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沈从文其人

沈从文生于军人世家，年幼时便被送到一所私塾接受教育。他十分聪敏，记忆力超群，学东西很快。但私塾授受的课程呆板无趣，无法吸引他，无法满足他的好奇心，所以他开始旷课、逃学，到外面的世界读一本“大书”。他在小镇里四处闲逛，观察铁匠、鞋匠和伞匠们的日常劳作；他下河游泳、摸鱼，上山摘瓜果、捉蟋蟀。他近距离地观察自然，观察各种事物、各种活动的细微特点。他能毫不费力地辨别各种昆虫的叫声（沈从文，2002：250—263）。这种亲近大自然的丰富经历使他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并为他之后牧歌式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十三岁时，沈从文便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活。一开始是当预备兵，后来成了上士文书。这段从军经历为他后来的写作积累了又一种丰富的素材。当时湖南西部的军队主要由统治当地的军阀控制，士兵的日常工作包括收税以及到周边地区剿匪。因此，士兵的日常生活经常是待命而并非上前线打仗，但杀人并不少见，这甚至被士兵们当成一种娱乐（Kinkley，1987：37—55）。但沈从文在这段时间结交到了有学识、有见解的人，也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看书学习。正是在这一时期，沈从文开始阅读有关中国历史和西方文学的作品，对他影响深远的作者及作品包括司马迁写的《史记》、班固写的《汉书》、林纾翻译的狄更斯的小说以及其他作品。他也开始学习写作和书法（Kinkley，1987：58—60）。这一时期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为他之后的作家生涯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和写作素材，他根据这一军伍经历，创作了小说《顾问官》《新与旧》《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夜》《哨兵》《会明》，等等。

二十年代初期2，沈从文去了北京，立志从文。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是位开明人士，允许沈从文坐进了北大的教室旁听。这一时期，沈从文生活窘迫，甚至经常没钱吃饭（Kinkley，1987：80）。随后，在北京的著名作家郁达夫的帮助下，沈从文开始发表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他奋力写作，既出于对文学创作的热情，也迫于生活的压力，是那个时代最为勤奋且多产的作家。从1924年到1932年的八年期间他写了四十本书，在文学圈里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惹人注目，并以此为资本开启了在学校教书的生涯。从二十年代末到1949年，沈从文先后在上海的吴淞中国公学、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3、北京大学和昆明的西南联大任教。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又回到北京大学任教。他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大都是在1930年到1940年间写成的。但到了1948年，沈从文自觉“这种文学对于迅速变化的时局无益”（Kinkley，1987：266）4。或许正如金介甫指出的那样，这种自觉意识使他离开了文坛。1950年他去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并对中国物质文化做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因而，三十二卷的《沈从文全集》5（张兆和等编，2002）中有五卷与物质文化有关，涉及中国古代服饰、丝绸、铜镜、陶瓷和漆器，沈从文也成为首屈一指的文物专家、物质文化史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