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他有过的唯一的家
我穿过栅栏铁门来到阳光下，看到如费里尼[1]电影中的一幕——一个既熟悉又奇异，既梦幻又真实的场景。
伊娃站在黑斯廷斯街[2]边。她有深色的头发和橄榄色的皮肤，已经三十几岁了，但仍像个流浪儿般，跳着怪异的可卡因式弗拉明戈舞。她乱扭着自己的臀部、上身和胯骨，然后弯着腰将单臂或双臂甩向空中，以一种笨拙但又协调的方式转着脚尖，同时用她又黑又大的眼睛追踪着我。
在市区东部，这种由嗑药导致的即兴芭蕾被称为“黑斯廷斯鬼步舞”，而且很常见。当我在这个街区进行住院医师轮转的时候，有一次，我曾看见一个年轻女人在黑斯廷斯的车流上方进行这种“表演”。她在二楼窗外的霓虹灯的狭窄顶沿上保持着平衡，下面聚集了一群看客，其中的那些瘾君子与其说被吓到，不如说还挺乐在其中。这名“舞者”会转过身，像走钢索的人般双臂平伸，或者如高空的哥萨克舞者般深屈膝盖，一条腿踢向前方。而在消防云梯能达到她游弋的高度之前，这名吸高了的“杂技演员”就缩回了她的窗户里。
伊娃的同伴围绕着我，她则在他们之中迂回前进。有时候她消失在兰德尔身后——他是一名思维方式离经叛道却又极度聪明的壮汉，正一脸严肃地坐在轮椅上。兰德尔对自己不可或缺的“机动战车”吟咏着自说自话的赞叹：“这太棒了，医生，不是吗？拿破仑的大炮当年是用牛马在俄罗斯的泥雪中拖行的，而我现在有了这个！”带着一抹天真诚恳的微笑，兰德尔倒出了一堆听来近乎真实，实则颠三倒四的事实、历史事件、回忆、解释、松散的关联、想象和妄想。“这就是拿破仑的密码，医生，它改变了低层次排列和文件的传输媒介，你知道，那时候这样宜人的瑞典自助领域还能得到很好的测量。”[3]此刻，伊娃从兰德尔的左肩探出头，玩着躲猫猫。
兰德尔的身边站着的是阿琳。她双手叉腰，带着责备的表情，穿着紧身牛仔短裤和衬衫——这是正赚着吸毒钱，并且很有可能在早年被男性恶徒性剥削过的表现。盖过兰德尔持续的低声演说，阿琳抱怨道：“你不应该给我减药。”阿琳的胳膊上横着十几条伤疤，像铁轨枕木一样平行排列，旧的已经发白，新近的则泛着红，每一条都是她自己用剃须刀片划出的纪念。自残的痛感可以抹去心底更大的痛苦，即使只是暂时地抹去。阿琳吃的药中，有一种是控制这种冲动性自伤的。她总是怕我给她减药量，而事实上我从来没减过。
在离我们不远的波特兰酒店的阴影里，两个警察铐住了詹金斯。詹金斯是个瘦高的原住民，他披散着过肩的黑色长发，正安静驯顺地等着其中一名警察掏空他的口袋。他弓着背靠在墙上，脸上没有一点抗议的神情。“他们应该随他去。”阿琳大声说，“那家伙不贩毒。他们老是抓他，但从没找到过问题。”至少在黑斯廷斯街的光天化日下，这些警察以模范式的礼貌进行着他们的搜查——但据我的病人说，他们并不总是这样。一两分钟后，詹金斯就自由了，他无声地大步跑进了酒店。
与此同时，就在几分钟之内，长驻于此的“著名荒诞诗人”兰德尔已经回顾完了从百年战争到波黑战争的欧洲史，并开始大谈从摩西到穆罕默德的宗教议题。“医生，”兰德尔接着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该终结所有战争。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与癌症和成瘾药物战斗？德国人用大贝莎[4]跟协约国谈话，但显然法国人和英国人并不喜欢这种语言。枪的节奏、名声和操守都很差，医生，但它能推动历史，如果我们讨论历史发展或者任何历史变化。你觉得历史在发展吗，医生？”
秃头的马修微笑着拄着拐杖，他大腹便便，却只有一条腿。他以一种难以自抑的快活口气打断了兰德尔的演说：“可怜的马泰博士只想回家。”他以一种风格独特、充满讽刺，却又无比真诚的甜美口吻说。然后，他就对着我们咧嘴笑开了，就好像这个玩笑不是他说的一样。他左耳上的一排耳环在傍晚前金铜色的阳光下微微泛着光。
伊娃从兰德尔背后大步跃出来。我则转过身。我已经受够了这些街边闹剧，只想赶快逃离，我这个“好医生”已经好不下去了。
