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共和国政制

一

[55]在混乱的时刻,我们初次接触到了《科利奥兰纳斯》中的罗马共和政制。面对公然反抗当权者的人们,城邦的统治者必须自我辩解:

我告诉你们,朋友们,贵族们对你们是非常关切的。因为你们的需求与你们在饥荒中的受苦,你们举起棍棒反叛罗马国家,这正像举起棍棒来打天;因为这次饥荒是天神的意旨,不是贵族们造成的。政府总是尽心竭力,替你们解除种种重大的困难;你们应该屈膝哀求,不该举手反抗,这才会对你们有好处。(Ⅰ.i.65-74)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米尼涅斯让平民确信,元老院的确关心他们,以此开始为贵族的统治辩护,这是明智的。我们本期待他会继续给出元老院关心平民的细致证据——或许是解释缓解罗马的饥荒所采取的措施,或至少是声明元老院有意愿为这一问题做些什么——但米尼涅斯没说这类话,还轻轻松松就驳回了平民的“需求”,特别是元老院还声称它不会为平民“在饥荒中的受苦”所动,这让我们不禁怀疑,元老院到底又能怎样关心平民。在67-72行,米尼涅斯创造了一幅强有力的图景,即元老院对[56]平民的需求完全漠然置之。正如他所描绘的,“罗马国家”并未植根于罗马民众的土壤并从中汲取力量,相反,它高高在上,高如穹苍,似乎有自身的原动力,足以粉碎任何可能碍事的公民。无论米尼涅斯的国家观念是怎样的,它似乎都公然违背了我们关于政府与人民恰当关系的观念。

由于我们对米尼涅斯劝说平民的理由感到困惑不解,我们须得询问,米尼涅斯究竟是否在现代的意义上谈论一个“国家”。例如,从他谈论罗马诸神的方式来看,他似乎对我们的观念中与“教会”明确分离的“国家”概念一无所知,而这一特点反映出现代信仰超越了政治生活的程度。从我们的立场看,米尼涅斯在针对平民的演说中将宗教与政治不加辨别地混为一谈,这种方式不能不让我们感到震惊。他将针对“罗马国家”的反叛视为对罗马诸神的不敬,而且,他的表达让国家与诸神好像处于同一高度。这一观念普遍存在于莎士比亚笔下的罗马人中,他们不断设想,诸神对他们的城邦事务有特别的兴趣,几乎像所有者那样有兴趣(Ⅰ.vi.6-9,Ⅲ.i.288-292,Ⅳ.vi.36)。米尼涅斯因护民官在放逐科利奥兰纳斯中扮演的角色而责备他们时,他最终将敬神与公民正义等同起来:

西西涅斯:但愿神明护佑我们!

米尼涅斯:不,神明在这种事情上是不会护佑我们的。当我们把他放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冒犯了神明;现在他回来杀我们的头,神明也不会可怜我们。(Ⅴ.iv.30-34)

对米尼涅斯而言,诸神似乎是政治的存在物,他们将信徒们的特定政治行为视作虔敬或不虔敬的标志,并相应地给予信徒奖励或惩罚。在罗马,不正义与不虔敬的结合显然提升了在城邦中处于危急关头的[57]政治的地位,也提升了米尼涅斯隐喻中的“罗马国家”自身的位置,使它甚至包围了天穹。如果严肃地对待这一切,那么米尼涅斯刻画的平民朝天举起棍棒的图景,就引出了这一断言,即罗马与天穹的界限相同。换言之,在莎士比亚笔下的罗马,甚至诸神在某种意义上都被纳入了城邦的领域。显然,就整体性的抱负而言,罗马共同体超越了我们所设想的现代国家的要求。

如果剖析《科利奥兰纳斯》中诸神的地位,人们会意识到,这部戏剧描绘的并非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城市,一个城邦。[2] 这一事实最清晰的标志是存在于莎士比亚笔下的罗马的公民宗教,但在描述《科利奥兰纳斯》中的共同体时,还有其他不同于现代国家的重要方面。我们必须牢记这些,以免运用与主题无关的概念来分析本剧。例如,出于我们的代议制政府观念,我们会认为,统治者须反映被统治者的价值观或意见,更为普遍认同的是,一个政府的特征应来自它所产生的社会。但在对城邦的古典理解中,政制(politeia)具有塑型作用,它是塑造或给予它所统治的共同体以特征的首要因素。[3] 这些关于统治的观念对理解米尼涅斯的双重声明很重要,即元老院可以在关心平民的同时忽视他们的需求。米尼涅斯必然相信,贵族比平民自己更好地理解了平民的利益是什么,但他将这句话留给了那个缺少政治头脑又直言不讳的科利奥兰纳斯,科利奥兰纳斯对平民直陈了贵族的地位:

你们的欢心就像病人的口味,只爱吃那些足以加重他病症的食物。(Ⅰ.i.177-179)

[58]因为科利奥兰纳斯相信,平民完全不能理解罗马的政治现实(Ⅰ.i.156-157),他认为元老院应像对待孩童那样对待平民,以违背他们的意志来抑制他们的欲望:

让他们不要去舐那将要毒害他们的蜜糖。(Ⅲ.i.156-157)

