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的朋友Sunny

认识Sunny，是在2009年8月，我刚到纽黑文的头两三天。

我当时从一家二手店买了几件应急的家具，印象中有一张墨绿色的单人沙发、一张单薄但还算宽大的写字桌、一个落地式的照明灯，还有一张窄到一翻身就可能掉下去的钢丝床。结账后，我正发愁，琢磨怎么把这些家伙搬回空空如也的公寓时，Sunny出现了，应该是店主把他招呼过来的。他要价并不高，我们很快商定好一个价格，Sunny就开始动手搬货。我坐在客货车的副驾驶位，没拐几个弯就到了我在Elm Street的公寓，对面就是耶鲁书店。

公寓在一座四层木制建筑的二楼，按美国人的规格，那其实是一个一居室，不过最近几年都是法学院的中国留学生租用，应当是为了节约开支，两个同学平摊房租，一个住在卧室（bedroom），另一个住在客厅（living room），空间倒也很宽敞。半年前，我收到耶鲁法学院的录取通知时，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访问，于是趁春假的工夫来过一趟纽黑文，当时就敲定下由我来续租这个公寓。然而，迄今仍记忆犹新的是，当我飞越半个地球，舟车劳顿抵达纽黑文，拖着沉重的步伐和更沉重的行李，深夜打开公寓房门后，发现因为承租人转手，租房公司按美国规矩要清空公寓，现在这个公寓，压根没有上次我来访时的中国烟火气，里面早已被清得一干二净——我接下来一年的室友，也在暑假回国前将所有能搬的“动产”都先寄存在一处仓库里。最让我无语的是，房东还清理了原来安在客厅那间的“房门”，想来这也是中国学生之前留下的“违建”，被恢复原状了，在这个一居室格局的公寓，我要住的这间只有门框，门户大开。

Sunny干活是把好手，旧公寓楼没电梯，楼梯也狭窄到让我摆出帮把手的姿态也没必要了，印象中他似乎没费太多力气，就把一件件家具扛到了二楼的房间里。我当时跟在他后面，只见他身手矫健，拿小件家什上楼时甚至一步跨好几个台阶，只是两腿用力明显不平衡，也可以说是他的平衡能力惊人到能把身体重量全压在右边那条腿上，总之是一种有些怪异甚至略显滑稽的上楼姿势，让我想到是不是他左腿受过伤，或者黑人小伙子确实体能惊人。东西搬到位之后，他留给我一张“名片”，制作相当粗糙，上面写着他的名字“Sunny”，然后是他的业务范围还有联系方式，不奇怪，他能干的活着实不少，从搬家到草坪修整什么的，都印在一张淡黄色的卡片上。

没想到大概就是一周后，我又见到了Sunny。当时是公寓合租的室友回来了，他是法学院上一级的硕士（LLM），新学年是读博士（SJD）的第一年。怎么把他暑假前寄存在外面仓库的公寓“动产”搬回来，是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Sunny留下的那张卡片也就派上用场了，我们拨通了他的电话，和上次一样，他开着客货车很快到了楼下，应该是听了我们在电话里的描述，他这次换了一辆更大的车。时间太久，能记起的着实不多，包括那次我们到底按劳给了Sunny多少报酬，连个大概的数字也都没印象了。不过返程途中发生了一件事，也许是后来我和室友“反刍”过，还一直记得。路上无聊，Sunny问我们在耶鲁读什么，然后他非常认真地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哲学和心理学究竟有什么区别？我当时心想，不知道这位黑人小哥怎么会有这个问题，难不成他在哪位哲学教授那里搬过家，或者帮某位心理学博士修理过公寓水电……对于这个很认真的问题，我没答案，室友怎么回答的，我也忘了，但Sunny给了一个他的回答，我印象中他说的时候异常严肃，仿佛是自己思考了许久，而答案其实言简意赅：哲学是研究别人的问题，心理学研究的是自己的问题。

