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童年生活
我的家族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知识分子，投身教育事业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理想和实践，我们兄妹四人长大后，先后都走进了教书育人的队伍，看来也确是有此渊源的。爸妈搞民众教育，既教学生也教老百姓。
1928年，父母到茅家埠小学，同行的还有我一岁的大哥哥。几年后，二哥哥、妹妹相继出生在茅家埠。茅家埠是爸爸妈妈倾注了大量心血，一生事业开始的地方，也是我们兄妹四人受到启蒙教育渐懂人事的地方。大哥哥虽在广德出生，但两岁以前就被带到了杭州。我1931年出生的时候是在城里面的青年路，是解放路那个地方的一条小路，旁边有一个新华书店。那好像是一个私人生产的地方，生完了以后就回到茅家埠去。在这里有我最美好的童年记忆，也有形成我性格，终生挥之不去的烙印，这都和爸爸妈妈那时候给我以语言和行动的教育分不开的。茅家埠的父老乡亲亲切而尊敬地称呼爸、妈郑先生、陈先生，呼我们四兄妹直叫小中、小冲、小树、小城。我们全家对茅家埠有一种特殊亲密的感情。
茅家埠是原来从杭州城里乘船过西湖去灵隐寺朝山进香的必经之地，这样上香客可以省掉辛苦步行远得多的陆路，直接乘船经过湖心亭遥看三潭印月，经阮公墩穿过苏堤的压堤桥经郭庄，再穿过杨公堤的卧龙桥，进入茅家埠的水道，直达茅家埠的下埠头。一边休息一边欣赏湖上胜景，再从下埠头上岸，歩行经黄泥岭上灵隐寺。因此茅家埠这个小镇早先十分热闹，有很多的店铺。到灵隐朝山进香的很多是外地游客，尤其是上海游客，他们带来大量消费，也带动了必经之地茅家埠的繁荣。但是人流在漫长的岁月中造成垃圾沉积，渐渐淤塞了进入茅家埠的河道，最终造成了香客和游客不得不在远离下埠头的地方，弃船登岸在田埂上步行，而这时杭州开始有了永华公共汽车公司，开通了直接从城站经湖滨到灵隐的路线，乘汽车去灵隐既省力又省时，乘船过湖经茅家埠的客流越来越少，茅家埠逐渐衰落了下来，这也正是爸爸到茅家埠创办茅家埠小学时当地的情况。
当时，茅家埠小学刚成立，需要一个校长，1927年成立的很有名的天长小学也想要聘请我爸爸，但最后他选了茅家埠。那时妈妈已在建设厅工作，参与筹备西湖博览会。我家住在平远里9号，是完全有条件在市区工作的，但是他为了实现从事乡村教育的理想，选择了茅家埠，妈妈也辞去建设厅的工作，和爸爸一起去了在当时比较穷困的茅家埠。我的父母都来自安徽广德县，我们的祖父是廪生（“府州县经岁、科两试一等前列者方能取得廪生名义”“每月给廪米六斗”。祖父在文庙设馆教书，也收一些束脩，就是学生交的学费）。尽管每月可以领到六斗米，加上束脩，但由于子女多，六个儿子一个女儿，所以家境穷困，全家住在他教书的文庙里。祖父对子女管教很严，经常会拿着鞭子教育父亲和叔伯。父亲毕业于安徽宣城师范学校。校长是章伯钧[1]，老师是恽代英，他受到进步开明的思想引导，曾参加过学潮。1957年反右运动后，柯庆施到上海说右派划少了，这样爸爸因为是章伯钧的学生而被划为右派。（见附录：爸爸的两个老师）后来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写了一本书《往事并不如烟》，送给我哥哥一本。这是后话。
父亲受了恽代英、晏阳初、陶行知（他们都是乡村教育思想的践行人）这一批民国知识分子的影响，1931年创办了茅家埠小学和民众教育实验馆，从事乡村教育和贫民教育，并以教育为崇高的终身事业。
学校很小，我们一家住在楼上，楼下就是教室。楼板上还有洞洞，我趴在地板上就可以看到楼下的学生。据二哥哥讲，天井有一口大缸，爸爸在里面种了一株荷花，没想到开出来的竟是一茎双朵的并蒂莲，爸爸妈妈都非常高兴，还拍了照片。记得有一张是全家人都有的，最小的妹妹郑城是抱着的，大哥哥、二哥哥和我站在前面，这时我大概是三岁。
妈妈会画画，我记得她在校门口的木板墙上画了一只司晨的大公鸡。早上学生一进来就先跟公鸡打招呼。妈妈扎了一个八角形的绿色风筝，上面粘了很多金星。带我们到学校对面的高坡上放，风筝越飞越高，越飞越小，小金星被风吹脱了满天飞舞，金光闪闪好看极了，我们围在妈妈身边欢蹦乱跳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
妈妈在我们初懂事时就给我们讲过她和家庭的故事。母亲出身于当地的大户人家，家里田地多，外祖父早年就剪掉辫子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反帝反封建革命，提倡男女平等，反对缠足，认为女孩儿要读书自强，“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三个女儿在家里接受私塾启蒙教育后，就到湖州女子师范学校[2]接受洋学堂的教育，这在当时是开风气之先的。妈妈姐妹三人，还有一个弟弟。大姐端庄温婉，照应弟妹，三妹陈学昭清秀美丽，弟弟聪颖过人，十六岁时以同等学力考上了东南大学，二姐陈淑昭就是妈妈自己。妈妈长得不如姐姐妹妹漂亮，但是双眼皮，眼睛大而明亮，嘴唇线条柔和分明，性格最像外公。三姐妹在湖州女师读书时，成绩总是班上前三名，被誉为陈氏三杰。妈妈的童年和青少年显然是非常幸福的。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厄运突然降临。下面这段妈妈讲的悲惨往事，至今回忆起来仍令人悲痛，催人泪下。
