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题 马西利乌斯的帝国

论帝权转移

马西利乌斯(Marsilius of padua)撰

陆 炎译

[译按] Imperium在长期历史演变过程中发展出多种含义, imperium来源于动词imperare,指“命令、指挥”,在罗马王政时期和共和时期,多指带有军事性质的权力衍生出的“治权”,原则上至高无上。共和时期治权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治权只能在战区或各个行省内行使,只要进入罗马城,享有的治权便自行解除。随着罗马的开疆拓土,不断把其他民族的土地纳入自己统治之下,发展出罗马人民的权力(imperium populi Roma-ni)的概念,体现出的是罗马人民对外族的统治。随着罗马帝制的建立,罗马人逐渐将自己的权力扩大到整个世界,变成了对整个世界的统治。Imperium的含义也随之发生变化,除了罗马皇帝或官员享有的权力以及罗马人民的权力,它还指治权所行使的空间,即罗马帝国。马西利乌斯在行文过程中也含混地使用这些含义。Imperium根据语境可翻译成中文的“治权、权力、统治、帝国”等等。帝国本身是普遍的、不变的,“转移”的只是帝国“权力”(potestas)、“权威”(auctoritas)、“法权”(ius)和“帝位”(sedes),不同思想史家对此有不同理解。本译本把translatio imperi中的imperium译为“帝权”,把明确指整个帝国的地方译为“帝国”,把指涉罗马共和国时期的imperium则译为“治权”或“统治”,翻译时都会注明。

Translatio imperi包括三个阶段:各个行省的人民将权力转移给罗马人民;罗马人民将权力转移给罗马皇帝;罗马帝国权力在不同地区进行转移。学者们对translatio性质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后面两个阶段。马西利乌斯在本文中主要处理第三个阶段,但同时也处理了第二个问题。如何理解第二个阶段罗马人民把帝国权力转移给皇帝中translatio的性质,中世纪到早期现代都有过大量争论,影响到现代对“人民主权”的理解。其中主要分为两派:(1)转让(alienatio),罗马人民完全剥夺了自身的原初权威,转让所有的权力(potestatem omnem)给君主,这是赠礼(donatio),人民不可撤销;(2)授权(concessio),罗马人民暂时或有条件地授予君主权力,这是授予和委托(ordinatio et mandato),人民可以撤销。

帝权转移(translatio imperii)模式在中世纪长期支配着欧洲学者对于罗马史的理解和研究。 “帝权转移”受到《但以理书》 “四大帝国”和奥古斯丁“两座城”叙述的影响,集中体现了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对于罗马命运的理解。这个说法可以追溯至公元9世纪(甚至5世纪),拜占庭人和法兰克人都使用过这个概念,论证自身帝权的合法性。但直到弗莱辛的奥托(Otto of Freising),“帝权转移”才真正被充分采用来叙述整个历史的发展。在此之后,这个说法变成了理解历史的标准模式。

马西利乌斯就是在这个“史学史”传统之中来写作本文的。马西利乌斯吸收在他之前就同主题写作的科罗纳的伦道夫(Landolphus de Columpna)的著作《论帝位转移》(de sedis Im-perialis translatione)。但是,他不满于伦道夫对于帝国法权(iu-ra Imperii)问题的理解,因此按照《和平的保卫者)》的理论框架,重新对“帝权转移”过程进行了描述。在马西利乌斯时代前后写作了同样主题作品的历史学家还有拉蒂尼(Brunetto Lati-ni)、卢卡的托勒密(Ptolemy of Lucca),等等。

文艺复兴开始,“帝权转移”模式受到挑战。布鲁尼(Leo-nardo Bruni)的作品提倡“公民人文主义”,不再从“罗马帝国”的角度,而是从所在“城市”的角度来看待历史(严格来说,布鲁尼是佛罗伦萨史家)。布鲁尼在放弃“帝权转移”模式的同时,充分吸收撒路斯特、塔西佗等古罗马史家对“罗马共和衰亡”的描述,提出“帝国衰亡”(declinatio imperii)的理解模式。这得到之后的马基雅维利、圭恰迪尼等人的继承。吉本是“帝国衰亡”模式研究的最著名的人。

本文译自拉丁文,见Marsile de Padoue, 《〈和平的保卫者(小卷)〉与〈论帝权转移〉》(Oeuvres mineures:Defensor minor.De translatione Imperii), Colette Jeudy and Jeannine Quillet ed. , Paris, 1979,页370-433。翻译过程中参考了该编本的法译本和Cary Nederman的英译本。本文注释中的文献部分来自英译本的注释。

本文包括十二章,目录如下:

第一章,叙述的意图。

第二章,罗马帝国如何历经33任皇帝,在罗马持续354年5个月而不变。

第三章,东方人,即波斯人、阿拉伯人、迦勒底人和其他边境民族,如何落入罗马帝国的支配(dominio)。

第四章,主要民族如何从前面所述的境地奋起反抗。

第五章,帝权从希腊人转移至法兰克人的开端和授权。

第六章,在罗马教宗圣扎伽利(Zacharias)时代,丕平(Pipinus)如何从宫相升任法兰克的国王。

第七章,法兰克国王丕平如何应罗马教会的请求,进军意大利,反对伦巴底国王阿斯图弗斯(Astulphus),并将之打败,恢复罗马教会的世俗财产。

第八章,在教宗阿德里安(Adrianus)时代,查理大帝(Karolus Magnus)如何成为罗马城的恩主(patricius),并被视为罗马宗座(sedis apostolicae Romanae)的决定者。

