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莎士比亚的罗马性
一
[21]《科利奥兰纳斯》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的世界的对比,甚至在舞台的道具清单中都清晰地显现出来。《科利奥兰纳斯》的道具清单显然始于剑、盾牌、头盔以及其他的战士的职业工具。《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也有对军事用具的需求,但它更迫切的需求是剧院的假水果与葡萄酒杯。任何排演这部戏的人都要准备布置一个大宴会(Ⅱ.vii)和至少两个小宴会(Ⅰ.ii.12-13,Ⅳ.ii.9-10、44-45)。相反,虽然《科利奥兰纳斯》以谈论饥荒和因谷物引起的公开叛乱开场,并随后迅速过渡到一个关于肚子的繁复预言,但在整部剧作中,单纯的吃喝行为一次也没出现在舞台上。在这一方面,正如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科利奥兰纳斯》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差别不能更大了。如果有人以图表记录莎士比亚作品中吃喝出现的频率,那么就会看到,这两部作品处于对立的两极。
担心某部特定剧作里是否供应晚饭,这好像毫无意义,但舞台上琐碎的细节似乎为重要的戏剧问题提供了线索,特别是,如果这些细节落入了一个明显的模式之中。《裘利斯·凯撒》中的几行台词足以表明,莎剧中的饮酒行为超出了仅仅提供给养的维度:
[22]勃鲁托斯:给我一杯酒。凯歇斯,在这一杯酒里,我捐弃了一切猜嫌。(饮酒。)
凯歇斯:我的心企望着这样高贵的誓言,有如渴者的思饮。来,路歇斯,给我倒满这一杯,我喝着勃鲁托斯的友情,是永远不会餍足的。(饮酒。)(Ⅳ.iii.158-162)
凯歇斯的“心渴”,而非他的喉咙“渴”,饮酒的行为因共同饮酒的行为得到了强调。最基本的欲望通常隐喻着最高等的欲望,因此,像谈及饥渴那样谈及爱就变得自然而然了。当勃鲁托斯与凯歇斯伸手拿酒杯时,他们在隐喻意义上触到了对彼此的爱。爱与饮酒的象征性关联在《裘利斯·凯撒》中是个相对孤立的例子。但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吃喝的例子开始增加,并明显地与主人公的风流韵事相连,此时,这些例子有助于构成随处可见的爱欲氛围,而这种氛围是这部剧作的典型特征。
同样地,《科利奥兰纳斯》对吃喝的排斥有助于形成一种非爱欲的,简朴节欲的氛围。在《科利奥兰纳斯》中,有三次需要酒(Ⅰ.xi.92,Ⅳ.v.1,Ⅴ.iii.203),但酒没有一次真正出现在舞台上,这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的相似场景构成了显著的对比。《科利奥兰纳斯》中有一次对共进晚餐的邀请(Ⅳ.ii.49-51),但它遭到了果断的拒绝(“我气饱了”),这不仅暗示了对宴饮欢愉的拒绝,而且暗示了对人的友谊之欢乐的拒绝。剧中提及的一次宴会发生在安提奥城中的沃尔西人中间,并发生在舞台后面。无论如何,沃尔西人在冲向战场之前很难有时间享受美餐:
今天下午你们就可以听见鼓声;这是他们宴会中的一个余兴,在他们抹干嘴唇以前就要办好。(Ⅳ.v.214-217)
这类描写给人留下的轻微印象逐渐彼此强化,[23]最终营造出一个世界的像,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或出于不得已,或出于自律意识,禁绝放纵自己的欲望。在见证了性爱的力量大体上在莎剧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后,我们必会对它在《科利奥兰纳斯》中扮演的微不足道的角色——如果它确实有一席之地的话——感到震惊。我们甚至或许忘记了,剧中有一对夫妻,科利奥兰纳斯与维吉利娅,因为他们的爱情那么克制,以至于总是不以言辞表达(Ⅱ.i.175)。在《科利奥兰纳斯》中,没有关于浪漫爱情的伟大宣言,这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相反,在剧中,传统意义上最富有诗意的台词由贞洁的主题引起:
坡勃力科拉的尊贵的姊妹,罗马的明月;她的贞洁有如最皎白的雪凝冻而成,悬挂在狄安娜神庙檐下的冰柱;亲爱的凡勒利娅!(Ⅴ.iii.64-67)
凡勒利娅显然并非那种“当她卖弄风情的时候,神圣的祭司也不得不为她祝福”的女人。要想看到后面这类女人,我们必须转向《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世界,在其中,维纳斯而非狄安娜才是主神。《科利奥兰纳斯》中的月亮与“端庄”和贞洁有关,而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月亮变成了“暂时的”与“变幻无常的”(Ⅳ.xv.68,Ⅴ.ii.240),并与放荡相关。
