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人生有起落，总是难预料
清末时局跌宕起伏，如冰海行船，需要统治者有极高的智慧胆识和政治技巧。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是清王朝挽救危亡的一次转机。末代肃亲王善耆正是在这一时期成为政坛上一颗熠熠生辉的明星。他忠于清王朝，积极推动新政建设和立宪事业，为官清廉，为政恭谨，务实求新，建树颇多，是清末政坛上一位具有开通思想的皇亲贵族。
新中国成立后，大部分学者比较注重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侧重于揭示晚清统治阶层昏庸腐化的一面，而忽略了满清亲贵统治集团也有呼吁变法、推动改革的一面。因此，对善耆的研究，必然涉及满清亲贵集团对改革深度与程度的认同问题；对善耆的评价，也自然牵扯到对不同政治集团中人物的评价问题。而且，通过对他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清末统治集团的分化情况，研究他与不同集团的关系还可以增强人们考察社会的思维能力。
爱新觉罗·善耆（1866—1922年），字艾堂，号偶遂亭主人，满洲镶白旗人，1866年3月15日（同治五年 [1]丙寅八月二十七日）亥时生，是继清太宗文皇帝皇太极长子肃武亲王豪格[2]之后的第十代肃亲王[3]，也是清朝最后一代肃亲王，素以开明著称，是晚清亲贵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善耆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获封二等镇国将军，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袭得肃亲王爵位。但是，直至庚子之变，善耆追随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西狩”，以其忠诚赢得慈禧太后欢心，才获得日后的实权地位。
善耆生活的时代，中国内忧外患日益严重，尤其到了20世纪初，清政府的统治已是日薄西山、千疮百孔，其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时面临着垮台的危险。从外部来看，西方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在政治上，他们进一步操纵和干涉中国内政，影响清政府内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甚至干预清政府对地方督抚的任命。在经济上，他们逐渐控制了中国的交通命脉（1901—1911年，中国共修铁路达9618公里，而中国自主修建的铁路仅有665公里，占6.9%），不断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开办、扩充银行业务，垄断中国财政金融（1910年，在中国市场上流通的外通银元总数约有11亿，占了主导地位）。可以说，中国当时随时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
从内部来看，清政府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引起了人民群众对其统治的强烈不满。总起来看，国内主要存在四大矛盾，即清廷与立宪派之间的矛盾、清廷与革命派之间的矛盾、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这四对矛盾关系到清王朝的兴衰存亡。
首先，立宪派和革命派虽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两者都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力量。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与清政府新政改革并行。立宪派认为挽救中国必须进行改革或改良，实行英国式君主立宪制度。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清政府改革的支持力量，然而慈禧太后等掌权者始终不肯赦免康梁等人。直到武昌起义成功，梁启超才回到了阔别十四年之久的中国，投入中华民国的共和事业中。革命派则决心推翻清王朝统治，发动国民革命，建立汉族为主体的美国式资产阶级共和国。清政府能否应付既有知识又有组织的两股政治力量，成为决定其改革成败的一大关键。
其次，满汉矛盾虽然长期存在，但成为突出矛盾是在百日维新之后，它随政治矛盾激化而日渐严重。当时，“南北之分一变而为满汉之分，再变而为帝后之分，……措之于政见，而有新（政）旧（政）之分”[4]。特别是民族主义兴起后，很多人认为满洲应对中国的积弱局面负责，矛头直指满清王朝。清政府虽然理论上特别重视消除满汉畛域，但是行动上相对迟缓。当然，革命党人是坚决不相信清政府会消除满汉畛域的，否则是“自灭其种”。
最后，中央和地方关系日益复杂，中央集权却缺乏足够力量，地方分权却缺乏相当民主。从理论上讲，权力来自中央，督抚执行中央的决策。但实际上，清末中央权力缺乏直接的民众基础，地方督抚日益脱离中央控制。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地方督抚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统治或治理地方的，强大的中央权力日渐被地方督抚的权力所分割。日本明治维新则是将权力从幕府的手中集中到天皇手中，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进而通过改革使国家走向强大。地方权力大了，中央集中一下权力，本身没有问题，关键是许多时人认为中央集权是“满排汉”之意。所以，清廷想把权力集中到中央实现一体化，积聚资本，仿效日本，集中有限资源进行新政，反而加剧了中央和地方督抚之间的矛盾，使清末政局更加复杂。