外公陈书是陈家长房长子，假期和继母所生的弟弟陈言骑马从南京回广德，快到家时，经过平时不宽的小河，河水上涨，河变宽了，桥也冲断了。年轻气盛的外公回家心切，用雨伞遮住马头，用力一鞭希望马能跃过去，但是暴跳进了溪里，水深流急，外公就此淹死了。弟弟没有跟着催马跳，后来回到了家。外公死了，妈妈全家失去了顶梁柱，不久外婆也悲伤去世，三姐妹和弟弟的命运由继房的叔叔婶婶做主，先把大姐嫁了出去。大姐因父母双亡心里悲痛，到了婆家就病倒了，而这时弟弟又得伤寒去世，大姐伤心已极，不久便撒手人寰。在这极为悲惨的时刻，家中长辈竟认为对不起大姐婆家，断然决定把三妹嫁过去作为续弦，三妹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带着丧亲失姐失弟的无比悲伤和痛苦，嫁到了姐姐的婆家，不久也追随着姐姐和弟弟去世了。妈妈从此成为上无父母，又无亲手足，孑然一身的孤儿了。妈妈的这段悲惨身世，和外公在世时对她的教诲，对妈妈倔强好胜性格的形成有极为深刻的影响。
我们兄妹虽然从未见过两位姨妈和舅舅，但是在心里有深刻的印象。万幸的是，外公在世时订下了我父母的婚事。这桩婚姻是我太外公订的。太外公是地方文教官，是督学，我爷爷是廪生，是文庙里的私塾老师，与太外公关系很好，由他们订下爸爸、妈妈的亲事。太外公家办家塾还叫爸爸去读书，所以爸爸妈妈还同过学，在一起拍过皮球。他们婚前相识，还利用两家交往的机会见面，说上几句心里话，这就是当时的自由恋爱了！爸爸妈妈后来在广德的婚礼也是轰动一时的，属于第一对文明结婚的夫妻。
妈妈从湖州师范毕业后做了教师，爸爸觉得落在妈妈后面有失面子，立即从宣城师范转到上海体操学校，毕业后当了老师，之后又到南京东南大学暑期班进修学习。爸爸的学历不高，但他勤奋好学，也善于学习。更由于热爱教育事业，因此他和妈妈从教师开始，经创办茅家埠小学进入了教育界，教育成为他们引为自豪的终生事业。
学校总共四五个教师，都身兼数科。通常父亲教语文、数学、体育，母亲教音乐、美术等。因为教育资源有限，学校采用的是复式教学模式，把两个年级的学生编成一班，由一位教师用不同的教材，在同一节课里对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教学的组织形式。教师给一个年级讲课，让其他年级学生做作业或复习，交替进行。
我们家当时很少出茅家埠，偶尔出去一次也是去城里洪福里的叔外婆家。叔外婆一家，是和我父母同时来的杭州。叔外公在省里上班，家里孩子都小，他的儿子只比我大哥大一岁，最小的女儿比我小两个月，我叫她小阿姨，她在杭州城里读书，小时候也喝过我妈妈的奶。我小时候还经常会欺侮这个比我小两个月的小阿姨。我父亲就帮他管管家里的事。当时教师待遇还不错，父母收入还可以，我们家的日子过得蛮好。父亲也喜欢带我们去慧光照相馆（现在的杭州照相馆）拍照。
那时候浣纱路还是浣纱河。因为公交车很少，到叔外婆家需要坐船到西湖边一码头（一公园），再走过去。一次乘船去城里，大哥哥躺在位子上看着天上的白云，重重叠叠各种形状变化无常，突发奇想，大声问爸爸妈妈：“天上的云挤不挤呀？”爸爸妈妈没有理他，他就一再问：“挤不挤呀？”弄得爸妈不耐烦了，连声说：“挤！挤！挤！”二哥也好奇了，就仔细盯着看，只见那些云一会儿像大狗熊，一会儿像大老虎，它们并不挤而是顺序地过去，在湛蓝的天幕背景前真是好看极了，奇妙极了。这幅湖上图景也说明那时的空气非常干净，没有污染，现在很难再看到了。
还有一次，爸爸妈妈带二哥和我回安徽广德参加爷爷的葬礼。妈妈为二哥做了一身军绿色华达呢的上装和短裤，显得很神气。我从小就长得漂亮，两个酒窝特别逗人喜爱，那时最出名的女电影明星叫胡蝶，大人看见我就喊我小胡蝶。爸爸妈妈带了我们两个稍懂事的在身边，把最小的妹妹交给大哥哥在家里照应，家里虽有佣人，但大哥哥也才十一岁，小学六年级学生，说明爸妈对孩子的放手和信任，也说明大哥哥在爸妈的心里值得信赖和担当得起。回到广德我们见到了二伯伯二大大、三伯伯三大大、娘娘和小叔六婶婶带着俊选堂妹妹。郑家在爷爷的葬礼上大团聚，还能记得起的就是穿着白色的孝服走在去坟山路上长长的送葬队伍，一部分大人和孩子乘坐轿子，前面还有吹打乐器的，回广德的印象大致就这些，其他都不记得了。
兄弟姐妹
那时我太小，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都是比我大两岁的二哥告诉我的，很好玩。
当年小学的后门外是一片桑园，大哥哥会带我们到后面桑园里爬到树杈上，坐着摘桑葚吃。好甜啊！经常吃得满嘴发紫才回家。一条小溪宽不过一两尺，从树间流过，雨后溪水里会有小鱼，大哥哥带了二哥到溪边玩，二哥看见小鱼半透明的，杭州人叫它马弱（肉）兰儿，情不自禁地走进溪水里去捉，小鱼从手缝里溜掉了，二哥又情不自禁地坐下来去抓，忘记自己是在水里，结果一屁股下去裤子全湿了。这时二哥大概四五岁，我也就两三岁吧。
二哥还记得两三岁的儿时趣事。包括穿着开裆裤骑到一个盛着开水的大铜壶上，（印象中大人称它“水车子”），水壶倒了，他跌坐到地板上，屁股和大腿被烫糊了，吓坏了大人，被抱起来，整整养了个把月，这以后他再也不会去骑水壶了。还有他和大哥哥两人在楼上房间里玩，大哥哥突然跟他讲，如果失火或者出事了可以裹着被子往楼下跳，不会受伤，说着大哥爬到床上用被子裹着整个身子从床里边往外滚，一下掉到地板上，他从被子里脱出来跟二哥说：你看，好好的吧，一点都不痛，不信你试试。二哥爬到床上，像大哥那样也用被子把身子裹起来，但是嫌闷看不见外面，就把头露在外面往下滚，没想到落下时头先触地，跌得生痛，幸亏是地板，床也不高，不然不是大包就是血口子，好险啊。当时我的两个哥哥就是这么顽皮。
