爲’字皆當訓‘有’。有采後人所引以相證者，如據《莊子》引《老子》‘故貴以身於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證‘以’之猶‘爲’；據顔師古引‘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李善引‘鄙夫不可以事君’，證《論語》‘與’字當訓‘以’。”齊佩瑢在《訓詁學概論》中又補充了四種條例：對文、連文、聲轉、字通。這些概括都深得王氏研究方法之精髓。王引之研究虚詞的方法就是傳統訓詁學的方法，《經義述聞》《廣雅疏證》《讀書雜志》等著作考證詞義時，也常見文獻本身及文獻間的比較互證的方法。文獻中的對文、連文、異文、互文等等同類型句式的排比、不同版本異文的比較、原文與引文的對比等，都可以推定詞語的意義。
20世紀以後，甲骨文、簡帛、敦煌吐魯番文書等出土文獻給學術界帶來大量新材料，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互證，即王國維所説的“二重證據法”，也爲大家廣泛采用。東漢許慎在《説文解字》敘中已經提到運用出土的鐘鼎文字印證漢代所見的文字的問題，宋代以後的金石學更是直接明確提出運用出土的金石文字對傳世的史籍進行糾謬補缺的方法。肇端於金石學的出土資料與傳世資料互證的方法，經王國維的提倡而大行其道，既可以用出土文獻論證傳世文獻，可以用傳世文獻論證出土文獻，也可以用出土文獻論證出土文獻，《流沙墜簡》中就常見運用金石文獻論證簡牘文獻的例子。如今出土資料不斷增加，特别是戰國秦漢的簡帛文獻的大量出土，讓我們可以直接看到那個時期的手書文獻。大量一手資料的湧現，極大地推動了史學、哲學、文學、語言學、醫學、科技史等一系列學科的發展。如通過出土戰國竹簡本《老子》、西漢帛書本《老子》、漢代竹簡本《老子》，與傳世本《老子》對讀，就可以發現《老子》從先秦到魏晉的變化，可以識讀出原本不認識的戰國楚文字，可以糾正過去對一些字句的理解，可以看到《老子》思想的嬗變。“二重證據法”也可以有效地勘正文獻的譌誤，有助於準確理解詞義。如《鹽鐵論·復古篇》中有“扇水都尉”，根據居延漢簡，可以確定此處當作“肩水都尉”，是當時設置在河西張掖郡的都尉。《墨子》《韓非子》中的“有方”，過去一直不得其解，居延漢簡出土後，勞榦考證認爲是一種有刃的戟狀兵器。像這樣根據出土簡帛文獻而解決的上古文獻中疑難字詞釋讀的例子還有很多。
文獻間的互證，當然也包括外族語言的原文與漢文譯文間的比較互證，比較典型就是漢文佛典與印度梵文原文的對照互證，即所謂“梵漢對勘”。這種研究方法近年來受到重視，並且取得了不錯的成績，解決了諸多漢譯詞語的釋讀，糾正了多年來的誤讀。此外，不同版本間的異文研究，原文與注疏間的比較，也都屬於文獻間的比較互證研究，相關内容有較多成果可以參考。
漢藏語系中其他民族語言的文獻也是很有價值的材料，可以參考。關於早期漢藏語諸語言的關係還缺乏堅實的論證和闡述，同源詞繫聯的研究雖值得嘗試，但還遠遠没有成熟，至於整個漢藏語系的建構還僅僅是少數人的設想，這方面已有成果能夠對上古漢語詞彙研究有所促進的例證還没有見到多少。當然，按照歷史比較語言學理論，漢藏語系諸語言的研究應該有助於古代漢語，特别是上古漢語詞彙衍生發展的研究，只是迄今還没有取得很好的進展，因此，文獻詞彙學立足於文獻詞彙本身展開研究依然是主要努力方向。不過，由於漢文化及漢語很早就對周邊的其他國家産生了很大的影響，非漢藏語系語言如日語、朝鮮語等，也存在大量來自漢語的借詞，這些材料非常有助於我們認識古代漢語。
第二，綜合分析語言文字各要素以及各要素間的關係。每一種語言與文字自身都是一個系統，包含着構成單位和一定的結構規律，處在不同層次的構成成分又是相互制約互相依存的。每一個獨立的要素，字或詞、詞組、句子、段落，都是系統的構成單位，也都存在於具有層級性的系統之中，處在系統中的語言文字要素和系統的結構規律就可以被利用來揭示詞彙的各種信息。段玉裁著名的“六者互相求”理論，以及詞義引申理論、同義詞反義詞的分析、同源詞的繫聯等等，都是利用文獻語言系統的内部規律，實現由已知求未知的目的。從詞的聚合關係和組合關係來解釋一些詞義的引申，則是近三四十年來漢語詞義研究的熱點之一，先後提出了相因生義説、詞義滲透説、聚合類推説、同步引申説、横向聯繫説、類同引申説、相應引申説、詞義感染（或詞義沾染）説、詞義浸潤説、組合同化説等十多種提法(17)。