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Over the Edge of the World
航向世界尽头的麦哲伦舰队
从麦哲伦舰队幸存者完成人类首次环球航行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500年。15年前，我根据麦哲伦令人震惊的环球旅行写成的《麦哲伦与大航海时代》首次出版，从那时起，这本书便有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我在多年繁重写作过程中未曾想象到的。
本书的创作灵感源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与我上一本关于美国探索火星的《火星之旅》有密切关系，我觉得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在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科学家和工程师打交道的过程中，我细心观察他们设计和执行火星探索任务，并偶尔听到有人提到麦哲伦的名字。
“麦哲伦”既代表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于1989年向火星发射的飞船名字，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探险家。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把一艘自动驾驶飞船与几个世纪之前的航海家联系起来？他们解释说，麦哲伦和他的同龄人一样，崇尚“聪明的探索方式”，即朝着特定目的地出发，并使用最好的地图和其他辅助工具。同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管理者和科学家一直为了实现特定的科学目标和战略目标而勤奋工作，而这些目标包括人类进行太空旅行。在那之前，我并没有把麦哲伦视为一个能够激励我们探索太空的人物，更别说把他作为一本书的主题了。
不过，从孩童时代起，航海故事就让我着迷。水手们所忍受的苦难、他们所到过的奇异之地以及见过的神秘动植物，都有某种不可抗拒的魅力，他们的传奇故事比小说还要精彩。趁着写书和出版书籍的间隙，我经常徜徉于图书馆，想寻找一个与众不同的航海故事，但那些故事都无法激发我的想象力。
在20年时间里，我参观了很多海洋博物馆，并在楠塔基特岛（Nantucket）度过了几个夏天，还带着我的儿子一起去航海。他后来成为一名技艺高超的激光级（Laser Class）帆船选手。
最后麦哲伦占据了我的大脑，我开始考虑是否要叙述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麦哲伦表现出与北欧人截然不同的情感，他具有魔鬼般的人格：奋发图强、好幻想，而且知识渊博。他充满了神秘感，让人捉摸不透。遗憾的是，麦哲伦生前只留下了只言片语，他的著作也沉入海底。当代心理学分析也不适用于麦哲伦。
此前，我曾为热情奔放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写过传记，当我描绘他的人生时，他仿佛就坐在我身旁。与阿姆斯特朗不同的是，除了极少数基本信息以外，我对“真实的”麦哲伦一无所知。我只能想象他站在舰船甲板上的样子，除此之外，我很难想象他出现在别的地方，但航海生活正是故事的重点。这位神秘人物让我日渐着迷，与他相比，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笔下的亚哈（Ahab）船长看上去就像一位圆滑的外向之人。
我还面临着其他困难。关于麦哲伦的资料以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法语居多，英语资料屈指可数，且每种语言的手稿内容往往忽略其他语种的内容。我的解决办法就是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我自己懂法语，只要请人把其他语种关于麦哲伦的故事翻译成英文即可。通过这种方法，我重现了麦哲伦环球航行的各方面细节。
接下来，我前往世界各地查看一些重要的原始文件，这些文件在网上和绝大多数图书馆都是找不到的。位于塞维利亚的印度群岛档案馆（Archive of the Indies）是主要资料来源处，该档案馆曾是座雪茄工厂，那里保存着大量与西班牙探险相关的官方文件，同时也是法国作曲家乔治·比才（George Bizet）和歌剧词作者们排演歌剧《卡门》的场地。
另一个资料来源处是离家较近的美国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的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John Carter Brown Library），这是一个侧重探险主题的双语图书馆，工作人员非常博学，我每次去查阅资料都颇受启发。
在我研究历史档案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时刻莫过于拜访耶鲁大学的贝尼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Beinecke 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那天早上下着大雪，我从纽约驾车前往该图书馆，查阅了几本存世的著名期刊副本，这些副本是由一位名叫安东尼奥·皮加费塔的年轻学者和外交官保存的。