无需一一列举《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提及吃喝的地方,甚至列举食物与性的特殊联系——例如克莉奥佩特拉作为“一口羹肴”(“morsel”,Ⅰ.v.31,Ⅲ.xiii.116)或“菜肴”(“dish”,Ⅱ.vi.126,Ⅴ.ii.274)的意象。[1] 但是,有必要论证,食物意象塑造着《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整个世界的特征,而非局部世界。我们在《科利奥兰纳斯》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建构的对照,即节欲与放纵,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一剧中,通常被视作罗马与埃及总体的象征性对比的构成部分,并发挥着作用。[24]在大多数观点中,埃及与吃喝的意象关联,而罗马与节制和禁欲的意象关联(Charney,p.93)。这种理解面临的困难在于,它无法真实地反映《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世界的复杂性,这个世界不仅由简单的黑与白构成,还有逐渐笼罩了黑与白的灰色地带。只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第二幕第七场当然属于发生在罗马的场景,但它同样是这部剧作中最著名的宴会场景。如果保留《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有关罗马与埃及强烈的象征性对比,人们就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将这一场景归于埃及,这似乎就是为什么查尼(Charney)简单地将庞贝的宴会列入发生在埃及的吃喝例子中,同时并未证明这一成问题的分类所考虑的问题(Charney,pp.102-103)。很难看出有何根据能将第二幕第七场归于“埃及”。虽然在第一对开本中,《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舞台指导并未指明具体地点,但这场宴会显然发生在意大利的某处,且所有的参与者均为罗马人,包括三巨头与赛克斯特斯·庞贝。这似乎没有解决第二幕第七场的这个问题:如果说吃喝的意象塑造着《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埃及的典型特征,那么它们也同样构成了该剧所描绘的罗马的特点。我们不能忽视这场出现在整部剧作中的最为奢侈的宴饮作乐,将它看做一个小小的例外。
在这部戏剧文本中寻找有关罗马的节制的证据时,批评家只能引证两段,来表明罗马人与沉湎于美食和美酒的埃及人形成对比(Charney引用了这两段,pp.105-106)。首先是奥克泰维斯在对庞贝的宴会感到疑虑时所表达的:
可是与其在一天之内喝这么多的酒,我宁愿绝食整整四天。(Ⅱ.vii.102-103)
此处,奥克泰维斯的确声称他厌恶饮酒,但事实上,[25]他自己也承认,此时他喝醉了(Ⅱ.vii.98-99、122-125)。只有我们看到平素禁欲的奥克泰维斯也在罗马喝得酩酊大醉时,我们才能确信我们的印象——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世界,纵欲有多么普遍。第二个通常被引证剧中罗马人的节制的段落,是奥克泰维斯赞颂安东尼,说他有能力以耐心对抗饥饿的段落(Ⅰ.iv.55-71)。但奥克泰维斯的这段话显然是以过去时讲出的:安东尼曾经有能力忍受饥饿,但此时,他已经置身“荒唐的淫乐”中。这一段落并未刻画罗马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的特征,而是刻画了罗马人过去的特征,它仅仅是当前世界的回忆。正如阿德尔曼(Janet Adelman)所写:“罗马的美德……在这部剧中显然已成了过去时:我们必须向安东尼自己的过去以及当代罗马人的父辈那里寻找。”[2]换言之,为了发现罗马人的简朴节欲,我们必须向罗马共和国那里寻找。简朴节欲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仅仅得到了暗示,在《科利奥兰纳斯》中才作为主题出现。因此,为了完整地理解《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我们必须超越剧中罗马与埃及的对比,研究《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与《科利奥兰纳斯》所描绘的整个世界的对比。只有并置这两个世界,简朴与放纵的对比(这一对比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罗马与埃及中多少有些模糊不清)才能得到清晰的揭示。