儘管這些論説都還存在一定的爭議，但這些科學探索和理論提煉大多基於文獻詞彙詞義的事實，相信在進一步討論中會無限接近客觀事實，因而是有意義的。如“亡”從逃亡義引申出死亡義，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死亡”經常連用，從而促使“亡”有了死亡義(18)。也有人認爲“亡”的死亡義産生在“死亡”連用之前，所舉的例子主要是《尚書·湯誓》“是日曷喪，予及汝皆亡”(19)。《漢語大詞典》“亡”下死亡義的首見例就是這一條。其實這一例中“亡”是滅亡的意思，並不是死亡的意思；“亡”用爲死亡義最早出現在戰國末期到西漢，《漢語大字典》所用《公羊傳·桓公十五年》“曷爲末言爾？祭仲亡矣”，是比較早的典型例證，此例何休注“亡，死亡也”可以證明，《韓非子·十過》“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一例的“亡”也是這一意義。
第三，文獻與非文獻材料相結合的研究。無論是出土文獻，還是傳世文獻，都是指使用文字寫成的材料，這是文獻詞彙學研究文獻詞彙的資料來源。爲了更好地研究文獻詞彙，非文獻類的資料也應該積極利用，因爲這些資料很可能有助於對文獻内容的理解。例如，考古發掘會伴隨大量歷史遺存被發現，這些遺存對於文獻理解特别是上古文獻解讀極有參考價值。西漢早期的馬王堆一號漢墓，保存完好，十分難得。其中出土了多達312枚遣册簡牘，即隨葬物品的清單，而遣册中記録的物品基本與出土的器物相吻合。這些隨葬品形象地展示了西漢初期貴族日常生活的諸多實際場景，隨葬的物品基本上都能在遣册中找到對應的名稱，這就避免了過去很多文物只能根據其形狀、功用來擬定名稱的尷尬。再比如，出土文物中漢畫像石數量巨大，應當很好地利用。史語所邢義田先生多年來重視圖像資料與文獻的互證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他以漢畫像石資料爲據，認定漢代是伏几案而書寫的，就是很有説服力的研究(20)。有學者在“二重證據法”之外，提出了“三重證據法”，或“多重證據法”。從方法論的角度看，這些提法都是有道理的。考古資料作爲非文獻材料，用以佐證上古文獻的釋讀，是一個很重要的研究方法，但總體上説，對此重視得還很不夠。
第四，借助計算機技術進行語料庫、數據庫建設並據此進行輔助研究。隨着計算機技術引入人文社科研究，一個最顯著的現象就是，語料庫、數據庫建設日新月異，直接服務於科學研究的各種專題資料庫、數據庫也在不斷完善，因此人文社科科學研究的手段、方式技術化的傾向越來越明顯，文獻語言學研究包括文獻詞彙學研究也在不斷跟上這一步伐。比如一個最顯著的例證是，隨着大型語料庫、數據庫的引入，定量統計分析的方法已經廣泛應用於漢語和漢字的研究，文獻詞彙研究也不例外。過去古漢語詞彙研究多使用手寫卡片的方法，費時費力，效率低，誤差大。如編寫第一版《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時，還没有可以使用的古文獻語料庫，只能依靠有限的卡片。編寫者雖然盡了最大的努力，但遺憾仍然很多。字、詞的首見例常常晚見，就是一個最突出的遺憾。甚至先秦、兩漢已有用例的，《大字典》《大詞典》的首見例卻是現代的，如“鼻腔”可以在《睡虎地秦墓竹簡》中見到，“長袍”可以在《居延漢簡》中見到，而《漢語大詞典》都只有現代的用例。現在修訂大型工具書，完全可以利用大型古文獻語料庫，相信新版的《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一定會在首見例問題上有全面改進。這個實例説明，大型語料庫在漢語詞彙研究方面可以大顯身手，搜尋語例已經不再困難。但使用語料庫，特别是古文獻語料庫，還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問題。首先是核對原文，避免語料庫文本録入錯誤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古籍版本不同，都有可能存在文字上的差異，所以利用善本核對，甚至進行必要的文本校勘，這些都是利用語料庫收集資料在使用之前所必須完成的工作。其次，要清醒地認識到目前電腦字庫還無法滿足全部古籍用字的需要。古文獻中的生僻字，特别是出土文獻中的生僻字，還不能在一般的電腦中正確顯示，這就給語料庫的建設、使用帶來了難題。現在有些語料庫網站提供了新的字庫，以便更準確地顯示一些生僻字，解決了部分問題，但並没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還有賴於計算機技術在漢字顯示上的進一步改進。其三，古文獻中同詞異字、一字多詞的現象普遍存在，我們在使用語料庫時要充分認識到異體字的干擾，尤其需要研究清楚一個詞有多少種寫法，特别是俗字，充分認識古文獻中字、詞關係的複雜性，那些使用簡體字録入的古文獻數據庫，問題更是成堆。