这些费里尼式的人物和我聚在一起，或者可能这里应该说“我们”，我们这群费里尼式的人物，在波特兰酒店外相聚——他们在这里生活，而我在这里工作。我工作的诊所在这个由加拿大建筑师亚瑟·埃里克森（Arthur Erickson）设计的、水泥和玻璃铸成的酒店建筑的第一层，空间宽敞，现代又实用。这座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代替了于19和20世纪之交建造的奢华的初版波特兰酒店，很好地服务着它的居住者。旧酒店的木制栏杆、宽大的旋转楼梯、陈腐的楼台和向着海湾的窗户，带来一种新式建筑所不具备的独特风格和历史感。虽然我想念它带来的怀旧气氛，那种逝去的富饶和衰败的气息，以及晕着优雅记忆色彩的斑驳窗台，但居住者们对那里拥挤的房间、腐蚀的下水道和成群结队的蟑螂，恐怕是不会有任何怀念的。1994年，旧酒店的屋顶着火了。一家本地报纸进行了报道，以“英雄警察拯救萌猫”为标题，刊登了一名女性居住者和她的猫的特写照片。结果有人给波特兰酒店打电话投诉，说不应该允许动物生活在这么糟的环境下。
于是，我就职的非营利性组织波特兰酒店协会（Portland Hotel Society, PHS），就把这座建筑改为了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我的病人绝大多数都是瘾君子，虽然也有少数是兰德尔这种脑化学水平过于错乱，以至于即使不嗑药也还是完全脱离现实的人。他们中有很多人和阿琳一样，同时有精神障碍和药物成瘾。波特兰酒店协会在几个街区中管理着数个类似的设施，包括斯坦利酒店、华盛顿酒店、富豪酒店和曙光酒店，而我在波特兰酒店协会担任住院医生。
新的波特兰酒店马路正对面有家陆海百货，我父母和很多50年代的新移民都在那家百货公司买衣服。那时候，陆海百货是个工薪阶层很热衷的购物点，中产阶层的孩子们也喜欢在那里搜索酷炫的军服和水兵夹克。在外面的人行道上，大学生则会和一群酗酒者、小偷、购物者和周五晚的圣经传教士混在一起，在这个贫民区找乐子。
现在这一切已经变了。大众人流多年之前就销声匿迹了。现在这些街道和后巷已经成了加拿大成瘾药物之都的中心。离这里一个街区的地方，矗立着已经废弃的伍德沃德百货，它外形巨大，屋顶点亮的“W”一直是温哥华的地标。抗议者和反贫困运动者一度占领了这座建筑，但它最近已被拆毁，地皮将用于建造时髦的公寓和社区住宅。冬奥会将于2010年在温哥华举行[5]，这个街区可能会因此而整改。现在这个过程已经开始，而人们担心为了取悦国际各界，政客们将会急着想要驱逐本地的成瘾者。
伊娃在背后伸展着交叉的双臂，并低着头研究自己在人行道上的影子。马修看着她瘾君子式的瑜伽动作，咯咯笑着。我急切地扫视着高峰时段来来往往的车流。终于，我得救了，我的儿子丹尼尔开车来了，他打开了车门。“有些时候，我对自己的生活简直难以置信。”我坐进后座跟他说，“这边有时真够呛。”我们开走了。在后视镜里，渐行渐远的伊娃摆了个姿势，她双腿张开，头歪向一边。
波特兰酒店和波特兰酒店协会的其他建筑代表了一种开创性的社会模式。波特兰酒店协会的目标是为那些被边缘化和污名化（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的人群，提供一个安全、支持性的系统。波特兰酒店协会企图从这些被本地诗人称为“被移除的街道和被驱逐的建筑”中，拯救这些人。
“人们只是需要个地方待。”丽兹·伊万斯（Liz Evans）这么说过。她过去是一名社区护士，她上流社会的背景，与她现在波特兰酒店协会创始人和主管的角色可能显得并不相称。“他们需要一个他们可以存在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不会被批判、纠缠和骚扰。他们常常被视为包袱，被谴责是犯罪者和社会渣滓……被看作浪费时间和资源的人。甚至以慈爱作为职业的人对他们都很苛刻。”
波特兰酒店协会以一种平凡的方式成立于1991年。但如今，它已经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和服务，其中包括社区银行、市区东部艺术家的艺术展、北美第一个监管注射中心、可以通过静脉注射抗生素处理深层组织感染的社区病房、免费牙医诊所，以及我工作了八年的波特兰诊所。波特兰酒店协会的核心使命就是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所。
