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军事学术大研讨
当国民党在全国还处于进攻态势时，毛泽东就从黑土地上最早开始的反攻中，窥见了战略决战的讯号。
他和林彪等人关于辽沈战役的学术大研讨，在来来往往的电报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共产党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打败敌人。
辽沈战役枪炮未响，毛泽东已经赢得了这场战争。
1.毛泽东瞩目锦州
你们以8个师南进，希望能于夏秋两季解决南满问题，争取于冬春两季向热河、冀东行动一时期，歼灭13军、92军等部，发动群众扩大军队。该两区共有人口1500万，为将来夺取长春、北宁两路，长、沈、平、津四城必不可少之条件。夺取两路、四城必须准备的条件有三：你们已在北满建立了强大根据地，解决了第一个条件：现在正向南满作战，估计不要很久，即可解决第二个条件，建立强大的南满根据地；第三步，还要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
这是1947年5月20日，毛泽东给林彪、高岗并告朱德、刘少奇的电报。
就是说，东北野战军的夏季攻势刚刚开始，在滹沱河畔的小山村西柏坡指点江山的毛泽东，就有了“夺取两路、四城”的战略构想，打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主意了。
1948年2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朱德、刘少奇的电报中说：
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一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县等地之敌。究竟打何地之敌为好，依情况决定。但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撇。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缘故。但最近你们已连续取得几次大胜仗，如果你们再有几次大胜仗，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又出平绥，出冀尔，南线我军又有积极行动，蒋军从东北撤退可能性就将突然增长，其时间可能在夏季或更早一点。因此，你们应准备于一个月内外，完成现地区之作战，而于一个月以后，再进行一个战役（包括打几仗），然后进入大休整，准备应付上述可能的新形势。但不知部队情况许可这样做否。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新、义县、兴城、绥中、榆关、昌黎、滦县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毛泽东要把东北的敌人连锅端，一勺烩了。
同年9月7日，毛泽东又电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
你们如果能在9、10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18个旅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人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三点及其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如果你们以主力位于新民及其以北地区准备打长、沈出来之敌。则该敌因受你们威胁太大，可能不敢出来。一方面长、沈之敌可能不出来，另一方面锦榆庸诸点及其附近之敌（18个旅）则因你们去的兵力过小，可能收缩于锦唐两点，变为不甚好打而又不得不打，费时费力，这样就有可能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不如置长沈两敌于不顾，转顾锦榆唐一头为适宜。再则，今年9月至明年6月的十个月内，你们要隹备进行三次大战役，每次准备费去两个月左右时间，共费去六个月左右时间，余四个月作为休息时间。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
毛泽东的思路愈来愈清晰，那就是“专顾锦榆唐”。
如列宁所说，战争是一种形式繁多、差别万千、错综复杂的事物。人类从事的任何活动，都不像战争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那样广阔活动的天地。军事科学不能成为精确的科学，原因就在这里。
但在毛泽东那里，这门科学够精确的了。
当国民党在全国还处于进攻态势时，毛泽东就从黑土地上最早开始的反攻中，窥见到战略决战的讯号。当蒋介石被战争的迷彩眩惑得六神无主时，洞若观火的毛泽东，已经着手为明天的世界制造爆炸性的头条新闻了。而当这一切成为可能时，他就在早已看准的一个最敏感的。也是最成熟的地区，迅雷不及掩耳地投注最强大的力量。
范汉杰被俘后说：“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
置身在西柏坡农家小院里的毛泽东，神了！
2.林彪要打长春
林彪在双城前指的青砖地上踱步。
从哈尔滨向南，普通快车的第一个停车站就是双城，东北野战军[1]前线指挥所就设在那里。作为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在黑土地的3年生涯中，两年左右是在这里度过的。一般都是主持地方工作的高岗，来这里向他汇报、商讨。
这是一座古色古香，曾富丽堂皇。如今已有些破败的建筑。漆皮剥落的原始的大木门，嵌在灰白色的水泥墙中。院子里青砖铺地，墙是同样的大青砖筑成。六根一人粗的红色木柱，擎着两米宽的廊檐。檐下青砖上雕刻着凤凰、麒麟、花草，做工精细，栩栩如生。清一色小叶瓦，像天安门城楼式的飞檐上，蹲伏着青色的麒麟。东西各一四合院，中间一道月亮门，西院为参谋处，东院住林彪。
东北野战军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林彪到了哪儿，哪儿就是“东总”（即东北野战军总部）、“野司”（即第四野战军司令部）。他每到一地，秘书的第一件事，就是选个合适的地方挂上地图。林彪就以地图为起点，开始踱步。
林彪踱步的形象，很有点幽默感。
无论春夏秋冬，也不管枪炮声怎样在耳边隆隆震响，他的步子总是不紧不慢，匀速运动。
你尽可以说这是一个大将军运筹帷幄，或是成竹在胸时的从容。镇定和自信；也可以说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在那儿百无聊赖地随意走动。这印象，来自好像面部神经已经坏死，因而看不出任何表情的那张苍白的脸；来自那双有时袖着，有时随意甩动着，或者耷落着的双手；更来自那拖地的脚步声。那双穿着大头鞋，或是步鞋，或是皮鞋的脚，脚跟几乎没有离地的时候，就那么在沉闷的地上拖拉着，拖拖沓沓，一步两响，这脚步把那从容、镇定和自信全破坏了。
前苏联拍的电影《莫斯科保卫战》中的朱可失[2]，出入斯大林办公室时，粗壮的身躯左右摇晃着，笨重的马靴在地板上沉重地拖沓着。那模样，就像个挖了10个小时煤，刚从井下出来的矿工。被一些老人称为“像个大姑娘”般清秀的林彪，那步履，那脸色，那神态，就像个大病未愈的人。
殊不知，战争的轮子却在他脑子里超速飞转！战场上的林彪，视周围一切如无物，也没有自我，大脑皮层的每个细胞，浑身上下的每根神经，只有战争！战争！战争！因此，他布置战役计算十分精确，可以说从不打无把握之仗。
这使人想起拿破仑的一句名言：“军事科学首先要包括准确推算到各种可能性，然后要几乎像数学家那样精确地给意外情形以它在人们推算中应有的地位。正是在这一点上，一个人，切不可自己骗自己，毫厘之差可以改变一切。”
拿破仑还说：“对于一位伟大将领，决不会有一连串的大功绩都是由机会或幸运造成的；这些功绩往往是熟筹和天才的结果。”
林彪不抽烟，不喝酒，不讲吃，不讲穿。大到一次战役，小到部队官兵棉衣里子应该是什么颜色的，都在他脑子里转。打起仗来一夜一夜不睡觉。部队到了什么位置，他一眼就能在地图上找到。许多时候都不用找，那地图都吃到心里了。他常常一口气口述几封电报。然后，再踱步，再思考。生活就像脑子里那个轱辘，周而复始。
他思考问题时，任何人都不得干扰。并不是谁说话走路声大了，他批评谁了，而是大家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而林彪只要醒着，几乎没有不思考的时候。所以，身边的人们一天到晚都噤若寒蝉。
据说，林彪思考问题时，特别是在关键时刻，不准任何人插言。他把这种时刻未深思熟虑就拿出来的意见，称之为“瘟疫”，容易动摇决心。
谁有事要见他，都由秘书先去看看，视情况通报一下。并不是林彪曾经拒绝过谁，而是上上下下都怕打扰他的思考，不知不觉就有了这么个规矩。在黑土地上惟一可以直接去见林彪的，是罗荣桓，后来高岗也可以直接进屋了。
从共产党人闯进关东后的避免锦州地区决战，到1946年春天的四平撤退，再到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夏、秋、冬攻势，伴着林彪的脚步声的，都是共产党人的胜利奏鸣曲。
可现在，那步履却有些游移了。
1948年4月18日，林彪、罗荣桓、高岗[3]、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致电军委：
我军目前正在进行政治整训，本月底可结束，然后拟以半个月时间进行军事教育，加强攻坚战斗的学习，发动群众路线的练兵运动，然后集结冬季攻势中原有的9个纵队，担任攻长春和打援。以7个纵队的兵力攻城，两个纵队的兵力在四平以南阻止增援，其他新成立的3个纵队及独立师，担任锦州沈阳、沈阳四平间沿途钳制敌人。作战计划：第一步实行围城，以10天到半月的时间，进行攻城作业和各种攻城准备，并扫清外围。在此期内，极力吸引沈阳敌人北上增援。如敌增援，则主力南下，在四平附近野战中展开大规模的反击，歼灭敌人；如敌不增援，则我军即对长春发动全面总攻，计划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在总攻击发动后，战斗已进行到重要阶段时，估计届时沈阳之敌必利用我军消耗与疲劳大举北上增援，则我军仍坚持将城打下，以两个原有的纵队在铁岭与长春之间阻击敌人。