显然,对科利奥兰纳斯而言,统治并不包含代表那些被统治者的意愿,而是反对它。我们可能会感到这种观点令人反感,但我们必须努力理解它,以避免用我们头脑中的现代国家的模式简单地评论莎士比亚笔下的罗马。或许在开始任何对《科利奥兰纳斯》的研讨时所最需要的,就是坦然承认本剧呈现的政治世界对我们而言是多么陌生。

从米尼涅斯与科利奥兰纳斯关于罗马统治的表述中,我们所能总结出的最重要一点是,有一种关于善的权威观念盛行在这城邦中,即对人而言,什么是好的生活这一观念,得到了政制的积极支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2b,30-31)。考密涅斯为表彰科利奥兰纳斯而在聚集起来的罗马公民面前发表的精细繁复的演说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这一演说揭示了这城邦最为推崇的品质:

勇敢是世人公认的最大美德,有勇的人是最值得崇敬的;要是我们可以这么说,那么我现在要说起的这一个人,在全世界简直找不出一个可以和他抗衡的人物。(Ⅱ.ii.83-87)

这一演说措辞严谨地强调了,考密涅斯在表达一个城邦的观点(“公认的……”“要是我们可以……”)。举例来说,另一个城邦可能视正义或虔敬为“最大美德”,在这样的城邦中,科利奥兰纳斯这样的人就不会被视为人的最崇高类型。但在罗马,他是人人景仰的人,并因此成为城邦中最具权威的一类人,是供人模仿的那个模范。[59]罗马赠予他的赞赏,是这城邦引导其公民(首先是其年轻人)培育战争美德的方式。正如考密涅斯指出的,在战况最激烈时,科利奥兰纳斯能“用他惊人的榜样,扫去懦夫心中的恐惧”(Ⅱ.ii.104-105)。

当我们阅读考密涅斯的演说,并发现科利奥兰纳斯被称作“浑身染血的东西”(109)及“一颗星球”(114)时,我们可能会感到,考密涅斯担心“我的声音太微弱了,不够叙述科利奥兰纳斯的功绩”(82-83)时,他正在被自己的修辞冲昏头脑。无疑,考密涅斯的演说中存在着某些夸张的成分。但这正是要点所在:罗马对其战争英雄的赞美是片面而夸张的。这城邦没有,也不能平等地给予各种形式的人类美德以荣誉,却单单挑出了那位英勇的战士,让他受到公众的尊重。在直接颂扬科利奥兰纳斯的血气及他随后对身体需求的无动于衷时,考密涅斯的演说达到了高潮:

于是他过人的精力又使他忘却了身体的疲劳,他立刻再上战场,在那里奔走驰突,杀人如麻,好像这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掠夺一样;直到我们把城郊全部占领以后,他不曾有一刻站定喘息。(Ⅱ.ii.116-122)

考密涅斯的演说让我们大致了解到为什么血气会盛行于《科利奥兰纳斯》中的共和制罗马。罗马有意形成一种观念,即最好的生活方式是具有公共精神的战士的生活方式。当考密涅斯赞美科利奥兰纳斯时,他不只简单地代表自己,而是代表整个罗马共同体(Ⅱ.ii.49-51)。他演说的风格——复杂的句法、庄严的措辞、史诗般的明喻以及自我表达的广度——使他的演说超越了单纯的私人言语的层次。[4] 他以高贵而稳重的语速讲话,正如一个知道[60]自己必须履行严肃的公共职责,并担心自己难以胜任这项任务的人那样(82、103)。当他应对自如的时候,我们不难想象这幅画面:他的听众们点头同意他对庄严主题的严肃陈述。这一场景具有仪式感,这是一个通过赞美人群中一位杰出典范来颂扬共同价值的典礼。

但罗马对公共精神的支持并不仅仅存在于言辞中。《科利奥兰纳斯》前两幕中堆积在军事胜利者面前的荣誉总和,揭示了共和国多么重视战争中的英勇。卡厄斯·马歇斯被给予战利品的十分之一(Ⅰ.ix.31-36),被授予“战争的荣冠”(60),得到了他执政官的“高贵的骏马”(61),最终还收获了科利奥兰纳斯之名(62-66),作为对他胜利的永久纪念。然而,科利奥兰纳斯在战场上收获的荣誉,只是他返回罗马后将会获得的更大荣誉的序幕。整个城邦都出来欢迎英雄归乡,好像他的胜利开始被视作罗马的胜利那样。随后,我们得知,元老院希望让他成为执政官——即便他从未得到这个官职,但依照罗马的惯例,一个有着他那样履历的人会得到执政官之位(Ⅱ.i.211-222)。对那些展示出公共精神的人,罗马以权威的立场为他提供奖赏——不仅仅通过言辞、荣冠、凯旋式,而且通过提供公职——来回报他们对荣誉的热情。正如我们所见,罗马共和国有能力为有雄心且有血气的人在顶端留出空间,这使得此政制能够将其公民吸纳入政治生活中。