虽然我们可以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罗马与埃及中找到有意义的对比——例如,忙碌的罗马与无所事事的埃及[3]——但将这些对比绝对化可能会引起误导,特别是,当这种对比会让我们忽视罗马人的品味“埃及化”的程度之深时。罗马—埃及的对比主要在剧作的前半部分形成,在剧作中间,随着行动的地理视野拓宽,这一对比开始变得模糊不清。[26]剧作中的世界是国际化的(cosmopolitan),剧中人物常常以令人吃惊的速度从一个地区移动到另一个地区。[4] 正因为不同地区间得以自由交流,罗马与埃及的差别也开始失去了绝对性。实际上,剧中罗马与埃及的相遇与相互作用,导致了两者的相互融合。罗马人对作为寓言的埃及的“烹调术”,表现出了显著的兴趣并做了深入的了解(Ⅱ.i.23-27,Ⅱ.ii.176-183,Ⅱ.vi.63-65),而且他们似乎学会了如何举办“亚历山大里亚的豪宴”,并跳“埃及酒神舞”(Ⅱ.vii.96,104)。虽然很少看到埃及人在剧中举止像罗马人,但在克莉奥佩特拉和她的侍女准备自杀时,她们确实将“最高贵的罗马仪式”(Ⅳ.xv.87)作为她们效仿的典范,而且说来奇怪,克莉奥佩特拉在走向死亡时,似乎接纳了对饮食的罗马式的节制(Ⅴ.ii.49、281-282)。[5]
比较埃及的罗马化与罗马的埃及化,我们会得出结论,虽然罗马在表面上征服了埃及,但在当今所谓国家间的“和平文化竞争”中,埃及却比罗马更胜一筹。也就是说,罗马人采用埃及人的生活方式,比埃及人采用罗马人的生活方式的程度更甚。两个国家相遇的典型代表就是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在昔特纳斯河的相遇。安东尼作为一位打了胜仗的将军来到此处,但似乎失去权势的克莉奥佩特拉成了“最得意洋洋的夫人”(Ⅱ.ii.184),安东尼反成了被征服者而非征服者(Ⅱ.ii.220-226)。将安东尼的例子推而广之,我们会开始怀疑,罗马在向亚洲扩张的过程中,虽然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在某些方面,它却被它在亚洲遭遇的某些力量征服了。
简言之,无论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世界中真正的罗马性还剩下什么,它都在迅速地衰落。举止像一个罗马人或许仍能作为一种可能性得到谈论(Ⅱ.vi.8-23),但谈论仅仅是谈论,随着剧情发展,它愈加空洞,[27]我们在行动中找不到任何有关传统罗马美德的迹象。如果这听起来与所谓的罗马剧自相矛盾,那么罗马人/罗马的(Roman)名称的含混性就是罪魁祸首。罗马人/罗马的可以仅指任何出生在罗马的人,或任何与罗马有关的事物,但它也可以作为一种殊荣,用来指涉那些特殊类型的人,这些人的部分特点是节制与简朴节欲。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数人物,都与前两种意义上的“罗马人/罗马的”有关,而批评家在谈论这部剧作中罗马人的特征时,谈论的是剧作中缺乏的而非展现出来的东西,一种或许能作为潜在之物感觉得到但并非作为现实看得到的东西。查尼承认:“虽然这部剧在埃及与罗马之间形成了一种象征性的冲突,但埃及的意象比罗马的意象得到了更多细节的展现;或许埃及的特质更容易以隐喻的方式表达。”(Charney,p.95)正如查尼在详细探讨《科利奥兰纳斯》中的食物与饮食意象时所表明的,《科利奥兰纳斯》是莎士比亚有能力以隐喻的方式展现罗马的简朴节欲的充分证据(Charney,pp.142-157)。因此,如果说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很难找到查尼所称的罗马意象,那么这或许恰恰可以告诉我们有关此剧中的罗马的一些信息。莎士比亚可以描绘一个简朴节欲的罗马,但他知道,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故事发生的时代,简朴节欲的罗马已经成了过去。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可能性:对莎士比亚而言,“罗马人”作为一种殊荣,基本上属于共和国治下的罗马人,随着共和国的死亡,莎士比亚眼中真正的罗马性同样开始消亡。在《裘利斯·凯撒》中,人物对共和国政治命运与随之而来的高贵生活方式受到毁灭的威胁时发出的绝望呼唤,为这一解读方式提供了支持:
凯歇斯:可耻的时代!罗马啊,你的高贵的血统已经中断了!自从洪水以后,[28]什么时代你不曾产生不止一个的著名人物?直到现在为止,什么时候人们谈起罗马,能够说,她的广大的城墙之内,只是一个人的世界?要是罗马给一个人独占了去,那么它真的变成无人之境了。(Ⅰ.ii.150-157)
《裘利斯·凯撒》结束于对高贵的罗马种族已经濒临灭绝的确信:
泰提涅斯:罗马的太阳已经沉没了下去。我们的白昼已经过去;黑云、露水河危险正在袭来;我们的事业已成灰烬了。(Ⅴ.iii.63-64)
小凯图:勇敢的泰提涅斯!瞧,他替已死的凯歇斯加上胜利之冠了!
