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伊比利亚半岛人？

为什么伊比利亚半岛人成为16世纪海外扩张的先锋和海上帝国的缔造者？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一直争议不断。答案各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原因之间都相互关联。在15世纪时，最初的卡斯蒂利亚海上计划意图寻找新的资源，后来又有了各种使卡斯蒂利亚在海外扩张中处于有利地位的综合因素。葡萄牙的西部辐射计划似乎更可以理解，葡萄牙的海岸线漫长，内陆面积小；而且长久以来葡萄牙都受制于东部的敌人。伊比利亚半岛两国的紧张关系也促使两国竞相进行海外探险：一国的成功激励着另一国的行动。这种竞争激发了探索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同时带来了焦虑，也增强了活力。

半岛上的社会发展受限，再加上埃斯特雷马杜拉或卡斯蒂利亚等地区还有一定的人口压力，因而他们纷纷把视线转向海洋。另外，在整个漫长的中世纪，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纷争不断，一直致力于领土收复，几个世纪以来积蓄的力量一经爆发，最终带领他们远远走出直布罗陀海峡。当他们来到非洲北部时，发现这里的社会富足有序，很难征服，但贸易之路却很畅通。

正如历史学家约翰·哈克斯塔布·艾略特(John Huxtable Elliott)所言，在一次次的收复过程中，伊比利亚半岛人学会了把财富看作可以被带走和可以从敌人手中抢夺的东西。同样，他们把土地视为财富，把外国人视为仆从或奴隶。在卡斯蒂利亚人的观念里，统治在于实实在在地抢夺并占有土地。这就是为什么面对葡萄牙的扩张，或者之后面对英国、荷兰的扩张，卡斯蒂利亚人都选择在征服的领土上建立城市实行统治和控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像巴利阿里群岛这样辐射周边的贸易和海运中心，像阿拉贡王国在地中海沿岸的城市和安达卢西亚、葡萄牙或者北部卡斯蒂利亚的港口，都有着悠久的贸易传统。由于热那亚和威尼斯的经济贡献而变得更强大的贸易公司，也吸收了马格里布阿拉伯人的商业精神。利益的交融让商人、金融家和士兵在大西洋计划中团结合作起来。在骑士理想的影响下产生的冒险精神，征服新领地并让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的使命感——从10世纪以来激励了伊比利亚人几个世纪的动力——最后再加上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延伸在大西洋上），这些因素都无一例外地与探索未知世界的冲动密切相关。在地理大发现的前夜，充满了变革渴求的欧洲社会，在焦虑，在审视，渴望扩张，但其东面还受到先进的土耳其的压制。古老的欧洲大陆处在动荡之中。从广义上来讲，欧洲还没有定型，欧洲人开始以即将在文艺复兴中全面绽放的思想为参照进行自我审视。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伊比利亚半岛的特殊背景：加那利群岛的占领增强了地理优势；无与伦比的人力和经济资源（卡斯蒂利亚）以及优良的港口群（加的斯—塞维利亚）；埃斯特雷马杜拉和卡斯蒂利亚人惯于迁移的特点；强大的海上传统；收复失地运动结束激发了经济、精神和地理上的开疆扩土；强大的君主国作为后盾，由于多次战胜具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而振奋，拥有重要的财政和军事资源，具有现代国家意识，也就是说能够凝聚举国之力，实施代表国家意志、带着神的意志的计划。

象牙盐盅

大约1550年前的雕刻作品，发现于贝宁城（原尼日利亚埃多），作品展现了一艘大船和一位葡萄牙贵族，反映了在14世纪到15世纪葡萄牙人在非洲大西洋沿岸定居的情形（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天主教双王和孩子们

伊萨伯拉和斐迪南在他们的两个孩子胡安王子和伊萨伯拉公主的身边。这幅描绘了天主教双王敬拜圣母的木板油画作品，创作于1491年到1493年。这期间正是他们和葡萄牙王国争夺海上霸权的时期（现藏于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历史学家费利佩·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Felipe Fernández-Armesto)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有利的风向下”。东方人的船队比欧洲人先进得多，而且他们拥有更大的船只，更好的驾驶技术，更安全，更快速，但是为什么东方航海者没有开辟欧洲和美洲之间的航线？答案是逆风。逆风使印度洋出海向南和向西航行都变得困难。由于太平洋上风向固定，向西而行始终是逆风航行。而大西洋受信风控制，一年中的风向比较有规律可循：从非洲西北角来的风向西吹，在赤道上空直到加勒比海画出一条弧线。在大西洋的南部半球，也是一种有规律的重复。从非洲南部来的风向着巴西海岸吹。从加勒比海返航时，暖流和北大西洋的风会助推船只驶向欧洲。如果没有这样有利的风向，欧洲的航海家很难到达新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