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成瘾药物的致命支配
没有什么比人的身体更能形象地记录悲惨生活的影响了。
——纳吉布·马哈福兹（Naguib Mahfouz）
《思宫街》（Palace of Desire）
在东黑斯廷斯葬礼小教堂的讲经台前，年老的牧师宣告了莎伦与这个世界的离别。“她是多么活泼欢乐啊。‘我在这儿，莎——啦——啦——’她进屋之前会这样说。看到她，谁会不觉得活着是一件好事呢？”
在她的家人身后，哀悼者们稀疏地散坐在会堂里，其中包括波特兰的一组工作人员、另外五六个居住者，和几个我不认识的人。
别人告诉我，莎伦曾经像模特一样漂亮。那种美丽在我六年前见到她时仍然有迹可循，但这些痕迹逐渐被她越发苍白的脸色、深凹的双颊和腐蚀的牙齿抹去了。在最后几年里，莎伦深陷疼痛。由于注射造成的细菌感染，她左腿上有两大块皮肤剥落了。重复注射又造成多次的植皮脱落，使血肉直接裸露在外。圣保罗医院的整形外科医生被惹恼了，并认为进一步的干预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她慢性肿胀的左膝上潜伏着一个脓疮，总是突然爆发，然后又恢复。她的骨髓炎从没获得过完整的治疗，因为她忍受不了长达六到八周的抗生素静脉注射住院治疗——即便她如果不这样做就只能截肢。由于发炎的膝关节承受不了她的重量，莎伦才30出头就成了轮椅的俘虏。她会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在黑斯廷斯的人行道上驾驶它，用她强有力的双臂和右腿推着自己前进。
牧师巧妙地避免谈及那个被疼痛困扰、被药瘾带回市区东部的莎伦，转而对她的精神致敬。
“宽恕我们，主，因我们不知如何珍惜……生命永恒，真爱不朽……在每一个快乐的瞬间，都有美被创造……”牧师这样吟诵着。一开始，我听到的全都是葬礼上冗长枯燥的陈词滥调，并被烦得要死。但是很快，我发现自己受到了安慰。我意识到，在过早的死亡面前，不存在陈词滥调。“永远为了莎伦，她的声音，她的灵魂……为了永恒的宁静和不朽的安宁……”
女人们低声的啜泣在牧师慰藉的话语边回响。牧师合上讲经台上的书，庄重地环视房间。当他从讲台上走下来的时候，音乐响了起来：安德烈·波切利（Andrea Bocelli）低唱着伤感的意大利咏叹调。哀悼者们被请上来，向躺在敞开的棺椁中的莎伦致以他们最后的敬意。他们一个一个走上来，低头鞠躬，然后退后向她的家人致意。贝弗莉被可卡因诱发的抓痕破坏了脸，她走近棺椁，同时扶着屈身在助行器上的佩妮。她们是莎伦的好朋友。汤姆晚上喝多后总是在黑斯廷斯街上来回嘶吼，但今天他穿上了最好的衣服。他极度清醒和庄重，穿着白衬衫，还打了领带。他在花朵装饰的棺椁前静静地低头祈祷，然后在身前划了个十字。
莎伦扑着白粉的脸上带着天真调皮的表情，擦了口红的嘴唇紧闭着，微微弯曲。我意识到，相比在我办公室里表现出的粗糙个性，这个微醉的、孩子气的表情很可能更准确地反映了莎伦的内心世界。
莎伦的尸体是在一个四月的早上，在她床上被发现的。她侧身躺着，就像在睡梦中一般，没有一丝苦痛。我们只能猜测死亡的原因，但吸食过量应该是最有可能的。虽然她已经感染了HIV很久，免疫系统很糟糕，但她并没有生病。不过我们知道她自从离开康复之家后，就大量吸食海洛因。她的屋里没有任何吸食工具，看起来她是在回到自己家之前，在邻居家注射了杀死她的成瘾药物。
她康复失败的事实令所有关心她的人悲伤。所有人都觉得她看起来恢复得不错。“我又有四周没有注射了，马泰。”她在当月的电话回访中骄傲地向我报告，“给我发一下我的美沙酮处方，好吗？我不想去你那儿取，我到那儿又会复吸的。”视察康复之家的工作人员报告说她很精神，气色不错，欢快又乐观。虽然她复吸了海洛因，但她的死亡仍然令人震惊，即使到了她的遗体已躺在教堂的现在，也仍然让人难以接受。她满溢的欢快能量曾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在牧师说完他仁慈的仪式词后，莎伦本应该站起来，和我们一起走出去的。
仪式结束了，哀悼者们在停车场聚了一会儿，就各自离开了。那是一个晴朗得令人炫目的日子，也是今年春天太阳第一次在温哥华的天空露脸。我跟盖尔打了个招呼，她是一名原住民女性，刚坚持了将近三个月不吸可卡因。“87天，”她开心地说，“我简直难以置信。”这不仅仅是意志的力量。两年前，她因为突发腹部感染入院，并且为了处理发炎的内脏做了结肠造口术。她肠道中割开的部分早就应该被手术缝合了，但缝合手术只能一拖再拖，因为静脉注射可卡因破坏了盖尔伤口复原的机会。她原来的外科医生拒绝再见她。“我已经白安排了三回手术了。”他告诉我，“我不会再来一次了。”他的逻辑无可反驳。另一名医生勉强答应继续这个手术，但只有在确定盖尔绝对不会再吸可卡因的时候才肯。如果再失去这次机会，她可能就要终其一生用封在她肚子上的塑料容器来排便了。她很讨厌去换袋子，而且有时候一天要换好几次。
