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孔孟之道”的提法家喻户晓，孟子在儒家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儒家思想史上，他的地位仅次于孔子，被尊称为“亚圣”。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他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最混乱的时期之一，同时也是思想最解放、最活跃的时期之一。他继承和发扬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使其在理论上更加完善和系统，在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孟子的思想观点，主要保存在被儒家列为“四书”之一的《孟子》一书中。

一、孟子的生平与著作

孟子名轲，字子舆，一说字子车，是曾经在鲁国显赫一时的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孟子的先人作为孟孙氏的旁支，后来逐渐衰微，就迁到了离鲁国很近的邹国定居下来。所以现在我们一般都说孟子是邹国人。

关于孟子的生平事迹，历史上直接而又可信的记载较少。司马迁作《史记》时曾经以严谨的态度游历全国，对史实、史迹进行考证，亲自“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史记·太史公自序》）但是，对于孟子的生平事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仅仅用了一百多字进行了简略的记述，简单地提及孟子的籍贯、受业、游历和著作。这使得孟子的一生变得扑朔迷离。后来，随着孟子的地位日益提高，后人对孟子的生平事迹进行了一些考证，孟子的事迹逐渐清晰、明确。然而，其中的许多结论，至今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首先是孟子的生卒年月，由于《史记》等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后人没有直接的资料作为依据，因此只能用推测的方式进行考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孟子生于公元前385年，一种认为生于公元前372年。虽然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确定哪种观点更有说服力，但是，从《孟子》《史记》等著作中记载的孟子的事迹和战国的史实来看，上述两种观点都与孟子的活动年代大体相符，即孟子为战国中期人。

关于孟子的受业情况，《史记》中说他“受业于子思之门人”。但是，从汉代起一些学者就对此提出了怀疑，认为孟子实际上应当是受业于子思，而不是子思的门人弟子。例如刘向《列女传》中说：孟母“断机教子”之后，“孟子惧，旦夕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班固《汉书·艺文志》中也说，孟子“名轲，邹人，子思弟子”。此外，赵岐《孟子题辞》、应劭《风俗通义·穷通篇》中，均认为孟子受业于子思。虽然上述诸说都非常肯定地认为孟子是子思的弟子，然而，如果稍加考证，就会发现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根据子思和孟子的生活年代推算，到子思去世时，孟子还没有出生，因此孟子根本不可能直接受业于子思。司马迁“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的说法是有道理的。按照这种说法，孟子继承孔子儒学思想的授受顺序是“孔子—曾子—子思—子思之门人—孟子”。

孟子虽然没有亲自接受过子思的教诲，但是，他们的思想之间确实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因此《荀子·非十二子》中把他们连在一起，后人将他们一派称为“思孟学派”，都绝不是生拉硬拽地凑合在一起。这从他们的思想体系中也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这种传承关系，相传为子思所作的《中庸》和《孟子》中的许多思想，简直如出一辙。宋明之后，随着“道统论”的提出，道学家们将《论语》、相传为曾子所作的《大学》《中庸》和《孟子》称为“四书”，列为儒家最核心的经典，“思孟学派”俨然成为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的最正统的传承者。

孟子学有所成之后，也像当年的孔子一样，开始教授弟子、周游列国。但是，孟子周游列国时与孔子当年的“恓恓惶惶，如丧家之犬”比起来，的确风光得多。他带领着弟子们，“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到各诸侯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关于孟子周游列国的情况，司马迁说，孟子“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齐国是孟子周游的第一站，当时孟子的年龄大约四十岁左右。此后大约三十年的时间里，他到过齐国、魏国、宋国、滕国、鲁国等不同的诸侯国，虽然期间也曾受到过一些礼遇，但是，总体来说，他的政治主张没有得到实现。回到家乡邹国后，孟子已经是一位接近七十岁的老人。从此之后，他就停止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的活动，专心聚徒讲学，潜心著述。

