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说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先民们曾为我们创造了在世界上有其重要地位的历史遗产，使中国成为一个有丰富传统文化的国家。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包袱，又是财富。甩掉包袱，开发财富，无疑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识。我曾在一篇题为《论本土传统文化的选择》（《人民日报》1989年6月26日）的文章中标举出几条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观念，即：

（1）不能把传统文化视作圣人贤哲的遗留，只能保存、维护而不容去取选择。更不要以逝去的枷锁来束缚后来的发展，成为现代民族文化建设的包袱。

（2）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累积。历史悠久的民族在文化积累过程中自然会有沉渣，因此传统文化势必会泥沙俱下，良莠并存，即使其精华部分也不能说毫无瑕疵，只是随时代和社会的需求不断发生变化和发展。

（3）传统文化不是凝固的死亡遗体，它既有过去源头，又有现实特色，更是未来起点，所以必有可备选择的，不可轻率地把孩子和洗澡水一齐泼掉。

（4）传统文化是多层次全方位的，有物质的、制度的、风习的、思想的、上层的、民间的等等。即使儒家思想也非单一而是杂陈的，儒学大师荀况在其《法行》篇中就曾记述过一位学者的质询：“夫子之门，何其杂也？”

（5）传统文化中有不少与现代社会间有矛盾冲突，如平等与等级、开放与封闭、改革与保守、横向吸收与垂直承受等。要明辨矛盾，择善而从，并且善于认识和反思传统。

基于这些认识，我们在选择本土传统文化时才不至于困惑而拘牵手足。也正由于有这些认识，我才敢于去触动传统文化中作为行为准则的“耻”这个观念。

“耻”一直是传统文化中传之久远、受人重视，并以之作为行为准则之一的。早在春秋时，齐国大政治家管仲就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治国要领。他把“耻”作为治国的四大精神支柱之一。“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又是何等警策的危言！孔子曾标举“行己有耻”“有耻且格”等作为教导学生修身的标准。《中庸》中的“知耻近乎勇”则把“耻”提到一个较难达到的境界。因为必须有勇气才能知耻。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耻之于人大矣”，并且把它作为一切悖礼犯法行为的根源。在一些古籍中常见到一些文句，以“耻”来反思自己言行的不足与相悖。如《左传》中说“耻不能据郑也”，《礼记》中说“耻名之浮于行也”“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和“耻有其德而无其行”等，都在检讨立身行事的缺憾。历代都继承着重耻的传统，把明耻视作知人论世的准则，而无耻则是使人无地自容的唾骂之辞。大之于治国平天下，小之于修身齐家，“耻”几乎已是衡量是非、忠奸、曲直的一个标尺，也是鼓舞人们挺身而立的力量。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顾炎武一生就以“博学以文”与“行己有耻”作为自己学与行的两大主旨。他在与友人书中反复详尽地阐述了知耻与明耻的道理。

在传统文化中“耻”的包容甚广。清俭、正直、死难、谦退、忠节、强谏、义烈、悔过、让功、拒贿……，都属于明耻；奢侈、邪佞、专恣、妒贤、徇私、贪污、耽溺、残酷、狎昵、辱命……，都斥为无耻。这些概念的内涵至今尚有其足资借鉴之处。当然，古人对“耻”的标准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涉及封建伦常以“失节事大”作为千百年桎梏妇女的枷锁，则是不足取的。伯夷、叔齐的言行虽有维护君臣礼制的不足，但他们舍利取义，抨击以暴易暴，并能以身殉自己的理想这一点却对贪图富贵、趋炎附势有矫正世情之效，这也正是他们兄弟采薇首阳的故事能长期流传并获得后人赞颂的原因。

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选择有关“耻”的人物典型纳于十余万文字之中，确实颇费周章：既要照顾到各个不同朝代，又要考虑到选择明耻、无耻人物的平衡；既要注意所选人物在人们心目中略有印象，也要发掘若干新人新事。归根结底还要检阅一下是否有可征信、可依据的资料。经过研究筛选，终于确定了45人。明耻者23人，立为正篇，既有传诵人口的坚贞不屈的汉苏武、昏夜拒金的汉杨震、知耻自新的晋周处、闻鸡起舞的晋祖逖以及明代的少年英雄夏完淳等；也有鲜为人知的忠义智勇的唐段秀实、碧海丹心的宋郑思肖、大义斥奸的明杨继盛和清的烧车御史谢振定与抗日英雄柯铁等。无耻者22人，贬入附篇，既有遗臭万年的指鹿为马的秦赵高、残暴肆虐的隋炀帝、残害忠良的宋秦桧和清的卖国太后慈禧等，也有揭露其丑恶的吮痈无耻的汉邓通、奢靡挥霍的晋石崇，口蜜腹剑的唐李林甫和权诈作伪的清是镜等。

当然，这戋戋之数远远不能概括完备，只是努力撷取，用可读的文字提供给人们一面可资借鉴的“人镜”，以证明传统文化中确有不少可备选择的东西，而不要把传统文化一概视如敝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