鑒於古代文獻的複雜性，在運用定量統計的方法時要注意不同質的文獻不要混在一起統計，研究目標不同還需要確定不同的專題文獻，甚至自己動手建設適合於研究需要的標注詳明的專題語料庫。有學者指出，像《史記》這樣的文獻，要區分來源於前代文獻的部分與司馬遷創作的部分，還有後人補寫的部分，根據研究的需要甚至要區分敘述部分與對話部分。從詞本身來説，要區分詞、構詞語素、詞組等不同情況；進行斷代研究時，上述詞彙要素還要框定在相關時段的文獻範圍之内。現在進行數量統計時，習慣使用大型語料庫，在目前缺乏大型古漢語標注語料庫的情況下，不能只根據粗語料得出的數據來進行統計，而要對得到的語料做進一步分析。如果數據量較大，無法一一分析，就不能草率做出結論，更何況古文獻的電子數據還存在版本問題、句讀問題、録入的譌誤問題等。
五、文獻詞彙學的内容與特點
文獻詞彙學的研究内容，從大的方面説，一是聚焦於古文獻的詞彙現象及其規律，二是總結古文獻詞彙研究的歷史。前者是研究文獻詞彙本體，後者屬於學科的研究史。
古文獻詞彙研究的内容，一是考釋詞義，這是我們閲讀理解古文獻的必由之途，是開展古文獻研究的基礎。從漢代開始的訓詁實踐就以探求詞義爲核心，古人説的由小學以通經學就是這個道理。二是探求詞義關係，即所謂本義、引申義、假借義等。三是辨析詞際關係，如同義詞、反義詞等，從義類上分出來的親屬稱謂詞、顔色詞等。從歷時的層面上，有舊詞、舊義的消失，新詞、新義的産生，詞義的發展演變，詞的前後更替，詞彙的複音化及其規律等等。還有探求語源、繫聯詞族，探討詞的理據等。文獻詞彙學研究的内容，與詞彙學、詞彙史、訓詁學等有廣泛交叉，但又與它們不盡相同，這在上文已經做過闡述。
在文獻詞彙學學科框架内，即使有與詞彙學、詞彙史、訓詁學等學科交叉的内容，也有不同的學科定位。比如文獻詞彙學認爲，詞依托於具體的文獻環境，研究詞彙包括詞義不能脱離文獻環境。文獻詞彙學既可以斷代爲限域，也可以文獻類型作專題。如果以文獻類型作專題，來研究不同類型的文獻在詞彙上的表現，就可以對文獻進行逐層分類。大框架先區分爲典籍類文獻詞彙、文書類文獻詞彙。典籍類可以分成傳世典籍、出土典籍。也可以分成本土典籍、翻譯典籍。按照學科内容，還可以分爲農業類、中醫藥類、軍事類、數學類、天文曆法類等等。全部文書類文獻，也有出土文書、傳世文書的不同，内容上還可以區分爲經濟類文書、法律類文書、官府文書、私人文書等。按照文獻的時代與文獻的製作年代的關係，可以分爲同時文獻、準同時文獻及後時文獻。每一類文獻中的詞彙都有一般詞彙和特殊詞彙，針對不同的詞彙，研究方法上也會有所不同。
研究史的考察要在文獻史和中國語言學史、中國小學史等學科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突出展現各個時代文獻詞彙研究的成就、理論與方法。比如先秦文獻中零星的詞語詮釋及詞彙理論；漢代的文字研究、訓詁詞彙研究，文獻傳注，詞彙研究專著及其文本流傳，文獻詞彙理論等；漢晉對出土簡帛、鐘鼎文字的整理，漢魏六朝文獻注疏與文獻音義研究，漢魏六朝詞彙音義研究文獻的文本存佚與輯考等等，包括各個時期之間發展及其規律，都屬於文獻詞彙學研究史的内容。在學科史的研究中，應總結學科歷史成就，探索學科發展規律，提煉學科研究理論，豐富充實文獻詞彙學，並推動它的建設與發展。