统计数据相当残酷——波特兰初建不久时的一份回顾显示，这些居住者在住进波特兰之前的一年里，有过五个不同的地址；其中90%的人曾多次被起诉或实际犯罪，罪名多数都是小偷小摸。至本书写作时，36%的居民是HIV阳性，或者就是艾滋病患者，并且大多数人都对酒精或其他物质成瘾（从米酒、漱口水到可卡因和海洛因），其中超过一半人患有精神障碍。波特兰居民中加拿大原住民的比例是一般人群中的五倍。
对于丽兹和其他波特兰酒店协会的缔造者而言，看着人们在持续不断的危机中挣扎，缺乏可靠的支持，令人感到无尽沮丧。“社会系统抛弃了他们。”她说，“所以我们才尝试把酒店作为其他服务项目的基地。八年的募款，四个省政府部门和四个私人基金会的共同努力，才使新的波特兰酒店成为现实。现在人们终于有了他们自己的卫生间、洗衣房和一个能好好吃饭的地方。”
令波特兰模式在成瘾服务方面独特而又广受争议的，是它接纳人们本来面目这一核心意图——不论这些人多么不正常，不论他们有多少麻烦或者给他人造成多少麻烦。我们的来访者并不是那些“值得被帮助的穷苦人”，他们就是纯粹的穷，不论在社会眼中还是他们自己眼中都不配获得帮助。在波特兰酒店，没有奇美拉[6]的赎罪，也没有任何对达到体面社会目标的期待。这里只有对处于（由普遍的悲惨过去造成的）灰暗现实中的真实人类的真实需求的客观承认。我们可能（并且也确实）希望人们可以从缠住他们的魔鬼手中解放，并努力鼓励他们向着这个方向前进。但我们对强迫任何人实现“心理驱魔”不抱幻想。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是，我们的大多数来访者会一直上瘾，并永远像现在这样，站在法律的对立面上。拥有两个文理学位的前护士克斯汀·斯提茨伯赫（Kerstin Stuerzbecher）是波特兰酒店协会的另一名主管，她曾说：“我们没有答案，而且我们也无法提供能够让人产生剧变的照顾—说到底，改变永远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他们自己。”
在波特兰紧张的财务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居住者们可以获得尽可能大范围内的支持。居家支持员工为最无助的人清理房间，并协助他们处理个人卫生；会有人准备并分发食物；在可能的情况下，病人们会在陪伴下去见专科医生、照X光，或者做其他医学检查；美沙酮、精神类药物和艾滋病药物由工作人员进行分发；每过几个月，会有检验科的人员来波特兰筛查HIV和肝炎，并进行进一步的血检；波特兰还有写作和诗歌小组，一个艺术小组（我办公室的墙上就挂着用居住者画的画缝成的挂被）；针灸医生、理发师会来探访，还有电影放映。我们过去有资金的时候，每年会带着居民们离开肮脏狭窄的市区东部，出去野营一次。我儿子丹尼尔作为波特兰的临时员工，也带领了一个每月一次的音乐小组。
“几年前我们组织艺术小组和诗歌小组，举办了一个达人秀之夜。”克斯汀说，“当时有歌舞表演，墙上挂满了画，人们可以读自己的诗。一个长期居民走到麦克风前，说他没有可读的诗，也没有别的什么创新节目……他只是说，波特兰是他的第一个家，至今为止他有过的唯一的家。他表达了他是多么感激自己能够成为这个社群的一员，又多么为此骄傲。他希望他的父母能看到现在的他。”
“他有过的唯一的家”——这个短语总结了许多住在“全球最宜居城市”[7]的市区东部的人的经历。
我们的工作可能极度令人满意，也可能深深令人沮丧，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心态。我经常得面对人执拗的本质——这些人认为相比于立刻满足他们对成瘾药物的需求，他们的健康和安宁并不重要。我也必须面对我自己对这些人的抵触。虽然我很想接纳他们，至少原则上接纳，但有些日子我会发现自己充满反对和批判，我拒绝他们，想让他们变得不像他们自己。这种矛盾是我自己造成的，而不是我的病人的问题。这是我自己的问题，虽然由于我们之间明显的权力不对等，把问题都推给他们对我来说实在过于容易。
我的病人的毒瘾使所有医学治疗都举步维艰。你到哪去找一群健康状况这么差，同时又这么不愿意照顾自己，甚至可能都不允许别人照顾他们的人？有时候，我真得把他们哄骗到医院去。比如说凯吧，他臀部有一种可能致残的感染，又或者赫伯，他胸骨的骨髓炎很可能会渗透到他的肺。但这两个人却都只关注他们的下一剂可卡因、海洛因或者冰毒从哪来，相比之下他们的自我存续则显得完全不重要。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有一种深植内心的对权威的恐惧和对机构的不信任，而在这里，这是有完全合理的理由的。