如在锦州附近之范汉杰兵团不与沈阳敌会合，仅沈阳之敌北上增援，是较易应付的；如锦州附近之敌与沈阳敌人会合，再向北增援，则我军攻城和打援皆发生严重困难。因此，我们建议晋察冀以4个纵队或3个纵队兵力，开到承德以东或山海关以北地区歼灭和钳制敌人，或进行整休，即令疲劳不能作战，亦能起威胁和钳制敌人的作用，使范汉杰兵团不能北上，并准备今年秋冬两季，直接与东北部队会合打大仗。
以上是我们对作战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我军如打铁岭或抚顺或本溪或新民，敌均能立即组织3个师以上的兵力守，而集中10个师以上的兵力增援。敌增援距离甚近，又因辽河、太子河的妨碍，我军攻城打援皆不便。本溪与铁岭两点，如我军主力向该方向前进时，敌甚至可能暂时撤退，让我军扑空；如我军主力向义县前进，义县之敌必然自动撤至锦州；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更较长春强大；如我军等候敌人打通锦沈线，则不知要等到何时，且即令敌人出来打通，但我主力一向锦沈线前进时，而敌必自动收缩，使我军扑空；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冀东或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皆无法解决。同肘，东北战士入关，经长途跋涉，士气必降，逃跑必发生。在我主力南下情况下，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如我军以很多兵力（如3个纵队）入关，沿途仍不易求小仗打，遇大的战斗（又攻占又打援）则又吃不消。而留在东北的部队，既不能打大仗，又无小仗可打，陷于无用之地。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但这一仗将是一极严重的仗，须对新部队新战士加强攻坚训练，在迫近城后，则以充分时间准备，然后才发动总攻，这样胜利的可能仍是很大的。
林彪认为“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
同年9月7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
实际上还在去年就开始了大军进入冀热辽地区作战的战场准备工作。去年7月，子华同志来哈尔滨时，东北局部提出了准备战场的各样具体问题，随后高岗同志的亲自到热河和冀东，以及今年克诚同志去热河工作，都是为了同时加强这一准备工作，此外，在去年冬天就开始了恢复郑家屯至通辽的铁路，以及重新修筑通辽到彰武的铁路，只是由于今年东北是50年来所未有的大雨，致使通辽到阜新的铁路直到最近才完成。
1947年12月4日，林彪说：
明年作战，将主要依托冀热辽根据地。因此，该处的一切工作，尤其是群众工作，将有重大意义。
在南下北宁线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毛泽东和林彪是英雄所见略同。
凭林彪的才智，即便没看清这一点，或是没看透这一行动举足轻重的意义，经毛泽东一点拨，他也不能不明白。
惟其如此，林彪才一反常态地举棋不定。
冬季攻势后期，被林彪的“围点打援”打怕了的卫立煌，在沈阳集结20万重兵，眼睁睁看着辽阳、鞍山、营口、四平一个个丢掉，硬是咬牙横心，按兵不动。
形势在黑土地上明摆着：除长春、沈阳、锦州三处敌人，无仗可打。要打，就是攻坚，就是大仗，就是恶仗，牵一发而动全身。
沈阳是重兵据守的“剿总”所在地，不可能先从沈阳开刀，只能在长春和锦州进行选择。林彪先要打长春没咬定牙，后来南下也没横下心。
这可有点不大像林彪了。
他被四平那场血战魇住了。
1947年5月13日，已经初步掌握主动权的东北野战军，从北满、南满、东满和冀热辽一齐出动，发起规模宏大的夏季攻势，在全国率先开始了对国民党的战略反攻，20多天歼敌6个师，连下20余座城市。6月中旬，林彪调集6个主力纵队，另有5个独立师、两个骑兵师，共24个师。其中17个师在四平以南和东南地区机动，准备阻击沈阳北援之敌；以1纵、6纵17师和邓华纵队及总部炮兵5个营，由1纵司令员李天佑统一指挥攻打四平。
几百门各种口径的火炮对射，十余万军人手中的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啸叫。空中是涂着“青天白日”徽记的飞机俯冲轰炸，最多一天达30多架次，城郊每片小树林都是攻击目标。民主联军每扩大一块阵地，飞机就扩大一片轰炸地域，有的炸弹甚至投到了国民党军阵地上。黑土地的夏天，白天特别长，从早晨4点到晚上8点，老天爷都为飞机开绿灯。地面上则是人对人的巷战。刺刀拼得嘁哩咔嚓，手榴弹冰雹样砸，炸药包轰开一堵堵墙壁，六〇炮这院打那院，身管几乎与地面垂直，稍不注意，出手的炮弹就会落到自己头上。
燃烧弹、照明弹，飞机投掷的曳光弹[4]、被炮弹打着的民房和建筑物，熊熊燃烧。夜里满城火光，如同白昼。白天浓烟滚滚，满眼火红和血红。墙上溅着血，路边沟里和路上坑洼处汪着血。一场大雨，火灭血光，两天后又是火红血红。被雨水泡得发白的尸体，在烈日下由白变绿发黑，吹气似的膨大起来。激战半个月，东北野战军歼敌万余，自己伤亡8000多，将守敌压缩于城东北隅，后敌援将至，我军不得不于7月1日前撤出战斗，功亏一篑。
黑龙江省萝北县武装部原副部长王永财老人，当时是1纵1师2团3营机枪连班长。
老人说，我们团第一个攻击目标是满铁医院。攻进去了，黑灯瞎火的，弄不准究竟是不是，营长让我找个人问问。我带领两个战士，挨家挨户摸着去找，找了十多家也不见有人。深一脚，浅一脚，不时绊到死人身上。有的尸体烂了，一脚踩进腔子里，“扑哧”一声。好歹在间破房子里找到个老头和抱孩子的妇女，那妇女跪在地上，哭天号地抓住老头不放。我心中不忍，却也无法，一再说：“你放心，有我在就有他在。”到了地方，老大爷说是满铁医院。我让战士回去报告，自己就一头栽那儿睡着了。不知多长时间醒来，周围那人一个不认识。一问，都是6纵的，1纵早撤下去了。
离休前为长春军分区司令员的杨克明，当时是1纵3师7团副团长，老人说：
那仗打的呀，用嘴说不明白。一条街一条街往里打。开头沿街攻，人都撂那儿了。于是挖墙打洞往里攻。头几天还能听到厮杀喊叫声，特别是国民党那督战队喊得凶：“狗操的，给我打！冲，不冲老子毙了你！”后来嗓子都哑了，就那么咬牙瞪眼地打。督战队有时喊两声，也是干号。国民党顶不住了，往后退时放把火，把房子全点着了，烧你，叫你站不住脚。有时打着打着，就听有人没好声地喊：“别打啦，我们是老百姓呀！”还喊：“这里有孩子呀，给点吃的吧，救救命呀！”身上有干粮的，就往那儿扔。八路不能不管老百姓。
也吃不下饭。那烟呀火呀，尸体臭了那味儿呀，头几天别说吃饭，闻着就想吐，脑浆子都熏得疼。后来闻不出来了，也只能喝点汤。死了那么多人，眼睛都红了，不觉饿，不觉累，就想打。快打到铁路边上时，前边一队十多个人，每人十多颗手榴弹开路。第二梯队全是炸药包，光着膀子，机枪掩护往上冲。什么命不命的，不要命了，往上冲就是了。没打死的，就算爹娘再生了一次。
那敌人也真够顽强的。一个个跟你死打，眼睛喷火出血的，好像一口气儿能再打上七天七夜。一抓过来，往破屋里一关，一会儿全瘫那儿了，推都推不醒。
四平一仗，我们团伤亡300多人。政治处主任牺牲了，两个营长牺牲了。这还不是多的，有的团伤亡一半左右。
四平攻坚战失利原因是方方面面的，战前敌情判断有误，对敌战斗力估计不足，突破口选择不当，兵力未占绝对优势，等等。但最主要的还是缺乏攻坚经验。共产党自建军以来，一直敌强我弱，不计城地得失，打运动战，以歼敌有生力量为主。四平攻坚战，是东北开始战略反攻后的第一次对坚固设防的较大城市攻坚，尚属初学乍练，自然经验不足。
扩大来的新战士，于战斗上有很大的问题，不能使他们打败仗，尤其是第一次不能使他们打败仗，这是对他影响最大，永远留下怕败的观念。所以，要打有把握的仗，最好是叫他们打追击与必胜的战斗。这样来一次就有了必胜信心。如果没有把握宁可不让他们打，这是决定他们部队一生的。
1938年林彪讲这话时，是抗日军政大学[5]校长、八路军115师师长。可在攻取坚固设防和重兵把守的大城市上，对于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还是门新课题，林彪还是个初学乍练的新兵，而且这个新兵第一仗就在四平碰了个硬钉子。这一仗虽不至于“永远留下怕败的观念”，但在打下锦州前，却像噩梦一样魇着他。四平留给他的印象太深了。四平给曾经信誓旦旦打了包票的参战部队的印象太深了。在黑土地上打过仗的人，有谁会忘记1947年夏天的那座血城呢？
那之后，林彪大讲攻坚战，打大据点，“四快一慢”，“四组一队”，“攻城军”，“爆炸军”。他是下了狠心和真功夫的，那成果也是丰厚的。但在这一切还没实践前，他心中是缺少底数的。惟一的那次实践就像盏红灯，在他脑子里那个不停转动着的轱辘上，不时地闪着不祥的警号。
古今中外，没有不讲“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将军。但叫起真来，在“有把握”与“无把握”之间，就不那么容易把握了。
“诸葛一生惟谨慎”，林彪也把谨慎作为信条之一。纵观他一生指挥的战斗，除非不得已，他是轻易不违背这个原则的。
林彪首先选择打长春，是符合他的一贯作风的。具体动作起来，也是严格遵循这一原则的。刻意选择打过四平的1纵和6纵，首先进行试打，探探虚实，以求稳妥。
南下北宁线，是向敌人意想不到的要害部位突然袭击。应该说，这是善于运用智谋打巧仗的林彪的拿手好戏。而打巧仗，就不可能四平八稳，就要带几分冒险。不敢冒险的将军是平庸的将军。而比之“有把握”与“无把握”，在“不打无把握之仗”与“冒险”之间，是更难权衡、抉择的。林彪的冒险，是在把各种可能和意外，都尽量在脑子里那个车轱辘上轱辘出来，在反复轱辘出“把握”之后，才决定的。
眼下，面对一场更加威武壮丽的史剧，他完全有理由反复思考，踱步。因为这是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大决战，他是前线最高指挥官。但他是太谨慎了，把困难考虑得太多了，因而步子迈得更沉重了。
他太专注了，太精细了。太专注了容易钻牛角尖儿，太精细了会变得婆婆妈妈。对这决定黑土地命运的最后一战，他显得似乎有些小家子气。
决战前的林彪也太痛苦了，为他的“活思想”烦躁、痛苦。