“你咋样了，医生，”总是很热情的汤姆边问边轻轻揉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很高兴看见你呀。你是个好人。”“谢谢。”我说，“你也是。”瘦小的佩妮在她健壮的朋友贝弗莉的搀扶下挪了过来。她右手拄着助行器，左手挡着眼前午间的阳光。佩妮最近才刚结束了六个月的静脉抗生素注射，以治疗导致她驼背和腿软的脊椎感染。“我从没想过莎伦会死在我前面。”她说，“去年夏天在医院的时候，我真的以为我才是会走的那个。”“你那会儿严重到把我都吓着了。”我回应道。然后我们都笑了起来。
我看着这群为一名三十多岁就死去的伙伴聚集起来的人，想起成瘾是多么强大。所有生理疾病、痛苦和心理折磨都无法动摇成瘾对他们灵魂的致命支配。“1944年的时候，在纳粹集中营里，只要有一个人被抓到抽烟，整个营房的人都得死。”我的一个病人劳尔夫曾告诉我，“就一根烟！即便如此，那些人也没放弃他们的梦想。他们决意生存，并且享受他们能从特定物质中获得的生命体验，比如酒精、烟草，或者任何他们能拿到的。”我不知道他说的在历史上到底有多真，但作为他自己的毒瘾和黑斯廷斯街上的成瘾者们的记录者，劳尔夫说出了一个赤裸裸的事实：为了拥有充满活力的瞬间，人们可以伤害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没有什么能动摇他们的习惯，不论是疾病、爱和关系上的牺牲、任何世间物品的丧失、尊严的破坏，还是对死亡的恐惧。这种驱动力就是这么无情。
如何理解药物成瘾的致命支配呢？是什么使佩妮在脊椎化脓到差点截瘫后，还持续注射？为什么贝弗莉不能放弃吸食可卡因，即使她已经感染了HIV，有需要我重复排脓的脓疮，膝盖还频繁感染而需要不停住院？是什么使莎伦在离开了六个月之后，又回到市区东部，重拾这种自杀式的习惯？她怎么能够无视HIV、肝炎、致残的骨感染和由于神经末梢暴露造成的慢性、强烈、穿透性的疼痛的威慑力？
只要有负面后果，人类就能学到教训——如果这样简单的想法是真的，世界简直就太美好了。那样的话，随便什么快餐连锁店都会濒临破产，家里的电视房会被废弃，而波特兰酒店就可以被改装成更有利可图的东西，比如给市区的雅痞们盖个地中海式的豪华公寓，就像街角那些还没盖好就已经被销售一空的“佛罗伦萨”或者“西班牙”楼盘一样。
在生理层面上，药物成瘾主要与受物质影响的脑化学平衡失调有关，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改变甚至在还没使用改变精神的物质时就已经开始了。但我们不能把人类简化为神经化学，即使我们可以，人的脑生理发展也与他们生活中的事件和情绪息息相关。成瘾者觉察到了这一点。虽然把自毁式的习惯都推到化学现象上是如此简单，他们却很少这么做。他们中很少有人把成瘾当作一种狭隘的医学上的疾病，即便这种模型确实有价值。
在嗑药经验中，什么是真正致命的吸引力呢？我曾经问过许多我在波特兰诊所的来访者。“你有一双疼痛、浮肿、溃烂的腿脚，又红又热，还疼。”我跟海尔说。他是一个友好、轻快的40岁男人，也是我的男性病人中少数没有犯罪记录的人之一。“你得每天把自己拖到急诊室去注射抗生素，你携带HIV，但还是不愿意放弃冰毒。你觉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不知道。”海尔咕哝道，没有牙使他说的话含混不清，“你去随便问谁……随便谁，包括我自己，为什么你要往身体里弄些东西，让你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流口水、看起来像个傻瓜，你知道，使你的脑波模式扭曲到都没法正常思考、说话的地步，然后，你还想再来一次。”“而且它还让你腿上长疮。”我附和道。“对，长了一腿疮。为什么？我真不知道。”
在2005年3月，我和艾伦也有一次类似的讨论。他也四十多岁了，也携带HIV，几天前才因为剧烈胸痛进了温哥华医院。他被告知很可能得了突发心内膜炎，这是心脏瓣膜感染造成的。他拒绝住院，而是去了圣保罗医院的急诊室，想听听那边医生的说法。在那里，医生说他没什么事。现在他又来我的办公室进行第三次检查了。
在检查中，我发现他并没有什么急症，但状况却非常糟糕。“我该做什么，医生？”他耸起肩膀，惊慌无助地伸开双臂问我。“好吧。”我一边看着他的图表一边说，“你父亲死于心脏病，你兄弟也死于心脏病，你抽烟很厉害，还有注射成瘾药物造成心内膜炎的病史。我正在给你治疗心脏问题，而且由于心脏无法有效供血，你的腿到现在还是肿的。你的HIV在强力药物的控制下，而由于丙肝，你的肝脏只是勉强在坚持工作。但你还是接着注射，然后你来问我你应该做什么。你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问题？”
