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湖的那一天

中新社　严格　谢盼盼　童笑雨

在浙江嘉兴火车站前，80岁的浙江大学教授王明华问了一句：那是出站口吗？

虽然过去100年了，但他知道，他的祖父、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那一天从上海到嘉兴，是从这里出站的。

100年前的那一天，王尽美等10多位共产党员，代表全国58名党员，在嘉兴南湖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革命的红船，从这里起航。

100年后的2021年1月，王明华来到嘉兴南湖，虽然已经来了很多次，但他觉得这一次，有着特殊的意义。

南湖会议原本可能是西湖会议。

在中共嘉兴市委党史研究室，王明华看到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嘉兴南湖会议研究史料最丰富、考证最为详尽的专著。

史料显示，1921年一大期间，王尽美当年原本是有可能从上海来杭州，来到后来孙子王明华长期学习、工作的城市。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到7月30日晚上，本是最后一次会议了，却因侦探的闯入，被迫中止。

在陈独秀寓所里，当时从会场内转移出来的代表陆续聚集在一起商讨对策。在代表李汉俊兄弟的寓所继续召开会议肯定是不行了，必须马上找到一个安全的新会址。因为这不仅关系到能否完成各项预定的议程，而且也关系到党能否正式诞生。这个地方一定要保证安全，不能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而且离这里要近一些，可以用一整天时间来结束会议。

代表们首先想到了杭州，到杭州西湖租一条游船，边游湖边开会，可以避免惹人注目，而且乘坐沪杭铁路的火车也比较方便。但是，大家又担心西湖游人多眼睛杂，很不安全，同时也嫌到杭州费时太多。根据当时火车时刻表，乘坐早上7时35分火车到杭州要下午1点多钟，不能一天结束会议。于是大家否决了到杭州西湖续会的决定。

正在大家踌躇之际，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出去嘉兴南湖召开会议的建议。

王会悟是浙江嘉兴人，也是一大的工作人员。据王会悟事后回忆说：“我想到我家乡嘉兴的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李达去与代表们商量，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

《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认为，比较安全是南湖方案胜出的主要原因。

中共一大是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召开的，为了确保一大顺利召开，共产国际和一大组织者都采取了一些安全措施。法租界巡捕的侵扰，更引起了代表们的警觉，要找一个安全续会地点，最好能够避开租界和军阀当局的注意，又不引人注目，嘉兴正好符合这些要求。

而且，中共一大后勤事务委托王会悟协助办理，她做事热心，又是嘉兴本地人，代表们也十分信赖她。

王会悟后来也回忆：“我是在嘉兴读过书的，我想还是到嘉兴租一条船（开会），嘉兴至少有熟人，嘉兴至少有朋友。假如真的遇到危险么，还可以找嘉兴几个人，嘉兴几个有名望的社会贤达，把他们叫拢来（帮忙）。”

上海到嘉兴交通便捷也是客观因素。当时沪杭甬铁路已经通车，上海到嘉兴只要两个多小时，当天可以来回，而且火车载客多，代表可以分坐不同车厢，易于隐蔽。

嘉兴和上海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嘉兴与上海地域相连，语言相通，交通便捷，往来密切，更有革命志士荟萃，思想活跃，爱国运动风起云涌，这些也成为嘉兴南湖入选的原因。

不过，嘉兴南湖的那一天具体是哪一天，至今尚无定论。

《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的研究者比较倾向于1921年8月3日才是南湖会议的那一天。

研究者根据排除法，首先明确了那一天的范围，7月31日—8月3日。

根据一大代表陈公博回忆，他没有去嘉兴，乘坐7月31日傍晚7时15分的快车去杭州之前，曾经找过一大会议主要组织者李达和张国焘，告假去杭州游西湖度蜜月。而李达、张国焘告诉陈公博“打算停会”，说明这一天他们是见过面的，这个事实佐证李达、张国焘等会议组织者31日还在上海。因此，可以排除是7月31日召开的嘉兴南湖会议。

根据1921年8月初《申报》《新闻报》等报刊的报道，8月1日下午4时半至晚上8时，嘉兴刮了一场巨风，南湖边的裕嘉缫丝厂新盖的38间厂房被吹倒了36间，南湖中的游船被吹翻四五艘，还淹死了3个人。