文獻詞彙學的首要特點是，古代各類文獻都是其研究材料，這些材料中的詞彙都是研究對象，所有文獻中的詞，所有與詞有關的問題，都納入研究範圍，這是既不同於訓詁學也不同於詞彙史的主要特點。傳統訓詁學重視九經三傳等經典文獻的詞彙研究，現代訓詁學把六朝以後的口語、俗語詞也納入了研究範圍，但主要還是其中的疑難詞語，包括生僻詞語和表面普通而意義不普通的詞語。詞彙史也不關心文獻中的全部詞彙，它基於口語發展，只關注文獻中能體現口語發展的新詞、新義以及詞彙系統的演變。文獻語言是書面語，文獻詞彙學研究文獻詞彙，文獻詞彙是書面語詞彙。口語詞與書面語詞的關係錯綜複雜，書面語詞從根本上説也是來源於口語，但言文逐漸分開之後就形成了兩個系統，這兩個系統包括它的詞彙，對於中國人來説“都是觀念的符號”(21)。早期的文獻應該接近當時的口語，一般認爲先秦文獻以及大部分西漢文獻都可以作爲口語語料來使用。但有些文獻需要具體分析，如《史記》中就大量使用了前代的文獻資料，像《尚書》一類的，因過於古奥，司馬遷就做了改寫，讓西漢人能讀懂，時代接近戰國後期的文獻就直接使用了。所以《史記》並不完全代表漢武帝時期的漢語口語，把它與其他文獻比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書面語對口語的加工改造也是明顯的，最突出的就是删減了口語中重複、拖沓的部分，包括可有可無的虚詞。比如傳世本的《老子》《論語》與出土的戰國竹簡、帛書本相比，一個顯著的不同就是，傳世本删掉了大量的句末語氣詞，《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馬王堆漢墓帛書本作“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除了“常”與“恒”的不同外，就是句末的四個“也”字今本都删掉了。《論語·先進》“非曰能之，願學焉”，定州漢簡本作“非曰能之也，願學焉”。東漢以後大量佛典中翻譯出來的詞，因爲佛經的傳播而有一些進入了人們的口語中，成了漢語詞彙系統的成員，因而又反映到後世一般文獻之中，這也是衆所周知的。歷代文獻本身也因爲類型不同而在詞彙上各具特點。如明清時期的官府文書，有其固定的程式，使用的詞語既不同於文言，也與口語有差别。而中醫藥文獻、科技文獻、數術文獻等，更是都有自己特有的一套名詞術語。文獻詞彙學就是要從這些紛繁複雜的文獻中解釋疑難詞語、探尋詞彙面貌以及文獻詞彙的發展，書面語詞、口語詞、專門用語等都是它的研究對象。
文獻詞彙學的第二個特點就是它的應用性。文獻詞彙學有理論基礎，有學科理論體系，同時也有廣闊的應用領域。除了傳世典籍中的詞彙問題外，出土文獻中的詞彙也有很多新問題需要研究。出土文獻中存在的大量新詞新義，可以補充傳世文獻的不足，自然是研究的重點。出土文獻中還有不少輔助性符號需要解讀，這些符號雖不是漢字，但與漢字一樣具有表義的作用，例如合文號、重文號、界隔號、章節號等。其中重文號最複雜，有單字重文、多字重文等(22)，有些問題還需進一步討論，如“是=”讀作“是是”還是“是謂”，還不能確定。出土文獻中不少字形漫漶殘損，同一字又異體紛繁。從釋讀原則上來説，模糊不清、殘缺不全的字不强作解釋，新的異體字形要謹慎釋讀，搞不清楚的字詞不要草率破讀。但在實際研究中，既要貫徹原則又要靈活處理。如居延新簡EPT59:3：
（11）河平元年九月戊戌朔丙辰，不侵守候長、士吏猛敢言之，將軍行塞舉駟朢隧長杜未央所帶劍刃㞷，狗少一。未央貧急
弱，毋以塞舉。請。
《居延新簡集釋》：“刃㞷，刀刃生銹。于豪亮《居延漢簡叢釋》（頁一九五）認爲，㞷字讀若皇。在漢簡中‘刃㞷’的‘㞷’字則讀爲荒……荒訓爲奄，訓爲蒙，訓爲覆，則㞷字也是此義。故‘刃㞷’乃是刀刃上有覆蓋物，結合簡文‘昨天陰恐劍刃㞷’考察，則刃㞷必是指刀刃上生銹。”此釋值得商榷。首先，所引于豪亮先生釋居延漢簡244.3A的意見並没有多少人贊同。《居延漢簡甲乙編》《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中國簡牘集成（七）》《居延漢簡（叁）》都釋爲“生”，原簡雖有些扭曲變形，但可以看出釋爲“生”是對的。其次，意義解釋爲“生銹”是正確的。《集成》注：“刃生，刀劍刃部生銹。”“生”可直接釋爲生銹，不必讀爲“㞷”。“生”，通“鉎”，《玉篇》：“鉎，鏉也。”《集韻》：“鐵衣也。”《説文通訓定聲》：“俗曰鐵銹。”把“㞷”釋爲生銹太迂曲，也没有文獻上的證據。居延新簡EPT59:3這例確實有其特殊性，《居延新簡》《中國簡牘集成》《居延新簡釋校》等都釋爲“㞷”，原因就是這個字有四横，作
。從詞例看，屯戍簡牘中有多例“刃生”，如果此處釋爲“㞷”那麽“刃㞷”就只此一例。從字形看，其寫法確實與屯戍簡中其他“生”的寫法不同，但我們認爲此例仍當釋爲“生”，不能增加“刃㞷”這樣一個孤例。“生”的這種寫法或是書寫者的譌誤，或是當時確實有這種寫法。戰國楚簡清華簡《繫年》中“生”字有作