孟子曾经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尽心上》）在孟子的一生中，聚徒讲学是重要的内容之一。他的讲学活动从周游列国之前就开始了，此后一直到去世，从来没有停止过。孟子奔波于各诸侯国之间时“从者数百人”，其中绝大多数应当是他的弟子。结束游历生活回到家乡之后，聚徒讲学就变成了他的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曾经跟随他周游列国的弟子们，也有许多一直追随他。孟子晚年，由于停止了政治活动，因此可以安下心来专心从事教育和著述事业，这一时期成为他教育事业的一个黄金时期。

今天研究孟子思想的主要依据是《孟子》一书。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周游列国，政治抱负没有实现，于是带领弟子们回到家乡邹国，一边聚徒讲学，一边与弟子们一道，将自己的答问进行收集、整理，在弟子们的协助下，编订成《孟子》一书。

《孟子》成书之后，是作为先秦诸子书中的一种流传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其地位一步步升高，最后成为儒家最核心的经典之一。汉文帝时，为诸子传记设立学宫，为《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传记博士”。“传”是用于解释和阐发“经”的，在典籍中地位虽然低于“经”，但仍高于其他诸子。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设“五经博士”,“传记博士”被废止，但《孟子》“传”的地位仍然保持着。总体来说，《孟子》在汉代的地位并不高，没有上升到“经”的地位。这也是司马迁为孟子作传仅仅用了一百多字的重要原因之一。将《孟子》称为“经”，是唐代之后的事情。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礼部侍郎杨绾上疏，建议把“《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新唐书·选举志上》），但是没有被批准。唐末皮日休又上书请求把《孟子》列为经书，设科取士，也没有被批准。虽然这两次将《孟子》列为经书的努力都失败，但足以反映《孟子》到唐代时引起了学者足够的重视。

第一次真正将《孟子》列为经书是五代十国时的事情。后蜀主孟昶命令毋昭裔楷书《易》《书》《诗》《仪礼》《论语》《周礼》《礼记》《公羊》《穀梁》《左传》《孟子》共十一经刻石。这是《孟子》成为经书的开始。北宋时期，又在原有“十一经”的基础上，加入《孝经》《尔雅》，这就是世传的所谓“十三经”，并将《孟子》作为科举命题的书。南宋朱熹将《论语》《孟子》与从《礼记》中析出的《大学》《中庸》两篇合称“四书”，成为学子必读和科举取士的基本教材。《孟子》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封建统治的核心思想来源之一，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从东汉时起，学者们在研究《孟子》的同时，开始为《孟子》作注解。据粗略统计，《孟子》的注解清代之前就已经达到七十多种。对《孟子》的注解主要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孟子》注，如汉代赵岐的《孟子章句》、刘熙的《孟子注》、郑玄的《孟子注》、唐代陆善经的《孟子注》、宋代苏辙的《孟子解》等；第二类是《孟子》的集注和疏，如朱熹的《孟子集注》、孙奭的《孟子注疏》、金履祥的《孟子集注考证》等；第三类是《孟子》的考订注释，如焦循的《孟子正义》、周广业的《孟子四考》、王若虚的《孟子辨惑》、管志道的《孟子订释》、许衡的《孟子标题》等；第四类是《孟子》文字音义，如张镒的《孟子音义》、孙奭的《孟子音义》、蒋仁荣的《孟子音义考证》、阮元的《孟子音义校勘记》等。

目前，现存的《孟子》版本中，常见的主要有《十三经注疏》的赵岐章句本、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本、阮元《孟子正义》本等。