《科利奥兰纳斯》中的罗马会极其大方地尊崇那些服务于公共事业的人,但到目前为止,以我们所见,这城邦公认的唯一的服务形式是作战。这一情形对贵族们固然很有利,因他们几乎从出生起便在战争中受到训练(Ⅰ.iii.5-15),但这对于无法指望像科利奥兰纳斯那样在战争中创造奇迹的平民来说,又怎么样呢?[61]除非血气只为贵族所独有,否则罗马政制似乎需要以某种方式对付平民中野心勃勃的人,让他们也依附于这城邦的事业。在共和制的罗马,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便是护民官制度,护民官对平民多少发挥着像执政官对贵族那样的作用。《科利奥兰纳斯》以护民官制度的创立开始。如果我们考虑到,作为对起义的回应,这是多么怪异——剧中两次以“奇怪”(Ⅰ.i.210、221)提及它,有人便会开始怀疑这一制度的目的。平民要求谷物,结果却得到了选举五个官员的权利。显而易见,贵族更关心叛乱领导者的政治野心,而非整个平民阶层的渴求。不难发现,从开场起,就必须对叛乱中的平民进行主动的引导。被称作“市民甲”的人,对煽动暴民、引导他们的狂怒,并反对任何来自他自身阶层(市民乙)或来自对立阶级(米尼涅斯)的异议,都必不可少。他的进取性表明他是平民这一方中有血气的成员,贵族似乎意识到,要努力安抚这样的人。简单地给予平民谷物或许能暂时满足他们的渴求,但若不能满足这场叛乱的煽动者的个人野心,那就会提高他们的威望。换句话说,护民官制度的创立,虽然对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毫无用处,但它确实能通过给予起义真正的鼓动者所渴望的官职来吸引他们。或许莎士比亚记得诺斯译本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对新创立官职的当选者充满揶揄的评论:“所以裘涅斯·勃鲁托斯和西西涅斯·维鲁特斯是第一任被选举的人民护民官,他们仅仅成了暴动的制造者和皮条客。”[5]讽刺性的转折在于,一旦在现实中分得一杯羹,罗马人中的最革命者[62]就成了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言人。护民官自己设法改变了现存秩序后不久,便开始坚持“旧有的特权”(Ⅲ.iii.17),并说支持罗马“相传已久的政制”(Ⅲ.iii.64),同时攻击科利奥兰纳斯是“叛变的革新者,公众幸福的敌人”(Ⅲ.i.174-175)。通过创立护民官制度,这城邦从它的死对头中为自己赢得了新的守护者。[6]

莎士比亚从普鲁塔克笔下仅有的暗示中,将两位护民官发展成了重要的角色,这揭示了他对平民在罗马政治中扮演的积极角色有着合理的理解。西西涅斯和勃鲁托斯沉浸在平民同胞对他们的喜爱和尊重中(Ⅳ.vi.20-25),他们显然对在共同体中新找到的位置感到骄傲。正如许多贵族那样,护民官们也想受到尊敬,并愿意通过公共服务获取殊荣。但他们远不如科利奥兰纳斯那样令人钦佩的原因,是他们的卑琐与缺乏高贵的目标。由于视野狭隘,他们对待城中发生的日常琐事认真过度,超过了米尼涅斯认为的适当程度。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关心的是让自己在那些同为平民的人眼里显得重要:

只要那些苦人们向你们脱帽屈膝,你们就觉得踌躇满志。你们费去整整一个大好下午,审判一个卖橘子的女人跟一个卖塞子的男人涉诉的案件,结果还是对这场三便士的官司宣布延期判决。(Ⅱ.i.68-72)

米尼涅斯因护民官对他们在城邦中扮演的角色有着夸张的理解而取笑他们,这让他们戏仿了罗马更庄严的治安官的举止风度。从一个贵族——他关心作为整体的城邦命运——的观点来看,一个“三便士的官司”必然无关紧要,甚至有些可笑。但或许,罗马是幸运的,毕竟有人愿意对这些小事感兴趣,即便结果是让这些事“更混乱”了[63](77)。既然护民官的野心仅仅是“苦人们的脱帽致敬”,他们便对这城邦中有限的官职感到满足。结果,罗马共和国为平民和贵族都提供了积极的政治生活,让它的公民都能参与到其公共精神能得到发展的活动中去。

这城邦为培育血气而努力的同时,也努力控制爱欲的力量,使它导向“合法的”方向。在《科利奥兰纳斯》中,爱情仅在婚姻的语境中出现,也就是说,在城邦可以控制的合法形式之内出现。科利奥兰纳斯和维吉利娅的婚姻证明了朴实无华的罗马式的理想爱情,此种伴侣关系包含着妻子利益服从丈夫利益的清晰的从属关系,这反映了更基本的从属关系,即爱情在总体上服从于城邦的善。当丈夫外出打仗时,维吉利娅必须满足于待在家中(Ⅰ.iii.71-75):她的爱情不能以任何方式阻碍罗马的需求。而且,从本剧对婚姻忠诚的强调来看,共和制罗马对爱欲的抑制是显而易见的。维吉利娅被比作佩内洛普(Ⅰ.iii.82)这一美德的典范,而她的丈夫对他的婚姻誓言也是一样忠诚:

善妒的天后可以为我证明,爱人,我这一个吻就是上次你给我的,我的忠心的嘴唇一直为它保持着贞操。(Ⅴ.iii.46-48)