第九章,罗马帝权从希腊人转移至法兰克人的事实。

第十章,罗马帝权从法兰克人或高卢人转移至日耳曼人。

第十一章,帝国的日耳曼选帝侯如何设立。

第十二章,后记。

第一章

在我们写作的名为《和平的保卫者》(Defensorum pacis)的著作中, 我们谈到了罗马或其他统治权(principatus)的建立、新的转移和其他变化, 并指出它们应当且能够如何在法律上(de iure)根据理性得到实现。现在, 我们希望谈谈《论帝位转移》(de sedis Impe-rialis translatione),[1]这部著作由令人尊敬的罗马总督科罗纳的伦道夫(Landolphus de Columpna)依据某些编年纪和历史著作辛勤整理而成。他的作品在某些方面和我的观点并不相同, 尤其是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 他根据自己的观点所理解的帝国法权(iura Imperii)问题。

因此, 我会首先讨论罗马帝权的转移, 通过哪个人或哪些人,以什么方式, 它确实从罗马人转移至希腊人, 而后从希腊人转移至高卢人或法兰克人, 最近又从法兰克人或高卢人转移至日耳曼人。

然而, 需要首先注意, 罗马帝国(Imperium Romanum)有时仅仅指罗马城的(Romanae Urbis sive civitatis)君主或国王统治(mo-narchiam seu regalem principatum), 例如在它起源时的情形, 下文将清楚叙述这些。

罗马帝国有时还指对于整个世界(totius mundi)的普遍或一般的君主统治(monarchiam), 或至少包括大部分行省, 例如罗马城统治(Romae urbis principatus)兴起过程中的情形。我们将更多在这个意义上处理有关转移的问题。

因此, 依照先后次序, 从最初事件开始。首先, 我们将叙述罗马城的起源以及罗马君主统治的卑微开端。其次, 我们将叙述罗马扩张和发展为遍及全世界的君主统治或最高统治(monarchiam seu principatum supremum)。随后, 我们将描述, 在后来的时期里, 帝国如何从这个所在地转移至其他所在地, 或者从这个民族转移至其他民族。因此, 关于罗马城的起源和早期结构, 让我们从公认的历史著作中引用相关记录。[2]这些历史著作告诉我们,埃涅阿斯(Aene-as)在伟大的特洛伊城被摧毁后逃脱, 经海路到达意大利, 并在现在的罗马城所在地创建了罗马统治(Romanum Imperium)。这个地方使他高兴, 他就在此繁衍出罗马民族的后代。据他们记载, 随着时间的推移, 埃涅阿斯的后裔成长为最优秀的参天大树, 伸展枝叶,覆盖了大地的所有区域。正如芥子种子微小却成长惊人, 高过其他杂草。在它的荫蔽下, 所有国王、世俗君主和僭主, 以及所有他们的人民, 都得以安享美好的和平。

罗马人作为埃涅阿斯的后裔, 通过军队训练、军营纪律、军事行动、和平自由、培养正义、崇敬法律、结盟邻国、议事老成以及高尚言行, 使全世界臣服于他们的命令。因为, 从罗慕路斯王到奥古斯都·恺撒, 历经七百余年, 罗马人民使勇敢而有力的军队遍及整个世界, 以他们的德性(virtute)蹂躏世上所有王国。任何人读到他们的伟大事迹, 读到的似乎都不只是某个民族的事迹, 而是整个人类的事迹。他们相信, 人类德性和命运(virtus atque fortuna)相互斗争, 才建立起他们的帝国。

第二章

某些人认为, 罗马帝国始于尤里斯·恺撒, 但准确来说, 应该始于屋大维·奥古斯都——罗马首位皇帝。因为, 根据真实历史,虽然尤里斯·恺撒是罗马君主统治(Romanorum monarchiam)的首位施行者, 但他与其说是皇帝, 不如说是共和国的侵犯者和篡夺者(violator et usurpator)。也正因此, 他并未被列入罗马皇帝的祷文之中。

帝权保留在罗马, 历经33任皇帝, 历时354年5个月, 未加变动, 直至君士坦丁大帝时期。君士坦丁在他统治的第七年, 改变了帝权所在地(sedem Imperii), 将其迁移至东方拜占庭的某座城市,这座城市现名君士坦丁堡, 根据帝国法律享有旧罗马的专权(prae-rogativa)。根据某些历史著作记载, 君士坦丁在那里建立了帝国首都, 并将罗马和某些意大利行省交给了圣西尔维斯特(Silvester),当时的罗马大祭司, 以及他的继承者。在圣西尔维斯特的敦促下,君士坦丁还授予罗马城的教士以元老的尊荣(senatorias dignitates),这些根据的都是我们前面引用过的史书记载。