那一天，对Sunny来说算是财源广进的日子。我对纽黑文这地人生地不熟，室友来了，房间没门的问题急需解决，等Sunny把“动产”以及若干件可不算轻便的大件家具摆放到位后，我马上又给了他一单生意，原本以为这活不好做，不过Sunny没多考虑就接下了，走之前，他用不知哪里来的皮尺量了一下门框的长宽。他走时是中午，不到两个小时，就扛了一扇门过来了，颜色甚至款式都和公寓原来的风格很搭配，我和室友都被这速度惊呆了，心想这哥们真有一套。不过确实也没有Sunny想象中那么顺利，门虽然到了，但尺寸却同门框略有出入，应当是高低的长度超了几公分，而左右的宽度又略微有些欠。显然，这是个问题，但Sunny似乎就是过来解决问题的，虽然过去多年，我依然记得他单膝跪地，用一把电锯就在我房间门口开始改装了，当时夏天还没过完，公寓房间不透风，又没有空调，只见汗珠不断从黑色的脸上流下。长度超了，相对好解决，就是锯短；宽度略窄，我也忘了Sunny是怎么解决的，总之是耗了小半个下午，门装上了，能关上但锁不上，而且应当是锯门时尺寸没有掌握好，多锯了一些，门装好后贴不到地板，还余有两三公分的一条门洞。最后，我付了Sunny两百美元，这个数字应该没记错，因为对那时的我来说这些钱算是一笔“巨款”了。说起来，虽然每次都是按劳付酬，而且Sunny讨价还价时也不算客气，但一来二去，毕竟没他就解决不了这些现实的棘手问题，尤其是想到上一年在哥大访问时，曼哈顿那里可没有这样一人多能的黑人小伙，所以那张卡片我一直也没有丢。我就是这样认识Sunny的。

在耶鲁，我读的LLM是一年制的硕士学位。九月开学后，一切就逐渐步入正轨，各门课及繁重的阅读和作业铺天盖地袭来，所幸的是，学院环境友善，同学之间不是非要争个你先我后，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没那么“卷”，我也没有感到无力招架。再说，我自己也有特殊情况，攻读这个“硕士”学位，发生在我的“博士后”阶段，耶鲁法学院虽然众星云集，但我的心神却很是专注，一年读下来，我毕业所需的学分要求，一半以上都是跟着法学院里的两位宪法学教授修读的，一位是布鲁斯·阿克曼，另一位是阿基亚·阿玛。两人相比，阿克曼的亲和力胜出得可不只是一点点，春季学期到来时，我也跟他谈过将来申请JSD的研究计划，再往后则是商议教授多卷本鸿篇巨制We the People（《我们人民》）的中文翻译规划。一晃多年过去，前一个没多久就放弃了，后一个还算不负教授所托，在夹缝中挣扎着向前推进，而我也因主持“阿克曼文集”而与学术出版结缘，这都是那匆匆一年无法预期的。纽黑文的夏天刚到，耶鲁的一个学年其实也就要结束了，我还记得最后一次拜访阿克曼教授，知道教授在研究分权理论时特别注重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论，我还很有心地送了他一本英文版的《孙中山文集》，他兴致勃勃地带我去了距离法学院不过一个街区的甜品店，我一边吃着冰激凌，一边听他谈笑风生，讲着《我们人民》当时正在写作的第三卷。也是在那次甜品店的交流，我们商定好要把教授马上出版的一本新书翻译成中文，就是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离开甜品店时，推门遇见另一位宪法学教授西格尔，阿克曼仍兴高采烈，说一定要在自己挂掉前完成《我们人民》的全部写作，熟悉阿克曼的人都不会对这种“乌鸦嘴”的笑话感到惊讶，我当时立在一旁，也伴以礼貌的微笑。

整整两个学期，我都没有再见过Sunny，准确地说，是没有碰到什么事情，需要找他来解决。直到学期结束，我开始盘点回国的那段日子，Sunny又出现了，显然，又有问题需要我照顾他的生意了。先是我收到租房公司的邮件告知，在租房结束前，他们要例行检查下房子的状况。室友是宪法学者中最会做菜的厨子，曾征服了耶鲁法学院前后几届中国学生的舌尖，经过一整年的烟熏火燎，房间里的卫生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思来想去后，我又拿起了Sunny的卡片，语音接通后，问他能否帮我搞一台吸尘器，没有一个大功率的玩意，那些残存在长毛地毯里的米粒恐怕是不好一一拣出来的。Sunny依然高效，当天就扛过来一台吸尘器，为了保住自己的租房押金，我把房间彻底打扫干净，第二天把吸尘器还给Sunny时，我原本要支付他“租金”，但让我略有惊讶的是，Sunny推辞没要，也许是觉得他只是把工具借我用了大半天，自己没有干活。