的，據《古文四聲韻》，古本《老子》中“生”字有作
的，這類字形都有發展成四横的可能。基於這些旁證材料，我們認爲居延新簡此例不釋爲“㞷”。此例可見，出土文獻字形的釋讀常常直接決定詞的認定。
文獻詞彙學劃分共時與歷時是以文獻語言爲依據。這一特點是由文獻詞彙學的材料和研究對象決定的。文獻産生具有時代性，文獻當然是可以分期的；文獻語言學研究的對象是文獻語言，所以文獻的分期依據就應當是文獻語言的階段性特點。文獻詞彙學與此同理，也是可以分期的。對一個時期文獻詞彙進行研究，不管是個别詞語詞義的考釋，還是對這一時期文獻詞彙面貌的全面描寫，這種研究都是共時的；對不同時期文獻詞彙進行研究，不管是個别詞語與詞義分析，還是對不同時期文獻詞彙面貌的比較，這種研究都是歷時的。
文獻語言學包括文獻詞彙學，如何進行歷史分期，這是個全新的課題。文獻語言的階段性特點是分期的根本標準，這是毫無異議的。問題是文獻語言的哪些内容可以作爲階段性特點，用什麽樣的具體分期標準劃分出來的歷史分期才能最有助於呈現文獻語言的面貌，並有利於文獻語言的共時與歷時研究，我們還没有成熟的意見，現在作爲問題提出來，希望與各位專家學者共同思考、研究。
參考文獻
程湘清 《漢語史專書複音詞研究》（增訂本），商務印書館2008年
崔應賢 《漢語構詞的歷史考察與闡釋》，新華出版社2019年
董志翹 《文獻語言新探》，廣陵書社2020年
郭在貽 《訓詁學》，中華書局2005年
華學誠等 《揚雄方言校釋匯證》，中華書局2006年
黄季剛 《黄侃論學雜著》，中華書局1964/1980年
黄樹先 《比較詞義與歷史比較》，《民族語文》2012年第4期
蔣紹愚 《漢語歷史詞彙學概要》，商務印書館2015年
陸宗達 《訓詁簡論》，北京出版社1980年
陸宗達、王寧 《訓詁方法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
齊佩瑢 《訓詁學概論》，中華書局2004年
錢鍾書 《管錐編》，中華書局1979年
裘錫圭 《裘錫圭學術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沈懷興 《聯綿字理論問題研究》，商務印書館2013年
孫景濤 《古漢語重疊構詞法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
孫玉文 《漢語變調構詞研究》（增訂本），商務印書館2007年
汪維輝 《漢語詞彙史新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 《漢語詞彙史新探》（續集），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
王 力 《王力全集》，中華書局2013年～2015年
王 寧 《訓詁學原理》，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6年
—— 《試論訓詁學在當代的發展及其舊質的終結》，《中國社會科學》1988年第2期
（清）王念孫 《廣雅疏證》，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
—— 《讀書雜志》，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
（清）王引之 《經義述聞》，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
—— 《經傳釋詞》，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
伍宗文 《先秦漢語複音詞研究》，巴蜀書社2001年
邢義田 《今塵集》，中西書局2019年
徐時儀 《古白話詞彙研究論稿》，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 《漢語白話史》（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清）俞樾等 《古書疑義舉例五種》，中華書局1956年
張世禄 《張世禄全集》，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2020年