二、孟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学术最繁荣的时期之一，各个学派之间展开激烈的辩论。孟子以“距杨墨、放淫辞”为己任，激烈批评其他学派的学说，可以想象，他的思想也理所当然地受到别人的批评。孟子在世时，他的思想就被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不但其他学派的学者批评孟子的主张，战国末期，同为儒家学者的荀子也对孟子的一些思想观点提出了批评。尤其是在《性恶》篇中，荀子通过对孟子性善论的批驳，树立了自己性恶论的观点。孟子去世大约一百年之后，孟子的信徒遭受了一场灭顶之灾，这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据赵岐《孟子题辞》说，在这场灾难中，“孟子徒党尽矣”。好在孟子的著作没有在这次劫难中失传，这一不幸中的万幸使得人们日后重新发现和研究孟子成为可能。

孟子在汉代时就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但地位并不高。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受到佛教和玄学的冲击。这个时期，虽然有徐干在《中论·序》中曾赞扬孟子“怀亚圣人之大才，著一家之法”，但总体来说，孟子的地位又有所下降。一直到唐代后期韩愈提出“道统”说之前，孟子的身份都仅仅是一位普通的儒家学者。

在孟子升格为儒家正统的过程中，韩愈立了第一功。他认为，道家、佛教有他们的“道”，儒家也有自己的“道”。儒家的“道”在孟子之前，有一个继承和授受的系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韩愈的这一思想，后来被称为“道统”说。根据他所提出的道统，孟子是孔子之后惟一得到其真传的人，自然应当受到重视。因此，韩愈毫不掩饰对孟子的崇拜之情，声称自己“推尊孟氏”。

五代十国时期，《孟子》被列入“十一经”之一。到了宋代，孟子在大多数儒家学者之中，越来越受到推崇。宋初的孙复和石介接受了韩愈的孟子“功不在禹下”的观点，并论证说：“洚水横流，大禹不作，则天下之民鱼鳖矣；杨墨暴行，孟子不作，则天下之民禽兽矣。”（孙复：《兖州邹县建孟庙记》）此后，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都大力主张尊崇孟子，尤其是二程兄弟，对孟子的功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说：“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观其言，皆可以见之矣。”（《河南程氏遗书》卷五）“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他们对孟子的推崇，不仅表现在对孟子及其著作的评价上，而且深深体现在他们的思想体系对孟子的继承中。宋代开创的理学中的许多观念，可以说都是直接来源于孟子。

南宋思想家朱熹完成了孟子儒家正统地位的最终确立。朱熹根据由韩愈提出、被二程发扬了的“道统”说，将《孟子》列入儒家的必读经典。为了传播和推广孟子的思想，他还撰写了《孟子集义》《孟子或问》《孟子集注》《孟子要略》等著作。在朱熹的努力下，《孟子》终于得以与《论语》并列，成为在儒家典籍中高于“五经”的核心经典——“四书”之一。至此，孟子在儒家思想发展中的正统地位完全确立起来。

孟子的儒家正统地位确立之后，为了封建统治的需要，历代统治者又通过册封、祭祀等活动，使其不断被神化。

对孟子的祭祀，始于北宋仁宗年间。景祐四年（1037年），孔子四十五代孙孔道辅知兖州，在邹县找到孟子的墓地，加以修缮并建庙用以祭祀，并找到一位孟子的后裔荐于朝廷，授邹县主簿，“令主孟子庙祀事”。孟子至此始有祭祀。后来，孔道辅又在孔庙旁边建立“五贤堂”，用于祭祀孟子、荀子、扬雄、王通和韩愈。这是孟子配祀孔庙的开端。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诏封孟轲为邹国公。元丰二年（1079年），孟子开始配享孔子庙。宋徽宗政和四年（ 4年）颁诏重修孟子庙，次年，孟子弟子得到诏封，并获得配享和从祀资格。

孟子不但受到汉族统治者的尊崇，而且也受到少数民族政权的重视。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沿袭北宋的传统，封孟子为“邹国公”。金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年），又将孟子的塑像从孔庙后堂移到正殿，置于孔子塑像之后。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入主中原之后，继续尊儒崇孟的传统。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下诏免孟子后世子孙差役。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下诏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这是孟子首次被正式授予“亚圣”称号。