但是，所有代表和王会悟等相关人员的回忆都没有提及这场巨风。所以8月1日可以排除。

另外根据陈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记载：“回上海第二日我们便附新宁轮归粤”。经查阅1921年7月、8月两个月《申报》商务版刊登的新宁轮进出上海港的日期，明确记载新宁轮于8月4日午刻驶离上海港，而陈公博就是乘坐这班新宁轮离开上海、于8月10日抵达广州的。陈公博还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提道：“归来上海之后，佛海来找我，才知道最后大会已经在嘉兴的南湖船上开过，会议算至结束。”如果这一日还在嘉兴召开南湖会议，周佛海与陈公博不可能见面。因此，有关新宁轮的证据可以排除是8月4日及以后的时间召开的嘉兴南湖会议。

所以南湖会议最大可能性就是在8月2日或者3日。

厘清代表和王会悟是分两批还是同一批、是同一天还是分两天到嘉兴，是确定嘉兴南湖会议在8月2日或3日召开的一个关键。这里有一天的时间差。

根据沪杭甬铁路火车时刻表、嘉兴火车站到鸳湖旅馆再到狮子汇渡口的实际距离、丝网船需要“先期雇定”等事实，可以确认代表是分两批、分两天乘坐早班车到嘉兴的，从而排除“8月2日说”。依据有三。

一是从会务准备看。中共一大在上海遭受法租界巡捕的侵扰，事先做好续会的准备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其中，最重要的准备是提前雇好开会所用的船。会议组织者决定到嘉兴南湖续会后，就商定由王会悟“回去布置”“先雇一只大船等着”。根据《鸳鸯湖小志》记载，丝网船也需要“先期雇定”。而且，王会悟提前一天到嘉兴，也没有雇到开会所需要的大船，只好雇了一艘中号船，进一步证实了丝网船需要提前“雇定”的记载属实。

二是从沪杭甬铁路火车时刻表看。如果一大代表是同一天分两批到达嘉兴，王会悟等人乘坐7时35分的104次早班快车到嘉兴，其余代表只能乘坐第二班9时的106次慢车，而这趟慢车到嘉兴的时间是12时20分。如此，会议就只能在下午开始，这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根据李达、张国焘、包惠僧、王会悟的回忆，都是乘坐早班车到嘉兴，会议是在上午开始的。因此，一大代表同一天分两批到嘉兴不符合实情。

三是从一大代表和王会悟到嘉兴的行踪看。王会悟和一些代表回忆，她是乘早班快车到嘉兴的。到嘉兴后，先到鸳湖旅馆开好房间，委托雇船，然后去南湖察看地形。而大多数代表也是乘早班快车到嘉兴的。代表们到嘉兴后，“早有鹤鸣夫人在站等候，率我们上船”“王会悟所雇的大画艇已泊在湖边”。这说明大部分代表是在王会悟到嘉兴的次日来到嘉兴，并直接从火车站到狮子汇渡口上的船，没有进城，也没有在嘉兴住宿。

上述方面的史料，是确定嘉兴南湖会议日期的客观依据，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揭示了中共一大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续会的经过：

8月2日一早，王会悟与几位代表“作为具体的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先行出发”，乘坐7时35分的104次早班快车赴嘉兴。到了嘉兴后，入住鸳湖旅馆，预订好第二天开会用的船只，并到南湖察看地形。同一天，一大代表张国焘在上海“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车前往”。

8月3日，其他代表乘早班快车于上午10时13分到达嘉兴，王会悟接站后即带领代表们到狮子汇渡口登船，进入南湖，于上午11时左右至下午6时左右，在预定的游船上召开了嘉兴南湖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局领导机构和成员，完成了大会的所有议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会后，王尽美等大多数代表乘坐当晚8时15分的115次快车从嘉兴火车站返回上海。

100年后，上海到嘉兴，当年两个多小时的车程，现在坐高铁最快只需要27分钟。

王尽美他们当年坐车抵达和离开的嘉兴火车站后于1937年被日军炸毁。如今嘉兴火车站枢纽的改扩建工程，遵循历史资料对当年老站房进行1：1复原，复建后的站房将成为嘉兴火车站历史博物馆；主要交通和商业功能收置于地下，新站房引入自然光，明亮高效，尺度宜人舒适；地面腾出大量的公共空间，这是一个“森林中的火车站”。