我们刚提到过的那些罗马教会的教士, 现在被称作枢机主教(cardinales), 但在圣西尔维斯特之前, 他们仅仅被称作罗马教会的教士或者祭司。他们的头衔关涉的并非他们的地位和尊荣, 而是他们的事工(titulos), 即他们的职责, 包括讲道、埋葬殉道者、洗礼和听受告解。

这些头衔在圣西尔维斯特之前早已得到采用, 比如圣格肋多(Cletus)、圣阿纳格肋多(Anacletus)、圣狄奥尼修斯(Dionysius)以及圣玛塞利诺(Marcellinus)时代。但在圣西尔维斯特时代, 他们所获的头衔才对他们的地位有益, 并帮助他们获得君士坦丁时代元老院所具有的尊荣和特权。任何人读过我们的《和平的保卫者》,都会看到事实是否如此。

与此相关, 我们需要注意波兰的马丁(Martinus Polonus)在他的《编年史》所列的枢机主教人数, 他认为有52位, 分别为6位大主教、 28位长老和18位执事。[3]其中某些人由大祭司任命, 比如大主教, 他们在举行仪式时坐在教宗旁边, 尊享主教坐席。

某些人是教宗的助手, 比如长老, 他们在每周的弥撒和日课中协助教宗。某些则是特定职责的履行者, 比如执事, 他们履行管理职责, 要给教宗穿衣并在祭坛旁协助教宗。在这个头衔设立之后,首先通过圣格肋多, 随后通过圣阿纳格肋多, 然后通过圣玛塞利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枢机主教, 但这与我们现在的主题并不相关。

历史学家认为, 正是圣西尔维斯特, 首先将这些教士命名为“枢机主教”。在此之前, 正如前面所述, 他们被称作罗马城的长老,这在优西比乌(Eusebius)的《教会史》(Ecclesiastica Historia)中记载得很清楚。[4]作为罗马教会长老的诺瓦提阿努斯(Novatianus)也这样说过, 他渴望成为大司祭, 试图阻止圣科尔内留斯(Cornelius)升任教宗。

第三章

君士坦丁和继任的罗马皇帝们保持了东部的和平统治, 直到皇帝赫拉克利乌斯(Heraclius)统治的第二十年, 这时东方所有民族都已脱离拉丁人的统治。然而,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他们脱离的原因和方式, 我认为以下描述颇为合适, 即从统治和崇拜方面着手, 描述东方民族如何以及为何要使自己彻底摆脱希腊人和拉丁人的统治。因为赫拉克利乌斯的僭主统治(tyrannicus principatus), 东方人, 即波斯人、阿拉伯人、迦勒底人以及其他边境民族, 才要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

在对阵波斯人的战争中取得巨大胜利之后, 赫拉克利乌斯以极度残忍的统治压迫波斯人和其他东方民族。这导致他们齐心协力,抓住任何机会起来反抗。为了摆脱对罗马帝国的服从, 他们遵照穆罕默德(Mahometus)的建议, 采信异教, 穆罕默德那时正与富饶、强大的波斯人结成联盟。考虑到不同的教义、信仰或教派, 他们不会从其他的统治者重返最初的领主。正因此, 他们追随了雅洛贝罕(Jeroboam)的先例, 雅洛贝罕让追随他的十个部落转信一种全新宗教, 以便他们不会重返他们古老和应得的统治者。

希腊人采取了同样或类似的行动, 希望摆脱罗马教会的役使,他们在服侍教会期间, 信奉其他宗教或采用其他仪式, 有意犯下各种错误。他们保护和煽动教会分裂, 其中杰出的包括聂斯托利派(Nestoriani)、尤提希特派(Euticites)、阿里乌斯派(Ariani)、雅各派(Jacobites)以及以便尼派(Hebionitae)。在这些前面提到的发生了叛乱和造反的区域, 人民或民族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此。为了使反叛得以持续, 他们诱使追随者不仅脱离帝国, 而且放弃基督教。他们只接受某些与摩西律法和福音书共有的内容, 因为它们能够在《古兰经》中得到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 某些异端教派对穆罕默德和基于《古兰经》的撒拉逊人律法(legi Saracenorum)非常友好, 例如聂斯托利派, 穆罕默德下令对之礼敬相待。

因此,理查德(Richardus)在他的《编年史》中叙述道, 某位名叫塞吉阿斯(Sergius)的希腊聂斯托利派修士, 长期指导穆罕默德。这也导致在撒拉逊人的统治下, 聂斯托利派拥有大量修道院。[5]

第四章

我已描述了东方民族摆脱希腊人和拉丁人统治的原因和方式,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哪个民族是前面所提到的反叛的领导者。他们的胆量不仅展现在叛乱和造反, 而且还侵入罗马帝国统治区域, 并怀有敌意地接近皇帝驻地。

理查德在他的《编年史》中、马丁(Martinus)、伊西多尔(Isi-dorus), 以及阿德摩尼乌斯(Admonius)在《法兰克人史》(de ges-tis Francorum)第四卷都同意, 这场胆大妄为的行动的领导民族来自阿拉伯和高加索山脚。[6]根据哲罗姆(Jeromimus)的《编年史》 ,这个民族被称作纳巴泰人(Nabathea), 源自以实玛利(Ishmael)的大儿子拿伯(Nabaoth)。因此, 他们不应该被称作撒拉逊人, 而应该被称作哈革尔人(Agareni)或者以实玛利人(Ismaelites)。[7]