張永言 《詞彙學簡論》，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2年
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朱慶之 《佛教混合漢語初論》，《語言學論叢》第24輯，商務印書館2001年
(1)本文爲北京語言大學梧桐創新平臺項目“文獻語言學學科的建設與發展創新平臺（19PT05）”階段性成果。在寫作過程中得到董志翹先生、華學誠先生等的指教，謹致謝忱！
(2)華學誠、張猛《文獻語言學學科論綱》，《文獻語言學》第4輯，中華書局2017年。
(3)陸宗達、王寧《文獻語義學與辭書編纂——古代文獻詞義的探求》，《辭書研究》1982年第2期。
(4)宋永培《〈説文解字〉與文獻詞義學》第73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5)參王力《新訓詁學》，《龍蟲並雕齋文集》第315頁，中華書局2015年。
(6)參馮勝利《文獻語言學——陸宗達先生秉承章黄的學術精華》，《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17輯，商務印書館2016年。
(7)《文字音韻訓詁筆記》第18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8)汪維輝《漢語史研究中的語料使用問題——兼論繫詞“是”發展成熟的時代》，《中國語文》2013年第4期。
(9)參曾良《略論漢字對詞音、詞義的影響》，漢語與漢字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又曾良《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6年）有“文字對漢語音義的影響”一節。
(10)如《論衡·四諱》：“四曰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爲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
(11)參許惟賢《論聯綿字》，《南京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李運富《是誤解不是“挪用”》，《中國語文》1991年第5期。
(12)黄德寬、常森《漢字形義關係的疏離與彌合》，《語文建設》1994年第12期。
(13)史光輝《常用詞“矢、箭”的歷時替换考》，《漢語史學報》第4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
(14)參魏德勝《以西北屯戍簡牘證揚雄〈方言〉中若干“關西”詞語》，《漢語史研究集刊》第18輯，巴蜀書社2014年。
(15)參邵則遂《古楚方言詞歷時研究》，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李小璠《楚簡帛文獻中的楚方言詞研究》，中南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
(16)朱冠明《李賀〈秦宫〉詩“生色”考》，《語言學論叢》第59輯，商務印書館2019年。
(17)宋亞雲《古漢語詞義衍生途徑新説綜論》，《語言研究》2005年第1期。
(18)魏德勝《韓非子語言研究》第35頁，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5年。
(19)丁喜霞《死亡非偏義複詞説》，《語言研究》2003年第3期。
(20)邢義田《今塵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第576頁，中西書局2019年。
(21)（瑞士）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第51頁，商務印書館1980年。
(22)參暨慧琳、劉釗《先秦多重重文表達法及相關問題探略》，《古漢語研究》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