最后,《科利奥兰纳斯》中的两场戏展现了共同组成一个家庭的罗马三代人(Ⅰ.iii.和Ⅴ.iii),它们指明了爱情与婚姻在罗马的目的。家庭是这样一个机构:凭借家庭,罗马甚至可以为了城邦的善运用爱欲的力量,引导爱欲朝向生育目标。在罗马共和国中,生育成了培育战士的事业(Ⅴ.iii.62-63),因此它延续了城邦鼓励血气的目标。《科利奥兰纳斯》中典型的母亲身份,似乎是哺育赫克托耳的赫卡柏(Ⅰ.iii.40-41),[64]而科利奥兰纳斯从他母亲的胸脯中得到的也是同样的“勇敢”(Ⅲ.ii.129)——它在罗马被视作“最大美德”。有人可能会设想,即便在罗马共和国,爱情、婚姻和家庭领域也应该是私人利益得以满足的源头,但至少这城邦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它能够让爱欲为血气服务,从而服务于共同的善。

二

罗马政制试图抑制爱欲,它不能允许它所唤起的血气不受控制。因一门心思地关心做高贵之事,血气总能导致人非理性的行动,使人不顾自己的幸福或安危。正如对科利奥兰纳斯的形容:

他的天性太高贵了,不适宜于这个世界……他的心就在他的口头,想到什么一定要说出来。他一动怒,就会忘记世上有一个死字。(Ⅲ.i.254、257-259)

特别是,因为科利奥兰纳斯无法想象,一个人怎能不像他那样严格地依据荣誉的规定生活,他一开始无法体会爱欲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他在第一场戏出场时询问“出了什么事?”,好像这暴动的动机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平民竟然可以仅仅忧心于填饱肚子并活下去,他似乎由衷地为此而感到困惑:

他们说他们肚子饿,叹息着说出一些陈腐的老话:饥饿可以摧毁石墙,狗也要吃东西,肉是供口腹享受的,天神降下五谷不单为富人,云云。用这一堆破烂,倾吐他们的不平。(Ⅰ.i.205-209)

因为平民口中的这些的谚语都代表着自我保存的实践智慧,它们对[65]全身心关注着高贵生活的科利奥兰纳斯而言不过是“破烂”。我们从他的态度中可以看出,罗马的节欲生活可能会怎样走向失控:他宁愿看着平民挨饿,也不愿公开承认人需要吃饭,恐怕这样会助长他们去满足自己的食欲。显然,即使从一个高贵而好战的城邦的角度来看,爱欲的某些需求也是合法的。如果人们都停止进食,他们很快将虚弱得无法作战,而全面的禁欲将让罗马在这代人中找不到一个战士。对罗马而言,彻底抑制爱欲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这城邦也并未要把所有公民都变成有血气的人,就连尝试也没有。正如莎士比亚在《科利奥兰纳斯》中描绘的那样,这城邦似乎满足于妥协,它是一个混合着有血气之人与贪食[7]之人的共同体。罗马在根本上支持人群中的有血气者,但同时它对爱欲做出了重要的让步,这实际上是运用爱欲的力量去中和血气的极端需求。这一妥协反映在罗马的政治组织中,即这一城邦被划分为贵族的和平民的两派。

有人在一开始可能会被诱导着做出这样一个简单的等式,即将罗马的平民视作爱欲一派,将贵族视作血气一派。虽然将城邦划分为贵族和平民,与将城邦划分为有血气之人和贪食之人并非毫不相关,但这两种划分并非完全一致。我们刚刚见证了,在罗马,护民官制度在迁就平民中的有血气之人方面很有必要。出于同样原因,对米尼涅斯的一瞥确证了,即便在罗马共和国的早期,贵族中也存在贪食之人。依据食物思考对米尼涅斯而言顺理成章(Ⅱ.i.55-57,Ⅴ.iv.17-18),[8]当他开始定义自己的性格时,他立即提到了他的食欲:

谁都知道我是个喜欢说说笑话的贵族,也喜欢喝杯不掺水的热酒。(Ⅱ.i.47-49)

[66]似乎罗马的每个派别都包含贪食之人和有血气之人,尽管他们所占的比例不同。在《科利奥兰纳斯》的开场,两派的贪食天性得到了强调,因为莎士比亚将平民的反叛聚焦在食物问题上。在普鲁塔克的版本中,最初的反叛由元老院支持城邦的高利贷者引起,谷物缺乏的问题直到科利奥兰纳斯与沃尔西人交战后才出现。莎士比亚将高利贷的问题放置在背景中(Ⅰ.i.81-82),并将谷物的问题提到台前。当科利奥兰纳斯进场并开始谈论平民“病人的口味”(Ⅰ.i.178),且预测若放着他们不管他们就会“彼此相食”(Ⅰ.i.188)时,平民的贪食性格得到了强调。从贵族派的首位发言人米尼涅斯的话中,我们看到的元老院的第一幅形象多少有些令人吃惊——一个肚子。可以确定的是,米尼涅斯有能力让他的类比服务于他的利益,但与此同时,可能在不知不觉间,他所选择的描绘贵族在城邦中扮演的角色的方式,[9]也揭示出有关他自己以及他的贵族同胞的更多信息。我们不要像天真的平民那样,被米尼涅斯的修辞弄得眼花缭乱,在我们将结束关于他的演说的讨论时,我们要记得他最初曾将元老院的特征描述为罗马的胃:“无所事事又消极怠惰/还满装着食物”(Ⅰ.i.99-100)。在初看《科利奥兰纳斯》时,贵族和平民之间除了满满的胃和空空的胃之外,我们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区别。