勃鲁托斯:世上还有两个和他们同样的罗马人吗?最后的罗马健儿,再会了!罗马再也不会产生可以和你匹敌的人物。(Ⅴ.iii.96-101)
无疑,我们可以在这些台词中发现临终之际的修辞要素,但这些修辞确实表明,有些变化正在随着罗马共和国的消失而产生,这些变化使得在罗马帝国中举止像一个高贵的罗马人,即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更加困难。
奥克泰维斯或许为《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仅存的罗马性提供了范例。从表面上看,他比剧中的其他人物更接近传统的罗马美德,但在内心深处,他全然没有《科利奥兰纳斯》与《裘利斯·凯撒》中的共和国治下的罗马人展现出的高贵。虽然他迟迟不愿加入罗马帝国的寻欢作乐者中,但他也没有任何正面的东西来抵御欲望的刺激,看起来,他抑制欲望仅仅出于他没有自我放纵的能力。譬如,奥克泰维斯不愿饮酒的根本原因,是他酒量不怎么好。[6] 无论他如何装模作样地提及“我们的正事”(Ⅱ.vii.119),他都没有反对纵欲的高尚理由。他[29]并非如一些人认为的,是一个谴责伊壁鸠鲁式自我满足的斯多亚式道德主义者。奥克泰维斯真正反对的是纵欲带来的恶果(Ⅱ.vii.122-125)。在这层意义上,很难分清楚他是一个从长远角度考虑自身享乐的伊壁鸠鲁主义者,还是现今所谓的功利主义者(Barroll,pp.238-241)。奥克泰维斯一与莱必多斯谈论安东尼的缺点,就往往以道德观点攻击安东尼(Ⅰ.iv.16-23),并且从未像此处那样多地提及责任,正如一位斯多葛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会做的那样。奥克泰维斯以一个真正的功利主义者精于计算的头脑仔细分析了安东尼的处境,他首先关注纵欲生活对身体的影响,然后提及安东尼行为的政治后果:
假如他因为闲散无事,用醇酒妇人消磨他的光阴,那么即使过度的淫乐煎枯了他的骨髓,也只是他自作自受,不干别人的事;可是在这样国家多难的时候,他还是沉迷不返,就像一个已经能够明白事理的孩子,因为他们将经验抵押给眼前的欢乐,所以违背了理性的判断。(Ⅰ.iv.25-33)
这段台词的关键词是“眼前的欢乐”。奥克泰维斯反对安东尼的理由大概是,他为了一时的心血来潮牺牲了自己长远而持久的利益。一旦这一论点由“经验”“判断”与“深思熟虑的知识”相调和,它便与伊壁鸠鲁主义协调一致。奥克泰维斯并未真正代表一种对伊壁鸠鲁式的生活方式——《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的许多人物追求的生活方式——的不同选择,他只代表一种更为审慎的利己主义观念。