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后来做了明成祖的燕王朱棣“奉命之国，道经于邹”，举行祭祀孟子的活动，颂扬孟子的功德“传于后世，远世弥光，久而弥芳”（戴光《邹县地理志》）。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孟子的封爵被除掉，由“邹国亚圣公”改称“亚圣”。清朝沿用明制，一直称孟子为“亚圣”。公元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后，即派人祭祀孔子，孟子等人配享。康熙、雍正、乾隆等几代皇帝还亲自去孟庙祭祀，或者书写碑文，或者书写匾额，对孟子的功绩进行表彰。一直到清朝灭亡，孟子“亚圣”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

三、孟子的主要思想

孟子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封建社会中被奉为“亚圣”，并不是偶然的。他在哲学、政治、伦理、教育，以至经济、美学、文学等领域都有过精彩的论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致来说，孟子的主要思想观点包括以下方面。

（一）性善论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人性问题已经成为大家广泛关注的问题，当时存在着性有善有不善、性无善无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等不同的人性理论。孟子认为，上述观点都是不全面的，因为持这些观点的人没有把“性”与“才”两个概念搞清楚。在他看来，所谓“性”，就是人之为人的本性，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之所在。能够称为“人性”的，只能是人先天具有而其他动物却不具备的道德性。人表现出来的不善良的一面，虽然看起来也是生而具有的，但那都是由“才”决定的，而“才”与“性”是不同的。

正是从道德性为人的根本规定考虑，孟子认为，任何人的本性，一生下来都是善的。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在孟子看来，所有的人，一生下来都有一个共同的本性。这种共同的本性就是先天具有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它们同四肢一样，都是上天赋予人的，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标志。人具有了这四心，也就等于有了仁义礼智等道德的萌芽，经过后天的扩充，就成为现实生活中所具有的各种道德品质。

孟子虽然主张人性是善的，但是他也看到，现实世界上，恶的现象却比比皆是，这又如何解释呢？孟子认为，人们道德品质上表现出的差异，完全是后天环境影响和物质欲望引诱的结果。他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告子上》）人的本性其实都是相同的，是合乎理义的，只不过外在条件和客观环境的影响，使其发生了变化。这就像种庄稼一样，相同的种子、相同的土质，如果雨水、肥料等不同，收获也就不一样。相同的道理，人后天表现为恶，也不能归咎于先天的禀受，只能从后天的条件和环境中找原因。

孟子的性善论，是其整个伦理思想体系的基础，他的良知说、修养论、教化观等，都以此为理论支柱。同时，孟子的人性论也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良知说

“良知”、“良能”学说既是孟子认识论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他的道德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阐释的就是人类道德知识的直接来源。他认为，所谓“良知”、“良能”，其实就是人生而具有的一种道德情感或者道德潜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尽心上》）也就是说，仁义等道德情感是人一出生就具备的，既不需要学习也不需要思考。道德深深植根于人的天性之中，因此，人的道德修养不用向外寻求，只需内求就可以了。

除了“良知”、“良能”外，孟子还提出了“良心”的概念。他说：“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告子上》）在孟子看来，良心其实就是人先天所具有的仁义道德之心，这种仁义道德之心是需要涵养的，如果不涵养，使它受到摧残，就会很容易丧失。孟子的“良心”，是和“良知”、“良能”联系在一起的。所谓“良心”，就是“良知”、“良能”在人“心”中的表现形式；所谓“良知”、“良能”，就是“心”这一器官先天所具有的功能。在孟子看来，一切道德观念、道德信念、道德意志、道德品质，其实都是“心”的一种作用，要使自己道德高尚，就要反求于自己的内心。