“我一直期待你这么说。”艾伦回答道，“你需要告诉我，我就是个弱智。这是我唯一能够吸取教训的方式。”
“好的。”我答应说，“你就是个弱智。”
“谢谢，医生。”
“问题是，你并不是个弱智，你是个瘾君子。我们怎么理解这件事？”
艾伦四个月后就死了，在午夜冰冷苍白地躺在附近酒店他自己房间里的地板上。有传言说他冲进一家本地药店，抢了好多美沙酮，然后把它们和冰毒以及别的鬼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的东西混在一起，注射给了自己。根据验尸官的报告，这种黑市上出售的小混合物药品已经造成了八例死亡。“我不怕死。”一个来访者告诉我，“有些时候我更怕活着。”
我的病人基于自身经历产生的对生活的恐惧，是他们嗑药的根本原因。曾有人说：“当快感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怕。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压力。”这种观点在成瘾者中间很常见。“它令我遗忘。”积习已深的可卡因成瘾者朵拉说，“我忘记我的问题，什么看起来都没那么糟了，直到第二天早上你醒来，然后它们就更糟了……”在2006年夏天，朵拉离开了波特兰，住回了街上，为了大麻奔波。1月，她在圣保罗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死于多发脑囊肿。[1]
55岁的艾尔文是一名身材魁梧、臂膀结实的前长途卡车司机，他正在服用美沙酮，以控制海洛因药瘾，并且最近提高了冰毒用量。“每天开始的时候，我都感觉自己要吐了。”他说，“但从管里吸了八九口后……它给我什么感觉呢？就像我整个是个白痴，但我不知道，我猜这就是个习惯。”
“我听起来是这样。”我回答道，“为了能够享有恶心以及感觉自己是个白痴的特权，你一个月花了1000块。这就是你想跟我说的？”艾尔文笑了：“但我只在每天第一次吸的时候吐。我会有点兴奋，这会持续三到五分钟，然后……你对自己说，我刚才干吗要这么干？但那时候已经晚了。有什么使你不断地去做，这就叫成瘾。我不知道怎么控制它。我对上帝发誓，我恨死这事了，我真的恨死这事了。”“但你还是从中获得了什么。”“呃，对，要不我就不会那么干了。很显然，我猜那就像获得高潮一样。”
除了即时的高潮体验，成瘾药物还有让痛苦变得可以忍受，让无聊变得值得体验的力量。“有这么一个记忆是如此稳固、如此完美，使我在有些日子里根本想不到任何其他事。”作家史蒂芬·瑞德（Stephen Reid），同时也是银行抢劫犯和自我坦白的瘾君子，曾经这样描述他11岁第一次吸毒的经验，“我沉浸在对平凡事物的深刻敬畏之中——苍白的天空、蓝叶云杉、生锈的铁丝网、濒死的黄叶。我兴奋了。我11岁，而且与世界共融了。以全然的天真进入了未知之心。”1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也写过类似的内容，关于“一个承诺、一种美、一个烟草带来的拯救……”
就像挂毯上的图案，在我与成瘾者的对谈中，总有一些重复性的主题：成瘾药物被作为情绪麻醉剂，作为令人恐惧的空虚感的解药，作为对抗疲劳、无聊、疏远和个人不足感的补品，作为解压器和社交润滑剂。并且，就像史蒂芬·瑞德描述的，成瘾药物可能打开通向精神超越的大门，即使只是短暂的一瞬。在世界各地，这些主题吸干了饿鬼们的生命——它们对市区东部的可卡因、海洛因和冰毒成瘾者具有致命的力量。我们下一章还会再回到这些主题。
在一张波特兰的照片上，莎伦穿着一件黑色的泳衣，坐在阳光斑驳的甲板上。她的双腿浸在蓝瓷砖泳池闪着光泽的清水里。她面对摄影师的镜头微笑着，显得放松又沉静。这是牧师记住的那名充满快乐与可能性的年轻女性在死前几个月，在她的十二步戒瘾法互助对象家中，在秋日午后的暖阳下嬉戏时，被照相机记录到的一幕。
莎伦在市区东部度过的12年里，始终没能完成那十二步。她的功能是如此差，可卡因瘾又如此严重，以至于在成为波特兰居住者之前，她甚至被禁止拜访这个酒店。“这事就是这样的。”波特兰协会主管克斯汀·斯提茨伯赫在莎伦的葬礼后，在教堂门厅对我说，“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你就是太糟糕以至于没法住在这里，要么你就是如此糟糕以至于只能住在这里。”
“然后死在这里。”克斯汀在走到室外的阳光下前又加了一句。
[1] 注射药物时被注入组织的细菌造成的感染，会被血液循环带到肺、肝、心脏、脊椎和大脑这些内部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