据说，林彪非常喜爱女儿林豆豆。平生惟一一次打女儿，就是在这个时候。当时，叶群带一对小儿女从哈尔滨来双城前指探亲，4岁的女儿进屋就伸着小手扑向父亲。若是以往，林彪就会弯腰抱起女儿亲起来，这回却踢了孩子一脚。
有人说林彪“不打锦州打豆豆”。
3.电报大战
林彪为难下决心而痛苦，毛泽东为林彪犹豫难决而焦灼。
这段时期，毛泽东给林彪的电报，有的文章说是“几十份”，有的说是“70多封”，有的说是“83封”。林彪给毛泽东的电报，数字大体相当。
焦点在于战役应该首先从哪儿打起。
打长春便于集结兵力，便于根据地支援。敌人如果增援和突围，也便于我军在运动中歼敌。而且，打下长春，可以免除后顾之忧，便于集中兵力南下作战。可从战争全局分析，情形就不尽然了。蒋介石不撤退东北，10万大军被围困长春是个原因。打掉长春，就会打掉蒋介石的一个包袱，为他打出退向关内的决心，从而保住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集团。这对共产党的通盘棋局显然是不利的。
4月22日，毛泽东在回复林彪等人18日的电报中，说：
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锦榆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乏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有些是实际的困难，在你们打开长春南下作战是要遇着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毛泽东知道，硬拧的瓜不甜，而且也没到需要硬拧的时候。
7月22日，毛泽东在给“林罗刘”并告东北局的电报中，重申：
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既告知你们，不要将南下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至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现在你们已经将注意力移到向南作战方面，研究南面的敌情、地形、粮食等项情况，看出其种种有利的条件，这是很好的和很必要的，并且应向全军指战员首先是干部，充分说明这些条件，以鼓励和坚定他们向南进取的意志和坚定他们的决心。
之前的5月24日，两个主力纵队1纵、6纵，试打长春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却把这场最实际的学术讨论打热闹了。
6月1日，“林罗刘”致电军委，并转去1纵司令员李天佑[6]和6纵司令员黄永胜等人的电报。
“林罗刘”的电报说：
东北新老共12个纵队，目前有一个纵队（即11纵——笔者）在热河，其余均在东北。此次如攻长春，我们拟以新老8个纵队直接投入攻城，以两个纵队阻援。我攻城兵力与守城兵力对比，不到3与1之比，但即3与1之比，打援兵力则绝对悬殊，故要攻城则不能同时打援。如敌不增援，我军在攻城战中逐屋争夺，消耗必大。能否维持消耗到底，而获得解决战斗的结局，尚无把握。有可能消耗到战斗末期，连队人数太少，无力续攻，使战斗出现僵持的局面。届时敌增援，则可能与守敌会合。目前对长春地形条件还不够具体了解，不知地形条件对我是否有利，须待实地侦察后才能看出。因此，我们对此战局无最后的确定见解。拟待侦察地形后，才可通过其条件，得出较有把握的意见。
署名“李梁曹杨”的电报，在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守城敌军的兵力。工事和战斗力情况后，说：
经过我们仔细反复的考虑，认为目前作打长春除突破外要在纵深全歼长春守敌，占领该城的把握不大；如果打得不顺利，将付出很大的代价，其结果是我军有生力量遭受相当的削弱，仍难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全军中真能经受激烈巷战考验，战斗力较强的尚不很多。但若有较长的时间付出较大的代价，亦有全歼长春敌之可能。
署名“黄赖黄”的电报，全文如下：
据俘虏供称：长春敌军虽有11万人，但持枪作战者不到7万人。近日各师首长会议初步研究，无论政治情况，敌之设防与敌我优缺点之比较，胜利把握较大，问题是打的方法问题。必须周到考虑并继续搜集材料再研究后详报。
试打一下，林彪和李天佑有点怯手。倒是没参加那场打得红天血地的四平攻坚战的黄永胜等人，魄力不减，觉得“胜利把握较大”。而且，他谈到了“政治情况”。无形的士气对比，无疑是敌情我情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朱德也加入这场大讨论，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
我看了李天佑、黄永胜两纵队的电，长春还是可能打下的条件多。1、敌人正规军不到6万，其他警察、宪兵、目卫志愿兵等2.8万人，正规军中只有两个师比较坚强的，志愿军中政治上要拼命，军事上是混杂的，比较差的，督战虽严，打混乱时即不生效。2、援军很远，我军可以打援，即围城打援亦有利。3、敌守孤城，粮、弹、人的补充均靠飞机，不能持久。4、我军兵力优势，后方接济便利，部队技术有相当的学习，有相当的攻坚经验，有相当的家务，如果现有20发山野炮以上的主炮弹及重、轻迫击炮弹，炸药15万公斤，手榴弹200万个，即可能打开。再准备伤亡3万以上的人。5、攻坚即强攻，打城军不在多，两个纵队及几个独立师能攻能防敌人反攻即够，其余的可打增援队。打的打法是用坑道为第一，用技术、炸药、手榴弹、抵近射击，以各种炮为主，以工事对工事，进一步巩固一步，做好工事再进，如攻到纵深处，将敌人分割或混乱后，敌人坚强性即减少，也有可能投诚的。6、李纵攻过四平有经验，但遇着顽敌抵抗，即估计艰难些。长春与四平不同点，即敌士气不如以前旺，质量也差些。黄纵估计可能打开，即损失代价须大。7、攻城必须先有计划，收集各种专门炮、工人才，组织指挥所，必须要用攻城战术，实事求是地、一步一步地进攻，带一种学习态度，决不可性急。准备两月、三月打下，也算是快的。只要是土质城底，又无城墙，是可能打下的。8、再一种攻法是长围，在一定的圈子内，围死他，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9、这两种攻城战术：强攻与长围。如有家务，可采取第一种。打久了第二种也出现了。如家务不大，攻一城将炮弹、炸药耗尽，一时难以补充，则不如打野战。打长春要看家务大小来决定。
7月中旬，东北局常委再次为战事开会，决定大军南下作战。
7月20日，“林罗刘”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
最近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了行动问题，大家均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
我们意见东北主力待热河秋收前后和东北雨季结束后，即是再等一个月到8月中旬时，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首先，以11纵（现在冀东）、9纵（现在锦州附近）、4；纵（现在鞍山附近），以奔袭手段分另包围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诸地之敌（每处有敌约1个师，只锦西则有3个师，以上5城除义县敌人3个团中有两个团未被歼灭过外，其他4个城的敌人，都是被歼灭的部队番号，而以关内来的新兵组织起来的）。我军第一步首先歼灭这5个城的敌人，待这一带的战斗大体结束后（估计有的敌人会被歼灭，有的敌人会跑掉），然后迅速向承德前进，即进行夺取承德和打援的战斗。
我军南下最大的困难是粮食的接济，但9月，底我们的铁路可通至义县附近，义县收复后，即可通至义县，在长春敌人尚未退至沈阳以胶，大概我们还能保持义县。长春敌人退至沈阳以后，沈阳之敌可能乘我主力已去承德及以南，与锦州之敌打通联系和重占义县，那时我们交通线可经阜新、北票到朝阳，以大量洗车运输粮食。热河在9月底10月初亦可秋收，因此，粮食向题可以解决，将来在冀东作战粮食问题更易解决，在平绥线作战，则须要晋冀方面有所准备。
林彪要南下了，毛泽东当然高兴，至于避开锦州，打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这些小城，则需要继续做思想工作。
10天后，毛泽东致电“林罗刘”：
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如果你们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将以大力集中锦唐线，卫、范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你们可能处于很困难地位。西面粮食极为困难，东面则是产粮区，此点你们必须充分计算到。先打范汉杰是否有可能，望以你们意见电告。
8月1日，林彪在复电中仍然坚持打那5个小城市，同时要求华北的杨得志、杨成武两个兵团出动配合。至于锦州，电报中说：
锦州经常驻有六七个师的兵力，城市工事业已完成，故我们不拟攻锦州。但该敌万一出来增援，在增援中歼灭其大部时，那时当然可以乘胜攻锦州。但根据去年秋季在沈阳附近作战的经验，敌人是不敢出来增援的。
11日，在给军委的电报中，又讲南下大军所需粮食无法解决，今年雨量之大为30年所未有，道路、桥梁被冲毁，能否如期修好无把握，“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确定”。
这下子，毛泽东可有点火了，他在复电中措词就比较严厉了：