“我嗑药是为了不去感受那些，我不嗑药时会感受到的该死的感觉。”尼克，一个四十岁的海洛因和冰毒成瘾者曾这样边哭边告诉我，“当我感觉不到毒品的时候，我就感觉抑郁。”他的父亲使自己的双胞胎儿子深信他们不过是“一坨屎”。尼克的兄弟在青少年时期就自杀身亡了，而尼克则成了一个终身成瘾者。
我们大多数人都害怕痛苦情绪带来的地狱体验，而成瘾者们害怕如果没有成瘾药物，他们就会被永远困在地狱里。这种逃避痛苦的渴望让人付出了恐怖的代价。
波特兰酒店的水泥走廊和电梯经常需要清理，有时候一天就要打扫好几次。由于持续的针刺，一些居住者的伤口总在慢性流血。血也会从他们被打伤或者割伤的伤口流出来，这些伤口可能是其他成瘾者造成的，也可能是他们自己在可卡因造成的妄想中抓伤的——那时他们会不停地挠自己，以摆脱幻觉里的虫子。
在市区东部，我们并不缺少真正的侵扰。在酒店的围墙间和扔满垃圾的后巷里，啮齿动物猖獗。我们许多病人的床上、衣服上和身上都住满了害虫，比如臭虫、虱子和疥螨。偶尔，晃动的衬衫和裤子里还能掉出蟑螂，它们会疾速爬到我的桌子下面躲藏起来。“我喜欢周围有一两只老鼠。”一个年轻人告诉我，“它们会吃蟑螂和臭虫。但它们要是在我的床垫里做窝，我就受不了了。”
害虫、疱疮、血和死亡，都属于埃及的十灾[8]。
在市区东部，死亡天使以惊人的速度杀戮。玛西娅，一名三十五岁的海洛因成瘾者，才从她在波特兰酒店协会的住所搬出，住进了半个街区以外的出租屋里。一天早上，我接到一个慌乱的电话，对方报告了一起可疑的吸食过量案件。我在床上发现了玛西娅，她仰躺着，双眼圆睁，身体已经僵硬了。她的双臂张开，手掌向外伸成一个惊恐、抗议的姿势，就像在说：“不，你来得太早了，太早了！”当我接近她的身体时，踩碎了脚下的塑料注射器。玛西娅放大的瞳孔和其他一些身体线索告诉我，她并非死于吸食过量，而是死于海洛因的戒断反应。我在她的床边站了一会儿，企图在她身上搜寻我认识的那个常常心不在焉却充满魅力的人。当我转身离开时，我听到了门外救护车到来的凄厉警报。
玛西娅上周还在我的办公室里，欢快地请我协助她填写一些医疗表格，以便申请福利。那是我六个月来第一次见她，而她若无其事地跟我解释说，在那段时间里，她在许多其他瘾君子和奉迎者的“帮助”下，花光了他男友凯欧的13万加元遗产。尽管如此交际广泛，当死亡抓走她的时候，她却孤身一人。
另一名死者是弗兰克，一名隐居的海洛因成瘾者。只有在他病重的时候，他才会勉强允许你进入他在富豪酒店的狭小房间。“我绝不死在医院里。”一发现严酷的死神艾滋病已经在敲他的门，他就声明。没有人跟弗兰克争执这事，也没有人说别的。2002年，他死在了他脏乱褴褛的床上，但是，确实是在他自己的床上。
弗兰克粗糙小气的个性并不能掩盖他亲切的灵魂。虽然他从没跟我谈过他的人生经历，但他确实通过死前几个月写的一首名为“通向地狱的市区列车”的诗，把他一生经历的核心传达了出来。那是一首他献给自己的挽歌，也是一首他献给那些据说被杀害在温哥华外臭名昭著的皮克顿养猪场[9]的女性（都是成瘾者和性工作者）的挽歌。
去市区——黑斯廷斯街和主街
寻找痛苦的解药
我全部找到的
只有一张通向地狱的单程车票
在不远处的农场
几位朋友已被带走
摆脱了痛苦，灵魂获得安宁
结束了她们通向地狱的旅程
在死前给我平静
轨道已彻底铺好
我们都活在各自的地狱中
只不过多几张通向地狱的车票
通向地狱的列车
通向地狱的列车
通向地狱的单程车票
我做过安宁疗护工作，照顾过身患绝症的病人，也经常面对死亡。实话说，成瘾治疗药物对于成瘾者来说，也是一种安宁疗护。我们不指望治愈任何人，只希望能够缓解成瘾药物的影响和吸食者的病痛，并缓和我们的文化折磨、惩罚他们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除了极少数能够幸运逃离市区东部的成瘾者聚居区的人以外，我的病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活到老年。绝大多数病人会死于艾滋病相关的并发症、丙肝、脑膜炎，或由于长期可卡因注射造成的严重败血症。有些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就死于癌症，他们在重压下衰弱到无法抑制恶性肿瘤的发展，史黛维就是这么死的。她死于肝癌，曾经甜美却又充满嘲讽的脸上布满黄疸。也有些时候，他们会猛吸一晚，第二天就死于吸食过量——曙光酒店的安吉拉，和住在她楼上总是笑得无忧无虑的特雷弗，就是这么死的。