但这一差别不应被看作是无关紧要或是琐碎的,因它表明了贵族和平民在城邦中为什么会沿着两条不同的线发展。平民的肚子迫切需要得到满足,他们发现,自己很难超越食欲这一高度;然而贵族“满装着食物”,这让他们能嘲笑平民的肚子。这些区别立足于贵族富有而平民贫穷的事实,这一划分因城邦的立法而生效,因为法律在决定财产在人群中间如何分配时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67]米尼涅斯声称元老院像“慈父一样”关心平民,但市民甲在回答米尼涅斯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爱护我们?真的!他们从来没有爱护过我们:让我们忍受饥寒,他们的仓库里却堆满了谷粒;颁布保护高利贷的法令;每天都在忙着取消那些不利于富人的正当的法律,重新制定束缚穷人的苛酷的条文。(Ⅰ.i.79-85)

法律或以牺牲富人为代价偏袒穷人,或以牺牲穷人为代价偏袒富人。莎士比亚依据普鲁塔克所著(Shakespeare’s Plutarch,pp.300-301),展现了罗马法律助长的财富不平等,它让富人更富而穷人更穷。问题并非仅仅在于贵族是富人,还在于他们通过特权掌控财富,这一特权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较平民更可能培育血气。

贵族的特权地位使他们不必担心金钱的问题。既然他们生来便富有,他们便无需通过工作来增加财产;而且,由于法律对他们的支持,他们可以安全地持有财产。做出蔑视金钱的高尚行为,显然对那些从未真正面临过贫困的人来说更为容易。以《裘利斯·凯撒》中的勃鲁托斯为例,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只有当一个人无需关注这些财物时,他才能保持对财富无动于衷的高尚。勃鲁托斯在与凯歇斯争论时将金钱称作“污臭的锱铢”(Ⅳ.iii.74),但他同时表明,没有钱,他便无法对他的朋友表现出高贵的慷慨大方(79-82)。他落入了这样的矛盾中:他一边指责凯歇斯收取“卑污的贿赂”(Ⅳ.iii.24),一边向凯歇斯索要部分赃物,因他自己“不能用卑鄙的手段搜刮金钱”(Ⅳ.iii.71),但他需要负担军队的开销。在《裘利斯·凯撒》的第四幕第三场,我们得以窥见,当贵族失去了财富特权时,罗马的高贵会是什么样子:[68]它开始显得空洞,像空空如也的金库一样空洞。我们从勃鲁托斯的例子中可以得知,罗马的高贵取决于足够多的“手段”的供给,因为人如果致力于城邦关切的高贵事物,他们必须不再关注这些低级的事物。罗马的贵族得到了发展他们血气的机会,因此也有义务这样做。相反,罗马让平民处于贫困中,使他们有生存压力,让他们需求简单,目光短浅,只关注生活的基本层面。只要平民只为活着担忧,他们便会发现自己很难关注宏大的公共事件,或发展对政治生活的抱负。因此,他们的贫困不利于在本阶层中产生出有公共精神的人(Bloom,pp.79-80)。

不过,在罗马,生来便有财富并不能保证所有天生的贵族都能成为有血气的人,同样地,平民的贫困不能阻止在这一阶层中产生血气。我们只能说,在罗马,财富与特权的分配有利于血气在贵族中生长,不利于血气在平民中生长。有人可能会怀疑,为什么罗马不将自己划分成有血气之人构成的党派和贪食之人构成的党派。按说,这城邦应该以公民的天性,而非以出生的偶然情况划分他们;但如果罗马按照自然差异,而非与之反的习俗差异划分,它就会成为两个不同的城邦,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也没有任何交流的途径。一个完全由科利奥兰纳斯那样的人构成的党派,将会全然漠不关心共同体中的贪食者所关切的事,或许他完全不能理解贪食者,而这个党派的人过于骄傲,甚至无论如何也不愿与那些不像他们那样一心一意关心高贵之事的人妥协。另一方面,[69]一个完全由贪食之人构成的党派,会缺乏为他们在这个城邦中的权利起身抗争的血气。《科利奥兰纳斯》中的平民不只需要饥饿来促成叛乱;他们需要一些只有血气才能给予他们的、赌上性命的非理性的意愿。他们必然因自己在贵族手中受到的待遇感到道德上的义愤,甚至于“下了决心,宁愿死,不愿挨饿”(Ⅰ.i.4-5)。在思考罗马未混合的党派的图景时,人们应该会记起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规划,它将最好的城邦依照公民的天性划分为工匠和战士阶层,而这一规划需要作为第三阶层的智慧统治者的监管。但在莎士比亚笔下的罗马,没有凌驾于贵族与平民之上的这种权威,肚子的预言委婉但有效地表明了这一点。显然,至少在最初的印象中,元老院被比作肚子而非头或心[10],这令人疑惑不解。米尼涅斯的寓言暗示,罗马所缺乏的是城邦中的领导头脑。如果考察市民甲在试图以米尼涅斯的故事反驳米尼涅斯时所列举的城邦功能,人们就会发现,这城邦提供了充足的士兵、骏马和吹号人(Ⅰ.i.116-117),但为“那戴着王冠的头,那视察一切的眼睛,那运筹决策的心”(Ⅰ.i.115-116)精确定位则徒劳无益(参Goddard,pp.616-617)。因罗马缺乏一个独立阶层——这一阶层使这些功能具象化,以监督城邦的划分——它被迫让各党派的构成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交由运气,并允许每个党派成为贪食之人与有血气之人的混合。