11日11时电悉。关于敌人从东北撤运华中之可能，我们在你们结束冬季作战时即告诉了你们，希望你们务必抓住这批敌人，如敌从东北大量向华中转移，则对华中作战极为不利。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只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的原因，最近数日你们一连几次来电均放在敌情上面，并且因此又均放在杨成武是否能提早出动上面。你们6日19时电虽曾提到粮食问题，但是你们说：“如杨成武部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你们8日17时电则全未提到粮食问题，但说敌情严重，并做出结论说：“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当着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分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部之行动作为你们行动的标准，并且同时即确定了杨成武的行动时间后，你们却说（相距不到三天）：“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而归结到了粮食问题。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边来对付杨得志、罗瑞卿及你们，如像今年4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于杨成武部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
当东北野战军开展史无前例的大练兵，热火朝天地练思想、练战术、练技术时，毛泽东和林彪等人，你一封，我一封，你来我往，展开了电报大战。
各持己见，各抒己见。毛泽东旗帜鲜明，“专顾锦榆唐”，几乎每封电报都不离“南下”这个主题。林彪苦思冥想，一个“均”字，又一个“均”字，显示“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接着又是“大家均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李天佑和黄永胜等人，怎么想就怎么讲，谁也不迎合谁。朱德更是话如其人，人人平等，人人都是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打败敌人。
毛泽东有指示，有批评，有告诫，但绝无强迫命令——“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希望你们提出反驳”。林彪有照办，有反驳，有否决，明知不对毛泽东心思，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
二人之间也有妥协，毛泽东同意打长春，是火候未到前的一种妥协。林彪的第二个“均”字，也不无妥协的成分。
从这里，我们能够真真切切看到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实实在在的民主作风。一场关于流血的政治的生动活泼的学术大研讨，百分之百的民主空气。
辽沈战役枪炮未响，毛泽东已经打赢了。
毛泽东最终赢得中国，此为重要注释之一。
4.“活思想”
9月21日上午，十几辆吉普、救护车和卡车，鱼贯驶出双城镇，开进双城火车站。经过一阵紧张而井然的准备工作，一列停靠在月台上的列车开动了。
这是“东总”的专列。先是北上，到哈尔滨后又转东南，驶向牡丹江。晚上10点多钟，列车突然掉头西北，经昂昂溪南下。
挂在车厢里的五万分之一地图，随着车身的颠簸震动着。蓝丝绒窗帘在林彪上车后就拉下了，车厢内电灯不大亮，作战科长尹建打着电筒。
金黄和火红的地平线，在湛蓝的苍穹下起伏，大地在昼夜轮回中，迅疾地后遁。
在南下大军急促的脚步声和车轮昂奋的转动中，历史向着黑土地3年战争的终点线，轰轰隆隆地冲刺。
10月2日清晨，“东总”专列到达彰武。
10月1日，“林罗刘谭”在给各兵团、独立师，各纵、师，各军区并报军委、东北局的电报中，在指出锦州敌军“战斗力不强”，“城内建筑物及工事均不甚强”，“但由于锦州是敌之重要战略基地”，“敌必拼命与我争夺锦州”后，说：
锦州之战有很大可能发展为敌我两军主力的大决战，我必须以最大决心拿下锦州并于攻击锦州过程中准备打沉阳出援之敌和长春突围之敌，利用敌人脱离城市进至分散而无工事的乡村（每村能容兵力必不多我易打），我各部应按照前电所规定两条战术大量歼减敌人，使这一攻锦打援打突围战役，成为解放全东北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但这一战役必然是极其紧张、激烈与连续的作战，望各部抱定打大仗打恶仗的决心，准确执行命令，不怕伤亡，不怕疲劳，不因伤亡泄气，不因疲劳偷懒，要准备付出重大代价去争取这一战役的全部胜利。
这决定和气魄都够大的了。但在第二天夜里22时，“林罗刘”给军委的电报，可就变了味儿。
得到新5军及95师海运葫芦鸟的消息后，本晚我们在研究情况和考虑行动问题。估计攻锦州时，守敌8个师虽战力不强，但亦须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战斗。在战斗未解决以前，敌必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留下一两个师守备，抽出54军、95师等五六个师的兵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在两锦间敌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里，无隙可图。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长春之敌数月来经我围困，我已收容逃兵一万八千人左右，外围战斗歼敌5000余余。估计长春守敌现约8万人，士气必甚低。我军经数月整补，数量质量均大大加强，故目前如攻长春，则6月间准备攻长春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半月到20天时间。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这种变化，在“东总”司令部《阵中日记》中也有记载：
10月1日的“决心”为：
北宁线上第一步任务已胜利完成，第二步拟夺取锦州，歼灭锦州守敌，并准备打沈阳西援之敌与长春突围之敌。
10月2日为：
一、正考虑下一步行动问题，一攻锦州，一攻长春。原定攻锦，因新5军增葫芦岛，恐一时难下，长春经三个月围困后易攻，但部队往返不易，又加拖延时间。
二、请示中央对下一步之意见。
林彪在讲“不要勉强和被动攻长春”时，对于南下也是有些勉强和被动的。一是长春不是一个猛攻可下，“久困长围”不知要长久到何时。二是毛泽东执意南下，卫立煌“老虎不出洞”，别的地方无仗可打，要打，也只有南下北宁线一条路了。
而眼下，最可怕的就是把锦州再打成了四平。
所以，一会儿是“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一会儿是粮食问题，道路问题，雨具问题，其实主要是“活思想”还活着。
打仗是要有三分冒险的，一般说来有七分把握加上主观努力就可以投入战斗，就可以打胜仗。要想有十分把握才投入战斗，那就没有几仗好打的，那是打老爷式的仗，必然会丧失战机。
同样意思的话，林彪在黑土地上可没少讲。
此次锦州战役，可能演成全东北大决战，可能演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火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
同样意思的话，攻打锦州前，林彪讲过几次。
林彪迟迟不南下，兵临城下又犹豫一下，就是因为充分看到锦州牵一发而动全身，“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
林彪的顾虑是有一定道理的。
长春打成四平，那也就是四平，这锦州可是万万不可打成四平的。
关门打狗，狗急能不跳墙？卫立煌和傅作义能不拼命增援？万一久攻不下，四平好退，长春易撤，锦州就难了。南边大海，北边闾山，一条狭窄的辽西走廊，敌人两头夹击，交通线一断，即便部队能走，坦克、大炮怎么办？这些重装备可是共产党千辛万苦积攒的、反攻阶段必不可少的家当呀！战争打到这个份儿上，没有强大的炮兵，就难以攻取大中城市。这些家当丢了，辽沈战役拖后多长时间不说，淮海和平津战役也就难打起了。
实际上，锦州未攻克前，这种前景始终是很严峻的。
四平！四平！——5月24日在长春激战一天后，林彪脑子里那个轱辘上转动着的最恐怖的图像，就是把锦州打成四平了。
相较于四平基本无险可守的景况，长春的形势则完全不同。日本侵略者跑到人家的国土上，用枪炮弄出个“满洲国”，在“首都”长春的设计、建筑上，自然是煞费苦心，充分考虑到战争的需求的。市内主要街道宽约60米，街道与建筑物之间留有许多空地，便于发扬火力。街道及郊区修筑了许多永久性、半永久性工事，如碉堡、坑道、瞭望台等等。关东军司令部，在乡军人会、空军司令部、大兴公司、“中央银行”等等，则是矗立在各个要点的堡垒[7]，坚固程度连中型炸弹都难以损伤，地下室还有钢筋水泥坑道通过马路，从地下就可输送兵力。这样一座城市，在全国都是罕见的。1947年后，国民党又大肆修筑堡垒、工事。锦州工事虽不如长春，但守军更多，综合战力强。而四平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不能跟长春、锦州相比的。
战斗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决心”。一切行军、宿营、供给、退却、防御、追击，都由这上面来的。决心定了，因为战术是比较容易的，战术是书上有的，最需要创造的是决心。指挥员主要的是下决心，参谋部是组织执行决心。但对下决心估计的条件非常复杂，国内国外的条件，敌我的条件，地形居民的条件，甚至不能设想的问题，宽得很。只有对情况详细考虑判别，才能产生正确的决心。决心表示非常简单，但产生非常复杂，执行非常复杂。决心不正确定会失去胜利和遭到损失，指挥员应该详细考虑许许多多问题来下定决心。
这是1938年8月，抗大校长、115师师长林彪，在抗大做的《军队的领导问题》的报告中的一段：战斗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决心”，最难下的也是“决心”。
在黑土地上经历了3个漫长的冬天，1948年春的林彪，似乎有了一种江山在握的感觉。体现在行动上，就是不着急，慢慢来——“四快一慢”中的“慢”。