这个部族劫掠了帝国的大量地区, 甚至远至叙利亚(Syria)和约旦(Judaea)。皇帝赫拉克利乌斯派出庞大军队抵抗他们, 却被敌军屠戮殆尽, 帝国军队有十五万战士惨遭屠戮。尽管如此, 敌军据说还算仁慈(humanitatem), 通过使节将所有的劫掠物归还给了皇帝。

然而, 赫拉克利乌斯拒绝了归还的劫掠物, 并获得来自高加索山脉的阿拉尼人(Alani)的帮助, 据前面提到的历史著作所述, 阿拉尼人曾因受亚历山大大帝压制而被限制在高加索山地区活动。赫拉克利乌斯因此征募了一支军队, 聚集了大批战士。两名统帅率领着撒拉逊人, 集结了二十万大军参加战斗。两军对阵准备战斗, 他们甚至能够在近距离看到对方。但是, 就在发生战斗的前天晚上,希腊军营中的5002名士兵被发现死在他们的营床上。惊恐和害怕席卷了剩下的士兵, 他们四散逃亡, 留下整个帝国, 向敌人敞开。

赫拉克利乌斯收到有关这场可怕灾难的报告后, 完全失去了能够抵抗的信心。他因悲痛而病倒, 看来非常绝望, 并陷入疯狂, 根据某些历史学家的记载, 他犯下了近亲乱伦(Euticetis maculatur)之罪, 与他姐姐的女儿马蒂娜(Martina)结婚。但根据其他历史学家确切记载, 赫拉克利乌斯甚至在战争之前就已犯下了这桩罪行。

紧接着, 阿拉伯人和纳巴泰人获得与他们王国相邻的罗马各行省各民族的支援, 即迦勒底人、阿莫尼特人(Amonites)和莫阿布人(Moabites)的支援, 他们的军队迅速扩大, 而穆罕默德则是阿拉伯人的领袖, 这些事件都记录在理查德的《编年史》之中。[8]

这位穆罕默德, 据说受过巫术训练, 但我相信, 他更多是受他自己的明智(prudentia)驱使, 在蔑视帝国的借口下, 说服以上各个民族放弃他们原先的生活方式, 转向他自己的生活方式,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扩大他自己的统治。他还以多种方式欺骗人民, 使他们转变信仰。他声称, 他们只有放弃基督信仰, 遵守他的教诲, 才能保有他们的统治权(principatum)。他还假装他身上拥有某种神圣天赋, 通过向他们显示幻觉来欺骗他们。人民普遍认为他是先知。

通过这类欺骗手段, 他还引诱了某个来自霍拉桑省(Khurasan)名叫卡蒂贾(Khadijah)的高贵而有权势的寡妇。他说服她嫁给他,正是通过她, 穆罕默德才变成这个地区的统治者(principatum)。他还欺骗很多犹太人, 使之相信他是他们的救世主。

因此, 通过这类花招, 通过他自己的权力, 通过宽松的法律联姻, 通过对未来的大量应许, 他引诱了各个民族。通过军队的权力,他强迫他们遵循他的信仰。按照穆罕默德向他们颁布的律法, 这些武装反抗帝国的民族, 应当强迫所占领的任何土地都遵循穆罕默德的律法。他们把任何拒绝执行的人交出杀害。他们从阿拉伯进入埃及, 并将埃及人民引入歧途, 随后穿行进入非洲, 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们甚至来到西班牙, 强迫西班牙人放弃他们古老的信仰。这样,他们的人数倍增, 数不胜数, 更多是通过战争暴力而非布道来实现。

第五章

赫拉克利乌斯死后, 皇帝在东方的权力和统治已然崩溃, 正如我们所见, 帝权保持在希腊的君士坦丁堡, 直到君士坦丁六世(Canstantine VI)及其儿子利奥(Leo)的时代, 从君士坦丁大帝开始, 共历经33任皇帝, 加上君士坦丁大帝统治的23年, 共历时451年又2个月。帝权从罗马转移至希腊之后, 持续的时间便是如此。

在皇帝利奥三世(Leo Ⅲ)时代, 帝权从希腊向法兰克转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生。因为历史学家的不同叙述, 这段转移的历史通常并不为人所知。这次转变的起源或开端并不为人所知, 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和注意这次转移的最初原因, 这便是在皇帝利奥三世与罗马教会之间, 就教会圣像崇拜所发生的争论。

皇帝利奥三世说, 绝对不应该崇拜基督和圣徒的圣像, 因为这被视为某种偶像崇拜。但是,格列高利三世(Gregory Ⅲ), 当时是罗马教会的牧首, 则声称基督和圣徒的圣像应当受到崇拜。

