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拉采尔的科学政治地理学

1.3.1 关于政治地理学的科学性

在尝试一种政治地理学的认识论进路之前，似乎适合用一段简短的题外话来强调形容词“科学的”（scientific），拉采尔在一个自然科学独占科学属性的时代，把这个词归于《政治地理学》一书。在那种情况下，如拉采尔的论文《国家空间扩大定律：科学政治地理学文稿》（The Laws of the Spatial Growth of States.A contribution to scientific Political Geography）[51]的标题所示，他将政治地理学归为科学。这篇文章发表于《政治地理学》出版的前一年，它提前展示了该书第三部分的几个完整段落，为学界接受该书奠定了基础。

拉采尔设想的政治地理学复兴符合科学主义的要素。这是因为[政治地理学]摆脱了迄今为止对数据的静态引用，并声称只有通过对国家与领土关系的比较研究才能实现彻底改革。事实上，政治科学时常回避各种空间理论，回避对国家及其各部分的测量、计算和比较，换言之，即拒绝使用可以量化数据的工具，进而加以比较，为实验测量和预测工具创造条件。拉采尔认为这一事实是政治地理学新的复兴性贡献。[52]

此外，应该指出，在二手文献中，几乎没有提到过包含“科学政治地理学”这一术语的副标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要么是因为人们没有研究过原始文本，常常基于二手资料对这些定律一带而过，要么是因为人们有意压制这一术语以试图证实假定的形而上学概念。当然，这样一个标题明确指向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上实证主义的、元理论的进路，使用它对那个方向没有太大帮助。

几年后（1899 年），拉采尔在第二版《人文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ie）的序言中再次为政治地理学的科学主义辩护，他解释说，他之所以删掉第一版中的几个政治地理学要素，是因为他意识到需要一种独立的政治地理学，他在莱比锡期间看到这种政治地理学的实用价值。[53]由于上述自然科学与人文/理论科学之间的冲突也已进入地理学，拉采尔对此提出抗议。他在书中写道，他不能容忍这一矛盾：把研究地球某一部分的自然地理学视为科学，而把人文地理学（政治地理学是其中一个分支）视为非科学（同上）。

1.3.2 政治地理学的认识论进路与定义

尽管现代地缘政治分析家把现代政治地理学的版权归给拉采尔，[54]但当代文献中缺少一种定义——由拉采尔本人造成，这一点不可否认。这在解释拉采尔的思想时造成一个严重问题：一些学者显然在没有读过拉采尔原著的情况下研究（或仍在研究）他，他们要么基于片面的、有偏见的分析，要么基于各种自称的拉采尔著作“继承者”的观点。这些“继承者”在截然不同的科学、政治和社会条件中工作，经常用自己的个人感觉丰富拉采尔的理论。

但这种震耳欲聋的失败真的可能吗？拉采尔真的没有确定这门公认（同上）由他复兴的科学的分析框架吗？

拉采尔的地缘政治学定义的惊人缺失（第1.1节），哪怕在一项专注于拉采尔本人的地缘政治学研究中，也并非巧合。这主要是因为拉采尔从未使用过“地缘政治学”一词，[55]而总是用政治地理学替代。即便在《政治地理学》一书中，拉采尔也未对政治地理学下明确定义。因此，如上所述，讨论起于一个由二手文献决定的主题，从而导致[学界]将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贬低为对国家-土地关系的机械调查（详见第1.2节）。

当然，由于拉采尔不可能把国家与领土分开看待，因此上述立场只是部分的现实。他明确指责那些政治科学家、社会学家和史学家，他们认为国家存在于空气中且将国家领土理解为一种更大的地产（land property）。[56]基于这一分析，并鉴于国家是一个人造物且仅生长于地面之上，政治地理学的理论只能建立在一块特定领土上的国家之上。然而，在同一文本的紧接着的一句话中，拉采尔着重补充说，介入社会学和政治科学的问题不可避免，政治地理学的因果关系应该被正常地视为历史因果关系的一部分。[57]