战斗打响后要快，要不惜代价，不惜代价才能付出比较小的代价。但是，精于算计的林彪，战前总是要把各种“如果”翻来覆去地想明白，尽量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战果。更不用说眼下的黑土地，无论动哪处敌人，都可能演变成一场决战了。三下江南前林彪提出“硬拼仗”，那是因为不拼不行，不拼根据地这“天大的问题”就不能解决，甚至就塌天了。但他现在不想硬拼，不想在长春死太多人，更不想去锦州冒险。现在最难受的是国民党。像长春，只能像“天上掉馅饼”似的空投弹药、给养。就让敌人熬去吧，待熬撑不下去了，那就好打了，甚至不用打了。
后来的31小时攻克锦州，国共双方都没有想到。对于大练兵效果，“攻城军”和“爆炸军”的威力，林彪没想到是有些失算。但是，对于敌人在辽沈战役期间犯的错误，那是事前谁也难以预见的。
如果廖耀湘兵团出沈阳就直奔锦州，10纵会怎样？如果廖耀湘在东边打，塔山援敌士气会不一样，锦州守敌情绪也会受到影响，31小时能攻克？
国民党在辽沈战役中犯的错误实在是太多了，有些错误简直可谓低级到幼儿园的水平——但战前谁会把自己的战略放在对手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上呢？
然而，就像直到今天还有人说“八一五”后确实可能会出现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一样，林彪的“活思想”再有道理，也被前进着的历史否决了，将死了。
历史的大手笔是毛泽东。
在历时3年的东北解放战争中，林彪曾两次避免锦州决战。
1945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给“冀热辽分局并告东北局、冀察晋局及黄梁、李沙”的电报中，指示：
以锦州为中心地区，为我全力集中作战之战略枢纽。
同一天，毛泽东又致电彭真、林彪：
13日19时电悉。顽13军，52军，已在秦皇岛抚宁地区集中，估计其后续尚有一个军，至少集中三个军，然后向山海关绥中之线攻击前进。目前山海关作战并非真面目战斗，我黄梁两部（即黄克诚为师长兼政委的新四军3师、梁兴初为师长的山东八路军1师——笔者）4.2万，远道新到，官兵疲劳，地形不熟，目前开至义院口驻操营必无好仗可打，即更歼敌一部，不过战术胜利，而兵力暴露不得休整，势将陷于被动。为避免此缺陷，谨慎使用主力，求于将来决战时，一战解决问题，应令李运昌（冀热辽军区东进委员会和前方指挥所负责人——笔者）、杨国夫（山东八路军7师师长——笔者）两部坚守山海关、绥中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而令黄梁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处于内线，休整部队，恢复疲劳，补充枪弹，熟悉地理民情，创造战场，演习夜战。俟敌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至相当程度，我则集中最大兵力，计黄克诚3.5万，梁兴初7000，杨国夫7000，李运昌、沙克（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笔者），在盘山锦州至山海关一带至少两万（新部队可以参战作辅助兵力）共约7万人，于有利的时间地点，由林或罗（即罗荣桓——笔者）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次战斗，再次歼灭其二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3个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冀东已编成两个野战旅，可调至山海关、绥中、兴城之线的西面山地隐蔽集结，于正面主力决战时，从侧面切断敌军后路。总之从内线作战着眼，此种方针最为有利，你们是否同意，仍望考虑电复。
在延安的毛泽东，分析得头头是道，而且决心、气魄很大——“一战解决问题”。
当时有个口号，叫“独霸东北”。有人曾这样形容当时东北的局势：背靠“沙发”（苏联），两边还有“扶手”（朝鲜、蒙古），只要把“一关”（山海关）“一口”（营口）堵住了，东北就是咱们的了。
山海关失守后，国民第13军和52军主力，凭借精良装备、炮空优势和初战锐气，长驱直入，向锦州疾进。11月19日占领绥中后，即与黄梁两部平行前进，而使在锦州，锦西、兴城地区创造战场的预想，成为黄粱一梦。
即使山海关还能坚守几天，黄梁两部能提前赶到指定地域，这个计划也是很难实现的。
因为打大仗的大前提，即在宏观上对敌情我情的分析、判断，是不可靠的，不准确的。
毛泽东所说的“计黄克诚3.5万，梁兴初7000、杨国夫7000”等等，都是些什么样的部队呀？用黄克诚的话讲是“七无”：“无党（指无地方党组织——笔者），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院，无衣服，鞋袜等等”。黄克诚还落了非常重要的一无——许多部队无枪弹。当时中央有通知，说东北到处都是日军遗弃的枪炮，许多闯关东部队把装备留在当地了，一些连队只带着几支站岗放哨的枪。到东北一看，哪是这么回事儿呀？没有武器的军人就像没有牙齿的老虎。而毛泽东指示“可以参战作为辅助兵力”的新部队，则清一色日式装备，有的甚至还有大炮、坦克、飞机（当然是没有驾驶员和飞行员的）。当时有句话，叫做“新兵新枪，老兵老枪，许多没枪”。那些最先闯进关东就迅速膨大起来的新部队（有的班长都当了连长），有的战场上一触即溃，有的待到四平保卫战前后，则成团成旅地叛变。
此外，还无电报密本。林彪奉命到锦州地区指挥打大仗，黄克诚的3师和梁兴初的1师，距他最近的不过20公里，可电台联络不上，谁也找不到谁，不知道彼此都在哪里，一盘散沙，根本无法协调、指挥。
这仗还怎么打？
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林彪，带着算他只有6个人的轻便指挥班子，和来一连土匪都难应付的警卫排，在锦州、锦西转了一圈之后，11月21日发出一封电报：
军委、彭（即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政委彭真）、罗（即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委罗荣桓）：
连日我在兴城、锦州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梁师刚到，黄师尚未到，远落敌后。各部皆疲劳，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补充，衣鞋缺乏，吃不惯高梁，缺少用费。此外，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未能畅通，地方群众则未发动，土匪甚多。故迂回（指敌人）包围时，无从知道。敌人利用我以上弱点，向我推进，并采取包围迂回。依据以上情况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因此在沈阳，营口各地之我军不必赶来增援，应就地进行装备与训练，养精蓄神，特别加强炮兵的建设，以等待以后之作战。目前黄梁两师皆我亲自指挥，如能求得有利作战时，即进行极力寻求战机。侧面的歼灭战，此可能性仍很大，但亦不拟轻易投入战斗，并拟义县为后方对敌正面与后面，仍以观时部队与故纠缠扭打。部队急需补充棉衣，棉鞋，及大衣，望大量筹集，并望迅速大量印地图。
以上意见望军委考虑决定，指示我们与各兵团。我与各部不能畅通电报，于锦西坎圭附近已开始与敌接触，我即向江家屯转移以利与黄梁会合。
林彪到东北后，发出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电报，是报告、请求中央要求撤退，这违背了中央要求打大仗的精神，是不想打仗的撤退。
1947年5月，陈云在给高岗的一封信中，曾把避免锦州决战，成功地指挥四平撤退，作为共产党人进入东北前七个月中的两件大事。并说，如果这两件事当时有错误的话，东北就很难有以后的好形势。
林彪两次避免锦州决战，第一次是对了，但第二次错了。
据说，10月2日22时那封电报发走后，林彪再未阖眼。倘若在双城，这一夜就会在踱步中度过了，专列的车厢里不便踱步，他就像老和尚打坐般枯坐在坐椅上。
林彪性格孤僻，不善交际，喜欢独处。
在锦州西部准备打大仗，有敌人，没部队，林彪急得半夜爬起来踱步。梁兴初1师和黄克诚3师到了，都是当年的老部下，多少年没见面，大家“林师长”、“林师长”地叫着，恨不得抱着行个外国礼。林彪“嗯”着，握握手就问部队怎么样，装备怎么样，情绪怎么样，东北这气候受得了吗。不明底细的人看着，那情景，用句黑土地上不大文雅的话讲，就像“热脸贴到了凉屁股上”。
林彪不会寒暄。不打仗时，经常有些纵队和师领导来看他，也没什么事，就是来看看。他“嗯”几声，倒些炒黄豆，问几句部队情况，再就没话了。有事找参谋处的人，开门见山问几句，或是交代几句，你就自动走人。简练，明晰，用有的老人的话讲，“都是指挥作战语言”。
林彪不说脏话。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林彪也不背后议论人。去锦州打大仗时，一路上，李作鹏等人发牢骚，说，能打的没枪没炮，破枪烂炮，不能打的就差没飞机了，这仗怎么打？林彪说，别这样讲嘛，先来的是有功的嘛。林彪这样讲着，但在锦州，却为此事当面批评了冀东部队一位负责人。
林彪挺清高。从四平撤退到舒兰，接到决定由他担任东北局书记的电报后，东北局让他到哈尔滨去，他迟迟不去。有人以为他是拿架子，意思是你们反对我，怎么样？还是我对了吧？后来发现，他是想等等，看看杜聿明的动向再说。几天后，高岗来接他。从五常到舒兰不通火车。林彪说：咱们走吧，别让他再换车，跑这么远了。
林彪喜怒哀乐从不写在脸上。前线传来多大好消息，都好像与他无关，顶多“嗯”一声，露出点笑意，一闪即逝。辽沈战役后，万众欢腾，林彪那脸色、那步子，还是那样子，几乎看不出什么喜色。
林彪讨厌繁浩礼节，喜欢清静。有的老人说，林彪的喜静，进城后就有些病态了。一些老人说，在东北还看不出来。白天挂窗帘，在东北也是常事。
据说，这也是林彪离开哈尔滨，住到双城的原因之一。
林彪不吸烟，不喝酒（必要场合，象征性喝一点），也不讲究吃。每顿两菜一汤。大多是白菜（或酸菜）炒肉，有时是炒瘦肉丝，或是炒鸡蛋什么的。另一个固定要吃的是黄豆：炒黄豆，或炸黄豆，或煮盐豆，或是豆腐。反正黄豆是必不可少的。不但饭桌上顿顿有，平时也抓着吃，来了客人，稀里哗啦倒一盘，好像谁都和他一样爱吃炒黄豆。
秀水河子战斗前，在法库，一个地主听说来了个“总司令”，请吃饭。饭桌上菜很丰富，其中有个酸菜炒五花肉。瘦巴巴的林彪从不吃肥肉。被劝不过，试探着吃了口。从不谈论吃喝的林彪回去后，说：好吃，好吃。连说两遍，又说：再不能吃了。意思是，再不能到有钱人家吃饭了。