代表们当年出了嘉兴火车站，是在南湖旁的狮子汇渡口上的船，如今，这里塑有中共一大代表群雕像：

毛泽东与董必武站立，相互交谈；李达、何叔衡坐在一条石板凳上探讨问题；陈潭秋和两位来自山东的青年邓恩铭、王尽美在河边等待；刘仁静和包惠僧略为靠后边走边谈；张国焘与周佛海在码头边背对阳光，一坐一站。王会悟紧靠河边，焦急地观望渡船。

但在这组群像中，少了几位代表。

根据目前史料，考虑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一上火车很引人注目，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两人没有去南湖开会。陈公博在上海会场出事后心有余悸，回到旅馆后半夜又发生凶杀案，第二天就带着新婚妻子去了杭州游玩，也就没有去南湖开会。这是他自己的文章《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所明确记载的。上述3人没有出席一大南湖会议是肯定的，目前没有任何异议。

但史学界对何叔衡、李汉俊是否参加了南湖会议一直有争议。

据谢觉哉日记，1921年6月29日有这样一行字：“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〇〇〇〇〇之招。”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的他知道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圈代意。谢觉哉后来对此回忆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和何叔衡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但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12人。”刘仁静在回忆和接受采访中都说何叔衡有没有参加会议记不清楚了。此外，董必武1929年曾经给何叔衡写的信，就一大开会的时间、参加人员、会议内容及会议地点等作了介绍，从信的口气看，完全是在向局外人通报情况，而不像是当事人之间核对细节。

但王会悟在回忆中明确指出何叔衡出席了南湖会议，而且说“部分代表如毛主席、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等同志由我陪同先到烟雨楼玩了一回”。

而据一大代表刘仁静回忆，“参加一大后，我和高尚德二人去游西湖，在西湖遇见了毛主席。他当时穿着长衫拿把雨伞，看见我们时，向我们点点头”。在这个记录中，也没有何叔衡。

因此《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认为，何叔衡参加了一大部分上海会议，但没有参加南湖会议。

据一大代表陈潭秋、刘仁静等人回忆，李汉俊没有出席南湖会议。由于李汉俊作为上海会场的主人，正受到密探的严密监视，不去南湖参加会议也在情理之中。

但也有多人说到李汉俊也出席了会议。如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代表中只有陈公博未来，他早一天坦率地向我和李达表示请假不出席，因为他太太对于在李家所发生的事犹有余悸。其他的代表却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首当其冲的李汉俊也满不在乎，大家仍然兴高采烈地继续工作，并笑陈公博是个弱不禁风的花花公子。”这里，明确地提到了李汉俊，而且张国焘对他“满不在乎”的样子都记得。包惠僧也说：“次日黎明我们都到了火车站，只有陈公博没有去。”

《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提供了一大代表刘仁静的回忆，刘仁静在南湖会议选举时曾经投了李汉俊一票，当时董必武还问是谁投的票，两年后的1923年李汉俊在北京还向他表示感谢。

《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认为这也是李汉俊没有参加南湖会议的佐证。

《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认定，参加南湖会议共有十位代表：李达、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周佛海、包惠僧。

王明华说，他的祖父王尽美那年23岁，是山东省立一师的一名学生，也是山东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因为祖父1925年就去世了，所以王明华说，对于先人的印象，也是在漫长岁月中一点一点慢慢清晰起来的。

在家族中，王明华被认为长得最像祖父，和祖父一样，都有一对大耳朵。

王明华说，祖父出身佃农家庭，他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初心就是为了救国救民。

当年的中国，是一种什么现实？

王尽美所在的山东，先失之于德国（1898年），继失之于日本（1915年，“二十一条”），所有中国人寄望于解决“一战”战后问题的巴黎和会，以为能够“公理战胜强权”，收复山东。结果此次和会的《凡尔赛条约》，仍将山东让之日本。这是外侮。五四运动由此爆发，国将亡，不是危言，而是现实。再看国内政治，数百万军队不以抗争外侮、对抗列强为目的，反而在1920年开始内部混战——直皖战争。外侮内乱，国将不国，民生维艰。这就是当年中国的真实，也是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需要拯救的中国的现状。