二哥的关于童年茅家埠的记忆都和动物有关。他说，妈妈养了一只大白鹅，很亲人，见到我们就摇摇摆摆地走过来亲我们，爸爸妈妈都很喜欢它。有一天爸爸妈妈进城去了，大哥哥带了二哥在家里放炮仗玩，大哥哥突然想到一个点子，把炮仗系到鹅的尾巴上放，看看会怎么样。二哥当然赞成，心想大哥哥就是会玩，说着两人把鹅搂到身边，大哥哥把剩下的一串炮仗系到鹅尾巴的羽毛上，松开手就点着了。炮仗一响，鹅猛地一惊，拔脚就逃，炮仗拖在后面噼里啪啦连炸不断，鹅在天井里拼命地跑也摆脱不掉，又急又吓一下子变疯了，直到炮仗炸完它还停不下来。二哥和大哥哥站在房檐下看，又兴奋又着急，看着鹅的反常，完全失去了平时温和的样子，也吓呆了。等到静下来，他们向它走过去时，鹅恨恨地红着眼睛盯着他们，突然奔过来，伸直了脖子张着嘴咬向二哥的小腿，他吓得往后逃，它转身又追咬大哥哥，他们都逃，它紧追不舍。可爱的，温文尔雅、雍容大度的鹅一下子完全变了。他俩躲进房子里等它平静下来，没想到过了好一会再出来时，它仍然恶狠狠地向他们飞扑过来咬他们。大哥哥对二哥讲：鹅记恨我们了。二哥心里很害怕，想等爸妈回来就过去了。下午爸爸妈妈从城里带了我们喜欢吃的东西，高兴地回家，没想到走进天井时，平日亲热相迎的大白鹅突然冲向他们咬他们。爸妈对这个突然的变化有点奇怪但并没有特别在意，走进了屋子，二哥和大哥哥也不敢把淘气的坏事告诉爸妈，只当事情过去了。
没想到第二天我们走进天井，大白鹅一见我们就飞扑过来咬，见到爸爸妈妈也咬，见人就咬。这下妈妈奇怪了，问：鹅怎么变了？两个哥哥都说鹅变疯了。二哥不记得最后在知道把鹅逼疯的淘气坏事后妈妈是怎么责骂他们的，但是大白鹅是被杀了红烧吃掉了，鲜美的味道到今天他还念念不忘。二哥说，今天，他已经85岁了，再想起这件事来，心里突然有对不起大白鹅的愧疚难过，真的很难过，如今绝不会再那样做了，但是悟得太迟了。大白鹅在天之灵请宽恕八十年前两个淘气孩子的罪过吧！
还有一次是关于一只小松鼠。有一天，忽然在二楼窗外的廊沿上出现了一只小松鼠，翘着蓬松的尾巴闪烁着亮眼睛，捧着两只小爪子在胸前，可爱极了，我们几个孩子都凝神屏气地望着。爸爸说它是来找东西吃，说着就找了几颗落花生扔上去给它。小松鼠跑上前拾了回头一溜跑掉了。我们很失望。但没想到第二天同样的时间它又来了，一连几天都这样。我们求爸爸捉住它把它养起来，爸爸请学校对门的方木匠做了一个木头框架的铁丝网笼子，把吃食放在里面，松鼠进去后门会自动关下，笼子放在窗外廊沿上，果然小松鼠第二天来时自己钻进去了。我们高兴啊，这下可以围着它仔细看，跟它玩了。可是没有想到几天后笼子空了，小松鼠不见了。原来木框的柱子被咬了一个洞，它逃出去了。我们天天都喂它食，它为什么还要跑呢？木笼子扔掉了，没想到过了几天它又来了，还是到先前的地方，我们又给它丢花生吃，它还是捡了就跑掉，这样成了每天见面的好朋友。直到有一天它不来了，我们眼巴巴地等了几天，真的不再来了。那时候太小，只是失望，搞不懂为什么，现在回想，那是小松鼠在贮存食物，它从笼子里逃出去，也是为了能把食物运到它贮藏的地方，可惜当时太小，还根本不会这么想，更不会想到去找小松鼠的家和它的储藏室在哪里，但是和小松鼠成朋友这段美好的童心记忆再也不会忘记，每次再见到松鼠就会想起小时候的那只松鼠朋友。甚至到了七十岁以后，二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拉戈市附近的公园的松林里，看见小松鼠时，突然间就想起茅家埠小时候的那只小松鼠。
那时候我们兄妹的活动范围就是茅家埠，没去过杭州其他地方。上、下茅家埠各有一个牌坊门（至今还保存着，但看似是后来恢复的），它们之间是一个小广场，在这个小广场上我们看过走江湖的耍把戏玩杂技，也曾在星期天来听牧师教唱歌，和接受给孩子们分发的洋画片。从这里向龙井方向走不远路左边便是五峰草堂，是我们和大哥哥去玩过的，在那时敢到的最远的地方。印象中，五峰草堂是一所保护得很好的庭院，有围墙，圆形的大门，走进去路的两边是养得很好的兰草（二哥这么称呼它），正面是一座楼，可以上去看风景。但是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餐馆，围墙庭院荡然无存，小楼上下都成了餐厅，挂着五峰草堂的牌匾，却让人想不出这草堂当年究竟是什么模样了，实在可惜。
小学的后门外面是一片桑园，穿过桑园走到华医生家，再过去是黄泥岭，黄泥岭上去是双峰插云、洪春桥，爸爸妈妈星期天进城常这么走，乘永华公司汽车比乘船快得多。二哥记得和我坐在后门的门槛上，看着渐走渐远的爸爸妈妈背影，大声地叫喊：“大大、姆妈，带香蕉！大大、姆妈，带椰子糖！”连连地喊下去，开始大大、姆妈还回过头向我们招手，表示知道了，进去吧，后来就不回头了，我们继续喊，直到看不见了，再喊也没有用了才歇下来。到傍晚大大、姆妈回来了，果然带回来香蕉和椰子糖，还有饼干和其他好吃的，我们真是开心啊！
后来，我们家搬到了安徽安庆，二哥还记得到达安庆的晚上，恰好碰上欢迎新的安徽省主席刘某人到任的锣鼓喧天的热闹场面，妈妈抓住这个机会勉励家里的男孩子要立志做大事争气，将来出人头地。妈妈的话大意如此。
我读一年级时，二哥读三年级，二哥平生第一次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手心挨打，是一个女老师，把他的手拉直了，用一只直尺使劲往手心上打，打得真痛啊，手心打红了，二哥又怕又不敢哭。还有是音乐课，女老师在台上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九一八，九一八，在那个悲惨的时候……”老师一边唱一边哭，整个班的小朋友都哭了。
在安庆第一个住的地方是近圣街九号潘家大屋。这是一个九进深的大宅子，在第一进里放着一口大空棺材，是房东为他的后事准备的。我们家好像是住在第三进，有一个天井。在潘家大屋里还留在二哥记忆中的有两件，第一件是在一个房间的墙上挂上了家公的画像，两眼炯炯有神，还有舅舅的放大照片，第二件是和大哥哥在一起干的淘气的事。每天住户要把马桶拎到大门外倒到收粪的大车桶里，二哥和大哥哥常在大门里外玩，有一天两个人玩放炮仗，正好后面一家的女人拎着去倒的马桶经过我们，大哥哥突发奇想，说把炮仗丢进马桶里看它怎么炸，说着就点着引信往里丢了一个，没想到它真的炸了，粪水从桶里溅出来溅到拎马桶女人的身上和脸上，她好一个气啊，他们两个小鬼赶快逃掉了。