因为“良知”、“良能”、“良心”是天所赋予人的，因此它们与外在于人的功名利禄比起来，也就是更值得宝贵的。因此，孟子将人所具有的高尚道德又称为“良贵”、“天爵”。他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告子上》）哪个人都有自己认为最可贵、最值得追求的东西，但是，现实生活中，人们所追求的那些外在的利益，因为于道德品质无益，所以都不是最值得追求的。他认为，功名利禄只不过是由人所授予的爵禄，别人能够授予你，就能够从你手里夺走；只有道德，才是谁都夺不去的“天爵”，即天所授予你的爵禄。“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告子上》）孟子的“良贵”、“天爵”理论，无疑是对内在于人的道德价值的极大肯定。

（三）义利观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义利问题是一个争论较多的问题。在义利观上，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重义轻利思想。在《孟子》的第一章，他就明确表达了在义利观上的根本态度。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孟子认为，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只能讲“义”，不能讲“利”。只有这样，每个人才能做根据“义”的要求应当做的事情，不会见利忘义，胡作非为，这是维护社会和谐和统治秩序的前提。因此，在道德评价上，孟子把“义”和“利”直接对立起来，赞扬努力为“义”的人，贬斥努力求“利”的人。他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尽心上》）

在孟子看来，统治者讲义不讲利，其实能够获得最大的利。否则，如果国君口口声声说的都是如何得利，丢掉了处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等基本人伦关系的准则，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相互争夺，为了利益不顾一切。如果这样，国家不但不会安定，甚至连国君的君位和性命都难保。这是因为，如果国君耽于利益，就会使得整个国家的人在处理君臣、父子、兄弟等关系时以利为基本原则，这样势必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君的统治。相反，如果他们能够用仁义来教化人民，使人们都遵守道德，用道德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标准，这样的话，人民就能够真心归服，这样的国君一定能够用仁德一统天下。

孟子虽然重义轻利，但是，在对待老百姓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上，他却要求统治者应当努力满足。他认为，这与仁义原则不但不矛盾，而且正是统治者实行仁义之道的表现。因为老百姓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也就不会有固定的善心；没有固定的善心，就难免做出一些不合乎道德的事情来。统治者如果从爱护百姓的立场出发，就要给他们能够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固定产业，使之能够主动向善。孟子的这一主张，以道德水平必然受到经济条件的约束为认识前提，不但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而且对于维护普通民众的利益，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五伦说

所谓“五伦”，就是人类社会中五种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孟子从自己的社会历史观和人性论出发，发挥了前人的“五教”、“五品”观念，明确提出了“五伦”思想。他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滕文公上》）孟子所提出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是封建社会中五种最重要的道德关系。这五种人际关系如果和谐，整个封建秩序就会稳定。因此，从孔子到孟子以至后世的所有儒家思想家，都对这五种关系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总体来说，孟子所说的“五伦”，都是为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但是，在处理上下关系上，孟子并没有像后世一样强调下对上的绝对服从，而是认为双方都要履行自己的义务。尤其是在论及君臣一伦时，他提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离娄下》）他强调，君臣双方虽然地位不同，但义务却不是片面的和单方面的。他甚至提出，如果君主犯了错误却屡次劝谏也不改正，“贵戚之卿”就可以改立他人；对于那些残害百姓的独夫民贼，有道德的人可以流放他们，甚至杀死他们。

（五）民本观

“民本”是中国古代一种优秀的思想，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大约形成于西周初年，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被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所普遍重视。孟子继承了自西周以来的“民本”思想，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他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的思想，将“民本”思潮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认为，首先，人民是政权更替之本。统治者获得了统治权，是因为得到了人民的认可；统治者失去统治权，同样也是由于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其次，人民是国家富强稳定之本。统治者如果能够真正从老百姓的利益考虑，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天下的商旅、贤士、人民都来归附，这样的国家就一定能富强；同时，老百姓只有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之后，才能自觉接受教化，统治者如果要想实现社会稳定，必须通过政治措施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最后，人民还是战争胜负之本，遵守道义、爱护人民的人自然会得到人民的帮助，而违背道义、残害人民的人则一定会遭到人民的反对。得到人民帮助的人就能够战无不胜，而遭到人民反对的人就一定会失败。所以说，“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离娄上》）,“仁人无敌于天下”（《尽心下》）。