在一个阴郁的二月的晚上，住在附近酒店的一名病人里昂娜在她屋里的吊床上醒来，发现她十八岁的儿子乔伊僵硬地躺在她床上，已经死了。她把他从街上拉了回来，一直看着他，防止他自残。警觉了一个晚上之后，她在上午昏睡了过去，而到下午他就吸食过量了。“当我醒过来，”她回忆说，“乔伊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不用谁说我也明白。救护车和消防员都来了，但是谁也做不了任何事。我的宝贝已经死了。”她的哀痛排山倒海，她的愧疚无以复加。
波特兰诊所最常遇见的问题之一就是疼痛。医学院教过炎症的三个征兆，在拉丁文里分别是calor、rubror和dolor，也就是发热、泛红和疼痛。我的病人的皮肤、四肢和器官常常在发炎，对此我倒是可以提供暂时足效的服务。但我们如何缓解他们灵魂上的痛苦——这些首先由于可悲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童年经历，接着又由于他们自己的机械化重复造成的痛苦折磨所带来的炎症？当他们的苦难由于艾略特·雷敦（Elliot Leyton）[10]描述的那种“深植于加拿大社会中的，对种族、性和阶级的冷酷偏见，对贫穷者、性工作者、成瘾者和酗酒者以及原住民的制度化的蔑视”1所造成的社会排斥而与日俱增，我们又如何为他们提供慰藉？市区东部的痛苦从讨药钱的手里伸出来，从冷漠坚硬、耻辱屈服的眼神中流出来，从花言巧语的口吻和充满攻击性的尖叫中表达出来。在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词、每一次暴力行为和幻灭背后，都有一段凄苦潦倒的历史，一个每天都在增添新篇章的自传故事——并且它鲜少会有美好的结局。
当丹尼尔开车带我回家的时候，我们听了车上的收音机，下午加拿大广播公司正随机播放着一系列轻快的谈话节目、文学作品朗读和爵士乐。我为城市广播的内容与我才离开的混乱世界的不协调感到震惊，并想起了我当天的第一个病人。
玛德琳蹲坐着，手肘架在大腿上，她消瘦结实的身体因哭泣而抽搐。她双手抱头，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攥紧拳头，有节奏地敲打自己的太阳穴。直直的棕色长发披散在她面前，遮住了眼睛和脸颊。她的下唇肿着，还带着瘀青，血从一个小伤口里滴下来。她男生般低沉的嗓音因暴怒和疼痛而嘶哑。“我又被糟蹋了。”她哭道，“我总是被他们的鬼话欺骗。他们怎么敢每次都这么对我？”当泪水流过她的气管时，她咳嗽了起来，像个孩子一样讲着她的故事，乞求别人的同情和帮助。
她所讲述的，只是市区东部常见主题的某个版本：成瘾者互相剥削。三个玛德琳很熟的女人给了她一张百元钞票，让她去找一个叫“斯皮克”（Spic）[11]的人，从他那儿买十二支可卡因。她可以留一支，她们会自己留一部分，然后卖掉剩下的。“我们不能让警察看见我们买那么多”，这是她们的说辞。十分钟后，那名“斯皮克”抓住了玛德琳。“他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扔在地上，然后一拳打中了我的脸。”那张百元钞票是假的。“她们坑我。‘哦，玛德琳，你是我的姐妹，我的朋友。’我根本想不到那张钱是假的。”
我的来访者经常谈到“斯皮克”，但我从没见过他，他对我来说是位传说中的神秘人物。在波特兰酒店的街边，有着橄榄色肌肤的年轻中美洲人会戴着黑色的棒球帽，聚在一起。当我经过的时候，他们会对我低语，“上、下”或者“好摇滚”，即使是在我脖子上戴着听诊器的时候。（上和下是交易的黑话，上是兴奋剂，而海洛因则是下，是镇静剂。摇滚是可卡因的意思。）“嘿，你看不出来那是个医生吗？”偶尔有人会说。“斯皮克”很可能就在这群人之中，或者也可能是这群人的泛用绰号。