皇帝利奥三世为了维护他的主张, 竟然从君士坦丁堡来到罗马,移除并摧毁了所有他在罗马找到的基督和圣徒的圣像, 他还宣判用火烧掉它们, 并且这样做了。为此, 大祭司格列高利三世对皇帝利奥三世进行了绝罚, 并且促使整个阿普利亚地区(Apulia)、整个意大利和西方摆脱利奥的统治, 放弃他们对利奥的服从。在处理这些事件时, 他为他们做了所有他能做的, 也做了超出他应该做的。我知道他正式免除了他们的税收, 凭借的不是权威, 而是轻率。他还在罗马召集了大公会议, 将圣像崇拜确定为教义, 并对违犯者宣判以绝罚。

据说, 利奥临终遗言仍然坚持他的观点, 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Ⅴ)继任皇位, 与他父亲观点相同。这位皇帝并不支持罗马教会, 于是教宗司提反二世(Stephen Ⅱ)授权将罗马帝权从希腊转移至法兰克。这发生在丕平(Pipinus)的生涯之中, 他不久之后变成了法兰克国王, 而且比大祭司活得更长。因此, 如果某些人说罗马帝权从希腊转移至法兰克发生在这位司提反的时代, 他必须理解, 在这个时期, 这次转移虽得到授权, 但事实上却并未完成。在教宗司提反时代, 罗马帝权转移至法兰克得到授权, 罗马教士也取得了法兰克人的支持和善待。

第六章

马特(Karolus Martellus)之子丕平战斗英勇, 奉行正统教义,在行为正直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据说教宗扎伽利(Zacharias)将他从宫相提升为法兰克王国的主人。这是某些教士的记载, 但他们这是在篡夺本属于其他人的权威。

据说这位扎伽利废黜了法兰克国王希尔德里克(Childericus)的王位, 并非因为他的罪恶, 而是因为他太过软弱, 难以驾驭巨大权力。他还用前面提到的丕平, 查理大帝的父亲来代替他。他解除了希尔德里克用以约束所有法兰克人的“忠诚誓言”。

但是,阿德摩尼乌斯(Admonius)在《法兰克人史》(de gestis Francorum)[9]中更为确切地写道, 丕平是由法兰克人合法选举的国王,经由王国内各公国承认升任此位, 并由兰斯(Remensis)的大主教卜尼法斯(Bonifatius)在圣梅达德(Sancti Medardi)修道院所膏立。

希尔德里克, 当时名义上的国王, 渴望远离放纵与闲暇, 削发成为修士。因此扎伽利并未废黜他。从理性原因来看, 废黜一位国王和拥立另一位国王, 绝不取决于某位主教、教士或者他们的集合,而取决于该区域内的所有居民, 公民和贵族(civium et nobilium)或他们中的多数有效部分(valentiorem multitudinem)。正如我们在我们的《和平的保卫者》第一论第十二、十三、十五和十八章所指出和展示的那样。

因此, 我们必须接受阿德摩尼乌斯的真实记录, 反对教士们对这件事情的记载, 他们对法兰克人的描述充满了偏见和错误。我们由此也就明白, 帝权为什么以及怎样从希腊转移至法兰克。让我们简要探讨法兰克和日耳曼国王丕平的历史。

第七章

教宗扎伽利临死之际, 同意丕平升任王位。当然, 根据某些记载, 即便没有他的同意, 丕平仍是法兰克合法的国王。在扎伽利死后的公元768年, 即建城以来1530年, 正如我们之前所见,司提反二世(Stephanus II )成为大祭司, 他凭出身从他父亲君斯坦丁(Constantinus)那里获得罗马血统。根据阿德摩尼乌斯在《法兰克史》第5卷中记载, 司提反二世受到伦巴底国王阿斯图弗斯(Astul-phus)的压迫, 他来到法兰克求助于丕平, 为了夺回阿斯图弗斯所侵占的罗马教会世俗领地。[10]

法兰克国王丕平按照相应尊礼(honore), 出城三里迎接罗马教宗, 并将他带到他的皇宫。随后, 教宗详细向国王解释了他此行的原因, 并详述了阿斯图弗斯对他的伤害。国王愿意为他效劳, 为了满足他的愿望, 国王集结大军, 与教宗共同进军意大利, 攻打阿斯图弗斯。阿斯图弗斯倾尽所有力量来迎战国王, 并拒绝归还罗马教会的世俗领地。

因此, 双方发动了战争, 阿斯图弗斯和他的军队战败, 被迫归还罗马教会的世俗领地。他交出王国中40位贵族作为人质, 保证依照誓言归还罗马教会的世俗属地。

在这件事情之后, 国王丕平作为胜利者欣然返回法兰克, 教宗司提反也恢复为罗马宗座。但是, 阿斯图弗斯未能遵守他向丕平做出的承诺, 因此丕平返回伦巴底, 攻打阿斯图弗斯, 并将之围困于帕维亚(Pavia ), 强迫他履行承诺。随后, 丕平夺去了拉文纳(Ravenna), 以及包括博洛尼亚(Bologna)在内的总督区, 并成功攻占了罗马地区的整个“王城区”(Pentapolis)。他事实上(de fac-to)将所有这些领地都交给了罗马教会。

教宗司提反接受这些好意, 并注意到当时皇帝的软弱, 因此,在他的盟友协助下, 促成了罗马帝权从希腊人转移至法兰克人。他想到的并不是皇帝给予罗马教会的好处, 而是力图实现将帝权转移至某个不相干而又遥远的民族, 以便他可以更自由地统治意大利,因为希腊人受到压制, 而高卢人又很少关心这些事。