七岁的二哥回忆那年到了安庆以后，还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有惊无险的事。他把一个小药瓶子装满水，旋紧了铁盖子，在天井里烧起一堆火，把瓶子放在火堆里烧，看看会产生什么现象。看了半天不见动静，正当聚精会神观察等待时，突然一声巨响震耳欲聋，瓶子爆炸得不知影踪，火堆也飞了，他这才回过神来害怕。这也许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自然科学的实验吧。当时当然不懂它爆炸的道理，只是印象太深了，以后学自然，知道了瓦特发明蒸汽机，再到大学懂得了水的温度和饱和蒸汽压的关系，想到当初那玻璃瓶里的水早已烧得超过100℃，玻璃瓶受不了过热水的蒸汽压爆炸了，水也在一瞬间化作汽飞逸了。亲眼看到这个现象发生的过程自己却丝毫未受到损伤，这真是值得庆幸和珍惜的记忆。
“文革”结束后，上海市给过我们家一个匾，上面写着“教师世家”，我们四个兄妹都是教育系统的。两个哥哥不用说，最小的妹妹郑城先是上了杭师专，因为不要钱，毕业后再考复旦大学历史系，因为她一定要上大学，后来在四川大学历史系任教。
启蒙教育
爸妈的茅家埠学校虽小，但还有个图书馆。父母工作忙碌，家里孩子也多，我是老三，他们也经常顾不上管我。我三四岁的时候就坐在教室里旁听，因为我是校长的女儿嘛，他们特别听我的，我就像小班长一样，这我还有一点点印象。或者围着图书馆里的书架打转，有一回看到一本书上画着穿棉服的因纽特人在冰上跑。正巧是冬天，我也走到了冰上去，结果就掉了下去，刚好学生下课看到，把我拉上来。我想妈妈这下总要管我了，没想到妈妈还是很忙，只是帮我脱光衣服，擦干身子，放到被窝里，然后又去上课了。
四岁的时候我生了一场病，去杭州城里的广济医院看病，后来我看到一张新中国成立前的广济医院的照片，就像一个火车站，病人们坐在长椅子上等着看病，一个穿白大褂的男医生站在那里看病历，头发亮油油的，打扮得也挺时髦。那时候就觉得医生很神气，病人很可怜，我就在想以后要当医生。真没想到，后来自己果然在这家改名为浙医二院的地方度过了自己的大半辈子，真是冥冥之中有注定的事情。
还有，家庭教育的确很重要，当然小学老师的影响也很大，我的父母同时也是我的小学老师。父亲教育我做事要负责任，母亲教育我要学会自立，这些都对我后来的工作影响深远。尤其是母亲从小就有反抗的精神，知道要为自己奋斗，自立意识很强，日后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都不屈不挠努力向上，争气独立，一定要有本事，要自己干，把这些作为做人必不可少的素质，用自己的言行教育了我。
妈妈除了教孩子们识字外，还教唱歌、美术和劳作。我们在真善美和爱的熏陶中慢慢长大。《小朋友和小麻雀》这首孩子们表演的歌曲，我还能一段段唱出来。摘桑叶养蚕宝宝，从蚕种到蛾子的全过程至今还清晰如在眼前。月圆的夜晚，爸爸妈妈带着我们，拿着小凳子到门前的操场上，仰望月光和满天的繁星，听爸妈讲述过去的故事。
我们常常央求妈妈讲故事，妈妈给我们讲的是《小妇人》[3]，我们围坐在妈妈身边仰着头听妈妈细细地讲。妈妈讲故事时十分投入，让我感觉仿佛她自己就是她们姐妹中的一员，特别是讲到二姐乔时（妈妈称她为蜀，是当时版本上的译音），妈妈自己在排行中也是二姐，总让我联想到她就像在讲自己。
我们在安徽安庆待了一两年。我在那里继续上小学，印象不深了，就记得上学背着书包还要爬坡。据二哥回忆，小学的名字叫天柱阁小学。
现在从旅游广告上看到安庆还有一个风景名胜叫天柱山，联想起我们上的天柱阁小学，想必也有好玩的地方，可惜根本毫无印象。[4]
在这个新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台风琴，爸爸妈妈都会弹风琴，那是当老师的基本功。爸爸用这台风琴教会了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当时这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确定它为国歌）。
在这个小独院里还有一件忘不掉的事，一天晚上下暴雨刮大风，忽然有一只大鸟落到院子里，天黑又有大风雨，它飞不掉，就往楼梯下的柴垛里钻，爸爸和大哥哥跑去把它捉出来，一看是斑鸠，二哥和我好开心，想用笼子养起来以后可以跟它玩，没想到天亮以后风雨停了，爸爸把它放飞回去了，我们好一个失望啊。爸爸说这鸟在外习惯了，我们养不好的。爸爸说的是对的，这不是一般家养的像八哥、画眉，黄莺一类的小鸟好养了玩，这是一只大的野鸟，没准关在笼子里不自由，不吃食，最后死掉。再想想茅家埠的那只小松鼠最后也是关不住，逃出牢笼自由了，反倒变成常来常往的好朋友。
抗战时期，我们家逃难到所里，我就在所里继续念小学三年级，每天背着书包晃荡晃荡着走过田埂去上学。所小的音乐老师叫饶延，既会教唱歌又会教唱京戏，我的全部抗战歌曲都是饶老师教会的，至今仍能一字不差地唱出来，早晨上学从家中走向学校，一路上我大声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唱《打回老家去》《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流亡三部曲》《到敌人后方去》……在所小，二哥还演过《卖报歌》，我和小娘姨演过《龙虎斗》，我俩分别扮演苍龙和白虎。
生活杂记
茅家埠小学隔路对面是翁松记南货店，翁老板肥头大耳很和气，对我们小孩子更是常带笑容。高高的柜台，翁老板从背后拿出落花生和茴香豆，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笔下阿Q到柜台上喝口老酒，吃几粒茴香豆的描述。翁老板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叫翁彩仙，后来和茅家埠小学的曹先生结了婚。二女儿叫翁逸仙，腿有毛病，走路是跛的，好像和大哥哥同班或低一年级。三女儿叫翁美仙，和二哥同班。