既然人民是政权更替、国家富强稳定和战争胜负的根本，那么，统治者要想实现长治久安，就必须推行“仁政”。孟子的“仁政”思想是一套完整的体系，包括经济措施、政治措施、教化措施等多方面的内容，其根本的原则，就是“惠民”、“爱民”、“保民”。一方面，要求统治者满足老百姓基本的生活需要，使他们过上安定的日子。要“使民以时”，不要轻易地征发他们，使老百姓能够安心进行农业生产；对于生活无着、辗转逃亡的人，应当采取救济的措施。另一方面，还应切实减轻人民的负担。孟子反对统治者对老百姓强取豪夺，主张“省刑罚，薄敛赋”,“关，讥而不征”,“耕者，助而不税”,“廛，无夫里之布”（《公孙丑上》）。只有切实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才能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和商业等经济活动的发展。孟子认为，只有促进生产和减轻负担两个方面一起努力，才能使百姓富足，自觉追求礼义道德。

（六）修养论

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道德修养理论，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孟子非常强调“存心”、“养性”、“修身”、“养心”。他认为，同样的人，有的人成为君子，有的人成为小人，就在于他们的修养不同。“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告子上》）“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同上）孟子这里所说的“大者”、“大体”，就是身体的重要器官，即“心”的功能和需要，也就是人的道德追求和精神需要；所谓“小者”、“小体”，就是次要器官，即耳目口腹的功能和需要，也就是人的物质追求和肉体需要。孟子强调，一个有志于追求高尚道德的人，必须发挥良知和良心的作用，抵御耳目口腹的诱惑，把培养善良品德和道德情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否则，如果每天只是专注于口腹的快乐，最终只能成为一个没有道德、没有操守的小人。

在进行道德修养的方法上，孟子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养气”，即培养“浩然之气”。同时，“浩然之气”是“集义”的结果。所谓“集义”，就是通过不断的道德践履，使“义”，即行为准则，慢慢积累起来，使其凝结为稳定的道德品质。这种“集义”而生的“浩然之气”，是至大至刚的，不但充塞于人的身心，而且充塞于天地之间，能够随时随地引导人在符合“义”的道路上行动。在通过“集义”产生“浩然之气”的过程中，除了认真培养不要伤害之外，孟子还提出了“勿助勿忘”的态度，既不能急于求成、操之过急，也不能有所懈怠、一曝十寒。只有不断日积月累，才能最终达到预期的目标。

除了涵养“浩然之气”这种积极的方法之外，孟子还提出了一种道德修养的消极方法，即“寡欲”，减少或者遏制自己的物质欲望。孟子认为，物质需要是人的低级需要，是人与其他动物共同的特征，而道德需要和精神追求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同时，物质欲望与道德追求又是相对立的，人们如果专注于物质需要的满足，必然会忽视道德修养。因此，在孟子看来，如果要做一个君子，就必须减少和遏制自己的物质欲望。一个人如果物质欲望不多，那么他心中本有的善性即使有所丧失，也是很少的。

关于道德修养的理想境界，孟子除了继承了孔子的“圣人”、“君子”等理想人格之外，还提出了“大丈夫”的理想人格。他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孟子“大丈夫”的人格理想，在历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激励过许多豪杰之士做出了千古流芳的伟大业绩。

除了上述思想之外，孟子在哲学、政治、教育、文学、美学、经济等领域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这里不再一一详述。

总之，孟子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思想对于中国乃至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依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20世纪之后，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人们开始对孟子以及儒学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孟子的地位也经历了几次起起落落。我们今天在对包括孟子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析和继承中，既不能像封建社会中一样对他极端地推崇，也不能一笔抹杀、全盘否定，而是应当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采取客观、科学、公正的态度，批判地吸收其思想中的合理性因素，使其焕发出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