和林彪一起吃了近两年饭的季中权老人说，和他吃还不如和警卫员一起吃。
不讲吃，也不讲穿，给什么穿什么。量体裁衣，伸胳膊伸腿的，裁缝怎么摆弄怎么是，像个木偶。
没人说得清林彪那个除了战争什么都容不下的脑子里，只要醒着就会不停地转动的车轱辘上，10月2日的夜里都转动了些什么。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夜他肯定是够痛苦的了。
夜色中，专列依然向锦州方向隆隆开进。林彪的一颗心，则像个钟摆，一会儿摆向锦州，一会儿又摆回长春，而在长春和锦州之间惊号般不断闪叠着的，是那座红天血地打了半个月也没打下来的四平。
应该说，在“长春”、“锦州”之间，林彪心头的钟摆还是比较倾向于后者的。
否则，专列不会继续南进。而且，以林彪的性格和一贯的作风，这个“活思想”，是谁也难以做通、灭掉的。
5.罗荣桓和刘亚楼
这一夜，罗荣桓即便是睡着了，恐怕也难得踏实。
第二天，清晨起床后，罗荣桓拉上刘亚楼，一道去见林彪。
林彪眼睛网满红丝，正在吃饭。桌上那盘煮盐豆，好像不是在吃，而是一粒粒往嘴里数。
林彪让座，两人坐下。
罗荣桓说：“‘101’，回师打长春的想法，应该重新考虑考虑。”
（“101”为林彪的代号，罗荣桓和刘亚楼依次为“102”、“103”。）
林彪道：“准备一桌菜，来了两桌客，怎么办？”
罗荣桓说：“我们也调整一下，把围困长春和监视沈阳的部队向南调整一下，怎么样？”
林彪说：“援兵不止西面这一头，更大的是东北方向的那个廖耀湘兵团。”谁都清楚，“如果锦州久攻不下，两头敌人上来了，这个风险可是太大了。”
罗荣桓又说：“从战役本身看，风险确实挺大。从全局看，是战略上的需要，冒险是值得的，军委一贯的思想是打锦州。再说，几十万大军突然拉回去……”
林彪站起身，踱着步，问刘亚楼：“参谋长的意见哪？”
刘亚楼回答说：“还是应该打锦州。”
林彪又踱了一会儿，叫来秘书，让他把电报追回来。
电报已经发走了——四个“A”，岂敢怠慢？
（当时电报分为4个等级，标有一个“A”的为一般电报，两个“A”的为急电，三个“A”的为加急，4个“A”的为特急。）
罗荣桓于是说：“马上发报，重新表个态，怎么样？”
林彪点点头。
三人讨论一下，由罗荣桓执笔写完电稿，林彪过目，作些改动。
军委：
一、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们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的可能，至少能歼灭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且不攻长春，该敌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
二、我们拟采取如下的部署：以4纵和11纵及热河的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敌8个师；以1、2、3、7、8、9共6个纵队攻锦州；以5、6、10、12共4个纵队对付沈阳增援之敌；以大小新老9个独立师对付长春突围之敌。
三、估计95师及新5军海运甚快，我军不一定能在该敌到达锦西前即开始攻锦州。沈阳之敌在我军未正式攻锦前不会出援。长春之敌在我军未正式攻锦前不敢突围。因此，我军无过忙之必要。我们一方面尽可能调动部队，以便能尽早开始总攻，但同时，这一战斗的胜利，则大大地有赖于我攻城部队到达后进行充分的侦察、部署与政治动员，然后以强大的行动力求迅速解决战斗。此次战斗的目的，拟主要放在歼灭敌人上，锦州有可能在夺取之后，像开封样，两面援敌有可能重占锦州。因此，我打援力量仅能迟滞敌人而无歼灭敌人的可能，敌宁可放弃沈阳而必须保持和恢复锦州。
四，以上意见盼军委考虑与指示。
林、罗、刘
1948、10、3
又一封与昨天两个味道的电报。
这场电报大战，到此算是画上了句号。
按照1955年授衔[8]时排序，十大元帅中名列第七的罗荣桓，通常被人们理解为一种不无中国特色的“政治元帅”。这是不确切的。这种理解和认识，注重的只是他从红军时期的连队党代表，到解放后的第一位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确切的结论应该是“军政双全”。一个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事实是，罗荣桓主持山东工作两年半，就搞出一块抗战时期共产党最大的、也是最具实力的根据地，这是仅凭“政治元帅”就能诠释的吗？
1945年11月，毛泽东要在锦州西部打大仗，“一战解决问题”，为什么指名道姓要林彪或罗荣桓前去指挥？
作为黑土地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罗荣桓主要从事部队的政治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后勤工作。这是十分浩繁的工作。
7师开展诉苦运动后，有人不以为然，甚至说三道四。罗荣桓立即感到这是个创举。诉苦运动大规模开展起来后，有的单位查三代，使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悲观失望，觉得拼死拼活革命，倒成了革命对象。罗荣桓及时注意并纠正了这种过火行为，使诉苦运动沿着正确方向深入发展。
对于土改[9]中乱抓乱斗乱打现象，罗荣桓都及时提出建议，使问题得到解决。
有的老人说：跟罗帅做政治工作有安全感。
回顾那段不堪回首的“阶级斗争”史，我们最缺少的不就是安全感吗？
在接连反攻的新形势下，一些人思想还停留在山沟里，没认识到城市被夺取就将永远保持下去。加上农民出身的干部战士，对城市有种天然的抵触和反感，觉得城市是地主资本家的窝子，打开后就得好好整一整。罗荣桓对这个问题盯得很紧。他在各种场合说明这个问题的危险性，以政委名义向部队发出措词严厉的《关于政策问题的指示》。根据他的意见，东北军区颁发了《入城纪律守则》。攻下锦州，战火刚停，他就亲自进城检查执行纪律情况。辽沈战役打下沉阳后，2纵纪律不好，连政委吴法宪都受到处分。
罗荣桓在黑土地上的另一个贡献，是成立和训练二线兵团。
随着战争规模越来越大，部队伤亡也越来越大，兵员补充也越来越紧迫。在他的建议、筹划和主持下，各军区都成立起独立团。大批农民入伍后，不经过地方武装逐步上升的阶段，由野战军抽调干部和老战士做骨干，短期训练后直接补充主力，或成立新的作战师。到1948年8月，主力部队已扩大到12个纵队70万人，加上地方武装，总兵力达到105万人。
再联想到“八一五”后闯关东的部队，一半左右来自山东，若不是有块最大的根据地，有雄厚的兵力，共产党闯到关东能否站住脚，岂不也是个问题？
在把大量心血默默地倾注到这些工作中的同时，罗荣桓无时不在关注着主力部队的思想建设。四平攻坚战中，1纵伤亡很大，有的师失去元气。他来到1纵总结经验教训，整顿部队，恢复士气。8纵打锦州前出了纰漏，情绪受影响。他来到8纵，和纵队领导谈话，卸下包袱，轻装上阵。林彪在关键时刻犹豫动摇，他明确说出自己的意见，使林彪重新下定打锦州的决心。
老人们都说：罗荣桓和林彪，在黑土地上配合得很好。
“独霸东北”，“最后一战”，从闯进关东到四平保卫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是东北党内思想最混乱的时期。罗荣桓不赞同“最后一战”这个口号，为此，他曾给林彪写过一封信，并请林彪转报中央。
在四平撤退后的范家屯紧急会议上，罗荣桓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林彪撤退到松花江北的主张。
病魔缠身的罗荣桓，在黑土地上的“万花筒”时期，不仅表现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也显示了不俗的军事战略家目光。
老人们说，罗帅和林彪都性格内向，爱思考。在双城时，林彪没事几乎不出院，罗帅也轻易不到林彪那儿，来了就是有大事商量。每次都谈得好好的，没听说有什么口角；即便有，也没什么要紧，罗帅很大度，林彪也不小肚鸡肠子。各纵队和师的干部配备，一般都是罗帅先拿出意见，再和林彪商量决定。署名“林罗”和“林罗刘”的电报，有时发走后再给“罗刘”看，也未听过有什么异议。
从红一军团到115师，罗荣桓和林彪应该说是老搭档了，也应该说彼此在各方面都比较了解和信任。他们各有自己的魅力，两种魅力相辅相成，互相完善。比林彪大4岁的罗荣桓，有时作为下级，有时作为同级，两个人一直相处到平津战役结束，关系一直是和谐的，融洽的。
辽沈战役期间，来往于黑土地和西柏坡之间的电报，篇末和篇首大都是“林罗刘”，有时是“林罗刘谭”。
据说，电文署名，开头曾把老资格的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后来被授予大将军衔的谭政，写在“刘”的前面。当时的参谋长，后来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刘亚楼，毫不“谦让”：什么“林罗谭刘”？“林罗刘谭”！
换个人，可能就这么“林罗谭刘”下去了，直到“刘”以外的某个人，觉得不合适再更正过来，可那就不是刘亚楼了。
一个才气横溢的，与中国传统风格不大协调的东北野战军参谋长。
对人严，对己严，说干就干，干就得干出个样儿。这就是刘亚楼的工作作风。他布置任务，一条一条，精细严谨，明明白白。讲完了，问你有什么困难、要求。合理的，能够解决的，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而且是马上就给，从不“研究研究”。他点子又多，主意又快，放手让你去干。干得好，大会表扬，小会表扬，功劳全是你的。干砸了，大会批评，小会批评：你有困难找我呀？我这个参谋长是吃干饭的呀？不就是给你们解决困难的吗？你提出来解决不了算我的，现在哭爹叫娘算什么？你以为这是小孩子过家家呀，这是打仗，要流血死人的，人死了就活不了！
他批评你，还让你讲话，反驳。讲得有理，能驳倒他，他欣赏你，重视你，重用你。讲不出理，那就算是犯到他手里了，非批你个鼻青脸肿不可。有时批完了，再出点子，拿主意，还让你去干。
他如果发起火来，批评是轻的，动辄还拍桌子骂娘。
连纵队领导也敢骂。打锦州时，让8纵封锁机场。锦州有两个机场，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8纵来电报问封锁哪个。他火了，骂人：你们是“吃草的”呀！