在评估罗马混合党派的效用时,人们会首先意识到,贵族中的贪食之人为调和其血气服务。他们能让其贵族同胞意识到爱欲的需求,而他们也是与平民交流的途径。虽然有时发挥不了作用,但米尼涅斯,这个贵族党派中的贪食之人,大体上是罗马争端之中最重要的调和因子。他可以既对[70]平民又对科利奥兰纳斯说话,因为他与其中一方共享着贪食的天性,又与另一方共享着贵族的地位。与之相似,平民需要其党派中的有血气之人为平民阶层在城邦中的权利大声疾呼。护民官的血气在为他们平民同胞的爱欲服务。即便护民官的头脑中或许首先是自身的目标,他们也作为“人民的唇舌”服务,为罗马的饥饿发声,并致力于让贵族将这一因素囊括在他们的考虑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米尼涅斯常与护民官一道出现(Ⅱ.i.1-96,Ⅳ.vi.10-79,Ⅴ.iv.),发生在罗马两党派间的任何实质性交流,都是他们协商的结果(特别是考虑到Ⅲ.i.263-334)。罗马党派的混合成分的最终结果在于,克制贵族潜在的极端血气。首先,贵族阶层中的贪食之人发挥着抑制他们党派中某些人的过度骄傲的作用。如果贵族不能控制他们中某个成员,护民官的权力便开始发挥作用,正如在拒绝科利奥兰纳斯成为执政官并最终放逐他的事件中所显示出的那样。我们必须理解,罗马的党派制起着分权与制衡的古典范例的作用。

莎士比亚在《科利奥兰纳斯》中描绘的罗马,基本上是元老院在统治着城邦。它权衡并决定着最重要的国外与国内事务,如宣告战争或分发谷物。元老院亦选举出两名执政官,他们是罗马共和国的最高官员以及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但元老院的统治并非专制,因为通过护民官,平民在元老院提出的任何议题上都有投票权(Ⅲ.i.144-146)。因此,元老院被迫将平民的利益纳入其深思熟虑的考量中。它必须通过得到整个城邦接受而非仅被贵族阶层接受的法律。而且,元老院只能提名执政官的候选人,这一选择必须得到平民的认可。一个想要成为执政官的贵族[71]必须愿意对平民让步。正如科利奥兰纳斯的例子所显示的,一个对平民怀有彻底的蔑视之情的人无法成为执政官,或至少,想要公开展现他对平民的蔑视的人无法成为执政官。科利奥兰纳斯学到的是,成为执政官的“代价”,就是“恭恭敬敬地请求”(Ⅱ.iii.75)。平民的主要特征被描述为贪食,正是他们确保了即便最高贵的罗马人,也不能对身体的需求完全不予理会——那位没有顾及平民的爱欲的贵族,被逐出了这个城邦(Bloom,p.81)。

三

罗马共和国在试图平衡共同体中的政治力量时,有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危险。那种给予平民以抑制贵族中过度血气的力量,自身便可能走向失控。如果平民愿意对元老院的所有提议都投反对票的话,他们可以阻止所有的法律,并架空执政官。有人或许难免担忧,是否有什么东西可以抑制平民使这个城邦陷入停滞的力量。莎士比亚实际上小心谨慎地描绘了平民的性格与其处境的方方面面,这些能防止他们滥用权力。首先,在《科利奥兰纳斯》中,平民只是刚刚获得了政治权利,还未牢固地保有它们;护民官也尚未习惯运用他们的权力,还在克制地使用它,正如在放逐了科利奥兰纳斯后,他们表现出的谨慎那样:

西西涅斯:叫他们大家回家去;他已经去了,我们也不必追他。贵族们很不高兴,他们都是袒护他的。

勃鲁托斯:现在我们已经表现出我们的力量,事情既已了结,我们不妨在言辞之间装得谦恭一点。(Ⅳ.ii.1-5)

如果贵族们被护民官逼迫得太紧,他们可能[72]会废除新近授予平民的权力(Ⅳ.iii.21-24),这一考虑阻止了西西涅斯与勃鲁托斯。

在共同体中维护自身的权利时,罗马的普通公民比护民官还更加慎重。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人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无法自我统治。当市民甲因科利奥兰纳斯称民众为“多头的群众”而指控他时,市民丙就为他的敌人辩护:

许多人都这样称呼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头发有的是褐色的,有的是黑色的,有的是赭色的,有的是光秃秃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是这么分歧不一。我真的在想,要是我们所有人的思想都从一个脑壳里发表出来,它们一定会有的往东,有的往西,有的往北,有的往南,四下里飞散开去。(Ⅱ.iii.16-24)