在此复杂情形之下，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举步维艰，皇亲贵族虽然希望不断集结内部权力以维持统治，却形成了所谓“少壮派”与“元老派”两股对立力量。“元老派”是指奕劻等一批辈分较高且有丰富政治经验的满清亲贵；“少壮派”则是指在八国联军侵华以后逐渐步入中枢、身居要职的一批亲贵，如载沣、载泽、载洵、载涛等人，善耆也属于这一派。“少壮派”虽然思想较为开明、处于高位，但是资历尚浅，或缺乏政治经验，或缺乏政治实力，或优柔寡断，或态度强硬，远不如“元老派”老练成熟。这正如李泰棻在《独树一帜的善耆》一文中所说，载沣兄弟三人“一门三王，清代各帝皇子，尚不如此显赫；况又以载洵管海军，载涛总参谋（军咨府）及禁卫军。兄弟三人，均不过二十多岁，政治学识，两不称职”[5]。“少壮派”知道自己实力不足，所以对集权也比较感兴趣，不仅想把地方权力集中到中央，而且想排挤奕劻等“元老派”。京师有谚语“近支排宗室，宗室排满，满排汉”[6]，即是如此。
“少壮派”对奕劻等“元老派”极为不满，但是慈禧认为没有人才能和奕劻相比，颇谅解他，说：“奕劻死要钱，实负我。我不难去奕劻，但奕劻既去，宗室中又谁可用者？”待慈禧去世，载沣罢免袁世凯后，又想驱逐奕劻的势力，以集中权力到少壮派手中。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就说：“奕劻在光绪末年招权纳贿，咸欲得而甘心，监国亦甚恶之。……前攻击奕劻者，见善耆、载泽、载洵、载涛、溥伦诸王贝勒迭出……”[7]胡思敬所说的“监国”就是指摄政王载沣。
然而，“少壮派”集团成员本身也在争权夺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改革的力度。恽宝惠在《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中就把皇族分为两派，指出“一派是载涛、毓朗为首，是属于军事的，得到载沣的信任。……首谋去袁，善耆、载泽、铁良或者都是参与密谋的重要成员。……又一派是属于政治的，以载泽为中心”[8]。
在如此变化莫测的时代，为了挽救自身统治，清政府于1901年宣布实行“新政”，并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新政为契机，善耆积极筹办警政事业、推动自治建设、支持国会请愿等，以其干练、开明和豪爽成为清末王公贵胄中的佼佼者。他在清末十余年中施行的改革措施，部分地反映了革新人士的意愿和要求，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推动了中国近代化建设和社会变革。可以说，善耆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满清亲贵或是中央统治集团在社会急剧变动之际，对自身政治策略及思想观念的调整。
善耆能够筹办种种改革，与他的敢于用人密不可分。当时，归国留学生日多，善耆的思想较为开明，比较重视新式人才，凡有识之士，不论主张改革者，还是主张革命者，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加以重用。例如，汪荣宝、章宗祥两人“以学生不三年而为丞参”[9]。
当时，善耆和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海内外各立宪派、革命党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在他任用的留学生中，以留日学生为多，一方面源于留日学生群体庞大；另一方面由于留日学生与留欧美学生多习理工农医的情况不同，他们倾向于学习军事、法政，具有更强的政治性，更加适合20世纪初清政府推进新政和立宪事业的需要。所以，在研究善耆以至清末改革的过程中，留日学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善耆主持修订的警律、报律、出版律等法律法规大多出自留日学生之手。在推进诸如地方自治、速开国会等宪政事业时，善耆也愿意多听取他们的建议。
在面对清末各种政治、社会问题时，善耆和留日学生中的立宪派与革命派不存在完全的对立，他们之间既有矛盾又有妥协。但他们所植根的思想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以致辛亥革命后，善耆与留日学生走上不同的道路。对善耆与留日学生之间关系的研究在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等领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在社会激烈变动之际，不同背景的人的思想状态以及新旧观念的转换问题，这必将深化学界对近代政治、社会、思想文化转型的认识。
然而，善耆殚精竭虑做出的一切努力都无法挽救气数已尽的清王朝。辛亥革命时，他坚决反对溥仪退位，甚至泪洒朝堂。民国建立后，他潜至旅顺，拉拢日本势力，致力于复辟，策划满蒙独立运动。他将自己的复辟举动比喻为汉光武帝匡复汉室，将自己的决绝之情比喻为精卫填海。在他看来，他是忠于清王朝的。他被废帝溥仪赐谥为“忠”，也可说明这一点。但是，他借助日本势力搞复辟运动是一股逆流，是公然分裂中华民族的行为，对中国主权危害极大，是完全错误的行为。这段历史也很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可以通过考察他与日本之间的“利用”“互助”关系，进一步明晰满清亲贵对于改革的接受程度，以及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与事实。