因此, 所有叙述帝权在教宗司提反时代从希腊人转移至法兰克人的著作, 都应该从以下意义来理解, 即在教宗司提反时代迁移只是得到授权。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 在下任教宗以及皇帝利奥三世的时代, 转移在事实上(de facto)才得以完成。

第八章

直到大祭司司提反二世去世, 罗马教会都处于丕平保护之下。丕平在统治的第十八年, 生命走到了尽头。丕平的儿子继承了他父亲的王国, 因伟大的德性而被称作查理大帝。我将跳过司提反二世之后的三任教宗的选任和生平。他们是保罗一世(Paulus I)、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us II)和司提反三世(Stephen III)。

阿德里安一世(Adrian I), 罗马人, 父亲狄奥多若(Theodor-us), 出生于拉塔大道(Via Lata)区。公元795 年, 或罗马建城以来1547年, 他被选任为大祭司, 之后统治罗马教会长达23年10个月又18天。当时, 我们刚刚提到的查理大帝统治着法兰克王国和日耳曼王国, 这位大祭司恳求查理大帝帮助罗马教会, 抵抗伦巴底。因为, 在伦巴底的国王阿斯图弗斯死后, 他的儿子德西德里乌斯(Desiderius)继任为国王, 步其父后尘, 劫掠了罗马教会, 占有了房屋、市镇、城堡以及其他罗马教会世俗财产, 并强迫罗马人缴纳贡品和税收。

为此, 阿德里安派遣使节枢机主教长老彼得(Peter)前往法兰克, 恳求前文所述的查理大帝帮助抵抗德西德里乌斯。君主(prin-ceps)热情地接待了使节, 并召开贵族和高级教士会议, 决定同意阿德里安的请求。因此, 这位使节获得了阿德里安所希望的支持。国王集结大军, 并亲自率领, 克服重重险阻, 穿过大海和高山, 直扑伦巴底。他到达利古里亚(Liguria)和艾米利亚(Emilia)之后,即我们现在称作伦巴底平原的地方, 随即安营扎寨, 包围帕维亚城(Pavia)。如果历史记录可信, 他还在那里度过了圣诞节。

最后, 他留下军队, 去往罗马朝拜。他在罗马和阿德里安共同庆祝复活节, 举行复活节仪式之后, 他回到包围帕维亚城的营房。他继续包围该城, 并通过强攻将之攻克。他活捉了伦巴底的国王德西德里乌斯, 以及他的妻子和孩子。德西德里乌斯和他的家庭臣服于查理的权力。意大利各个城邦也派出使节和信使, 臣服于查理国王的统治之下。这些事使他感到满意。他随后出发去往罗马, 恢复罗马教会的世俗财产, 他同时出于慷慨(liberalitate), 事实上(de facto)把斯波莱托(Spoleto)公国和贝内文托(Benevento)公国赠给了罗马教会。

大祭司阿德里安被国王这些善意行为打动, 在罗马召集了由152位大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组成的大公会议。他和整个大公会议决定,光荣的国王查理获得选举罗马大祭司和授予使徒宗座的权利和权力。他还授予查理以恩主(patritiatus)的尊荣, 这使查理看起来是各个君主之父。

阿德里安还颁下教令, 每个行省的主教和大主教都要经查理大帝授权。如果主教没有经过国王同意和授权, 他将不能得到任何人的祝圣。他还对所有违抗该教令的人处以绝罚, 除此之外, 他们的财产还会被充公。但是, 这位大祭司没有任何权威批准或实行以上任何事, 其他主教和教士也没有, 除非通过罗马人民的授权和委托(ordinatione atque mandato)。

没有记录显示, 查理使用过这些得到承认的权利中的第一项,即选举罗马大祭司和授权使徒宗座的权利。或许因为, 从他获得以上承认开始, 他统治的四十年间, 他没经历几位大祭司。在这段时间里, 担任大祭司的只有前面所说的阿德里安和利奥三世, 他们担任罗马教会牧首长达44 年又几个月。然而, 甚至查理自己都没发觉, 他已经放弃或终止了受到承认的这项权利。

他获得承认的第二项权利, 即任命主教的权利, 他行使过好几次,这在他的传记的很多地方都有清楚的记载。但是, 据说路易(Ludovi-cus, [译按] 查理之子)放弃了这些权利。但因为我们要加快速度,展示写作帝权转移的意图, 我们还是略过查理的伟大功绩吧。

第九章

阿德里安在罗马教会的保护者查理大帝统治期间去世, 利奥三世升任罗马大祭司, 他是罗马人, 其父为阿斯图弗斯(Astulphus)。公元819年, 或罗马建城以来第1571 年, 这位大祭司在利塔里亚(Letania)身陷囹圄, 并在罗马遭受瞎眼割舌之祸。虽然有守卫看押, 在查理大帝的使节们的帮助下, 即修道院院长吉罗(Girundus)以及他极为信任的斯波莱托公爵温吉苏斯(Vingisus)的帮助下, 他还是逃出监狱。

