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陈戎女

诗人波德莱尔格外倾心于“缪斯巫术创造的第二现实”。诚然,戏剧就在制造既真且幻的“第二现实”。不同的戏剧及其传统,将观众带入迥异的体验与探索。且不说中国的戏曲与西方的戏剧截然不同的戏剧观念和表演体系,仅仅看西方现代戏剧对古典主义传统的反叛和突破,变化不可谓不大,譬如,戏剧中时间和时间观的变化。

从梅特林克的“静态戏剧”到罗伯特·威尔逊“慢动作的真理” ,时间不再如古典主义戏剧那般,是浓缩于24小时之内舞台行动中自然的流淌,时间成了别的东西。威尔逊很有诗意地告诉我们:“时间在我的剧院里是特别的,就像是塑料,可以随意被拉伸或是压缩,直到它抵达思想深处。一棵松树在风中轻轻摇曳的时间,或者一朵云在天空中缓缓飘过,变成一只骆驼的时间,然后变成一只鸟的时间。我给了你思考的时间和空间,我的戏剧时间是内在反思的时间。”(惠子萱译文)同样是西方现实主义戏剧时间观的反对者,创作“说话剧”的汉德克在《骂观众》中振聋发聩、掷地有声地告诉观众:“这里存在的只有现在,现在,现在。……在这里,不存在其他的时间。在这里,时间就是统治者。它是根据你们的呼吸来测算的。在这里,时间取决于你们。”在汉德克的说话剧剧场中,不存在现实和剧场幻象中的两个层次的时间,他所强调的“纯粹的戏剧”,就是不表现时间,也不假装表现真实或现实的戏剧。存在于此的只有观众的时间。

无论内在反思的时间,还是取决于观众的时间,戏剧的时间不再是那个时间,空间也不再是那个空间。缪斯女神的“第二现实”原来是多重现实。

拿到这一辑的读者,将进入一趟中外戏剧跨文化研究的旅程。这里面既有同为观看艺术的戏剧与电影的跨媒介比较与渗透,也有上世纪万众瞩目的中国戏曲国际传播事件——梅兰芳访苏讨论会——第一次完整无删节的会议记录汉译的披露; 既有达里奥·福笔下对意大利本土的喜剧艺术与欧洲先锋艺术的跨文化交织,还有对17 世纪西班牙戏剧中的日本传教事件、卢梭看似自相矛盾的戏剧观念、中国抒情作家理解的易卜生戏剧等,跨越时间和文化空间的丰富阐发。中外戏剧的跨文化、跨媒介现象的多姿多彩,或许就是缪斯女神给凡世的馈赠。

本辑的第一个栏目“戏剧与电影的跨媒介研究”是2021年10月17日的一次线下学术沙龙或直接或间接结出的成果。特稿推出的是戴锦华教授在当日的重量级演讲论文《凝视·舞台与屏幕:现代性的扩张与溃散》。演讲中,她重点关注了近百年来,“凝视”行为(包括“看”与“看见”)与戏剧舞台、电影屏幕的观看空间、观众身心的交互关系中显现的现代性,以及戏剧与电影彼此缠绕的自反意识。戴锦华教授强调,把戏剧与电影放在一起讨论并不是单纯的并置,而是意味着关于历史、现实、文化、人文、媒介的众多问题以及更多回答的可能性。比如,舞台上古典的复活可能是历史幽灵的回归,也可能是对现代主义规划的质疑。数码时代以来,各种跨媒介的关系以及背后主导的观念处在某种既扩张又溃散的过程中,用戴锦华教授的说法是“媒介的坍塌与现代社会的溃散”。在危机和战争的阴云之下,剧场和影院是“无家可归的畸零人相聚”的社会空间,可此外,戏剧和电影的人文艺术创造还能给世界和明天带来什么呢?戴锦华教授在演讲中给出了丰富到“奢华”的戏剧和电影例证,当然,更精彩的是她对这些例证的解读,以及她对听众不断抛出的提问——于是我们最终明白,这是一场开放式的演讲,想要思想偷懒,直接在头脑中输入现成答案的人,可能要调整接收频道。

戴锦华教授特别忙碌,的确是在百忙之中(就这个词的字面义而非用俗的意义而言)带来了她对于戏剧的舞台和电影的屏幕这两种“凝视”艺术的思考。本刊以特稿形式记录戴锦华教授的这次演讲,希望这是一份宝贵的历史留存,留存了跨媒介(以及疫情)时代当代学者对戏剧与电影的复杂关系的反思与展望。