研究历史，离不开人的活动。善耆生活的时代处于改革和革命两种道路相较量以及此消彼长的时期。作为满清亲贵中的一员，善耆积极参与新政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近代化，促进了民众的觉醒，激发了国人的参政意识。他提出的一些思想，对目前中国的改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但是，善耆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且，他对新政、立宪事宜多有规划，但是由于改革时间尚短，取得的成绩还是有限的。本文主要探讨清末肃亲王善耆的施政得失，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考察清末新政、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以及一个开明亲王在历史长流中的角色与定位。
善耆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但是对他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最早对善耆进行论述的是日本人川岛浪速，他在1914年（日本大正三年）写了一本关于善耆的传记，名字就叫《肃亲王》，共83页。日本人石川半山也曾为善耆专门作传。[10]许多学者都写过善耆的小传，例如沃丘仲子的《当代名人小传》、徐彻等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王照的《方家园杂咏纪事》以及吴玉清和吴永兴编著的《清代八大亲王》中都有传，不过作者只是简单介绍了他的主要活动和事迹，内容也多有重复。
据统计，以善耆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时期他采取的改革措施和立宪实践活动上。在这类研究中，一些学者对善耆在新政、立宪事宜中的举措和态度进行了整体性研究，也有学者就其改革措施的某一方面进行了个案研究。
首先，关于善耆在清末新政及立宪运动中施政举措的整体性研究。近十多年来，随着历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逐步摒弃了将满族统治者完全视为昏庸腐化群体的观点，对统治集团内部成员的评价渐趋客观。学界基本上认为，善耆作为满族统治者中的一员，为维护王朝统治，举办了诸多新政，积极支持立宪运动，为社会进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例如，孙燕京和周福振的《善耆与清末新政——以20世纪初十年的北京新政改革为视点》[11]，以及周福振的《论肃亲王善耆的立宪实践活动》[12]，利用清政府档案、时人日记以及大量报刊等一手资料，比较详尽地探讨了善耆在清末新政、立宪事宜中的诸多规划，分析了善耆在施政过程中的利弊得失，总体上肯定了善耆的改革成绩，同时指出了这些举措及善耆思想的局限性。通过作者的论述，读者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善耆的种种措施，譬如整顿警察、管理书报、参与禁烟、推动地方自治、支持国会请愿等。可惜的是，这两篇文章没有全面介绍善耆的各项施政方针，多有遗漏之处，如治理蒙古的方案、海军的建设规划等并未涉及或一语带过，也没有说明作为开明人物的善耆在辛亥革命后坚决抵制共和的原因，尚待来者详尽研究。
王宇的《从满汉关系看善耆在辛亥前后的政治活动》[13]一文从满汉关系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善耆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活动。作者认为善耆采取的种种改革措施，是他积极处理复杂的满汉关系、维护清王朝统治的体现，而他在辛亥革命后反对共和、致力于复辟活动突显了他的政治身份。这篇论文另辟蹊径，抓住善耆作为满族上层统治阶级一员的身份特征，来审视善耆在新政改革活动中的满汉关系因素，开拓了读者的视野。作者还对民国时期善耆的复辟行为做出了一定的解释。但是，作者忽略了善耆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中所存在的个人权力欲望等问题。
爱新觉罗·连绅的《肃亲王善耆与清末民政部》[14]、《我的爷爷肃亲王善耆》[15]、《引进西方“科学管理方法”的清末民政部尚书善耆》[16]等一系列文章用满怀感情的笔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善耆的多项改革措施，涉及其他研究者较少触及的举措，如召开国际卫生防疫学术会议、改革戏院等等。但是，作为善耆的后辈，作者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善耆的濡慕之情，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改革具体施行及结果的客观评价。
另外，薛瑞汉的《善耆与清末新政》[17]，白杰的《晚清社会变迁与辛亥革命风潮——以善耆的政治人生为线索》[18]、《清末政坛中的肃亲王善耆》[19]和侯宜杰的《善耆这个人》[20]，都从整体上对善耆在新政及立宪运动中的实践活动进行了研究，但论述较为简单。
其次，有关新政及立宪时期善耆改革措施的个案研究日益增多。这些个案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善耆在清末新政时期的改革举措。研究成果主要有王飏、徐广的《善耆与中国近代警政》[21]，邵靖的《善耆与中国近代警察》[22]，焦红娟的《内蒙古东四盟与肃亲王的调查》[23]，薛瑞汉的《清末新政时期的善耆与蒙古》[24]和《善耆与清末民政部禁烟活动考察》[25]，方一戈的《肃亲王善耆查赌》[26]，等等。另外，韩延龙、苏亦工的《中国近代警察史》[27]也涉及善耆对警政的整顿，主要从警察机构的设置和影响方面进行论述。