据记载, 这位大祭司凭借神圣的恩典, 重新获得了他失去的肢体, 即他的眼睛和舌头, 理查德在他的《编年史》中这样写过,[11]其他某些历史著作也这样叙述, 大祭司能够确信这是真的, 但没有其他可靠证据表明他拥有这样的神圣生命。他来到法兰克求助于查理大帝, 教会伟大的保护者。查理以相应的尊荣迎接他, 与他共同启程来到罗马, 惩处对大祭司和罗马教会犯下的伤害, 并恢复正义。

阿德摩尼乌斯在他的《法兰克人史》中更为完整地记载了这些事情,[12]他说, 国王刚到达距离罗马城12里名为门塔纳(Mentana)的地方, 教宗就带着大批亲随在此迎接国王。因为查理大帝是罗马城的恩主, 教宗以至为谦卑、极尽尊荣的方式迎接他, 据史书记载,他们还在那里共进晚餐。教宗利奥和他的随从先行回到罗马城。第二天, 教宗站在使徒圣彼得大教堂的台阶上, 以罗马城的最高规格来接待查理, 并以相应的次序, 在合适的地点, 安排了与公民同样多的外国人高呼赞颂宣布国王的到来。

教宗自己则带着他的教士和主教, 在国王下马走上台阶时迎接。教宗进行演讲之后, 在圣彼得大教堂向国王赠送了整部《诗篇》。这些事情发生在国王统治的第33年。此外, 国王于七天之后, 发表了演讲, 向所有人说明他来到罗马的原因。随后, 他每天都专心处理他来罗马要做的工作。

无论对大祭司的控告有多严重, 但因为没有合法的裁决者(pro-bator), 出现在所有人民面前并获得国王承认的仍然是这位大祭司。他进入使徒圣彼得大教堂, 手持《福音书》, 以圣三一之名, 发誓证明自己无罪。

事实上, 其他史书还写到, 三位枢机主教将他们的手放在《福音书》上方, 声称所有对大祭司的指控都是错的。他的申辩得到所有教士和人民的正式批准, 并获得国王的合法确认。

阿德摩尼乌斯在他的《法兰克人史》中写到(同上), 在同一天, 某位名叫扎伽利(Zacharias)的修道院院长带着两名修士来到罗马。他们两人都来自东方, 受耶路撒冷主教委派, 一位来自橄榄山(monte Oliveti), 另一位来自圣撒巴(Sancto Saba)。他们身上带着进入基督圣体安置所(Sepulcher)、基督受难地(Calvaria)和耶路撒冷城的钥匙, 以及耶路撒冷城的旗帜。

查理热情地迎接他们, 以仁慈和尊荣招待了他们几天。几天之后, 他将他们送回巴勒斯坦, 并以与国王权威相称的方式赠送其丰厚的礼物。

据某些史书记载, 国王受使节的鼓动, 回应当时的皇帝君士坦丁六世的请求, 发动大军, 扬帆出海, 经当时统治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波斯国王的同意, 收复了所有圣地。

当时, 光荣的国王查理的声名得到颂扬, 远播整个东方。因此,统治东方的波斯国王, 渴望取得他的好感, 通过信使和使节, 赠给他昂贵的礼物。

国王查理作为胜利者, 收复圣地, 经由君士坦丁堡返回罗马。他和教宗利奥在罗马举行了盛大的圣诞庆典。

在著名的基督诞生之日, 在圣彼得大教堂做弥撒期间, 至为光荣的国王查理在虔诚祷告之后, 教宗利奥庄严地做好举行庄严仪式所需要的所有准备, 将皇帝的冠冕戴到了他的头上。所有罗马人民用以下言辞向他欢呼:

生命和胜利由上天授予查理·奥古斯都,经上帝加冕,伟大和带来和平的皇帝。(Karolo Augusto, a Deo coronato, magno et pacifico imperatori, vita et victoria de caelo subministretur. )

所有史书都提到过这次由教宗举行的加冕, 以及人民对皇帝的欢呼赞颂。随后, 如同古代君主(principum), 他普遍受到所有人的尊崇, 并放弃恩主的头衔, 而被所有人称为奥古斯都皇帝。

查理大帝统治罗马帝国十四年。在此之前, 他统治了法兰克和日耳曼33年, 这时史家仅称他为国王和恩主。但从第33 年开始,在他加冕为皇帝之后, 所有编年史, 所有有关他的事迹的记录, 以及所有史书, 当它们提到他, 都毫无例外称他为奥古斯都皇帝。

帝权这次转移的力度、正当性和坚定性, 已经在我们的《和平的保护者》最后一章得到清楚阐释, 这对所有人都显而易见。帝国这次从希腊人转移至法兰克人, 并在法兰克人这里持续了七代时间,即七位皇帝的统治时间, 历时至少103年。

第十章

皇帝阿尔努夫(Arnulphus), 查理大帝后裔中的最后一位皇帝,软弱而无用。当时, 暴君贝伦加尔(Berengarius)向意大利罗马教会发动战争, 其他人也在很多地区攻击罗马教会, 但皇帝却无力且害怕反对他们。实际上, 据波兰的马丁和图森奇乌斯(Tusencius)记载, 皇帝自己那时也迫害罗马教会。[13]