因此,奥克泰维斯并非衡量安东尼的恰当标准。显而易见,这部剧中没有一个人——爱诺巴勃斯或斯凯勒斯,甚至菲罗或狄米特律斯——曾说希望安东尼能变得更像奥克泰维斯那样。他们只希望[30]他更像安东尼,也就是那个过去的安东尼,那个生活在过去的罗马中的安东尼。[7] 安东尼是评价安东尼的唯一标准:
菲罗:先生,有时候他不是安东尼,他的一言一行,都够不上安东尼所应该具有的伟大的品格。(Ⅰ.i.57-59)
爱诺巴勃斯:我要请他按照他自己的本性说话;要是凯撒激恼了他,让安东尼向凯撒睥睨而视,发出像战神一样的怒吼吧!(Ⅱ.ii.3-6)
凯尼狄斯:如果我们的主帅认识自己,一切都会很顺利。(Ⅲ.x.25-26)
甚至安东尼自己也希望以过去的自己作为评判标准,他试图指示奥克泰维斯:
他使我非常生气,因为他的态度太傲慢自大,对我现在的样子而非他了解的我曾经的样子喋喋不休。(Ⅲ.xiii.141-143)
安东尼要求以自己的过去作为标准评判自己,这是要求以英雄美德作为标准,而非以有效的行政作为标准——这正是奥克泰维斯给出的标准——评判自己。这也是将《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和《科利奥兰纳斯》放在一起思考会富有启发性的一个原因,因为安东尼的部下评判他所使用的个人的英勇与军事领导能力的标准,在科利奥兰纳斯那里比在奥克泰维斯那里要明显的多。如果我们希望理解安东尼的心“失掉”的“脾性”(Ⅰ.i.6-8),我们就找不到比转而探究《科利奥兰纳斯》及其“鏖战”与“伟大的战斗”更好的方式了。
二
我们一开始就把简朴节欲说成罗马人的特征,现在我们已经引入英雄美德,使之作为真正的罗马性的标准。理解《科利奥兰纳斯》中[31]简朴节欲与英雄美德的关联是很重要的:[8]英雄蔑视死亡的方式,正是他蔑视饮食的方式。这种态度将科利奥兰纳斯式的英雄的或者说贵族式的简朴节欲,与我们称之为(有些时代错位的)奥克泰维斯式的功利主义的或者说市侩的简朴节欲区分开来。奥克泰维斯不会放纵自己的欲望,因为他害怕放纵带来的后果。而科利奥兰纳斯的简朴节欲远非胆怯的产物,这似乎源自一种超越对饮食需求的英雄式的渴望,并以此证明自己优于普通人。简言之,简朴节欲可以有多种具有不同意义的形式。如果人们仅仅考虑到对欲望的压制,而不考虑压制欲望的原因,我们就有可能将英雄的坚毅与其他——譬如圣徒的禁欲——混淆起来。[9] 因此,我们有必要分析《科利奥兰纳斯》中在罗马人的简朴节欲中发挥作用的特殊力量,为此,我们可以转向如下段落——米尼涅斯试图让伏伦妮娅在与护民官争吵之后平静下来:
米尼涅斯:您已经把他们骂回家了;凭良心说,您没有冤枉他们。你们愿意赏光到舍间吃晚饭吗?
