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册

左传纪事本末序

史家有六，首《尚书》家，次《春秋》家。《书》记言，《春秋》记事。唐刘知幾谓古人所学以言为首，《尚书》百篇，废兴行事多阙，而《春秋》自夏殷以来非一家，皆隐没无闻。记事之史不行，记言之书见重久矣。独《左氏》之传《春秋》，义释本《经》，语杂他事，因为《申左》一篇。知幾之论，以记事为重也。盖孔子取义鲁史，而二百四十年之行事亦云略矣。

《左氏》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依《经》以辨理，错《经》以合异，是记事之史，《左氏》其首也。又稽逸文，纂别说，为《外传》以广之。分八国，各为卷，是亦一国之本末也。其传一人之事与言，必引其后事牵连以终之，是亦一人一事之本末也。然则《内传》纪事，而《外传》即所以足其事之本末者与；顾《内传》以事为主，既以时断，首尾不属；《外传》复以言为主，国之大事不具，至宋、卫、秦、吴之国竟无语焉。夫《春秋》既治世之大经大法，《左氏》独亲得其传，而限于编年之体，虽有《外传》，不遑件系；譬隋珠之未贯，如狐腋而未集，令学者前后讨寻，周章省览，岂若会稡而种别之为暸如哉！

今宫詹高澹人先生所以放建安袁氏《通鉴纪事本末》而有作也。顾司马氏之书，其征事也近，而立义也显。近则易核，显则易明，袁氏特整齐钩釽其间，为力少易。《左氏》能传《经》之所无，亦时阙《经》之所有，又参以二《传》，每多不同。好语神怪，易致失实，而自啖、赵以来，多有舍《传》立说、独抱遗《经》以终始者矣。先生特为起例，皆袁氏所无有。夫“夏五”“郭公”，《经》无其事亦书，岂可《经》文炳如而《传》或脱漏？于是乎不遗一《传》，曰“补逸”。《经》义微婉，寻涂自殊。既各专家，无取单行，于是乎不党一《传》，曰“考异”。文人爱奇，贪于捃拾，史家斥诬，须勇刊弃，于是乎裁《传》以存《传》，曰“辨误”。理所难明，每以旁曲而畅，辞所驰骤，要以根柢为安，于是乎错《传》以佐《传》，曰“考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申解驳难，惟其宜适，于是乎舍《传》以释《传》，曰“发明”。盖先生经学湛深，雅负史才，在讲筵撰《春秋讲义》，因殚精竭慎，条分囊括。而为是书也，征远代而如在目前，阐微言而大放厥旨。事各还其国，而较《外传》则文省而事详；国各还其时，而较《内传》仍岁会而月计。足补故志，岂是外篇？

昔袁氏之书成，参知政事龚茂良以进，孝宗嘉叹，颁赐东宫及江上诸帅，曰“治道在是矣”。况我皇上以天纵之圣，富日新之学，讲求治道，久安益勤，是书进御，诚足备乙夜之观，而因颁布中外，为读《春秋》者法。将《通鉴》以前兴衰理乱之迹，易考而知。既可以足成袁氏为完书，亦有以征《春秋》家之记事，非偏略于《尚书》家之记言，诚乃圣经之助，岂特功于《左氏》而已。菼于经学至芜陋，辱先生之不鄙而委之作序。妄不自量，缀言简末。窃窥寻撰述之苦心，而略其大趣，固无能有以加云。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夏五月既望长洲韩菼序。

史书流派有六种，首先是《尚书》流派，其次是《春秋》流派。《尚书》记录言论，《春秋》记载事情。唐朝刘知幾认为古人学习把记言史书放在首位，《尚书》一百篇，兴亡事迹大多已经残缺不全，而《春秋》流派的史书从夏朝、商朝以来不止一家，都已散失不为世人所知。记载事情的史书不能流传，记录言论的史书受到重视由来已久了。只有《左氏传》解释《春秋》，要义阐发依据《春秋经》，叙述兼记其他事情，于是创作《申左》一篇。刘知幾的评论，是以记载事情为重的。大概孔子借助鲁国国史来确立大义，因而二百四十年间的春秋事情也就叙述得简略了。