上一段清楚证明了孤立地提及国家-土地关系所造成的曲解，这种关系暗指生硬、机械地满足领土需要。因此，把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定义为探索国家-土地关系，缺乏充分的依据且具有误导性，因为如此定义没有包括拉采尔本人急切地考虑在内的其他地缘政治影响支柱（社会的、政治的）。

事实上，两年后（1898年），在他论美国的著作的第二版即修订版的序言中，拉采尔的观点显得更加清晰且更具分析性，他将政治地理学的首要任务界定为基于政治和经济现象对地球（telluric）[58]事实的探测和描述。他把第二项任务界定为对这些现象的规模、位置和特征加以描述；第三，他将政治地理学界定为一种应用人种学（applied Ethnography）。[59]

因此，这是拉采尔作为政治地理学的开创者对政治地理学下的定义，没有任何第三方的干涉或任意解释。这一定义阐明拉采尔建议在众多地缘政治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解释历史发展。尽管拉采尔已对政治地理学作出明确定义，但由于土地-权力关联这一领域在理解他的思想时占据枢纽位置，我们在接下来的两个小节中将详细检验这一领域。

1.3.2.1 土地等于权力？

为了界定国家领土（state territory，Staatsgebiet）的概念，拉采尔举了国际法的例子，这门学科将地球上受一国主权管辖的陆地部分定义为该国的领土。他解释说，政治地理学可以从这个定义开始，尽管这个定义与国际法借以将国家领土扩大到一个不确定的高度和深度，并扩展到所有船只尤其战舰的那些附加条款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他把战舰视为战舰悬挂的旗帜所属国家的国家领土[60]的海上部分。[61]因此，他进一步解释道，为了政治地理学的目的，与国家领土扩张到邻近海域以外相关的所有数据，以及为一国的利益而进入和穿过另一国领土的各种地役权（easements），[62]都非常重要。[63]作为此类进入和地役权的例子，拉采尔提到1823年和1828年签订的沙俄—波斯条约，通过这些条约，里海变成“沙俄海”，迄今为止只有（exclusively）沙俄的舰船在这片海域航行，这一事实应以地图的形式反映为沙俄边界的扩张。[64]相应地，他认为政治地图应该反映德意志风俗对卢森堡的影响，也应该反映奥匈帝国在黑山海岸实行的海洋和公共卫生控制。

拉采尔说，这些关系难以在地图上描绘，导致在描述这些国家的地理时需要特别说明。[65]于是，他的研究兴趣集中在权力投射（power projection）的案例上，这种情况基于国际协议或由于居民的流动而在国家间关系中占主导地位（同上）：政治地理学必须特别集中在数以百计的这类案例上，因为这类案例具体地确定国家的哪一部分[严格地]与其陆地表面相连，并因此构成地理学的真实领域，即地理学意义上的领土（同上）。

因此，显而易见，拉采尔在对国家的政治地理学调查中引入多维视角，这种调查以新的术语解释国家领土。而在此之前，国家领土完全由土壤决定。“入侵权”（invasive rights）[66]或某一地区外国势力的权利（rights of foreign forces），[67]以联合铁路建设项目、终止于外国领土的公路或在另一个国家的河流中自由航行的权利的形式出现，反映出超越边界的扩张冲动，尽管经济动机与政治动机之间的明确区分尚成问题。[68]

上述观点阐明了拉采尔对边界流动性的思考：边界流动性不应单纯理解为领土上特定边界的空间位移，也应理解为一种扩张，理解为权力投射。[69]然而，他得出下述结论时似乎心里想的是后者，他说：欧洲内不可能发生边界改变，因为现存的欧洲相邻国家和各国边界几乎全部处于稳定状态，这阻碍改变的可能。[70]此外，考虑到德国在欧洲的地位，拉采尔赞成德国的非洲政策，因为德国只能在遥远的地方追求自己更大的使命。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使德国依赖于自己的全球政策……（同上，页233）然而，他预言奥匈帝国将会扮演不同的角色，即拥有巴尔干半岛和爱琴海地区的霸权（同上）。支持这一想法的是奥匈帝国的位置以及巴尔干半岛的边界不像欧洲那样稳定这一假定。这一评估至少说明拉采尔超强的分析能力，结合巴尔干半岛最近发生的事件，该评估显得尤为及时。

