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中译本说明

中国读者对克劳塞维茨及其《战争论》并不陌生，早在20世纪初，这本书就以《大战学理》为名被译为中文，并且出版了多个中译本。伟大领袖毛泽东曾多次研读《战争论》，《战争论》的基本思想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间有值得探究的内在关联。“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在本书中，译者根据英文译本的表述，译为“战争是政策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这一著名的公式，即便对当代中国的年轻人来说，也不是陌生的命题。

然而，迄今为止，对于克劳塞维茨的著名公式，我们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字面上而已，坊间有关《战争论》的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并不多见。相较而言，在当代西方，《战争论》不仅是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案头书，也为政治哲学家所关注。据我所知，最早从政治思想家的角度关注克劳塞维茨的是卡尔·施米特，施米特一生对克劳塞维茨有强烈兴趣，以至于在70多岁时，还撰写了《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克劳塞维茨：评论与提示》一文（中译文为洪堡大学博士候选人李柯翻译，译文载于我与吴彦博士主编的“法哲学与政治哲学评论”第二辑《国家、战争与现代秩序——施米特专辑》，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我为该文撰写的编者按），在这篇文章中，克劳塞维茨成为当时德国最早思考德意志民族国家命运的军事哲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雷蒙·阿隆曾经耗费多年，数度开设克劳塞维茨课程，并撰写了两卷本巨作《思考战争：克劳塞维茨》。在这两位著名的20世纪思想家的笔下，克劳塞维茨不仅是军事思想家，也是政治思想家。

当代西方学者对克劳塞维茨有持久兴趣，其中有像帕雷特（Peter Paret）这样的代表性作者，他和霍华德（Michael Howard）一起重译了《战争论》，并出版了《克劳塞维茨与现代国家》（Clausewitz and the State）一书，这本书将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的思考同对现代国家的思考关联起来。帕雷特和霍华德的翻译和研究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自此《战争论》的文本开始受到关注。

《克劳塞维茨之谜》一书正是在这一语境下诞生的，作者赫伯格—罗特（Andreas Herberg-Rothe），目前任职于德国富尔达应用技术大学（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Fulda），长期致力于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方面的研究。除这本书外，他还主编有《克劳塞维茨与21世纪》（Clausewitz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近年来，他仍然在克劳塞维茨研究领域继续进一步研究。

《克劳塞维茨之谜》一书在当代克劳塞维茨研究中享有突出地位，是《战争论》的研究者不可忽视的一本好书，原文为德文，后译为英文（中译本从英译本译出）。这本书中的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在于作者基于拿破仑战争的历史和《战争论》及其相关文本，指出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第一章第一篇中提出了两个不同的战争概念，一个是在第一篇的开端，另一个则在末尾，也就是书中处处强调的“奇妙的三位一体”概念，这两个战争概念共同构成了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的真正看法。在此基础上，作者不仅探究了克劳塞维茨同德国观念论思想家之间的内在关联，反驳了认为克劳塞维茨应该对无限战争和总体战负责的观点，也揭示了克劳塞维茨的当代意义。本书的写法表明，我们如今仍然有可能深入《战争论》的文本中，获得新的发现，从而为认识当代战争与国家，提供更为宽宏的视野。

战争，不仅是历史家的领域，也应该成为政治哲学家的领域，战争呈现出来的是人类共同体生活中的最紧张的一面，考察那些伟大的战争以及人类思想史上那些思考战争问题的思想家的著作，可以揭示新的共同体原则得以诞生的秘密，与此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看到，战争这一伟大的人类活动同人性之间的关联。在战争中和平是如何成为可能的、限制战争升级的可能性究竟在哪里、战争与共同体是否有着内在的关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有待于我们重新开启《战争论》的意义。这也是我们迻译本书的目的。

本书由我和韩科研兄共同翻译，由韩科研译出初稿，我在初稿基础上进行通校和局部重译，并在德文校译方面得到了暨南大学法学院汤沛丰博士的帮助。科研兄对于军事术语和军事知识的把握，大大减轻了我的工作负担。即便如此，本书也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在此也希望专注于《战争论》的读者能通过各种方式指出本书翻译中存在的问题。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尽管我们应该采取已经流行的译本，但考虑到目前译本和英译本的一些差异，最终还是采取了从英译本直译的方式。这种做法当然会给已经熟悉中文译本的读者带来麻烦，但我希望这种做法能部分呈现中西学者对《战争论》文本的不同理解和把握，从而使我们再度重视《战争论》文本。

黄涛

2018年7月1日

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