皮加费塔自愿追随麦哲伦，成为此次环球航行的官方编年史官，参与了这一历史性事件，并最终成为少数幸存者之一。对于此次航行，领航员、水手和其他人都有其独特的叙述角度，但只有来自威尼斯共和国（Republic of Venice）的皮加费塔试图描述整个旅程，包括屠杀和狂欢、植物学与天气，以及环游世界的恐怖、悲伤和兴奋。
耶鲁的图书管理员拿出了一部盖满灰尘的大部头，然后把它放进泡沫做成的吊篮里。这部书简直比足本词典还要大，书的封面写着《第一次环球航行》（First Voyage Around the World），作者正是安东尼奥·皮加费塔。我戴上白色手套，打开封面，翻动着里面的羊皮纸书页。书中的天蓝色、金色和黑色依旧如此绚丽，仿佛纸上的墨水还没有干，装裱图书的饰物仍然闪闪发亮。皮加费塔在书中画了很多简易插图，以帮助读者理解他的观点，并使读者无比向往那个神秘、纯洁和已经消失的世界。当我翻阅那些未受岁月侵蚀的书页时，顿时觉得500年的时空间隔消失了。我仿佛能听到海浪的声音，就像用海螺对着耳朵一样专心倾听着海螺里大海的咆哮声。
直到那一刻，我才完全投入到这本书的写作中。多语言资料、故事的奇幻性以及与当代生活相距甚远，这些因素都曾让我望而却步。不过我完全被皮加费塔的精彩故事迷住了。我开始确信这是一个我必须要讲述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我所讲的故事可信度较高。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挖掘那些尘封已久的历史事实，并把它们当成考古现场发掘出来的恐龙骨，按适当顺序重新进行排列组合。
后来，我还拜访了与麦哲伦相关的重要地点，这加深了我对他的人生和那个时代的理解。除了到访塞维利亚和公认的麦哲伦出生地、位于葡萄牙的萨布罗萨（Sabrosa）之外，我还追随他的足迹，穿越麦哲伦海峡，到达南美洲最南端附近。
在为这本书做调研的过程中，我周围的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都在发生变化。
2001年初，我哥哥死于霍奇金淋巴瘤；六个月后，我父亲意外去世了，而我和妻子的长久婚姻也在走向破裂。我的文稿代理人苏珊娜·格鲁克（Suzanne Gluck）说，我也在走向世界的边缘。
几个月后，发生了“9·11”袭击事件，爆心投影点距离我在纽约的家只有几英里。该事件一夜之间彻底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现代人的生活变得动荡起来，而麦哲伦也许早就意识到了这点。那是一段奇怪的时期，人们不再外出，路上不再车水马龙，整个世界都愕然止息。写书就变成了一种安慰和逃避，而不是繁杂的工作。
在此期间，一位热心的朋友劝说我参加了一场由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彼得·庞西（Peter Pouncey）教授主持的编史研讨会（即探讨历史写作）。我阅读了李维、塔西佗、希罗多德和其他熟悉历史动乱时期的史学家所写的大量资料，这让我又回到学习拉丁语的痛苦中。多年后，这份痛苦仍然令我记忆犹新。我开始把这些大师的经验运用到对麦哲伦的研究中，有时候也试着模仿他们精确简练、公正、平静以及不带任何意识形态的故事描述方式。
重现史无前例的探索
2002年1月，当我开始麦哲伦海峡之旅时，全球旅游业已经跌入谷底（我原本打算接下来去菲律宾的，那里是麦哲伦殒命之地，但“9·11”事件发生后，恐怖袭击的阴霾仍然笼罩着全世界，这段行程似乎有点不明智）。带着一位勇敢的同伴，我从纽约飞到地球最南端的城市之一：蓬塔阿雷纳斯（Punta Arenas），然后登上一艘小型游轮。我们乘船穿过令人惊叹的麦哲伦海峡，从海峡的一端航行到另一端，然后折返回来。
一路上，我做了详细的笔记，拍了很多照片，并将当代资料与500年前麦哲伦和他的船员所做的记录和插图进行了对比。这条海峡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或者说没有明显变化。自然环境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同时兼具保护性和破坏性。我看到的景色和吸入的空气都是麦哲伦经历过的。开始写作时，我把自己观察到的事物和麦哲伦手下的所见所得结合起来，重现了麦哲伦海峡的壮观景象。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们也影响着我对这个环境的理解。训练有素的科学家擅长用精确技术来描述自然现象，而这种精确性在新闻史或大众史上是很少见的。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既是对自然的探索，也体现出了人类的冲突和渴望，所以，每当我观察到阴郁的海峡、蓝色的冰川和叽叽喳喳的企鹅，总会不由自主地运用包括地质学、植物学和气象学等“科学”方法去分析这些赋予这个世界独特色彩的事物。
麦哲伦和他的船员常常不明白他们所经历的事物。航行开始时，他不知道太平洋这个地球上最大的水体到底有多大；在偶然发现麦哲伦海峡之前，他也不知道海峡到底在哪里。而这就是“探索”一词的定义之一，即找到某种你不知道其存在的事物。我记得，我出席过一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举办的火星探索新闻发布会，在场记者争相向科学家们提问，问他们打算在火星上发现什么东西。最后，一位科学家说，如果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人事先知道他们要探索什么，那就称不上“探索”了，不是吗？