谁完不成任务就通报谁，不管你是谁。
难道不怕得罪人？他说：有什么了不起的？顶多就不选我当中央委员呗。
李作鹏因能喝酒得名“大烧锅”，刘亚楼因上述原因被称为“肝火王”。
有的老人说他发火也能发到点子上。不管发火不发火，都是连讲带比划。同样一句话，从他嘴里讲出来，或是骂出来，味道就和别人不一样。
他讨厌几棍子打不出屁的人，讨厌懒散、不学无术的人。谁睡得早了点，他也不说话，进屋把灯打着，再把抽屉拉得稀里哗啦响，把你折腾醒。谁起来晚了，他进屋把窗打开，再拽一阵抽屉然后走人。而他，点灯熬油，就在双城翻译了《苏军司令部工作条例》。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在远东军区当过少校参谋，啃了5年苏联面包，俄语非常好。
刘亚楼能干会干，还能玩会玩，玩起来像干工作一样精力过人。被战争兴奋得连梦乡也硝烟迷漫的军人，也真该调节调节气氛。跳舞，打猎，“吹牛”（这是一些老人原话，相当于今天的“神聊”、“侃大山”），刘亚楼是样样玩得好。双城那个小地方，有舞没处跳，到了哈尔滨如果有机会他是必跳的。打猎在双城倒是可以，但也只能忙里抽闲玩玩。“吹牛”最大众化，又方便。往那儿一坐，古今中外，海阔天空，一会儿就聚一堆人。
一次，他讲起自己19岁当营长时，林彪看见了他。瞅一阵子，摸着他的脑袋，说：这个小营长不错。他说：“林总”说我是个小营长，他才多大呀，不就是个24岁的小军团长吗？
有时，林彪也踱过来当听众。刘亚楼就站起来，叫声“林总”，或是“101”。林彪就说：讲，讲下去。
对于林彪和罗荣桓，刘亚楼一向都是很尊重而又恭敬的，当然也就谈不上发火了。没有人会对此产生什么不舒服的联想。刘亚楼对林彪和罗荣桓的敬重，就像大家对他和林彪、罗荣桓的敬重一样。有的老人讲，林彪有事找刘亚楼，刘亚楼经常是小跑着去的。同样，司令部的参谋和处长到他那儿，也常是小跑着的。
林彪对刘亚楼非常欣赏、信赖、满意。
一个典型的内向型性格，一个典型的外向型人物，配合、相处得默契、融洽，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其实，不可思议处，有时正是可思议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10]说，“一个理想的参谋本部军官应该具有下列各项美德：忠于自己的信仰，机智，有节制，有牺牲小我的精神，具有强烈的个人信念，并且有才能将各种信念告诉他的指挥官。”
这些美德，应该说刘亚楼都具备。
有的老人说，刘亚楼的建议，几乎没有不被林彪采纳的。
从1947年夏季攻势开始后，共产党人在黑土地上的每次胜利，都有他的智慧在闪光。
除此之外，刘亚楼的贡献，是在司令部建设上。
用“小米加步枪”形容共产党军队装备之落后，是再准确、形象不过的了。用“小米加步枪”来形容内战初期一些部队的司令部工作水平，也同样准确而又形象。
游击战和正规战的司令部工作，是有很大区别，甚至是截然不同的。即便是游击战，土八路的一些参谋也不能说是称职的。该参谋的不参谋，不该参谋的瞎参谋，有的甚至不经请示就擅自调动部队。一些堪称游击战专家的师团长和纵队司令，也不习惯让司令部来“参谋”。打游击打惯了，有的打仗扔了司令部，独往独来，“我就是司令部”。
刘亚楼上任后，很快就将司令部的工作引入了正轨。
开办各种参谋集训队，他亲自去讲课，结合部队实际讲解《苏军司令部工作条例》。请“东总”和纵队、师团首长及有经验的参谋人员现身说法。他自己则率先垂范，从“东总”司令部做起，再一级一级抓下去，抓到底。当时挂在他嘴边最多的一句话是：司令部不是指挥部队的机关，而是协助首长指挥部队的机关。
从三伏到三九，黑土地上的四季变化，是林彪的家乡鄂东没法比的。只是这个性格孤僻、不善交际的“九头鸟”，无论黑土地上的军政局势怎样变化，甚至是大落大起，那张苍白的脸上永远都是“恒温”，看不出什么表情，好像天生就没有喜怒哀乐。
攻克锦州，活捉范汉杰，刘亚楼乐得蹦起来，跑去报告林彪。林彪正俯身看桌上地图，头也未抬，只是“嗯”了一声，那声音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得见。
不过，当林彪心头那个钟摆摇摆不定时，他肯定够痛苦了。不但痛苦，而且紧张、焦灼。因为眼下可不是先前一个“均”字又一个“均”字的时候了。大军云集，北宁线上已经枪打炮轰，历史的秒针每一下都是那么严厉、紧迫，刻不容缓。
而当“我们拟仍攻锦州”的电报发出后，终于把表针定在了锦州。那一刻，林彪算是解脱了。
6.毛泽东连发两电
“林罗刘”这边研讨第二封4A电报时，毛泽东在西柏坡收到第一封4A电报。
习惯夜间工作、白天休息的毛泽东，当时刚吃过安眠药睡下。刚睡下就被叫醒，毛泽东有点火，看了电报，火上浇油。
——这个林彪！“……点支烟。”毛泽东闷声说。
警卫员赶紧点烟。
毛泽东是有名的“烟鬼”，一天一至两盒烟。
3年内战中，毛泽东只在重庆与蒋介石会谈时不吸烟。会谈十次，一支烟未吸，因为蒋介石不吸烟。
10月3日，两盒还不够。
这当口，如果能像蒋介石那样有架什么“号”，毛泽东会不会飞去黑土地，新版指挥这场辽沈大战？
3日一天，毛泽东连发两封4A电报。
17时的电报中说：
（一）、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要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在义县、兴城、绥中之敌已被歼灭的情况下，葫芦岛，锦西地区虽然已增加新5军及95师，并准备以4个师打通两锦交通，你们可于攻锦州之同时，部署必要兵力于两锦交通线上，首先歼灭由锦西增援锦州之4个师，然后打下锦州。在5个月前（即4、5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即7月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之第8第9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又因新5军从山海关、95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二）、你们指挥所现在何处，你们指挥所本应在部队运动之先（即8月初旬）即到锦州地区，早日部署攻锦，现在部队到达为时甚久，你们尚未到达，望你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一起迅速攻克锦州。迁延过久，你们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
电报发走后，毛泽东意犹未尽，于19时又追过去了一封：
本日17时电发出后，我们再考虑你们的攻击方向问题，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除了前电所述之理由外，假定你们改变了方针打下了长春，你们下一步还是要打两锦。那时，第一，两锦敌军不但决不会减少，还可能增加一部，这样，将增加你们打两锦的困难；第二，目前沈阳之敌因为有长春存在，不敢将长春置之不顾而专力援锦，你们可利用长春敌人的存在，在目前10天至20天时间（这个时间很重要），牵制全部至少一部分沈阳之敌。如果你们先打下长春，下一步打两锦时，不但两锦情况变得较现在更难打些，而且沈阳之敌可以倾巢援锦，对于你们攻锦及打援的威胁将较现实为大。因此我们不赞成你们再改计划，而认为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于10天内外攻取锦州，并集中必要力量于攻锦州同时歼灭由锦西来援之敌4至5个师。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望你们深刻计算到这一点，并望见复。
4A电报，那是分秒必争，一刻也不得耽误的。却不知发收报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林罗刘”3日9时签发的那封“拟仍攻锦州”的电报，晚上20时15分才收到，再译好，送到毛泽东手里已是半夜时分了。
有惊无险，白搅了毛泽东一场好觉，多吸那么多尼古丁。痛苦的林彪，也拖累得毛泽东不得好过。
毛泽东长出一口气。
4日6时，毛泽东致电“林刘罗”并告东北局：
（一）你们决心攻锦州，正好甚慰。
（二）你们决定以4纵和11纵全部及热河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之敌，以1、2、3、7、8、9共6个纵队攻锦州，以5、6、10、12共4个纵队对付沈阳援锦之敌，以9个独立师对付长春之敌，这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这样做，方才算是把作战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纠正了过去长时间内南北平分兵力没有重点的错误（回头打长春那更是绝大的错误想法，因为你们很快就放弃了此项想法，故在事实上未生影响）。我们过去一个月曾有多次电报叫你们如此做，你们到现在才想通这一重要点，不是平分兵力，而是以主力放在两锦方面。虽然在时间上应当一开始就如此做，从你们部队开始行动起到今天，差不多已有一个月之久，你们才把攻击盘点问题弄清楚，重新增加两个纵队到两锦方面去，可能对于作战要受一些影响（是否有影响及影响之大小，要看作战结果如何才能定），但是平分兵力的错误算是纠正了。从这件事你们应取得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是你们的指挥所应先于部队移动到达所欲攻击的方向去（这一点我们在很早就向你们指出了），由于你们没有这样做，致使你们的眼光长期受到限制。第二个教训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必须集中主力攻击一点，而不要平分兵力。
（三）攻击锦州的时间愈快愈好，但因为你们兵力尚未到齐，你们指挥所方才接近锦州附近，部队的攻城动员准备工作尚未进行，当然应当稍待时日，等候兵力到齐和完成准备工作，然后开始攻击。但是你们应当力求缩短这一准备过程，不要延迟太久。当然绝不要有任何的慌忙。
（四）关于不应当回头攻长春的理由，不是如你们所说的“太费时间”以及“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而是如我们昨日17时及19时两电所说的那些理由，即如果你们真回头攻长春，你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就拿突围一点来说，目前该敌突围愈迟愈有利，不突围更有利。