我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把他引向了温哥华的贫民窟，他卖给那些憔悴的女人可卡因，打她们，而她们则为了付他钱去偷窃、贩毒、诈骗，或者随便为他口交。他生在哪里？怎样的战争或丧失迫使他的父母离开他们的贫民区或山上的镇子，到赤道以北这么远的地方来讨生活？是洪都拉斯的贫困、危地马拉的准军事活动，还是萨尔瓦多的敢死队？他是怎么变成“斯皮克”这样一个我办公室里骨瘦如柴、心慌意乱的女人口中的恶棍的？而玛德琳则哽咽着，解释着她的瘀青，求我不要因为她上周没来做美沙酮检查而责怪她。
“我已经七天没喝果汁了。”玛德琳说。（“果汁”是美沙酮的黑话：美沙酮粉末经常被溶在橘子味的果珍里。）“我也不会跟街上的任何人寻求帮助，因为如果她们帮了你，你就欠了她们一辈子。即使你还给她们，她们也仍然觉得你欠她们的。她们会说，‘玛蒂在哪’[12]，‘我们可以从她那儿弄，她会给我们的。’她们知道我不打架。因为如果我动手，我就会直接杀掉这帮娘们儿中的一个。我可不想在监狱里结束我的余生，因为我本来从一开始就不会跟她们搭上半毛钱关系。到此为止了，我已经受够了。”
我递给她新的美沙酮处方，并邀请她去药房吃完药后，回来跟我聊聊。虽然她答应了，我却知道我今天不会再看见她了。就像往常一样，嗑药已经在召唤她了。
那个早上的另一名访客是斯坦，一名刚出狱的45岁原住民，他也是来拿美沙酮处方的。在监狱中的18个月里，他变胖了，这使他高大粗壮的身形、炯炯有神的暗色眼睛、披散的长发和两撇细长的胡子，看起来不再那么吓人。也可能是他确实变柔和了，毕竟这段时间他都没吸可卡因。他望向窗外对街的人行道，陆海百货前面站着几个成瘾者。他们摆出很多姿势，明显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看看他们。”他说，“他们卡在那儿了。你知道，医生，他们的人生大概也就从这儿往左延伸到维克多广场，向右延伸到弗雷泽大街。他们从来没出过这个范围。我想搬走，我不想在这儿继续浪费自己的生命了。”
“啊，有什么用呢。看看我，连袜子也没有。”斯坦指指他穿旧了的跑鞋和宽松的红色棉长裤，松紧带在他脚踝上几寸的地方突出来。“当我穿着这身上公车的时候，大家都能看出来。他们会躲开。有些人盯着我，更多人甚至不往我这边看。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就像我是个外星人。我觉得浑身不对，直到我回到这里。怪不得没人能离开这里。”
十天后当斯坦再来拿他的美沙酮处方的时候，他还住在街上。现在是温哥华的三月，灰暗、潮湿、冷得不行。“你不会想知道我昨晚睡在了哪儿，医生。”他说。
对温哥华的许多长期、骨灰级的成瘾者来说，从主街到黑斯廷斯街延伸开的几个街区就像被无形的铁丝网围绕着一样。在这之外还有一个世界，但对他们来说它遥不可及。那个世界恐惧他们、拒绝他们，而他们也不了解那个世界的规则，无法在那里生存。
我记得一名劳改营的逃犯在外面忍饥挨饿之后，自愿回到了劳改营。“自由不属于我们。”他告诉他的狱友，“我们余下的一生都会被锁在这里，即使我们身上没有铁链。我们可以逃跑，可以流浪，但最后我们总会回来。”2
像斯坦这样的人是所有人中病得最重、最需要帮助，也最被忽视的。他们一生都在被忽视、被抛弃，反过来，他们也常常自我抛弃。为这样的社群服务的决心从何而来呢？于我而言，我知道这根源于我的犹太人身份，并且我还出生在1944年被纳粹占领的布达佩斯。在我的成长经历里，我一直能觉察到生活对某些人来说非常困难和糟糕，而且这并不是他们自己的错。
但如果说我对病人的同理心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那么我内心时而翻滚而出的对同一群人的反射性的强烈轻蔑、鄙视和批判也是如此。在本书之后的章节中，我会探讨我自己的成瘾倾向是如何来源于早年经历。在心底深处，我和我的病人并没有太大差别，有些时候我简直难以面对，是多么小的心理差别，多么少的上天的恩典，使我与他们区别开来了。
我的第一份全职临床工作是在市区东部的一个诊所，它短到只有六个月的任期，却在我身上留下了痕迹。我知道有一天我会回来的。二十年后，当我面对成为老波特兰诊所医生的机会时，我抓住了它，因为我觉得这是对的：它包含着我那时一直在生命中寻找的挑战与意义。我连想都没想，就离开了我的家庭医生执业生涯，来到了这个满是蟑螂的市区酒店。