航行之初，生性刚强的麦哲伦与传统意义上的船长别无二致，他带着明确的商业目标起航，要为西班牙国王带回丁香或其他货物。然而，在艰苦航行中有了惊人发现之后，麦哲伦已经进化成一名从事精神探索的探险者。
距离家园千里之外，各地风土人情截然不同，那里的政府、婚姻习俗和语言都不同于他所了解的欧洲和地中海社会。他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来自预料中的风暴灾害、饥饿或疾病，因为技术和运气足以让他在这些灾害中生存下来；最大危险反而来自他手下那些叛变的船员，其中几名叛徒认为他们比麦哲伦更有资格领导这次远航。
他们发动叛变，回到西班牙，四处宣扬麦哲伦背信弃义和无能。这样既为他们自己的叛逃行为找到了借口，又能确保麦哲伦一旦回来就会立刻被监禁、审判和处决。正在环游世界的麦哲伦变成了一个无国之人，不但被自己的祖国葡萄牙所拒绝，也丧失了资助这次航行的西班牙国王的信任。
颠覆宇宙学与地理学的时空之旅
麦哲伦对海洋、陆地和天空等宇宙万物的认知仍在不断扩充。例如，他首先注意到了如今被称为“麦哲伦云”（Magellanic cloud）的天文现象。他观察到夜空中有微弱的云雾状天体，这实际上是与银河系相连的两个矮星系，至少在南半球是如此，所有这些星系都是肉眼可见的。
如果说太平洋的大小让麦哲伦难以想象的话，那麦哲伦云的大小和范围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范围。这些天空中的斑点由无数恒星和星系组成，而在麦哲伦时代，人们是不可能想象得出这些天体的，因为他们仍然相信所有天体都围绕着地球旋转。按卡尔·萨根（Carl Sagan）的说法，地球只是茫茫宇宙中一个“淡蓝色的点”，但麦哲伦及其船员根本无法接受这个观点。
当麦哲伦航行穿越地球表面时，他也在时空中旅行，展开了一次多维度的宇宙学之旅。尽管这次旅行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地球的理解，但却让他感到困惑。
值得一提的是，在麦哲伦时代，几乎没有人认为地球是平的。看到离岸船只逐渐消失在地平线以下，任何水手都会告诉你地球是弧形的。它也不像人们想象出来的世界地图所描绘的那样，逐渐变成“薄雾”。岛屿没有浮在海面上，美人鱼也不会用魔法迷惑易上当的水手，更没有强大的水下磁铁吸走船体的钉子——这些迷信说法已经被麦哲伦证实是错误的。他的环球航行证明世界是圆的，而且大部分被海水覆盖。即使向西航行，也有可能到达东方，而且几乎可以到达任何海岸线。
所有这些意外发现都让麦哲伦感到不安，他所看到的世界比他想象的还要多姿多彩。500年后，我面临的挑战就是把1520年左右的世界写成一本书。我笔耕不辍，想把当时发生的事情都记录下来。这本书终于完成了，但有一个问题：我写出来的文字几乎是我应该写的两倍。我的责编亨利·费里斯（Henry Ferris）为人彬彬有礼，技术娴熟，说话从不拖泥带水。他对这本书充满热情，对手稿审得很严。经过他的梳理，这本书变得更简洁、更具可读性，因为一些无关的内容已被删除掉了。
2003年10月，这本书出版了。几个月后，其他语种版本也相继问世。我被来自世界各地读者的反应吓了一跳。这是我的第七本书，我还以为我多多少少了解自己的读者群体，但没想到这本书的读者范围超出了我的想象，他们来自美国各地、瑞典、菲律宾、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巴西，甚至在海上航行的船只。
水手们的反应非常热烈，失眠症患者也是如此。我的初恋从遥远的驻外使馆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她也拜读了我的大作。我的母亲注意到文稿排版的一些小错误，并在书中做了旁注和提问。我拜会了葡萄牙总理，他请我为葡萄牙经济提点建议（可我没有任何建议）。
本书如今仍在各国陆续出版。我听说过印尼语版本已经面世，但我从未见过该版本，甚至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也难以寻觅其踪迹。我女儿巧妙地删节了部分内容，使它更符合年轻读者的口味，一个新的版本出现了。我很高兴这本书有了自己的生命，并成为麦哲伦环球航行50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葡萄牙成立了一个全球性的麦哲伦网络，它将回顾这次非凡的旅程，并反思它对全球商业、文化和“历史”的意义。
读者对作品的反响让我感到惊讶。起初，我只想写一个扣人心弦的好故事，让人们熬夜翻着书页，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还想对我们所居住的世界表达一种惊奇感，因为在500年前，一些勇敢、大胆和自负的探险家也体验过同样的感觉。
如今，麦哲伦环球航行常常被视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海上航行，它仍然激励着今天的探险家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火星探索任务便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