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召唤，有如神谕
命运之途，会出现如同梅里雪山一样壮观的峰峦，令人向往又充满危险。1996年前后的李书福，恰好站在“梅里雪山”面前，在怦然心动之余，正盘算着如何征服它呢。
这座雪峰有一个尘世的名字，叫“汽车产业”。
有一个声音在召唤着李书福，如同神谕。经历了各个行业的创业，在他内心深处从没有放弃过造车的梦想。等到他成为千万富翁的时候，又说要造车，而且是想造轿车，迎来的却是别人的嘲笑：“你一个平民老百姓，一没技术，二没国家允许，怎么造车？”但他还是不死心。
那时的经济社会环境，并不利于民营企业造汽车。李书福的“造车行动”遇到四大困境：人才难觅、技术缺乏、资金不足、政策受限。其中“政策限制”是致命的，其他方面的匮乏也同样形成各种障碍。自李书福决定造汽车开始，不仅受到业内人士质疑，周围人包括整个家族和大多数亲友都不理解。鄙夷与漠视是一种“人造沙漠”，几乎无法逾越。
当时，没人相信李书福能够造出汽车，更别说陪着李书福一起干。
李书福至少要把家人、合伙人说服，让造车能够拥有资金基础。于是，他召开了一个家族式的“董事会”。经过一番争论后，最后李书福在会上说：
李书福的摩托车合伙人——他的兄弟们，看到李书福如此坚定，商议之后也作了思路调整，允许他拿出自己投入摩托车厂的一亿元去搞汽车。事情就这么定了。钱的问题，还有失败的后果，李书福没有想得那么多。他似乎从不考虑失败之后怎么办，想的就是如何成功。李书福决定转行造汽车，就是从这一亿元资金开始的。
李书福的想法跟当时很多人相反，那些阻碍他进入汽车行业的困难，在他看来却是机会，“作为已有100多年历史的汽车产业，从总体上来说已经成熟、规范了，把人家成熟的东西拿过来，为我所用，这可能是一条捷径”。鲁迅的“拿来主义”，这时成为李书福干实业的圭臬。
李书福造车的意义，不仅关乎他个人成功与否，更在于在整个社会发生巨变的时候，又“制造”了新的旋涡，带来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可能性。虽然艰难，却是值得。多年来他积蓄力量“以求一逞”，很快就找到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汽车。
李书福自长大成人到现在，一直在做人家想不到的事。
对他的行为举止，不管是谁，无论是出于善意还是别有用心，都是从不理解开始的。多年按部就班的社会，高度的秩序感，人言可畏的生存环境，制度性资源的匮乏，容不下这等“出格”或“出奇”的事。
若置身西方语境，完全可归之于“天才与社会”的冲突。
当然，李书福不认为自己是“天才”。只是，以李书福的眼光和市场嗅觉，包括他在洛杉矶高速公路上看到汽车潮水般轰鸣而来时所激发的强烈愿望，觉得一个时机业已成熟，驱使这个不安于现状的人进军汽车行业。[21]只是当时苦于缺乏资金、机会和技术，他才选择了摩托车行业来供自己蓄力。
为进入汽车行业，李书福找过省机械工业厅的领导。这个领导以为听错了，直到李书福再次证明自己要造汽车，他就问李书福一连串问题：怎么造车？发动机问题怎么解决？资金、人才和技术在哪里？李书福看到情形不对，就赶紧来了一个缓兵之计：“我也觉得生产汽车有困难，我能不能去研究汽车呢？”这个领导说，研究汽车应该没有问题，那是你自己的事，只要不做违背政府规定的事，可以去尝试啊！
今天有人会说，这两人讲的不都是废话吗？但那时汽车就是一个禁区。当时李书福“研究汽车”这番话，是为自己搞汽车作了一个铺垫。最重要的，他可以以此为理由跟省以下的政府官员去打交道了，比如土地、项目和政策，各种优惠和便利。真可谓“今天寻常事，昨日犹攀岩”。
后来他回忆说：“那时我决定要研究、生产汽车，除了我自己信，还有小部分人信，真没有太多的人相信”；“虽然面临很大挑战、很多困难与问题，但商业空间很大，商业机遇期也很长，有足够的时间打基础、练内功，有足够的时间培养、培训人才，也有足够的时间、空间允许我们犯一次或几次错误……在汽车行业内有一句话，‘你恨谁就叫谁去造汽车’，当然我要造汽车，不是因为谁恨我，而是我自己的选择。”[22]
汽车，既是工业革命之花，也是人类梦想的“超现实版”。
几乎所有即将进入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精英，都会有一批对汽车怀有梦想的人。诸如，卡尔·弗里德里希·本茨，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创始人之一，现代汽车工业先驱者，人称“汽车之父”；亨利·福特，是百年前美国的一个，奇人；安德烈·雪铁龙是法国的一个，丰田喜一郎是日本的一个，李书福是今日中国的一个。
显然，“民间造车第一人”还不足以概括李书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