最后一次见Sunny，距我要离开纽黑文没几天了。有事找Sunny，当时我又遇到了一个不小的麻烦，美国租房的规矩真是不可理喻，美国人也不懂变通，既然搬进来时是空无一物的，那么退租时就必须原状返回，即便当时下一位中国租客早已发邮件表示，申明他愿意接纳留在公寓里的所有物件。看着公寓里的锅碗瓢盆、沙发书架、衣柜床铺，住进来时是如何一一添置的，现在就要发愁怎么把它们清理掉了，留在公寓里是违约的，扔到街头是违法的，怎么不违约又不违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又想到了Sunny，脑海里全盘构思了一个方案。设计如下：就要回国了，临走前请老朋友在中国餐馆吃顿饭，酒足饭饱之际，我会告诉Sunny，我公寓里还有很多值点钱或许也未必太值钱的东西，他可以支付我一个合适的价格，全部拉走，现在是六月初，只要放上两个月，等八月份学生返校时，这些物件说不定就能卖个好价钱。想好这些，我拨出了Sunny的号码，第二天中午，我们坐在了附近中餐馆的餐桌前。

那当然是我迄今为止英语说得还算流利的一段时光了，而且面对Sunny，我也自觉不需要考虑语法或组织修辞，说出来就ok。那次餐桌旁，我们到底说了什么，那顿饭吃了多久，我都记不太清了，按照我所理解的中国人待客之道，饭菜总要能有些剩余，后来留给Sunny打包带走了。酒足饭饱，所有的铺垫都已做好，我提出了自以为Sunny也没理由拒绝的绝妙方案，但遗憾的是，Sunny的拒绝直截了当，他甚至没有去公寓里搜索下还有没有好东西，至于理由，我不太确定了，也许是那些东西不值钱，也许是他没有地方处理这批货，总之他不收，哪怕是免费拉走，他也没法处理这些东西，除非是我支付他一笔报酬，他把那些家具拉走处理掉。我原本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只能在中餐馆门口遗憾作别，结束了这次失败的“外事”交涉。但问题依然要解决，我记得是在离开公寓的前一夜，趁着夜色的掩护，我把一些能搬动的家具丢在了楼下转弯的一处角落里，用一件“违法”的事作别耶鲁法学院，至于那些实在搬不动没法丢的大件，我只能留在公寓，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最后的妥协也许就是大不了押金不要了。问题于是得到解决，一半是违法，一半是违约。

那天在中餐馆，我和Sunny面对面坐着，我们一定聊了很多，也许你一言我一语未必在一个频道上，但比较符合逻辑的回忆，是我在那里在语言表达容许的程度内滔滔不绝。我过两天就要回国了，你知道吗，国内有所知名大学的法学院聘我做副教授，不过我也许待不了太久，就会回到纽黑文，因为这里的阿克曼教授已经答应我，我要跟着他读我的第二个博士学位……至于Sunny说了些什么，我的回忆是零散且很可疑的，我们之间其实没啥可以聊起来的话题，吃这顿饭本来就是我要兜售那个销售方案，隐约记得他问过我一个挺奇怪的问题，好像是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我既不知道为什么他对这个感兴趣，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如果只是这样，Sunny这个黑人小哥想来早就应该从我记忆中消失了，他算不上朋友，或者说他不够朋友，虽然我也有自己的盘算，我们之间就是最简单的雇佣关系，我付酬，他干活。如果真是这样，我也没必要在这里想到这位“朋友”。其实，关于那天我们的交流，只有一个片段让我确切无疑，因为在Sunny说出那句话的瞬间，其中的信息像闪电一样击中了对面的我——也是这个片段，让我经常在看到美国的什么信息时会闪现出Sunny，并觉得略有歉意，在这里把他称为朋友，也隐含着某种轻微的自责。早忘记了话题是如何引到年龄上的，也许是我开了这个头，我劝Sunny大好年华，何不多看看世界，这年头来中国闯世界也是不错的选择，我很清楚地记得，Sunny告诉我，他已经老了，也没有子女，这时报出了他的年龄，也可能是出生年份，到底是多大，我也不记得了，但那应当是一个按各种标准都可以归入老年人的岁数，我至今能从我当时的惊讶中确定这一点。