虽然奉承民众的人在《科利奥兰纳斯》中的罗马发挥了作用(Ⅱ.ii.7-8、24-27),但他们还未成功地让普通公民相信,他们在美德与智慧上可以与贵族比肩。相反,平民仍然尊重贵族,并赞美他们为城邦提供的服务(Ⅰ.i.30-31,Ⅱ.iii.132-133)。事实上,平民会因对罗马做出贡献者表现出忘恩负义而感到羞愧,这是他们犹豫着使用投票权反对科利奥兰纳斯的最大顾虑:

我们有权力拒绝他,可是我们没有权力运用这种权力;因为要是他把他的伤痕给我们看,把他的功绩告诉我们,我们的舌头就应当替他的伤痕说话,告诉他他伟大的功绩已经得到我们慷慨的嘉纳。忘恩负义是一种极大的罪恶,忘恩负义的民众是一个可怕的妖魔;我们都是民众中的一分子,都要变成这妖魔身上的器官肢体了。(Ⅱ.iii.4-13)

平民因为在意在更优越的人眼中显得高贵,所以他们几乎应允了让公开的宿敌——科利奥兰纳斯——成为执政官。

甚至共和制罗马的选举程序[73]也设法让平民的羞耻感发挥作用,以有利于贵族。《科利奥兰纳斯》中没有秘密投票:人们须得公开“表达他们的观点”,而用选票直接对抗执政官的候选人,这令人尴尬。为了让选举对那些容易遭到恐吓的平民而言更加困难,他们须得“或者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三个人”地接近候选人(Ⅱ.iii.41-43)。就像斯威夫特笔下的小人国国民,他们唯一的力量就是数量(Ⅱ.i.34-38);如果要一对一,他们就无法与巨人科利奥兰纳斯相比。科利奥兰纳斯称,只要当贵族起身“谈到战争或和平的问题”,平民就会“傻站着,莫名其妙”(Ⅲ.ii.11-13)。科利奥兰纳斯确实夸大其词了,但他甚至能在平民处于集体愤怒的顶点时让他们呆立不动,他只需提醒他们:“你们中间有的人曾经瞧见我怎样跟敌人争战”(Ⅲ.i.233)。因为平民曾在战斗中效力,所以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科利奥兰纳斯的夸口——“要是堂堂正正地交锋起来,我一个人可以打败他们四十个人”(Ⅲ.i.241-242)——并不是一句空话,所以他们不会在与他面对面时,去冒激怒他的风险。

最后,为了尽力稳住平民,贵族们还很善于召唤罗马诸神来站在自己一方。开场时,科利奥兰纳斯对叛乱者的轻蔑的询问包含着某种含混: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们在城里到处鼓噪,攻击尊贵的元老院,他们(在众神之下)使你们有一点畏惧,否则你们早就彼此相食了。(Ⅰ.i.179-183)

有人很可能会问,这里“在众神之下”指的是谁,是元老院还是平民?而让平民“畏惧”的又是谁,是诸神还是元老院?无疑,科利奥兰纳斯想表达的是,元老院服从诸神的旨意,让平民保持虔敬。但无需过度曲解,这几行台词可以暗示,借助诸神,元老院可以让平民[74]心生敬畏。我们已经注意到,米尼涅斯操纵着平民的虔诚,以确保他们对罗马的忠诚。平民的特点被刻画为有着宗教敬畏心,这种敬畏可以轻易地被引向城邦的诸神,或做出类似神的行为的贵族,比如科利奥兰纳斯:

我看见聋子围拢过来瞧他,瞎子围拢去听他讲话。(Ⅱ.i.262-263)

如果一个贵族就能唤起平民的这种崇拜的话,那么整个党派就应该可以维持对城邦的控制。事实上,对罗马共和国的枝干而言,真正的威胁并非源自平民对贵族阶层的不敬,而是源自平民如此轻易地就愿意拜倒在城邦的战争英雄脚下。一个愿意迎合平民利益的指挥官,可以将平民的支持作为反对他的贵族同胞的手段,并使自己成为罗马的独裁者,那么这将终结贵族在城邦中的平等。科利奥兰纳斯并未利用战争胜利给他在平民中带来的威望,但他的故事表明,罗马正像一个“烂熟的果子”(Ⅳ.vi.100),等待着掉入第一个愿意不择手段取得这个城邦统治权的将军手中。

这个将军就是裘利斯·凯撒,他没有像科利奥兰纳斯那样,受到对荣誉的诸多考量的束缚,这些考量阻止了科利奥兰纳斯以他的声望来利用平民。凯撒愿意在平民面前演戏,这一事实表明了二者的不同:

那些下流的群众有的拍手,有的发出嘘嘘的声音,就像在戏院里一样;要是我编造了一句谣言,我就是个骗人的混蛋。(Ⅰ.ii.258-261)

凯撒能赢得平民的支持,击败他在贵族中的所有对手,并让罗马共和制的时代走向终结,这显然是因为他不像科利奥兰纳斯那样(《科利奥兰纳斯》,Ⅱ.ii.144-145)将装腔作势视作耻辱。思考什么最终摧毁了《裘利斯·凯撒》中的共和制度时,有人会意识到[75]《科利奥兰纳斯》中在最深层的意义上发挥着作用的东西。罗马的共和制依赖于城邦中两党派微妙的(虽然不寻常的持久)平衡。贵族与平民必须理解,他们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共同利益,但与此同时,他们必须远离彼此。在谈论科利奥兰纳斯时,米尼涅斯准确地揭示了共和政制所需求的东西:

他喜爱你们的人民;可是不要硬叫他们睡在一个床上。(Ⅱ.ii.64-65)

罗马的两个敌对政党需要一定程度的相互尊重与关心,但这必须止步于与敌人真诚的友好往来,因为贵族与平民的任何联盟都会打乱权力的平衡,而这正是罗马共和国的基础所在。只有当罗马公民不打破他们曾按党派界限划分的阶级,最重要的是,只有当贵族保持其阶层的团结一致时,罗马共和国才得以存在。共和国似乎最终依靠其公民的阶层偏见,也就是说,平民不信任贵族,贵族完全无法忍受平民的气味。一旦平民开始跟随一位强有力的贵族,反对他们自己的护民官的意见时(《裘利斯·凯撒》,Ⅰ.i.),或者更严重的,一旦贵族停止内部争执,将他们的争端置诸平民裁决时(《裘利斯·凯撒》,Ⅲ.ii.),罗马共和国就终结了。

《裘利斯·凯撒》中平民的腐败[11]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在民众意识到他们不适合统治,并愿意遵从元老院的管理时——即便并非驯服地听从元老院,共和制才能发挥作用。这是罗马共和政制的矛盾之处:即便平民激烈地争论贵族的统治方式——正如他们在《科利奥兰纳斯》开场所做的那样,他们也必须接受元老院的统治权。科利奥兰纳斯对平民特征的刻画——[76]“既没有能力统治、又不愿被人统治的人们”(Ⅲ.i.40-41)——揭示出,在罗马政制语境中,这并非如他所想,是平民的缺陷,而是他们的美德。由于罗马处于两党派的持续紧张中,没有哪个人能控制整个城邦。只有当贵族不能利用平民党派来追求其个人目的时,才能把诸多宪法权力安全地交付于民众之手,如在共和国中那样。在适当的条件下,平民参与政制有助于防止城邦战士的血气违背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同时又不至于使罗马从军事荣耀的高贵目标转向仅仅是身体食欲的满足。

为了理解罗马共和国的持久性所依赖的党派忠诚的持久性,人们需参考这一古老城邦的独特特征,即一个视野狭隘且受制于传统的共同体拥有着塑造其公民的巨大力量。例如,如果科利奥兰纳斯要把他的党派忠诚贯彻到底,他就必须明白,比起米尼涅斯,他实际上与西西涅斯有更多共同点,因为他与其中一个共享着有血气的天性,与另一个共享着党派标签,而在某种程度上,前者比后者更为重要。意识到这一点,科利奥兰纳斯需要克服他对所有关于平民事务在生理上的厌恶,并且抛弃他的教养与训练所教给他的,关于什么是值得赞美的所有事。他不得不理解,什么是在自然意义上而非在习俗意义上值得尊重的东西。但这个城邦有一种使习俗之物看起来像自然之物的方法,正如第二幕第一场明白可见的——米尼涅斯与两位护民官为了理解彼此的观点,徒劳无益地试图打破他们的党派观念。

据西西涅斯所言,民众憎恨科利奥兰纳斯,因为“自然教会野兽知道谁是他们的友人”(Ⅱ.i.6)。当然,平民对科利奥兰纳斯的憎恨部分源自自然,但平民对他的反应也部分是[77]他们所属阶层对城邦中任意一个来自对立阶层的人的习俗性反应。这正是问题所在:平民的观点部分被自然塑造,部分被习俗塑造,但他们无法在头脑中分清楚这两部分。[12] 西西涅斯陈述的他对科利奥兰纳斯的态度,并非作为个人观点,甚至也并非作为一个党派的口号,而是作为一个关于自然的普遍真理。显然,罗马希望其公民相信,它所教导他们的正是自然所教给他们的,因为这会让他们信念更加坚定。根据米尼涅斯与护民官的交谈,可以判断(Ⅱ.i.7-12),罗马的每个党派都认为自己的立场可以通过诉诸自然的类比得到辩护;而当我们听到贵族与平民来来回回且显然十分严肃地争论时——关于科利奥兰纳斯最应该被视作“羔羊”的典型还是“熊”的典型——我们意识到罗马的党派性可以变得怎样孩子气地固执。或许莎士比亚在暗示,在罗马,党派观念最终处在动物寓言的水平上,也就是说,道德上的教诲通过甚至小孩子都能理解并记住的形式讲出来。在研习罗马共和国的政制时,我们最终回到了我们开始的地方,即这城邦中存在关于善的权威观点,而罗马像父母试图教育孩子那样试图教育它的公民,什么是生活中应珍视的东西。只有此刻,我们才看到罗马教授着两种不同的教诲,它们在某种意义上相反,又在另一种意义上相互补充,一种教诲是给时时关切自我保存的平民的(Ⅰ.i.206-208),另一种是给鄙视仅仅关心性命而看重高贵品质的贵族的(Ⅳ.i.4-11)。靠着这两种教诲及其所关联的两党派,罗马共和国设法为城邦内人类自然天性中的不同方面寻找一个平衡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