（五）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按照你们3日9时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持地实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
“甚好，甚慰”之后，毛泽东回复的电报中，“完全正确”，“完全同意”，“计划甚好”，“计划极好”，又恢复了10月2日前的字样和口气。攻克锦州后，毛泽东说：“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
林彪有几员得意的大将，毛泽东的大将更是非同寻常。林彪靠他们纵横黑土地，毛泽东靠他们打天下。而在黑土地和后来的平津战没，以及进军中南，毛泽东主要靠的是林彪。毛泽东再伟大、再天才，单枪匹马也不能征服中国。毛泽东巨大的魅力，不仅表现在对流血的政治的透视和驾驭，还表现在对各位大将的了解和统帅。对林彪，毛泽东是深知其人，深爱其才的，当他由衷地赞叹着“甚好”、“极好”、“完全同意”时，那心头，大概是免不了再叫几声“这个林彪”的。
毛泽东和林彪等人关于辽沈战役的学术大研讨，以连珠炮般的4A电报进入高潮，终于在结尾处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虽然拖延了一段时间，但什么也没耽误，坏事变成了好事，而且随着对战役的理解更加深刻，那决心和信心也更加坚定了。
国民党则是好事也把它弄坏了，更何况这时候它还能有什么好事呀？
亲历者的回忆
梁必业
（时任东北野战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
……对于争取全部歼灭东北之敌的问题，中共中央军委、毛主席早在东北冬季攻势尚未结束时，就曾有此考虑。
1948年2月7日，曾就此问题致电东北野战军，提出下一步作战重点宜置于北宁线上，以便“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意图。
在东北野战军首长定下以主力南下北宁线的决心之后，中共中央军委、毛主席根据全国战局的发展，又于9月7日致电东北野战军领导人，指出：要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
还指出：应将主力使用至锦州至唐山之线，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
“而置长、沈两敌于不顾，并准备于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
——摘自：梁必业《辽沈战役中的第1纵队》
程子华
（时任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
在东北战场上，我军经过1947年夏、秋、冬三次攻势之后，国民党东北“剿总”所属的55万军队以被迫龟缩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联系的地区，处于分割孤立，欲守无力，欲走难舍，犹豫观望，举棋不定的状态之中。
中共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审时度势，即时作出了“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决策，决定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截断北宁线，首先把主攻方向指向锦州，封死国民党军撤回关内的通道，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并吸引长、沈之敌来援，在运动中加以全歼。
——摘自：程子华《第2兵团在辽沈战役中》
注释
[1]东北野战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之一。原为抗战后期进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发展演变而成，曾先后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1948年8月奉命改编为东北野战军，辖12个步兵纵队，以及炮兵、铁道兵2个特种兵纵队，又14个独立师，总兵力达70万人。1949年3月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2]朱可夫：苏联元帅。1918年参加苏联红军。1919年加入俄共（布）。曾任苏军骑兵团长、师长、军区司令、副国防人民委员兼总参谋长等职。1939年，在诺门坎战役中，重创日军。卫国战争期间，曾参与指挥了列宁格勒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库尔斯克会战和攻克柏林等重大战役。1945年5月8日夜代表苏军最高统帅部接受法西斯德国投降。战后，任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国防部部长等职。
[3]高岗：陕西横山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陕甘红军游击队第2大队政治委员，临时总指挥部政治委员，红26军42师政治委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等职。
[4]曳光弹：单体内装有曳光剂，在飞行中能观察到其弹道轨迹的炮弹和枪弹的统称，弹头头部涂有绿色标志。主要用于试射、射击、修正、目标指示和在夜间进攻中标示进攻方向。除专用的曳光弹外，对坦克、装甲车辆、飞机等活动目标射击的炮弹弹尾也装有曳光管，以便射手根据显示的弹道轨道，观察射击效果和修正射击。
[5]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其前身是“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初改为抗日军政大学，校址延安，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的大学。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他为抗大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学员以部队调干为主，还招收投入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知识青年，学习内容有马列知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众运动、游击战术、政治工作等。在抗日战争时期，抗大共举办了8期，培养了20余万名军政干部。
[6]李天佑：广西临桂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7军58团团长，红5师师长，第30军参谋长，红4师师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686团团长、代旅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北满军区参谋长，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38军军长，第13兵团第一副司令员等职。
[7]堡垒：由一个或几个筑城工事组成的独立防御工程整体。18世纪至20世纪初，堡垒是堡垒（炮台）式要塞或野战筑垒阵地的组成部分。其种类有露天式和掩盖式两种：露天式堡垒一般构筑1～2道土质壁垒，壁垒前面挖有壕沟，并设置障碍物；最早的掩盖式堡垒是一种有火炮射孔的多层石砌碉堡，19世纪逐渐采用混凝土、钢筋混凝土构筑并出现了钢质炮塔。
[8]军衔制：按照军衔区别军人等级的制度。军衔制产生于15～16世纪的西欧国家，到17～18世纪，相继为世界许多国家所采用。在现代，军街制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军队的重要制度之一。实行军衔制度，有利于军队正规化建设，有利于诸兵种协同作战，也便于国际交往。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1965年取消。1988年起，实行新的军衔制。
[9]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的社会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动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抗日战争时期，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到1948年，解放区已在1亿人口的区域完成了土地改革，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从而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10]古德里安：德国装甲兵创建者，被西方军界誉为“德国坦克装甲兵之父”、“闪击英雄”。早年就读于军事学院和柏林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受命组建德军第一支摩托化部队，并因积极倡导装甲战的理论而受到希特勒的注意。曾任坦克军军长，坦克第一集群司令，德国陆军总参谋长等职。进攻莫斯科失败后，古德里安被解除了职务。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被重新起用。1945年3月，他再次被解职，5月，成为美军俘虏。1954年，病逝于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