这里有什么在吸引我？我们所有被召来做这份工作的人，都是在对一种内在的引力做出反应，这种引力与我们照料的那些受困的、耗竭的、功能不良的人的频率共振。不过当然，我们每天都会回到自己的家，有外界的兴趣和关系，而我们的成瘾来访者则被困在他们的“市区劳改营”中。
有些人被痛苦的地方吸引，是因为他们希望在那里解决自己的痛苦。另一些人愿意付出，是因为他们慈爱的心知道这是最需要爱的地方。还有一些人则是由于职业兴趣来到这里：这份工作极具挑战性。那些自尊心低的人可能会被吸引来，因为与这些无力的人工作令他们自满。有些人被成瘾的“磁性”吸引过来，因为他们还没有解决甚至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成瘾倾向。我猜在市区东部工作的绝大多数医生、护士和其他职业助人者都受到某些复杂的动机驱使。
作为波特兰酒店协会的创始人，丽兹·伊万斯从26岁开始在这个区域工作。“我完全被淹没了。”她回忆说，“作为一名护士，我觉得我应该有一些可以贡献的专长。虽然事实确实如此，但我很快就发现，事实上，我根本没有什么能给予的，我无法把这些人从痛苦和悲伤中拯救出来。我全部能做的只有作为一个人类同伴，一个慷慨的灵魂，与他们同行。”
“一个我叫她朱莉娅的女人从7岁起就被收养她的家庭锁在房间里，被强制喂流食，并被毒打。她有一条穿过脖子的伤疤，才16岁就把自己割成那样。从那时开始，她就把止疼片、酒精、可卡因和海洛因混在一起食用，并在街上工作。一天晚上，她在被强暴后回到家，趴在我腿上哭泣。她不停地告诉我那是她的错，那是因为她是个坏人，她什么都不值。她哭得几乎上不来气。当我坐在那儿轻摇着她的时候，我真想给她点什么，随便什么能够减轻她的痛苦的，因为我无法忍受那种强烈的痛苦。”正如丽兹发现的，朱莉娅的痛苦中的某些东西，触发了她自己的痛苦：“那个经历告诉我，我们必须不让自己的问题成为障碍。”
“什么使我留在那儿？”克斯汀·斯提茨伯赫沉思道，“一开始我想要帮忙。现在……我仍然想帮忙，但有了变化。现在我知道我的局限，知道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能做的是在这里，为处在不同阶段的人们呼吁，并允许他们做自己。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有义务去……支持人们做他们自己，并且尊重他们。这就是使我留在这里的原因。”
还有一个因素。很多曾在市区东部工作过的人注意到了它——一种真诚。这里的人们放弃常见的社交游戏，放下伪装，面对着现实——人们无法成为他们自己之外的任何人这一现实。
是的，他们撒谎、欺骗和操纵，但我们不都是这样的吗？只不过是以我们自己的方式。不像我们，他们不能假装自己不是欺骗者和操纵者。他们直率地拒绝担负责任、抵制社会期待、接受自己因为成瘾丧失的一切。在直率世界的标准里，这算不了什么；但同时，在这个每位成瘾者用诚实包裹的惯性欺骗中，又有一个核心悖论。“你期待什么，医生？毕竟，我不过是个瘾君子。”一个瘦小的47岁男人从我这里骗取吗啡处方失败后，曾带着讽刺却又坦诚的微笑对我说。可能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令人惊异的、毫无悔过的“真诚”，也很令人着迷。毕竟在我们的秘密幻想中，谁不想在自己的错误面前像这样厚颜无耻一番呢？
“在这里，你和人们之间会诚实交流。”波特兰诊所的金姆·马克尔（Kim Markel）护士说，“我可以来这里，做真实的我自己。我觉得这很值得。在医院或者其他社区机构工作时，总有一种要求你服从的压力。因为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是如此多样，而且我们在服务需求如此纯粹、无可遮掩的人群，我能够对我所做的保持诚实。工作时的我和工作外的我之间，没有太大不同。”
在急躁的成瘾者们为了获得下一次快感而进行的无止境的欺诈和哄骗之中，也有很多人性闪耀和相互支持的瞬间。“这里永远充满了令人惊异的温暖。”金姆说。“虽然有很多暴力，但我还是看到很多人照顾彼此。”贝萨妮·基尔（Bethany Jeal）护士附和道，她来自里站（Insite，受监管的麻醉剂注射点），这个中心就在黑斯廷斯街上，离波特兰只有两个街区。“他们分享食物、衣物和化妆品——任何他们有的东西。”人们在生病时照顾彼此，在谈起他们朋友的情况时充满担忧和爱心，并且经常对他人表现出超乎对自身的友善。“在我住的地方，”克斯汀说，“我连两个房子之外的人都不认识。我模糊地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但我肯定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在这里不一样。这里人们知道彼此，当然这既有好处，也有坏处。这意味着人们抱怨彼此，对彼此发火，但这也意味着人们会把他们的最后五分钱分享给彼此。”