第二，善耆的立宪实践活动。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薛瑞汉的《善耆与清末地方自治》[28]、周福振的《论肃亲王善耆的立宪实践活动》[29]、王晓秋的《清末京城立宪派与辛亥革命》[30]等等。
这些研究往往仅从表面上谈善耆改革活动的成果，缺乏对其改革措施出台及执行过程的探讨，而且未能充分将善耆的改革活动置于整个清末大背景之下，也没有纵深挖掘善耆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深刻关系。因此，这些文章并没有将善耆的活动对清末政局有何影响的问题解释清楚。
也有学者对善耆与立宪派，尤其是与康梁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考察。章开沅在《康梁与肃亲王关系试探》[31]一文中详细论述了流亡海外的康梁一派在辛亥革命前夜的政治活动，从“联肃排袁”到“联摄排袁”，主要从康梁出发来考虑他们的政策、分析失败原因，把善耆放在配角位置，并未多着笔墨。张玉法的《清季的立宪团体》[32]主要论述了康梁组织政闻社以及国内各立宪团体的活动，探讨立宪运动失败原因，在谈到国会请愿运动时讲到了善耆对立宪运动的态度问题。迟云飞的《戊戌以后康梁与清廷官员的联络活动》[33]也述及了康梁联络善耆以促进维新的始末。何瑜、黄煦明的《清末满蒙亲贵的危机意识与应对之策》[34]、尹煜的《年轻满洲亲贵集团的政治目标与挫折，1900—1911》[35]等文都谈及了国会请愿运动时善耆对立宪运动的态度问题。
善耆不分派别、任用贤才的行为使他名噪一时。因此，对善耆与革命党人关系的研究颇多。关于这一问题，早有时人论述，例如宋教仁的《程家柽》[36]和冯自由的《革命逸史》[37]中都有涉及。
革命党人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案，是由善耆亲自审理的，审理过程颇为宽容。在这一问题上，虽然直接以善耆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尚少，但研究汪精卫的著作论及此事相对较多。张江裁编的《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38]和《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别录》[39]，蔡德金、王升编著的《汪精卫生平纪事》[40]，蔡德金著的《汪精卫评传》[41]，张明林、华山主编的《大清王朝》[42]，林克光等主编的《近代京华史迹》[43]以及赵阳阳、马梅玉整理的《汪荣宝日记》[44]中都有关于此案的记载。这些涉及善耆的资料，对本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孙燕京、周福振的《善耆与革命党》[45]和薛瑞汉的《善耆与革命党人关系初探》[46]，均认为善耆与革命党人是利用与反利用的关系。善耆对革命党人采取宽容的政策，部分虽然是源于其性情豪爽，但是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消弭革命，维护满清王朝的统治，革命党人恰恰要利用善耆的这一策略为革命行动大开方便之门。
这些研究成果在史料运用及观点方面多有雷同，也没有充分展现善耆与革命派或立宪派的互动，仅仅说明两者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并未将革命派和立宪派对善耆的影响阐释清楚。
也有一些著作涉及善耆的生活习惯、家庭生活，如《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生活》[47]谈到善耆家较为新式的生活，包括聘请外国教师进行女子教育、使用西式家具和马车等。《近代稗海》第二辑中的《庚戌炸弹案》[48]、滕绍箴的《清代八旗子弟》[49]、刘小萌的《爱新觉罗家族全书·家族全史》[50]、《中华野史》（第二十四卷）[51]等中都写到善耆听戏、演戏的爱好。
还有一些学者对满清贵族庄园进行研究。杨学琛、周远廉著的《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52]重点论述了肃亲王在辛亥革命后经营的庄园如何走向破产的问题。
辛亥革命后，善耆极力反对共和，并参与组织宗社党，依靠日本人，积极策划满蒙独立。宪均的《肃亲王善耆的复辟活动》[53]、胡平生的《民国初期的复辟派》[54]、左域封的《肃亲王善耆在旅顺的流亡活动》[55]、王珍仁的《旅顺肃亲王府与历史上的“满蒙独立运动”》[56]，以及《宗社党的复辟活动》[57]等都对善耆的复辟活动进行了研究。
综上所述，对善耆本身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首先，晚清政局错综复杂，内里存在各种矛盾，它们与清王朝的存亡密切相关。不仅如此，满清亲贵内部也并非亲密无间，存在“少壮派”与“元老派”以及“少壮派”内部的权力纠纷。因此，可将善耆置于这一复杂的权力网络中进行研究。其次，善耆作为满族权贵中的开明人士，与各类新知识分子，尤其是留日学生交往颇多，遇事多愿与他们商议。因此，善耆对新政及立宪事业的改革措施背后存在着这些留日学生的手笔。所以，对善耆的考察亦可以从他与留日学生的交往入手。
清末民初的留日学生问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长久以来，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他们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这些成果可以从宏观研究和专题研究两个方面进行梳理。