翁松记南货店向上茅家埠方向再过去几家是木匠铺，就是爸爸请他做松鼠笼子的方木匠家。方木匠的儿子叫方生木，是二哥的同班同学，想到他就会联想起悲惨的往事。一天夜里狂风暴雨，方木匠家的房子塌倒了，方生木被压死了。第二天整个茅家埠小学沉浸在悲痛之中，开追悼会，爸爸妈妈作了追悼歌教全体师生唱，至今二哥还记得其中的首尾两句：“我可爱的同学方生木”，“今天他被压死，心中凄凄”。
翁松记南货店再上去几家是一家茶馆，那是上、下茅家埠和龙井路相交的路口，来往人多，茶馆生意很好，爸爸带了学生到那里做“总理纪念周”（每周一次纪念孙中山总理的朝会），爸爸利用朝会讲时事，讲“九一八”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宣传抗日，扺制日货。茶馆的听众越来越多，听得群情激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爸爸还利用小学教室，在晚上办民众识字班。这些事不胫而走，教育局决定请爸爸在茅家埠办一个民众教育实验馆，地点就在下埠头不远处。二哥说，当时他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对爸妈所做的事只有片断的零星的印象，大部分是后来听爸妈回忆的，直到十几年后他进入浙大后的一个假期或周末，再一次回到茅家埠，见到当年比他大得多的兄姐乡亲，他（她）们亲热地直呼他的小名，告诉他十四年抗战中，茅家埠没有出一个汉奸，日本人到了茅家埠，汽车陷进了泥洼里找人帮助推，没有一个人去推，听到他们说这些，不由得就联想到当年爸爸在群众心里传播的爱国抗日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爸爸还为茅家埠这个小镇做了两件好事。一件是浚河修路，另一件是通电灯电话。河道的淤塞不仅造成了小镇的衰落，而且使靠划船为生的船户出湖招揽生意困难，这是一个不小的人群，只能眼看着日子越来越难过下去。爸爸动了脑筋，找全体船户开会商量，用大家自己的力量疏浚河道，把人分成两组，一组在家挖掘河道，另一组划船出湖做生意，挣回的钱交给郑先生（当地人对爸爸的尊称），由郑先生平均分配给每个人养家，两组人逐日轮换。就这样，经过一个月的辛勤劳动整个河道挖通了，游船又可以直达茅家埠的下埠头了。同样的组织分工，大家又把沿着河道的田埂修成了石板路，这样更便于茅家埠的出入交通。每到春天，湖面上一片挂着黄布口袋的上香客游船，从旗下（杭州人称湖滨为旗下）划向茅家埠取道黄泥岭去灵隐。就这样茅家埠渐渐复苏了。
茅家埠繁荣热闹起来还缺两样重要的东西：一是电灯，当时岳坟、金沙港都已有电灯了，爸爸到电力公司联系，电力公司要求每个月最少要收到五十元电费才能拉线到茅家埠，爸爸回到镇上挨家挨户联系落实满足了电力公司的要求，茅家埠的夜晚亮起来了。爸爸又联系了电话公司，在翁松记的店里安装了电话，方便了镇上和外面的联系，茅家埠真的越来越方便热闹起来了。做了这两件事后，当地老百姓对我父亲很好，我父亲也很喜欢他们。
有一次傍晚从城里乘船回茅家埠（在印象中每次进城和回家都是乘船越过湖面），在上船的时候天就阴沉沉的看来要下雨，果然划到三潭印月雨点就打下来了，爸爸妈妈就催促船工快划，但是风雨来得更快，顷刻之间狂风暴雨大作，整个湖面混沌一片，小船颠簸上下，我们四个孩子吓得缩成一团。爸爸妈妈叫船工不要慌，加紧向苏堤划到桥洞下躲避。经过船工艰苦努力终于到达了桥洞下，一家人总算逃过了葬身鱼腹的一劫。
船过金沙港向下茅家埠划就进入了前面提到的那段被疏浚过的河道，会经过一座无名古石桥，夏天的夜晚船经过时，两岸草丛里和河面上飞着无数的萤火虫，非常美丽，妈妈就脱口而出地说：把这座桥叫作流萤桥吧。从此我们的心里就把这座无名古石桥叫作流萤桥了，只可惜没有为它把这个名字刻上，至今这个古石桥还保留在河道上，仍然没有名字。
1936年，我们全家都从茅家埠迁离前往安庆，为什么会离开茅家埠去安庆，听二哥说，想来有两个可能的原因，即听爸爸说过，当时茅家埠小学办得好，社会上传开了，很多学校和教育部门来参观，安徽省教育厅的厅长是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杨亷[5]，来看了后很感触，对爸爸说：“莫将楚材晋用！”劝爸爸回到安徽去发展。
而这时因为他还进行成人教育，在下埠头办了一个民众教育实验馆，他的这些社会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另派了一个人去主持民众教育实验馆，这对他的心情肯定会有影响。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叔外公离开了浙江省建设厅去了安徽省建设厅，他的一家都搬到安庆去了，妈妈和这个家庭从来没有分开过，自然也就要去了。
郑、陈两先生要离开茅家埠了，这对茅家埠的父老乡亲是极大的震撼。我还小，不记得当时镇上反响的细节，但清楚记得走的那天送别的场面：父老乡亲们到下埠头送别我们一家，湖面上一队船，有一只船一直放炮仗，一只船载着我们全家人，另一只载行李物件，其余船都是送行的乡亲们，船队划向旗下一公园码头。
初来安庆，我们住在近圣街9号。后来，我们家从近圣街9号搬到了同一条街的另一号独门独院户，在这个新住处爸爸买了新的家具，中堂挂了一幅雄鹰伫立在苍松上的画，上题赠淑昭学弟，落款是刘海粟，听爸爸说他去黄山时偶遇到刘海粟[6]，并住在了一起。[7]谈起妈妈曾想考上海美专当他的学生，爸爸向他讨画，他欣然挥笔作了此画。妈妈从湖州女子师范毕业后曾想上美专，叔叔阻挡，没有上成，但她喜欢带着三角凳和画板、水彩颜料这些专业用品出外写生作画，特别是妈妈曾说她特别喜欢在白堤孤山靠近苏小小墓这头的桥顶，面向里西湖远望保俶塔写生，我是有记忆的。妈妈一直喜爱写生画画，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住家时她画过，直到老了，她住在南京大哥哥家，心情好，安定了，她还画了牡丹花、牵牛花，并题了诗。她教美术、劳作课，在茅家埠小学大门迎面的墙上，她画了一只迎着朝阳的大公鸡，这些都说明她是有美术专业功底的。