《左氏传》先于《春秋经》来开始叙事，晚于《春秋经》来结束大义，依据《春秋经》来辨析义理，抛开《春秋经》来聚合不同，因此记载事情的史书，《左氏传》是它的第一部。又稽考散失的文字，编纂不同的说法，作《春秋外传》（即《国语》）来扩大它的记事范围。分为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每国各自成卷，这也是一国事情的始终。书中记载一人的事情与言论，一定要追述此人后来的事情关联来结束，这也是一人一事的始终。既然这样那么《春秋内传》（即《左氏传》）记载事情，而《春秋外传》就是用来补充那些事情始终的史书吧；考察《春秋内传》以记载事情为主，既然以时间为断限，从开始到结束就不能连接；《春秋外传》又以记录言论为主，各国的重大事情就不能详尽，至于宋、卫、秦、吴这些国家，竟然对它们都没有专门的叙述。《春秋》既然是治理天下的基本法则，《左氏传》唯独亲自得到它的传承，然而局限于按年代顺序编排史料的体裁，即使有《春秋外传》，也顾不上将每件事都连接起来；这就譬如隋侯的宝珠未能贯穿，又如狐腋下的毛皮未能集中，使求学的人前后检索寻找，通篇观看阅览，哪里比得上将事情汇聚起来然后按类区分一目了然呢！

如今宫詹高澹人先生就是本着这一原则仿照南宋建安人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而有所创作。考察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一书，其征引事实时间不远，然而确立大义十分显著。时间不远就容易详尽，立义显著就容易明了，袁枢只是将其间的事情条理化、系统化，所做的稍微容易。《左氏传》能够记载《春秋经》所没有的事情，也有时遗漏《春秋经》所有的事情，又拿《公羊传》《穀梁传》二传进行比较，常常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左氏传》喜欢谈论鬼神怪异，容易导致失去真实，因而自从唐代啖助、赵匡以来，有许多抛弃《左氏传》提出的见解，只是死守着遗留下来的《春秋经》来终生研读的学者。高澹人先生特意为此创立凡例，都是袁枢所不曾有过的。至于“夏五”“郭公”，《春秋经》没有它们的事情也加以记载，怎么可以《春秋经》上文字明显昭著而《左氏传》偶尔遗漏？因此不遗漏三传中的一《传》，叫“补逸”。《春秋经》要旨精微委婉，考求途径各自不同。既然各有专门研究，不取单独流传的一种说法，因此不偏袒三传中的一《传》，叫“考异”。文人喜欢奇异，贪于捡拾，史家指斥诬妄，必须勇于删削，因此删减《左氏传》来保存《左氏传》的真实记载，叫“辨误”。事理难以辨明的地方，常常通过其他的细节而畅通文意，文辞烦琐重复的地方，重要在于以基本事实作为保证，因此抛开《左氏传》来佐证《左氏传》的基本事实，叫“考证”。喜欢学习深入思考，内心领会其中的意思，说明解释辩驳责难，只为做到恰当适中，因此舍弃《左氏传》来阐释《左氏传》的矛盾史料，叫“发明”。大概高澹人先生研究经学功底深厚，一向拥有修史才能，在讲筵时就撰写了《春秋讲义》，于是竭尽精力用尽心思，逐条排列包罗史料。而创作这部书时，征引久远年代的史事就如同形在目前，阐发精深微妙的言辞而充分发挥其旨意。事情各自恢复到它们所在的诸侯国，因而与《春秋外传》相比较就显得文字简练而事情详尽；诸侯国的事情各自恢复它们所发生的时间，因而与《春秋内传》相比较仍然按照年月顺序加以记载。这完全可以弥补古史的记载，哪里只是属于附论性质的外篇？

从前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一书写成，参知政事龚茂良将这部书进献，宋孝宗赞赏感叹，颁发赏赐给东宫太子及长江沿岸各位统兵将帅，说“治理国家的措施都在这部书中了”。况且我大清皇上凭借上天赋予的圣明，拥有日日更新的学问，讲求治理国家的措施，长期安定越发勤奋努力，这部书进献，确实足可以供皇上在二更时进行阅读，并乘此机会颁布朝廷内外，为阅读《春秋》的人所效法。大概《资治通鉴》以前兴盛与衰落、治理与动乱的轨迹，就容易考察并通晓了。既能够用来补足凑成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成为完整之书，也有助于验证《春秋》流派史书所记载的事情，并不只是简略了《尚书》流派史书所记录的言论，确实是对儒家经典的辅助，哪里只是有功于《左氏传》而已。韩菼我对于经学十分浅薄，承蒙高澹人先生看得起并委托我写序言。我斗胆不自量力，在全书末尾附言。我私下探索著述的良苦用心，然后概括他的主要旨趣，确实没有能力再多赘言了。

康熙二十九年（1690）夏季五月十六日长洲人韩菼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