一是关于留日学生的宏观研究。舒新城的《近代中国留学史》[58]于1926年问世，是近代中国有关留学问题的第一部著作，为后人研究中国留学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该书详述了1870年（同治九年）到1926年（民国十五年）跨越60年的中国近代留学史，内容几乎涉及留学教育的各个方面。但是，《近代中国留学史》与其说是一部历史学著作，不如说是一部教育学著作，该书创作的初衷是为了回应当时社会上有关留学问题的讨论。该书对留学教育予以肯定，认为留学生是推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重要力量，并对中国的留学教育提出了许多意见。然而，书中没有涉及留学生在日本面临的“文化身份”认同及思想转化问题。
之后，日本学者实藤惠秀也对中国的留日学生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他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59]是一部比较早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留日问题的专门著作。该书较为详尽地论述了鸦片战争后到全面抗战前夕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缘由，日常学习、生活情况，以及留日学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作者还专章讨论了留日学生的各项政治活动，尤其对其革命实践活动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该书史料翔实，且多为一手资料，如时人日记、笔记、书信、报刊及各类中日档案等，而且涉及时间较长、论述范围较广，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历史。该书观点建立在对大量史料的掌握和精细分析上，令人信服。但是，它没有完整论述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对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研究缺乏总体性与连贯性。
近年来，李喜所对留日学生进行了较为深刻细致的研究，《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60]是其留学史研究的心血结晶。该书将留学生置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系统分析了留学生在“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嬗变及中西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作者认为，“出洋”留学的经历使留学生群体成为中西文化的载体，他们引入西方文化，革新中国文化，加快了中国新旧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以致他们在“西化”的同时，无法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不中不西”[61]的双重人格。作者对留日学生问题的探讨颇具特色，他没有将对留日学生的认识停留在革命者或是立宪派上，而是将他们看作文化传播的媒介。他们宣传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也不只是革命或改革学说，而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变异和再生。该书给予读者看待留日学生的新视角——不但要将他们看作革命或是立宪运动的实践者，也要重视其中西文化载体的身份。
二是关于留日学生的专题研究。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清末留日运动形成的原因。学者一般认为清政府推动留学挽救其颓势的政策、日本方面积极回应的政策、青年学子救国救民的愿望、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国人对日态度的转变是促成甲午战后中国留日热潮的五大要素。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杨柳的《清末中国学生留日原因新探》[62]、夏风的《清末留日教育产生、发展的主要原因及其分析》[63]。
（2）有关留日学生生源地的研究。近些年来，学者们对来自全国不同区域的留日学生进行了研究，其中既可以看到不同区域留学生的特点，又可以透视出留日学生群体的总体特征。例如，王笛的《清末四川留日学生述概》[64]、张金莲的《走出夔门——论清末四川留日学生》[65]以四川留日学生为对象进行探讨，分析了他们的思想动向、政治活动等。何扬鸣的《论浙江留日学生》[66]、《浙江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67]、《浙江留日学生辛亥革命时期报刊活动述评》[68]三文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浙江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杨彩丹的《山西大学堂首批留日学生考》[69]、邢源的《清末陕西留日学生考》[70]分别对山西、陕西的留日学生概况及其回国后对当地政治改革的影响进行了专门研究。