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王尽美趁着代表山东学生去北大联系事宜之便，在北大红楼拜访了仰慕已久的李大钊。两人相谈甚欢，王尽美受邀当场填表，成了该研究会的第一批外埠会员，并拿到了刚刚出版的中译本《共产党宣言》。

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意味着他最终确立共产主义的信仰。

1921年6月，王尽美和济南中学学生邓恩铭以山东党组织代表人的身份，登上了南去上海的火车。当时，这两个心潮澎湃的年轻学生或许不会想到，此行将载入史册。

王尽美和邓恩铭的上海之行，身上寄托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8名党员的重托。在接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汇到的旅费时，兴奋中的王尽美几乎彻夜难眠。

据王明华从上海一大纪念馆考证，到了上海，王尽美和邓恩铭住一个房间，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而隔壁，是毛泽东，睡在两条长凳架起来的一个单人板床，据说因为打呼噜享受了一人一间的待遇。

当年6月底，他们抵达上海后，就开始废寝忘食地阅读大会发起组准备的有关资料和代表们带的各种书刊。他和邓恩铭还逐一拜访代表，利用一切机会向他们请教。王尽美在会上代表济南早期党组织汇报了山东党组织组建的过程，并对时局阐发了自己的观点。荡舟南湖之上时，他与代表们进行激烈的争论。后来，在有些参会代表的回忆中，对王尽美的印象是“活泼、好学”。

1961年8月21日，和王尽美一起参加一大的董必武，在京汉线的列车上，又一次回忆起中共一大，回忆起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王尽美与邓恩铭，写下《忆王尽美同志》：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泛舟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诗中“君与恩铭”系指出席中共一大的济南代表王尽美与邓恩铭。他们当时都是年轻的共产党人。王尽美1898年生，参加中共一大时仅23岁，病逝于1925年；邓恩铭1901年生，参加中共一大时仅20岁，1931年英勇就义。董必武的这首诗，朴实无华，但深切表达了对革命战友的怀念之情。尽管时间过去了40年，中国革命也取得了胜利，但“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泛舟语从容”，对与王、邓等一起参加中共一大会议，在南湖游船建党的情况，董必武仍记忆犹新。

董必武是唯一曾经重返南湖的一大代表。

1964年4月5日，董必武坐火车自广东返回北京。途经嘉兴时，他吩咐停车。其时正值清明，细雨纷纷。董必武携夫人何莲芝重游南湖，78岁高龄的他神采奕奕、精神饱满、步履稳健，游览了南湖烟雨楼、中共一大史料陈列室、南湖游船。他登上纪念船，回顾中共一大召开时的情景，在当年开会的中舱与夫人合影留念。在仔细地察看船舱内外后说：“这只船，我回忆是造得对的，造得成功的。”回忆起当年代表们在游船内秘密聚会，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情景，董必武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现在的南湖边建有访踪亭，里面有一石碑，上书“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这是董必武当时留下的墨宝。

在访踪亭留影后，王明华来到红船边。

100年前，他的祖父和其他代表，就在这条船里完成了一大最后议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据王会悟回忆，这是一艘木制丝网船，有前舱、中舱、房舱、后舱，右边有一条狭小通道贯穿。前舱有凉棚，后舱有厨灶等物。王会悟还记得，中舱里放了一张大八仙桌，还有凳子，家具颜色是广东漆的，上边挂有四扇玻璃挂屏，两边玻璃窗上挂绿色窗帘。

当时雇船费4元5角，安排中午饭一桌酒菜3元，连小费共花8元大洋。

为确保安全，她将船停泊湖中，安排代表围坐在中舱内的八仙桌前开会，自己则在舱外望风，约定如有船靠近，就哼起嘉兴小调，敲响舱门打节拍。为掩人耳目，她还特地准备了一副麻将牌。

当时，湖上曾出现过一艘汽艇，王会悟赶紧发暗号，船内随即响起麻将声。接着，王会悟上湖心岛打听，得知是一富户人家开着私人游艇游湖兜风。虚惊一场后，会议照常进行。

据张国焘回忆：“当我们离开这只画艇时，湖面上已是暮霭沉沉，渔火点点。”