Are you kidding？我从未如此流利地脱口而出。

Sunny接下来的回复，我也一直没有忘记：如果你不信，我可以给你看证件。

当时我当然连忙拒绝，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其实是第一次用目光端详着对面的他。或许是Sunny这个充满阳光的名字，或许就是他干活时利索的身手，又或许是我此前从来没有留意地注视过他，从Sunny在那个二手店出现在我眼前时，我就一直下意识地认为他是个黑人小伙，二十多岁，比我略小一点，再引申一下，Sunny之前于我脑海中的形象，也许就是他开着客货车，穿梭在纽黑文的大街小巷，过自食其力也自由自在的生活，毕竟只要从耶鲁校区往外多走十几分钟的路程，在我偶尔会去的一家汉堡王快餐店周围，也经常能见到那种体态臃肿、无所事事、不那么Sunny的黑人朋友。只是在那一刻，当我的目光真正停留在Sunny身上时，我才觉察到对面坐着的，确实是一位老人了——我看清楚了，Sunny贴着头皮的短卷发，其实是花白的，就好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摩根·弗里曼饰演的“瑞德”；再往下看，Sunny额头上的皱纹，也不是浅浅的抬头纹，而深得像沟一样。我没有继续盯着他打量，目光转向了旁处。

几天后，我由纽约飞回北京，当时正值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赛期，在肯尼迪国际机场候机时，机场的屏幕还在转播着好像是德国队的比赛。回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Sunny这个名字没有出现在我的耶鲁回忆中，这个在纽黑文讨生活的老人，当然并不属于那时候我研究的“美国”，当时我所关注的，是美国建国之父们的“山河故人”，即便研究林肯时会涉及黑人问题，但Sunny这个黑人也太具体了，和林肯的“第二次重建”没半点关系。反而是最近几年，我经常会想到Sunny，也会在不同场合讲到他，或许是我最近所尝试讲述的美国故事中，Sunny有了自己的容身之地，他在新的场景中显得更生动，也更立体，让我可以赋予他以某种意义，甚至我会去想象Sunny的人生故事。也是因此，我的回忆，关于那天在那家中餐馆里我们到底聊了些什么，反而越来越混杂了，好像Sunny说过自己就出生在纽黑文，但或许是我记错了，非要把他放回到美国的社会史中，以他的年龄估算，是赶得上民权运动之前自美国南方出发的迁移潮的，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件事，也可能是Sunny当时真的提到过……我无法继续回忆下去了，唯一可以确定的碎片就是他是一位孤老的黑人，其他的，我自己也分辨不清究竟是我的真实回忆，还是我这几年各种阅读后把Sunny安放进去的脑补了。

Sunny的故事，我也只能讲到这儿，2010年回国后，我没有再去过美国，Sunny这个人的面目早已模糊，现在就是出现在我面前，我也认不出来，这么说来，于我而言，“Sunny”更像是一个符号，甚至理解美国社会的一种方法。他代表着美国社会的一类人，你瞧这个人，他终日穿行在没有围墙的耶鲁校园，开着自己的客货车从哲学系拐到心理学院，他见过许多耶鲁的教授和学生，也思考过哲学和心理学的区别问题，但只要我们把美国的社会折叠起来，他就成了一个无法被看见的人，想一想，即便对我来说，如果不是最后想套路他盘下我那些破烂家具，当我还能想起Sunny这个名字时，脑海中的画面恐怕还是他步伐矫健地扛着沙发上楼，全身重心却很奇怪地落在自己的右脚上。

他叫Sunny，生活在被折叠起来因此无法看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