根据上述分析，由于领土并非维持欧洲平衡的唯一标准，所以不能仅从领土变化的意义上理解权力的维持。看到新型国家从封建体系的废墟中出现，并在战后达到的均势（这一均势首先旨在保持国家间的领土平等，即使各国的实际权力是不对称分布的）中在整个欧洲蔓延，拉采尔强烈主张需要重新评估决定权力的标准，即地缘政治影响的支柱。[71]

因此，拉采尔明确反对通过等量分配土地以实现欧洲和平的可能。[72]他否认领土因素是国家地缘政治影响的唯一支柱，并指出与土地相比，其他参数不对称地分配权力。两年后（1898年），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想法，指出近年来欧洲的政治地理学的特点与其说是政治位置（loci）的巨大改变，不如说是各国权力地位的重新排位。虽然旧有国家的领土几乎没有经历变化……但各国的权力已经发生许多变化，一切都表明这些变化只是更大、更严重变化的先兆。[73]

拉采尔以英国为例得出同样的结论，认为不列颠帝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强国，不仅是因为领土规模、人口众多（2700万平方公里、超过3.6亿居民）及其全球政治存在，还由其优越的位置和大规模文化输出共同决定。[74]拉采尔认为，这证明英国在受到保护的各岛屿和半岛、各海运要道的存在，这些对全球运输位置起着最具决定性的作用。此外，他还把英国列为世界第一工商业强国，拥有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最强大的海军力量。他认为英国在所有文化领域的表现都是优秀的，英国人的精神和道德品质决定了他们是欧洲最杰出的民族之一（同上）。

1.3.2.2 政治评估中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面相

拉采尔认为，反对将领土机械地等同于权力来源的另一证据是，废除民族特质（annulling of peoples’ attributes）、整个民族受到的政治压迫。[75]此观点提取自罗马尼亚人的例子：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在描述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Siebenbürgen）时，都没有把罗马尼亚人算在内，因为在他们眼里罗马尼亚人属于比日耳曼人和马扎尔人（Magyars）劣等的社会阶层。然而，在拉采尔的时代，人口超过250万的罗马尼亚人是匈牙利王国（House of Stephan，Stephanskrone）的第三大民族，与[罗马尼亚]王国（the Kingdom）的500万罗马尼亚居民一起构成南欧最紧凑的民族体（同上）。

拉采尔认为，同一种混淆在年轻国家和殖民地甚至更为严重，政治地理学研究对待这些地方时往往只考虑和评估土地，仿佛那里空无一人，而且研究者认为土地会随着另一民族（不同于未经观察的原住民）的到来而获得价值（同上）。因此，拉采尔批评许多殖民大国将当地人从殖民地驱逐出去的糟糕决定。他赞同鲍曼（Oskar Baumann）的观点，因为鲍曼批评德意志官员和军官的妄想——他们低估黑人且希望在没有非洲人的情况下治理非洲（同上，页406）。

拉采尔甚至怀疑美国在地理上的统一——他曾在诸多著作中赞赏这个国家——他强调美国居民的种族多样性，认为这个美国特色在政治重要性上胜过美国实际的地理上的聚合（同上）。北美洲和中美洲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两地人民的起源和历史，这些差异导致的结论是：美洲尽管在地理上孤立，但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统一体。他甚至得出结论说，从欧洲的视角来看，南欧和中欧为欧洲人的政治和经济创业精神提供了一个与北美完全不同的、更加开放的基础（同上）。

拉采尔进一步提到，有些民族对自己土地的利用超过其面积、位置和形式所允许的程度（例如古代的雅典和现代历史上的普鲁士）。他还把黑山呈现为一个政治重要性极低的国家的现时例子，因为黑山领土狭小（尤其就其1878年时的领土而言），又因远离海岸[76]而贫瘠，且不适合陆路运输。[77]所以，拉采尔声称，有些民族的历史和环境导致了对这些民族的一种毋宁说属于人种学而非地理学的认知，也有些国家从未与其领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致有可能在设想这些国家时甚至把那些领土排除在外（同上，页407）。土耳其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土耳其人民在崛起或衰落的过程中从未与这片土地有过密切的联系，因此使用“土耳其统治”（Turkish rule，Herrschaft der Türken）比“土耳其帝国”（Turkish Empire）一词更加确切。拉采尔指出，在（非常依赖人的活动的）殖民史中也是这样，例如人们更多地谈论作为探险家和征服者的荷兰人，而非荷兰本身（同上）。