1959年6月6日，嘉兴县委宣传部作出《关于南湖革命纪念馆筹建的规划报告》，初步决定在“十一”前完成仿造中共一大在南湖开会时的用船、新建“革命历史文物陈列室”（陈列“一大”至“八大”有关的历史图片、资料、文物等，建造面积约550—600平方米）、修缮烟雨楼和开展南湖的环境绿化等工作。经过大量的调查访问，根据老船工的回忆，仿制了一只单夹弄丝网船模型送中央审定。

董必武仔细察看后，基本上作了肯定，指出：船模式样是对的，只是大了些，新了些，漂亮了些；船模做得很精细，但不够逼真，复原工作应该“新工旧做，整旧如旧”。同时指出，当年开会的是一条极普通的游船，游船后边还带了一只小船。居住在北京的李达夫人王会悟也补充了“船舱内有一条夹弄贯通各舱”的细节。

就这样，在中共一大会议参加者董必武和中共一大南湖会议安排者王会悟的共同确认下，基本确定当年中共一大会议是在单夹弄丝网船上召开的，船后带一只拖梢船。

1959年10月1日南湖革命纪念馆在烟雨楼正式建成对外开放，陈列展出1:1仿制的纪念船和“中共一大史料”。

作为一大代表后人，王明华曾登上红船，当时很激动，好像看到祖父和其他代表坐在一起讨论。当地领导请他入座，他开始以为是当年开会的红船，不敢入座，后来被告知，才知道是仿制纪念船。

离开南湖后，王明华的祖父将自己的名字王瑞俊改为王尽美，取“尽善尽美”之意。

一大后，王尽美把从上海带回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书籍和册子提供给大家。他的活动领域已从学校扩大到社会，从知识分子扩大到工人群众，工作范围从党内到党外，从党务到工人运动，王尽美成了一名职业革命家。

在终日的奔波中，王尽美积劳成疾感染了肺结核病，他以带病之身，奔走于济南、北京、上海、广州等地。

1925年8月19日，王尽美病逝于青岛。逝世前，王尽美留下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并在过目后按下了手印，时年27岁。

王尽美去世后，两个儿子，也就是王明华的伯父王乃征和父亲王杰也先后离家参加革命，最后家里只剩下曾祖母——王尽美的母亲孤身一人。

“曾祖母是一个十分坚强的老人，一个人拼命支撑着这个家。反动分子曾把她抓到日本鬼子炮楼，用麻袋装着，要他劝两个孙子（王乃征和王杰）回来投降。老人十分沉着，鬼子和汉奸没达到目的。”王明华说。

1953年曾祖母病逝，已经随着父亲南下在浙江义乌读书的王明华回山东奔丧，这时候，他通过祖父的战友开始了解到祖父的事迹。

除了是中共创始人之一，王尽美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我们老家大北杏村是一个很大的村子，而且文化盛行，有很多艺人。我祖父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下，自学了很多民间技艺。”王明华说。

王明华透露，祖父王尽美最爱梅花。1922年1月，王尽美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在各国代表团举行的联欢晚会上，祖父王尽美兴致勃勃地用三弦弹奏了中国传统乐曲《梅花三弄》。“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叫王继红，一个叫王继梅，就是希望孩子能像我祖父那样，做有傲骨的红梅。这也寄托了我们对他的思念和缅怀。”

1960年，王明华考入浙江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浙江大学工作。作为国内一流的光电子学专家，他一直在科技创新上不断寻求突破，带领科研团队研发的光电子分路器彻底告别了该项技术只能从国外进口的局面。他说，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国家需要什么咱就学什么、就研究什么，而且要把它干好。

教书育人40多年，王明华总是和年轻一代讲党的历史和传统，谈理想和使命。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将来不论是留在国内，还是出国深造，都要记着党，记着国家，常回‘家’看看！”

退休后，王明华继续让“红色基因”发光发热，“跟着王明华学党史”如今成为浙江大学思政教育的一个品牌项目。王明华常带着学生去南湖革命纪念馆，告诉大家，信仰是红船精神中最根本的东西。

“当时全国五十几个共产党员，十几个年轻人在船上开启了中国革命的一个伟大的历程，非常不容易。每一次来都感悟到，我们的先烈是从这里起航，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设好一个国家的。短短100年的时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把心都交给了我们的国家，交给了我们老百姓。所以我们要永远跟着我们的党走，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2021年1月，在祖父们100年前开天辟地的红船前，王明华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