二哥回忆安庆还有一个出名的景点叫临江寺，那地方小时候也随着大人去过，印象中是那里养了一头出奇大的肥猪，躺在猪圈里肥大得爬不起，大家在栏外围着看，不断啧啧称奇，这就是二哥对临江寺这个风景点留下的唯一印象。他说，直到很久以后，有机会在长江乘船经过安庆，从船上看到临江寺，才认识到它的确很雄美，可惜小时候不懂得对美的欣赏，脑子里只留下了那头大肥猪。安庆还有两样著名的食品，一样是肖家桥的油酥饼，香脆可口，常作早点。[8]另一样是胡玉美的豆腐乳，因为咸，小孩子并不爱吃，但是对大人来说，它是很有鲜味的。胡玉美是制作这个美味腐乳的作坊老板的名字，印象中胡家除豆腐乳制作还有其他产业，家长好像叫胡子穆。他家是一套西式的庭院和楼房，进了大门是水池花园，公公（妈妈的叔叔我们喊公公）家就租了他家房子的二楼，我们有机会去玩，所以知道这些。[9]
在安庆的这一年，对我们孩子说生活是开心的，虽然远离了茅家埠、西湖那片优美自然的环境，但新鲜的生活总有乐趣，特别是搬了新家，买了全套新家具，加上风琴，家里总有融融乐乐的气氛。但是好景不长，风云突变，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鬼子打进来了。印象中几乎是一夜之间，爸爸妈妈忙着收拾东西，家里充满了紧张的气氛，要逃难了。所有的新家具——床、桌、板凳，风琴，都集中到一间房里，关上门上上锁，说等回来再用，仿佛这只是短暂的出一次远门，连堂屋中间墙上那幅刘海粟送给妈妈的“雄鹰伫立在老松干上”的画也没有取下，就这样离开了这个新的可爱的家。谁想到这一逃难竟是八年，后来爸妈多次说起这幅画，懊恼不该丢下，再也找不回来了。
抗战逃难
抗战爆发后，父母带着全家，与叔外婆一家，一起逃难到湖南。先是到了湘潭。
我们一家逃难是和公公家一起走的，公公是公务人员，随着政府机关，无法照顾上老下小，家中唯一的男孩子是陈森，我们称他七叔，那是因为郑家男丁兴旺，爸爸这一辈里兄弟六个，所以陈家把独一个男孩名分上过继到郑家，成为最小的弟弟，故爸妈要我们喊他为七叔，他喊我爸爸为四哥哥，有时候喊二姐夫，他只比大哥哥大一岁，当时十二岁，是一个仍然需要大人照顾的孩子。在这逃难的一大家老小中，最老的是公公的妈妈，我们喊太太，然后是叔家婆，是公公的妻子，再下来是姑家婆，公公的妹妹，再就是公公的女儿陈敬昭，她已在大学读书，我们喊四舅，下来是七叔，再下来是小女儿陈杭，和我同年，我们喊小娘姨。爸爸是唯一顶事的大男人。
湘潭给二哥最深的印象是雨多，几乎所有的人都带雨伞穿木屐，这是一种皮面木底下面有四个铁钉的没有后帮的鞋，穿着布鞋直接插进木屐就可以在雨中的街上行走，所以街上一片木屐的铁钉敲打在石板路上的清脆又嘈杂的声音。家住在离通济门不远的大街上，出通济门就可以看见湘江，妈妈最怕家里三个男孩子（七叔、大哥哥和二哥）到江边去玩，告诫二哥算命的说他犯水关，无论如何都不要到江边去玩水，所以他们几乎对湘江风景没什么印象。在湘潭我们读的是昭潭小学，湘潭话和杭州话、安庆话，以及我们在家中讲惯了的介于安庆和南京话之间的话、有绝然不同的发音和腔调，但是我们很快就学会了，并且直到现在还能原汁原味地说出几句。
在湘潭二哥念小学四年级，印象深的是一位鲍老师，他编写了一幕话剧，内容是讽刺一户有钱人家逃难还不愿意舍弃过惯了的舒适生活，强调逃到的地方家中必须有抽水马桶。当时（1937年），中国人中，抽水马桶是什么东西只有极少生活在上海、南京的上层有钱人家知道，老百姓家家户户都用木马桶。鲍老师让二哥演这个主人，把什么是抽水马桶先讲给他听，他也似懂非懂，因为自来水的概念也没有，反正是背台词，装模作样地把戏演了下来。昭潭小学[10]是当地的好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很重视，午间休息时，小朋友都要俯或仰卧在课桌上睡觉，班上有一位稍大一点的同学姐姐巡视看每个同学是否都认真睡，把手脚的位置都摆正。
整个逃难过程，从安庆到湘潭再到湘西所里（现在叫吉首），这一路照应全家老小的重担全压在当时年轻力壮的爸爸妈妈肩膀上，回想起来实在不容易，我们小孩子还不懂得苦，还只觉得新鲜有趣。
日本人进攻得很凶猛，湘潭不能久留，接下来全家向湘西逃难，船到桃源遇到日本飞机轰炸，全家离船上岸躲在一株大树下，我们几个孩子偎依在爸妈身边，看着日本飞机低低地擦树梢飞过，机关枪扫射下面躲避的人群，我们害怕极了。当时日本飞机扫射，脑子里只有害怕，根本不可能想别的，印象中日本鬼子轰炸机在头顶上飞过，连鬼子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然后他们就用机枪扫射下面的老百姓，对鬼子的仇恨就是那个时候有的。
船继续向上游前进，到了沅陵，随后到达所里，这个当时川湘公路上的重要集镇，现在苖族自治州的首府，整个家就安顿下来了。那是1938年。
湖南这个地方我待的时间比较长，因为到了湘西，就没有日本鬼子了，于是我们家在所里待了六年（1939—1944年）。太太一家住在邓家大屋二楼，我们一家住在厂坪向家。[11]向家的堂屋正中间墙上是供的祖宗牌位，上面写着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的老传统家庭的规矩和样式。印象中吃了很多橘子，因为父母一发了工资赶紧就买米，买橘子，说要马上买，不买就涨价，家里就经常出现一筐筐的橘子。