阿尔努夫的儿子还未受到祝圣成为皇帝, 便被统治意大利的暴君贝伦加尔击败, 并在维罗纳(Verona)被分尸, 加洛林帝国的血脉完全灭绝。贝伦加尔变成意大利和罗马教会的统治者, 教会受到严酷迫害, 开始动摇。据伟大的历史学家克雷莫纳(Cremona)的主教希伽德(Sicardus)记载, 首先因为暴君迫害教会, 其次因为不是真正的牧首, 而是唯利是图者,阿尔伯特(Albertus)之子若望(Io-hannes)掌控教会。枢机主教齐心协力, 在公元950年写信给萨克森公爵。因为他手握重权, 统治整个阿拉曼尼亚地区(Alemania)。他还是虔诚的基督徒, 信奉大公信仰, 议事审慎, 审判公正, 信守诺言, 战斗勇猛, 行事正直, 他还在所有宗教仪式中向上帝的教会奉献。

因此, 枢机主教们向他请求援助, 罗马教会在各种攻击之下已经摇摇欲坠, 他们请求他的保护和帮助。于是, 他集结大军,前往意大利, 在与贝伦加尔交战中将其军队打败, 并杀死了贝伦加尔。

此后不久, 他便进军罗马, 召集枢机主教会议, 从枢机主教的发言中得知, 教宗已经不可救药, 他便建议教宗放弃教宗职位。但教宗仍然顽固不化, 他便用武力将之围困在圣安吉洛(Sanctus An-gelus)要塞, 并强迫他退位。

随后,利奥八世(Leo VIII)成为罗马教会的牧首(pastor)。奥托保护了罗马教会的利益, 不仅消灭了给教会制造麻烦的贝伦加尔,而且采取措施改革教会, 因此之故, 利奥刚刚当选, 便授予奥托以前阿德里安授予查理大帝的地位和特权。他还召集了大公会议, 在教士和人民面前, 任命奥托为皇帝。在此之前没有选举, 40年之后,皇帝选任制度才建立起来。帝权从法兰克人转移至日耳曼人就是这样发生的。奥托一世在得到授权成为皇帝之后, 和平地统治了帝国八年。他的儿子和孙子也毫无争议地相继统治着帝国。

第十一章

在这些事件之后,奥托三世(Otto III)无子而亡。条顿民族的格列高利五世(Gregorius V), 奥托的亲戚, 成为大祭司。

据马丁记载, 在这位大祭司的时代, 首次出现由选举来任命的皇帝, 共有七位日耳曼选帝侯, 四位是平信徒, 三位是大主教(同上, 4. 90, 148)。

因为, 前面已经有三位奥托通过世袭权继承了帝国, 对于上帝教会和基督教信众的良好秩序来说, 通过如下授权才会明智和有利:因为至上权力应当授予德性出众者而非出身高贵者, 应该不是以世袭的方式, 而是以推选的方式传递下去, 这样才会被尊崇为帝国最有价值的职位。

因此规定, 皇帝由七位选帝侯选出, 之后由大祭司用皇冠加冕。如上所述, 他们包括三位大主教和四位贵族。三位大主教曾经是现在仍然是皇帝的大臣, 包括意大利大臣科隆大主教、高卢大臣特里尔大主教、日耳曼大臣美因茨大主教。四位贵族曾经服务于现在仍然服务于罗马皇帝, 包括勃兰登堡侯爵、萨克森公爵、巴伐利亚公爵和波西米亚国王。有诗为证:

无论来自美因茨、特里尔还是科隆,

他们都是帝国的大臣。

此外,一位是宫廷侍者;一位是公爵,带剑者;

一位是财政官,侯爵;一位是管家,波西米亚国王。

他们世代相继,决定选立最高领主(Dominum summum)。据日耳曼编年史清楚地记载, 这项安排可追溯至1004年。[14]

第十二章

因此, 从前面的叙述来看, 十分清楚, 在国王丕平和罗马教宗司提反时代, 罗马帝权从希腊人转移至法兰克人获得授权。在阿德里安一世时期, 查理大帝才成为罗马教会处置者(dispositorem)、罗马大祭司的选任者、罗马城的恩主。在利奥三世时期, 查理大帝成为罗马皇帝, 正是在这个时期, 才确实发生了帝权从希腊人向法兰克人的转移。

最终,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多年的转变, 在罗马教宗利奥八世时期, 帝权从法兰克人或高卢人的君主转移至日耳曼人君主。

后来, 格列高利五世时期, 罗马皇帝的选举被授予上述七位日耳曼选帝侯, 直到现在, 他们都在选举罗马皇帝, 出于仪式而非必要性的考虑, 罗马皇帝应由罗马主教加冕。这便是帝权向条顿人或日耳曼人转移的方式。

所有这些事件都包含罗马主教的意图(attemptata), 并都在他们的同意(assentientibus)之下完成。什么是他们曾经和现在所拥有的力量(robur), 我们的《和平的保护者》第一论第十二、十三章和第二论最后一章对之有过合理阐述, 可供参考。

《论帝权转移》全文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