（3）留日大潮中的法政留学研究。20世纪的留日大潮中，法政留学无疑是最为澎湃的一支，不但因为此类留学生的数量十分庞大，更因为这批留学生中产生了许多改革先锋，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法制近代化。目前，学界对法政留学的研究颇为丰富。例如，张朋园在《立宪派与辛亥革命》[71]一书中对法政留日学生在立宪运动中的作用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贺跃夫的《清末士大夫留学日本热透视——论法政大学中国留学生速成科》[72]探讨了法大速成科创办的始末、学生来源，以及法政速成教育对留学生的影响，还简要分析了法大速成科毕业生在清末立宪运动中的政治动向。郝铁川的《中国近代法学留学生与法制近代化》[73]对中国近代法学留学生的规模、特点、政治态度以及在法制近代化中的作用进行了考察，详细探究了法学留学生的就学、任职和著述情况。翟海涛的《法政人与清末法制变革研究——以日本法政速成科为中心》[74]以法政速成科中国留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细致考察了法政速成科学生在清末教育界、传媒界、司法界以及政界的各种活动，并进行了大量数据统计，分析了法政留日学生在清末宪政改革及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4）留日学生与清末革命、改革的关系研究。清末，革命与改革并行。很多留日学生深受革命思想感召，成为坚定的革命者。受到革命史观的影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十分丰富。例如，李喜所的《辛亥革命前的留日学生运动》[75]、戴学稷的《清末留日热潮与辛亥革命》[76]、李本义的《清末留日学生运动对辛亥革命的推动》[77]、陶士和的《试论中国留日学生与晚清政局的大变动》[78]、夏俊锋的《论晚清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79]等等。这些文章肯定了留日学生与革命运动的密切关系。
目前，学术界对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立宪运动的关系愈加重视，涌现出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张学继的《论留日学生在立宪运动中的作用》[80]以留日学生为视角，探讨了晚清留日学生在立宪运动中的作用，为读者和以后的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尚小明的《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81]是研究留日学生对近代变革贡献的精心之作；孙燕的《留日学生与清末立宪运动研究》[82]以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为基础，进一步分析了留日立宪派立宪思想产生的缘由，详尽地考察了他们在清末立宪运动中的主要活动，比较客观公允地对他们进行了评价。
清末时分，部分开明的满清亲贵积极支持新政改革。他们在改革过程中，大量任用留日学生，尊重留日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并对这一群体十分倚重。同时，留日学生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王公贵族们的决策。双方虽然在思想上存在分歧，但在很多领域二者的目的是相同的。目前，学术界虽然在留日学生的研究方面硕果累累，但是尚缺乏留日学生与满族亲贵关系方面的深入研究，这正是本书研究的一大潜力所在。
综上所述，涉及善耆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但是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尚缺乏。本文主要以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83]，以清末社会大变革时代为背景，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并做出客观评价。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等升迁管辖履历清册存案簿》。朱德裳认为善耆是同治四年出生，有误。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219页。
[2]满洲风俗，生子皆呼为格。格者，哥音之转也。李伯元：《南亭笔记》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页。
[3]1636年（崇德元年）四月，皇太极列爵九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以战功被封王爵者，称“功封诸王”，后来清朝历朝皇帝所封的王爵，称“恩封诸王”。乾隆为表彰功封诸王，把功封与恩封区别开来，定“世袭罔替”之制，形成世袭八大亲王，即清代八大“铁帽子王”：礼亲王、郑亲王、睿亲王、豫亲王、肃亲王、承泽亲王（后改号庄亲王）、克勤郡王、顺承郡王。后来，怡亲王胤祥、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𫍽、庆亲王奕劻，因“公忠体国”都得到世袭罔替的殊荣，成为新的“铁帽子王”。
[4]《论南北之成见所起》（转自《时报》）,《东方杂志》,1904年第1卷第10期，第240页。
[5]李泰棻：《独树一帜的善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84页。
[6]刘体仁：《异辞录》卷四，上海：上海书店影印，1984年，第4页。
[7]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64、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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