在放学路上有个黄家大屋，门口有个大平台，小孩子就一起玩躲猫猫。爸爸妈妈在所里的国立八中校本部工作，大哥进了永绥的国立八中初二部，[12]二哥和我在所里小学，二哥五年级，我三年级，最小的妹妹郑城在幼儿园。二哥哥有责任照顾好两个妹妹，但我从小就有很独立的性格，从来没有要他为我做什么，倒是城妹要比我小两岁，又重病过一场，所以显得格外弱小需要照顾，有时二哥在听课，她从幼儿班来到我们教室门口喊他：二哥哥，我要上茅房（厕所）。二哥就赶快出来带她去厕所。她穿着厚棉裤，自己没法解系裤带，二哥帮她弄好一切后赶回教室，她再自己回幼儿班。
注释
[1]章伯钧女儿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这样回忆父亲任宣师校长的经历：1920年，刚毕业的父亲即被聘为宣城师范英语教员。不久，升任该校校长（宣城师范又名安徽省第四师范），为了把学校办成传播进步思想的园地，他先后聘请恽代英、萧楚女、陈霞年（陈独秀之侄）来校任教。恽代英任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月薪与校长相等，大洋百元，父亲与他商讨革新教育的方针、计划，决定从充实教材、改进教学方法入手。不仅使学生学好书本知识，还要懂得人生意义，树立革命理想。为此他俩付出很多心血。利用课堂宣传民主科学，带领学生走出校门，去了解中国社会现状。一次，恽代英领着学生远走黄山，沿途做社会调查，数日不归，家长纷纷跟父亲要人，认为这是把孩子引入歧途。他再解释也无济于事，最后闹得满城风雨，还告到芜湖和安徽省当局。半年后，恽代英被迫离职，我父亲通过高语罕介绍他到芜湖省立第五中学教书。为实现改革教育的理想，继恽代英之后，父亲又邀请萧楚女任教。萧楚女的作风不减恽代英，又极善讲演，把个课堂作为传播真理、批判封建思想的讲坛。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芜湖与安徽省教育厅，又免去萧楚女之职，父亲也愤然挂冠而去。他任宣城师范校长仅一年，其敢作敢为，至今在安徽老一辈人心中仍传为佳话。后来的宣城四师，一直是皖南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2]湖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前身是1916年创办的钱塘道第三联合县立师范讲习所，所址在西河头安定书院。一年内先后改名为浙江省第三联合师范讲习所、浙江第三师范学校，同时设附属小学。1920年迁址黄沙路原乌程县学（今红旗路市府西院）。1923年并入省立第三中学，称师范部，校址不变。1937年10月日军入侵，湖州沦陷，师范部撤往长兴小溪口转孝丰，不久与省教育厅失去联系而解散。这是一所有钱人念的学校，民国政要陈立夫的太太孙禄卿也就读于此。
[3]《小妇人》是美国女作家路易莎·梅·奥尔利特的一部长篇自传体的小说，讲述了有着不同性格不同外貎不同才气的四姐妹丰富多彩的故事。母亲马奇太太脸上总是挂着一副“我能帮助你吗”的表情，四个姑娘都亲热地呼她“妈咪”。大姐叫梅格，16岁，端庄贤惠；二姐叫乔，15岁，性格活泼外向，但是因小时候受伤成为塌鼻子，以蔑视斯文礼节而自豪，自称是家中的男人；三姐叫贝丝，13岁，可爱害羞；小妹妹叫艾米，12岁，是家中的小花朵。《小妇人》的翻译者是著名文学家和翻译家郑晓沧老先生，当年他在杭州弘道女中上英国文学课，上课时常说，知识是心灵的慧眼，世界属于积极有为的人。先生戴一副深度眼镜，穿一身长袍马褂。有一天下大雨，大家都以为他不能来上课了，不料他准时赶到并作揖道歉，口中念念有词：“狂风骤雨湿我袍，痴心助我准时到，落汤一身请勿笑，英国文学照样教。”学生大笑之余，无不感动。后来郑树高中从芜湖女中转校即去了弘道，这也算是一种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吧。2011年8月5日，学士路上立起一座迟来的校碑——弘道女中纪念碑。恰巧这天也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成立六十周年庆典。
[4]安庆城内的这座“天柱阁”，是清光绪末年安徽布政使沈曾植所建。李证刚《海日楼诗补编序》介绍：丙午（1906年）沈曾植出任安徽提学使，来到安庆，己酉（1909年），沈曾植以安徽布政使署理安徽巡抚事，成为封疆大吏。李证刚此文还介绍说：一次，沈曾植邀李证刚至衙署内的“成园”游览，园内有天柱阁，是沈曾植所修葺的，阁高五层，“登临四望，近揽龙山，远招庐霍，长江衣带，旋绕襟袖，游目骋怀，致绕佳趣”。进入民国以后，原布政使司（藩署）衙门及后园改归多家单位所有，安徽省立第一中学校、安徽省立图书馆、天柱阁小学等都在其中。20世纪30年代，安庆市曾规划在“旧藩署”一片建设“安庆公园”，据安徽省立图书馆馆刊《学风》记载，1936年初由省建设厅、教育厅会同安徽省立图书馆，安徽省立安庆高中、高中附小以及天柱阁小学，等等，组织安庆公园筹建委员会，着手建设安庆公园，天柱阁被规划在“安庆公园”之中。然而，不久后爆发的抗日战争，将这一切美好蓝图全毁了……1946年抗战胜利后，又在原天柱阁小学校址上复建高琦小学，也就是说今天的高琦小学校园，二三十年代时是“天柱阁小学”。
[5]杨亷1933—1938年在安徽任教育厅厅长，1938—1939年任四川任教育厅厅长。在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是当时知名的教育人士。1939年6月22日凌晨，杨廉被蒋介石侍从队秘密枪决，成为轰动一时的历史谜案。
[6]刘海粟，1912年11月在上海乍浦路创办现代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上海国画美术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前身），任校长，招收了徐悲鸿、王济远等高材生，并冲破封建势力，首创男女同校，增加用人体模特和旅行写生。