那天学术沙龙的盛况,是2020年疫情以来难得一见的师生济济一堂的线下活动,与谈和讨论部分记录于《戏剧与电影:亲缘、区隔与跨媒介——主题沙龙实录》,包括戴锦华教授现场回答学生提问、和诸位与谈嘉宾的交流等。这篇论文和沙龙实录没有做过多的修饰和打磨,特意保留了当时的“现场感”和氛围,每每再读时,仍被当时的气氛感染——这也是我们特别为读者“保鲜”期望达到的效果。孙柏的《一个摆渡场景:电影〈一剪梅〉中的莎士比亚、梅兰芳和“无声的中国”》是回应该次沙龙主题“戏剧与电影”的一篇长文,论文回到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摆渡场景” ,1931年改编自莎士比亚戏剧的中国默片《一剪梅》,片中出现了梅兰芳夫妇的影像,论文由此探讨了梅兰芳访美以及戏曲影像中所建构的淡化声音、高度图像化的中国景观。而默片《一剪梅》的标题也把梅兰芳和他所承载的中华民国的国家形象嵌入影片文本当中。孙柏这篇洋洋洒洒近三万字的论文涉及翻译、电影、戏剧研究等多个领域,理路演进十分清晰,力道老辣,论文还给出了不少中国早期电影的历史细节和考证,我们常说要回到历史现场,这篇论文算是一个示范。

山东大学冯伟教授主持的“梅兰芳的跨文化研究”也是本辑重点推出的栏目。只要对20世纪梅兰芳的几次外访事件略有了解的读者可能都知道,关于1935年梅兰芳访苏后的座谈讨论会的全貌和细节,由于历史原因,学界一直有种种不同的会议记载和说法。很幸运的是,这次讨论会的原始档案,历经周折,终于由丹麦学者李湛在俄罗斯档案馆找到并编辑整理成文,以《“梅兰芳剧团访苏总结讨论会”记录》为题,汉译首发于本刊。同时李湛撰写了研究该重要档案的论文《 1935年梅兰芳剧团访苏总结讨论会——历史谜团与解析》,帮助读者理清这个纠缠难断的历史谜团。该会议记录和李湛的论文分别从俄语、英语译出。这份会记录面世的过程,其扑朔迷离如侦探一个悬案,其精彩又仿若一台戏。要特别强调的是,首先,这份会议记录完整汉译的面世对国内的梅兰芳访苏研究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史料价值,它以确凿的细节(包括删节、增加情况)还原了讨论会的历史现场,解密了这桩历史谜团中诸多的关键纠葛; 其次,会议记录(包括其中的增删处)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戏曲国际传播史中异域接受的复杂面相,也具有典范的意义。

在此,本刊特别感谢冯伟教授及其团队,将此重要史料文献的汉译首发于本刊!

意大利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达里奥·福的戏剧,上世纪就被不断翻译并搬上中国舞台。本辑的“达里奥·福研究”推出两篇与跨文化研究相关的译文。布里吉特·乌尔巴尼的《达里奥·福戏剧中的跨文化主义》阐述了福的戏剧中的三类跨文化元素,包括源于意大利喜剧传统的肢体语言,源于通俗文学和宗教伪经的小人物戏剧,福的戏剧以滑稽、怪诞、讽刺的喜剧手法突出反抗意识,其跨文化主义或跨文化性在于突破了地域性,是民族性 -世界性的绝佳阐释。本特·霍姆的《差不多恰好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小丑与先锋之间的达里奥·福》聚焦于有世界影响力的经典名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霍姆重点分析了以“阿莱奇诺”为象征,本人(演员)与角色(面具)高度混合的狂欢仪式对福的假面即兴喜剧的塑造与影响,以及反独裁统治的福如何从先锋艺术中汲取灵感却又不囿于纯先锋戏剧形式,从而使关于他的戏剧的政治审查和争议也成为反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以上两篇译文研究达里奥·福的戏剧时,一方面突破了民族戏剧的限制,将福的戏剧观念和实践放入更大的欧洲戏剧传统和世界接受中观察,另一方面又返回福写作戏剧时的意大利历史现实,这样纵横交错的比较性研究,深入揭示了达里奥·福的戏剧在艺术传统、先锋戏剧、政治文化批判等各方面的丰富内涵。