基于这些考虑，拉采尔得出结论：要了解一个国家，对其地理属性（位置、土地、气候）的描述永远都不够，因为我们最终会本能地转向居住在那里的人民。他认为，与描述这片土地的自然特征相比，专注于处于转变中的人民要困难得多。他相信，地理学和统计学（记录人口、城镇和城市的规模，公路的长度以及大量更多可测量数据的科学）可能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地理学可以提供有关民族和语言分布的信息，这是地理学的政治运用的起点（同上，页408）。

因此，拉采尔的结论是：对一个国家的每一种描述都必须同时记录地理学特征和人种学特征；每一项政治评估都必须以这两种特征为基础。土地和水资源的性质和类型对国家有重要影响，其重要性等同于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特征，这些与土地一起构建起我们理解的国家（同上）。

1.3.3 拉采尔与现代地缘政治学

根据上述分析，对第1.2节中的问题回答如下：

· 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可明确定义为权力及其再分配的动态分析系统，因此其主题与现代地缘政治学的主题不谋而合。

·应用地理学工具时，拉采尔基于多种参数而非单一参数来分析权力。他并不认为领土因素是地缘政治影响的唯一支柱，而通盘考虑社会、文化、人种和经济过程。[78]

· 至于[拉采尔]对后续或当代地缘政治学流派的影响程度，以及科斯特教授论证的拉采尔与契伦之间所谓的不连续，应记录以下观察：

——契伦于1916年将地缘政治学定义为理解作为一个在空间中活动的地理有机体的国家的科学。[79] 契伦对地缘政治学的定义以及第1.2节中基于科斯特的论点呈现的图表，证明契伦的“地缘政治学”是一个更普遍的分析集的子系统，专门且自然主义地处理国家形成的领土表达。

——政治地理学（拉采尔）与地缘政治学（契伦）的比较，在逻辑上导致了科斯特指出的不连续，这仅仅是因为所比较的是异类的事物：比较的一方是一种在关键假设（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方面一致的（即便方法论上较薄弱）的分析系统，另一方则仅仅是一个从契伦的完整分析系统中分离和孤立出来的子系统，即契伦的“地缘政治学”（即领土）维度，且仅此而已。

——根据上面的观察，契伦的地缘政治观与任何版本的现代地缘政治学无关，因为前者只涉及地缘政治影响的一个单一特征，即领土维度。由于这一术语混乱，在第1.1节中把契伦的定义排除在外不可避免，这并不是否定他（通过他的整体政治学体系）对地缘政治思想的一般演变的贡献，而是为了精确，并避免进一步的解释误解。

——在一个（术语方面）已然混乱的框架中，科斯特的论点“拉采尔未使用地缘政治学一词”的说服力正在不可抗拒地减弱。

——最后，应在综合系统层面对拉采尔和契伦的著作进行比较研究，而暂且搁置术语困难和以下矛盾：事实上，把地缘政治学置于背景的同时，存在两个不同的分析框架（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和契伦[80]的政治学体系），这两个框架从未被独立地命名为地缘政治学!

通过比较上述资料，显然，“在前的”拉采尔的地缘政治学进路的主要成分，对多少更具当代性的契伦和斯皮克曼的系统论有明显影响，也影响到马齐斯的地缘政治分析的方法论建议。他们都分析了地缘政治影响的类似支柱：

马齐斯提出国家行为主体指标（a state actor indexes）的一种典型等级结构，在此结构中，考虑到对特定地理综合体作系统地缘政治分析的时期具有同质的历史特征，地缘政治学指示标（indicators）可据此分类：（1）国家行为主体的内部结构及其与环境互动的方式；（2）国家行为主体所属的地理综合体的结构及其与超系统互动的方式；（3）控制这个地理综合体的超系统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