[7]1934年秋末冬初，三十九岁的刘海粟首登黄山，兴酣所至，不能自已，不断赞叹“黄山天下无啊！好极了”，惊叹大自然之鬼斧神工。刘海粟挥汗如雨，心跳如鼓，为黄山之美倾倒。此后对黄山之钟情痴迷一发而不可收。之后一生中曾十登黄山。30年代就登临过几次，估计父亲是在其中一次偶遇大师。
[8]安庆肖家桥烤烧饼手艺人李道隆于清朝末年创制出一种香酥可口的油酥饼，因其经营地点在肖家桥故名。李道隆制作的这种烧饼，仿制了外省的黄桥火烧，但改进了原有配料。它选用精白面粉、老醋面、绵白糖、黑白芝麻、糖渍桂花、麻油等原料，经多道拌和烘烤制成。这种油酥饼形如蟹壳，颜色金黄，质地脆酥，久藏不绵。1921年，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来到安庆，执教于安庆法政专门学校。他有两大爱好，一是爱好傍晚去菱湖公园散步，二是爱吃肖家桥油酥饼，几乎每天都要买几块油酥饼当作晚点。
[9]作为百年老店，“胡玉美”在安庆可谓是声名赫赫。而在胡玉美的历代掌门人中，最富传奇色彩的恐怕要算集“企业家”与“生物学教授”于一身的胡子穆了。“胡玉美蚕豆辣酱”是早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就与茅台酒一起荣获金奖的名牌产品。胡子穆，1892年生，本名国镠，字子穆，后以字行。7岁起，他先后就读于安庆育正小学、安徽高等学堂，接着便东渡日本留学。1917年他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博物系毕业后，旋即回国，任保定农业专门学校教授，不久又受聘出任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生物系教授。1928年安徽大学创立，胡子穆被聘任生物学教授兼总务长，负责兴建主教学楼“红楼”（位于今安庆师范学院老校区内）。同年，主管胡玉美酱园的胡远烈去世，36岁的胡子穆又被胡氏家族公推继任总经理一职，从此身跨教育、经济两界。胡子穆接任总经理后，一改胡玉美近百年手工作坊的生产方式，积极引进新工艺，改进了蚕豆辣酱的配方。同时添置现代机器设备，并研制出蚕豆剥壳机等机械，以机械化半机械化代替手工生产。他还以酱园为基础，先后新建了罐头厂、制冰厂、糖果面包厂、酒厂、麦陇香食品店、武陵酒家等企业，开发了肉食罐头、化学酱油、桂花生姜、山楂糕、墨子酥等新产品，并在南京、汉口、上海、南昌等地设立分店，使胡玉美成了一个跨地区的综合型食品企业，规模和影响明显扩大，抗风险的能力也有所增强。1938年安庆沦陷，胡玉美酱园被迫停产，胡子穆举家西迁。目睹安徽流亡四川学子失学的困境，胡子穆毅然辞却武汉大学和云南大学的聘约，受安徽旅渝同乡会委托，赴江津参与筹建安置流亡学生的国立九中，并亲任总务主任。尽管他的苦心不为一些人理解，反而被人诬告，但胡子穆仍不顾个人委屈，为解决教室和宿舍问题，多方求援。他通过租用部分民房，并利用当地产的毛竹盖起一些简易房屋，终于使学校得以按时开学。其时也在江津的陈独秀得知这一情况后，曾书赠胡子穆一条幅曰：“嫩秧被地如茵绿，落日衔天似火红。闲依柴门贪晚眺，不觉辛苦乱离中。”对其给予鼓励和安慰。抗日战争胜利，胡子穆回到安庆。安庆解放后，胡子穆将在庐山的一座私人别墅、位于安庆城内近圣街的桐荫山庄和在菱湖的私家花园，以及所藏古籍1.7万余册、老株白兰花140盆、珍贵盆景300余盆等无偿捐献给国家。1956年1月10日，64岁的胡子穆因病在合肥去世。
[10]湘潭昭潭小学，现名曙光小学。该学校位于湘潭市雨湖区城正街，创办于1902年，当年是一所私立学校。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1949年曾在昭潭小学二年级读书，为时一个学期，宋楚瑜自己至今保存在该学校的成绩单。
[11]所里镇厂坪街，全长约五百米，东西走向。街道中段路边有一块宽敞的平场，是全镇唯一的粮食交易早市。厂坪街老住户约二十余家。整条街有七户人家开家庭小作坊（铁匠铺、铜匠铺、糟坊、豆腐坊、屠宰坊、纺织土布作坊、制作纸扇和粑粑灯笼的作坊），四户开歇铺（简陋的小客栈，专供各乡住所里镇运送货物的挑夫住宿），三户在镇中心区开商店或在大商号当职员，两户制作小食品（汤圆、碗儿糕）并走街串巷叫卖，一户杂货铺，一户私塾馆，四户务农，一户专业厨师，一户专事挑水卖，供全镇无劳力人家饮用。这些老住户在厂坪街生活了几十年上百年，彼此知根知底，乡里乡亲，和睦相处。
[12]国立八中在湘西的八年办学期间，永绥（今花垣，1953年9月改名）拥有初二部和高二部两个分部，是国立八中在湘西最主要的教学基地。国立八中的初二部设在花垣的东门外显王宫、张飞庙和大兴寺三座庙里，高二部校址设在花垣县城西门外的文庙，也就是现在的花垣小学内。国立八中在花垣办学时间长达八年，开创了花垣现代教育的先河，不仅对当时花垣，就是对花垣的现阶段和未来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据统计，当时，从国立八中走出的学子就有1200多人，而且大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其中，有23人成了共和国在国际国内颇有影响的政治家、专家和学者。朱镕基就是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朱镕基是1944年至1946年在花垣国立八中求学的。2001年4月7日，时隔57年之后，朱镕基偕同夫人再一次回到国立八中母校视察指导工作，感慨那时真是山清水秀，对母校的发展和未来寄予了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