本辑的“经典与阐释”栏目有三篇论文。魏然的《礼赞殉教之血——洛佩·德·维加〈日本殉教人〉中的17世纪西班牙普世帝国》研究的是西班牙戏剧大家洛佩·德·维加创作于1621年的诗剧《日本殉教人》,这部作品的面目颇为复杂,既是一部受多明我会委托、讴歌西班牙的东方传教事业的宗教文学作品,又是一部涉及异国与异国人形象的戏剧。论文揭示出,维加的创作契合了马德里的知识阶层对西班牙普世帝国的东方殖民的期待,也受到耶稣会与多明我会的教派之争的规约性影响。论文运用文史互证的方法,游笔于17 世纪西班牙的宗教、历史和文学之间,“以无厚入有间”,使这部戏剧产生的前因后果历历再现。陈军的《卢梭反对戏剧?——对布鲁姆〈政治与艺术〉导言的两个补充》,标题中的设问想必会引发读者的好奇心。论文的两个关节点缘此而来,卢梭对戏剧既批判又肯定的矛盾态度和阿兰·布鲁姆对此的阐发。布鲁姆认可卢梭批判启蒙哲人的哲学观和戏剧观,认为卢梭具有政治哲人区分政治和哲学界限的审慎,该论文“接着讲”,补充论证了卢梭反驳狄德罗《私生子》之类的“启蒙戏剧”无法使人走向道德明智,启蒙哲学和启蒙戏剧倡导的“利他”原则可能使大多数人变得虚伪,道德就趋于崩溃。卢梭认为政治共同体必须以某些共通的道德为基础,如从“自爱”生出的自然情感──“怜悯”,他所提倡的“好的”戏剧即以此为基础。读罢此文,想必读者对题目中的设问有了答案:卢梭反对的是某一类戏剧,但并不全然反对所有的戏剧。刘倩的《〈碎簪记〉对易卜生诗剧〈布朗德〉的引用及其表意作用研究——兼论苏曼殊的翻译与文学观念》从作者的英文著作扩充和修订而来,该论文关注到苏曼殊发表于《新青年》的短篇小说《碎簪记》的一个小细节,小说的观戏场景中突兀地出现了一大段英文原文,经刘倩考证为易卜生的悲剧《布朗德》的英译文片段,论文由此着手展开分析。西方戏剧《布朗德》中强调的是宗教情感,但《碎簪记》中的莲佩将宗教情感误读成俗世爱情,人物命运由此生变,而苏曼殊的跨文化抒情方式,即借用(或挪用)外国文学作品中的情感抒发中国小说人物(或作者)的情感,可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苏曼殊既是翻译家,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浪漫一脉的先驱,他的跨文化抒情源于对情感的普世性信念,即文学作品中(哪怕是被误读误解)的情感能穿越语言文化的界限。刘倩认为,苏曼殊融汇中外的抒情方式,使其作品营造出一种既不同于鸳鸯蝴蝶派小说,又不同于五四新文学的抒情方式。该栏目的三篇论文程度不同地从戏剧入题,或解剖作品,或辨析观念,且各自特点鲜明,一篇文史交错互证,一篇长于哲理阐发,一篇重视细节、由小见大。

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举办了十多年、超过百讲的“跨文化系列”讲座受到很大冲击。2021年讲座逐步恢复,但由于种种困难,只举办了四次线下讲座,围绕钱锺书文论研究、跨文化戏剧研究方法、中西戏剧比较、戏剧与电影的亲缘与跨媒介等话题展开探讨。讲座的相关学术信息和摘要,详见本辑的《跨文化系列讲座2021年汇总》。

感谢本辑的译者冯伟、皮野、杨和晴,也感谢为译文做审校的周婷,以及刊物的若干匿名评审的学界同行。学术沙龙的后期录音整理,工作繁重,由多位同学完成,感谢胡彬彬、郑芳菲、梁婉婧(希望读者能悉心体会到这些记录里我们对师长教诲的心存感激)。另外,感谢华夏出版社的王霄翎女士、刘雨潇女士、殷丽云女士为本辑的编辑和出版付出的辛劳,为了配合本辑的专刊,我们改进了封面版式。

本辑《当代比较文学》为“中外戏剧经典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研究专号”,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外戏剧经典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20&ZD283),同时也受北京语言大学梧桐创新平台项目资助(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批准号19PT06)。

自2017年《当代比较文学》创刊以来,本刊已走入第六个年头。六年来欢乐与痛苦同在,悠游与挂碍随行。一次次的出刊背后是织繁为一的过程,也是砥砺精神、激淬自我、有穷变无穷的过程。六年之后的未来,时间取决于谁?若听从汉德克的话,“时间取决于你们”,取决于正在阅读的读者们。

2022.02.28初稿

2022.03.18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