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国向以史学遗产丰富著称于世。这笔遗产的丰富，不仅表现在我国史籍的浩如烟海，也不仅表现在这些史籍对于我国几千年文明进程的从未间断的记载及所记内容的丰富多彩，还表现在各种史籍的门类、体裁的多种多样。就所记史实的不同展开方式而言，我国史书便有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三种不同体裁。编年体本诸《春秋》《左传》，叙述史实以年为经；纪传体始于《史记》《汉书》，主要以人物活动为线索展开史实；纪事本末体产生最晚，采取以记叙历史事件始末为纲的编写方式。

纪事本末体的编撰方式是在对以往两种体裁的史书进行补苴罅漏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两种体裁的史书虽然各有所长，但是对于历史事件的叙述却有其无法弥补的缺陷：或如编年体，“一事而隔绝数卷，首尾难稽”；或如纪传体，“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这对于—般偏好了解历史事件原委及发展过程的读者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遗憾。南宋袁枢喜读编年体的《资治通鉴》，但“苦其浩博”，难以寻绎其中史事之起迄，于是自出新意，按重要史事分列条目，仍用《通鉴》原文，以类编排，每事各详首尾，一事一篇，自为标题，创立了纪事本末的体例。

这种体裁以历史事件为中心，每事又按年月顺序加以纂辑，明于事情的因果演变之迹，尤便于普通涉猎历史的人们阅读，亦较切近于近代新涌现出来的史学著述。因此之故，得到学者的推崇。《四库全书总目》称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一书于“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见”。所评实不为过。

在此之后，学者纷纷仿效之，使纪事本末体的史籍，逐渐形成为一贯穿古今系统。其较著名者，有明冯琦和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和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

《左传纪事本末》的价值，除了它同别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一样，将《左传》全书分列为五十三个事项，颇便于读者翻阅以外，还具有下列不同于它书的特点：

首先，从时间顺序上来说，它是诸纪事本末体史书最前面的一种。众所周知，《左传》所记叙的是春秋时期的历史，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3），而《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二书在时间上正好前后相接。要求得对中国先秦历史的完整的了解，自是不能忽略此书的。

其次，在编排上，本书采取了按春秋列国顺序对事类进行分析的办法，其中涉及周的事类四卷，鲁十一卷，齐七卷，晋十一卷，宋三卷，卫四卷，郑四卷，楚四卷，吴三卷，秦一卷，列国一卷。拿这个顺序与号称《春秋外传》的《国语》（《左传》称《春秋内传》）相比较，可以看出它明显受到了后者的影响。除了《国语》所无的宋、卫、秦三国之语外，二书都是按周、鲁、齐、晋、郑、楚、吴（《国语》将吴事分析为吴、越二语）的顺序编排的，即都采取了奉周正统，以与周的亲疏关系，内华夏外夷狄的编排原则。这种编排，照顾到了春秋历史的特点，避免了对史实的割裂。各国既分卷叙述，也可借此考见春秋各国历史发展之本末。

本书的第三个为人所称道的特点，是它广泛参阅并利用了先秦两汉的有关典籍，在按事排列《左传》正文的基础上，在每事的后面，别立“补逸”“考异”“辨误”“考证”“发明”等名目，对史实进行更深入的研讨。其与《左传》记载相互印证可资补充者，称“补逸”；与《左传》传闻异词可备参考者，称为“考异”；对诸书（包括《左传》）中传闻失实者予以纠正，谓之“辨误”；对某些重要事件，本传或隐而不明，则为之索隐取证，谓之“考证”；个人研史所得，谓之“发明”。类似做法，它书亦或采用之，但本书使用更加完备，名目亦更清晰。凡所采用之书，包括诸子、史传，及《公羊》《穀梁》《礼记》诸经，尤以《国语》及《公》《穀》二传最为常见。如后人所谓《左传》与《国语》之比较研究，及《春秋》三传之比较研究，本书固已采用之矣。

作者高士奇，曾担任康熙皇帝的翰林院侍讲、侍读、日讲起居注等官，于《左传》素有研究。所著《春秋地名考略》，即为精研《左传》心得之一。盖地名之学，非有对其他各项研究的广泛基础不能为之。我也曾读过这本书，知道它对春秋历史研究的价值。

今天，国家提倡弘扬祖国历史文化。我校董文武等同志在研读《左传纪事本末》的基础上，将它翻译成白话，俾广大读者更好地接受这部重要史籍。对于他们这项有益的工作，我表示完全支持，是为之序。

沈长云

于三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