“这里的人很纯粹，不加掩饰，所以这里经常会发生媒体关注的暴力和恶行。但这种纯粹也带来纯粹的快乐和喜悦的泪水——比如看到一朵我之前从未注意到的花，而它也被住在华盛顿酒店的某人注意到了，只因他每天都来这里，因为这里就是他的世界，而他和我关注的细节不同……”
这里也不缺幽默。当我在黑斯廷斯街上，从一个酒店巡视到另一个酒店时，我能看到很多人互相欢快地打趣，听到沙哑的笑声。“医生，医生，给我消息……”华盛顿酒店的拱门下传来一声爵士歌咏，“嘿，你需要一剂蓝调节奏。”我回头以歌唱回应。不用到处找，跟我完美地日常搭唱的正是韦恩。他晒得黝黑，满头肮脏的金色长卷发，整条手臂像施瓦辛格般强壮，还文着身。
我和劳拉一起等着过路口，她是一名四十多岁的女性原住民。令人畏惧的人生经历、药物成瘾、酒瘾和艾滋病都没能吓退她鬼精灵般的聪明才智。当信号灯从红色的停止手势变成走路的小人时，劳拉说话了，口气里带着些微讽刺：“白人说可以走了。”我们在接下来的半个街区里同路，整个过程中劳拉都在为自己的玩笑大笑不止，我也一样。
俏皮话常常是一种无畏的自嘲。“我过去能举起90公斤，医生。”因艾滋病而形容枯槁的托尼在他最后几次来诊所时，曾有一次打趣说，“现在我连自己的鸡鸡都举不起来。”
当我的成瘾病人看着我的时候，他们在寻求真正的我。就像孩子们一样，他们对头衔、成就、世俗意义上的资格证明毫无兴趣。他们在乎的事情太即时、太紧迫了。如果他们想表示喜欢我或者欣赏我为他们做的工作，就会自动自发地表达，说自己因为有个偶尔能上电视而且还写书的医生而感觉自豪。当然，也仅此而已。他们真正在乎的，是我作为一个“人”在不在这里。他们精确地评估我在某一天里是否稳定到能与他们共处，能把他们作为和我自己一样的人那样去倾听他们的感觉、希望、启迪。他们能马上知道我是真的全心全意为他们的福祉着想，还是只想把他们赶快弄开，以免挡了我的路。由于长期无法为自己提供这样的照顾，他们反而对那些负责照顾他们的人是否用心更加敏感了。
在这种远离日常工作世界、强调真诚的氛围里工作，令人神清气爽。不论我们是否明白，我们大多数人都渴望真诚，渴望真正的现实，渴望能超越角色、标签和小心维持的面具。虽然泛滥着功能不良、疾病、犯罪这些问题，市区东部却能提供真相的新鲜空气，即使它是赤裸破损的绝望真相。它为我们竖起一面镜子，使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可以认识自身。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恐惧、痛苦和渴望，正是我们自己的恐惧、痛苦和渴望；而我们在这里见证的美好与慈爱、超越困难的勇气与坚定的决心，也存在于我们身上。
[1] 意大利著名导演。——译者注
[2] 温哥华的一条街道。——译者注
[3] 此处为精神障碍造成的词语杂拌。——译者注
[4]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使用的一种超重型榴弹炮。——译者注
[5] 本书英文版于2008年首次出版。——译者注
[6] 希腊神话中的喷火女怪。——译者注
[7] 温哥华在国际上经常被这样称呼，最近一次是在2007年7月8日的《纽约时报》上。
[8] 圣经中上帝为了说服法老给以色列人自由，曾经降临在埃及人身上的灾祸。——译者注
[9] 养猪场主罗伯特·皮克顿是加拿大历史上恶名昭彰的连环杀手。——译者注
[10] 加拿大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和作家。——译者注
[11] 英文原意为“美籍西班牙裔”。——译者注
[12] 玛蒂是玛德琳的昵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