伏伦妮娅:愤怒是我的食物;我用过晚饭了,我会被这食物饿死。(Ⅳ.ii.48-51)
米尼涅斯,这位以肚子的寓言开启剧作的人,再次表明了他的观点,即人被他的胃统治。只要食欲得到满足,他对自己或这个世界便没有进一步要求,因此,他相信,一顿可口的饭菜足以平息任何激情。伏伦妮娅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情:一顿可口的饭菜不能使她平静,因为,她的愤怒让她对身体的需求无动于衷。她寻求的安慰不是一个饱胀的胃,而更类似一个受到侮辱的人在用手套扇对方耳光并说“我要求决斗”时所寻求的安慰。她的愤怒要求向护民官复仇,为了复仇得偿,她愿意牺牲个人的[32]快乐与舒适,这种态度让米尼涅斯很难理解。
这种愤怒与食欲的对立,在随后的剧作中一再重复。米尼涅斯被请求去试着劝说科利奥兰纳斯,让科利奥兰纳斯放弃对罗马的征战,但他因考密涅斯没有得到前战友的接见而打了退堂鼓。但他让自己相信,科利奥兰纳斯展现出的怒气只是没吃好饭的结果:
也许考密涅斯没有看准适当的时间,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吃过饭;一个人在腹中空虚、血液没有温暖的时候,往往会在清晨噘着嘴生气,不大肯布施人,更不容易宽恕别人的过失;可是当我们用酒食填满了脏腑,使全身的血管增加热力以后,我们的灵魂就要比神父般的禁食之时温柔得多了。所以我要留心看着他,等他餐罢,才向他提出我的请求,竭力说得他回心转意。(Ⅴ.i.50-58)
科利奥兰纳斯拒绝接见考密涅斯明显出于他向罗马复仇的执念,这使他忘却了一切日常的愉悦,包括老朋友的友谊。米尼涅斯完全曲解了这一切,他再次认为一顿美食能平息灵魂的愤怒,似乎灵魂的激情不过是身体的感觉而已(Goddard,p.612)。
伏伦妮娅与科利奥兰纳斯的节欲(austerity),并非如奥克泰维斯那样,是为了追求长远的私利而精心计算的结果。他们的节欲中自有轻率鲁莽的成分,这些成分表明,这种节欲亦能如爱欲那样走向极端,虽然是另一种极端,一种“忍饥挨饿”或“神父般的禁食”的极端。伏伦妮娅与科利奥兰纳斯并非只是抑制爱欲的力量,他们还发展了人类天性截然不同的一面。他们用以抗衡爱欲的力量以其最低形式——一种愤怒出现,它几乎是一种幼稚的易怒或坏脾气(米尼涅斯称之为“在清晨噘着嘴生气”)。[33]但我们必定会想起,爱欲有其更低的形式,它始于饥饿与干渴这种基本形式。如果爱欲有更高的表现形式,一直上升到《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精神之爱的形式,那么与之抗衡的力量在《科利奥兰纳斯》中或许也不止一个层面。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吃与喝显然都是欢乐的活动,是让人们聚在一起的方式。与之相似,《科利奥兰纳斯》中对吃喝的抗拒,显然与拒绝他人的陪伴相关(伏伦妮娅拒绝米尼涅斯共进晚餐的邀请,科利奥兰纳斯拒绝了考密涅斯与米尼涅斯会见他的请求)。伏伦妮娅与科利奥兰纳斯都想遗世独立,而他们的愤怒清晰地植根于独立与自足的精神之中。既然渴望总是意味着缺乏,那么抑制各种形式的爱欲的积极动力,就是变得自足的愿望。伏伦妮娅与科利奥兰纳斯试图避免以任何形式依赖其他的人,伏伦妮娅所言的“我用过晚饭了”是在说,“我不需要你或你的食物,米尼涅斯”。看似纯粹消极的行动——对饮食的拒绝——事实上彰显了人格,而在《科利奥兰纳斯》中,我们最好将抗衡爱欲的力量理解成骄傲的一种形式。
乍看之下,像伏伦妮娅与科利奥兰纳斯这类人物的骄傲,似乎对作为共同体的罗马没什么贡献。有人或许会怀疑,当骄傲作为一种反社会力量出现时,它发挥着分离人群的作用,而非像爱欲那样发挥着凝聚人群的作用,它怎能被视作卓越罗马人的品质。从罗马公民的角度看,这个城邦没有骄傲的科利奥兰纳斯会更好,至少护民官西西涅斯这么认为:
我们没有听见他的消息,也不必怕他有什么图谋。人民现在已经由狂乱的状态回复到安宁平静,他也无能为力了。因为一切进行得如此顺利,我们已经使他的朋友们[34]感到惭愧,他们是宁愿瞧见纷争的群众在街道上闹事——虽然那样对于他们自身也是同样有害——而不愿瞧见我们商贾们在商店里歌唱,让他们的工作友善地展开。(Ⅳ.vi.1-9)
科利奥兰纳斯显然有害于罗马的贸易,因他骄傲的节欲干扰了这座城邦“友善地运转”。如果他的骄傲可以视作罗马人唯一的特点(the Roman trait),西西涅斯会认为,舍弃这一罗马性,罗马会运转得更好。
然而,西西涅斯对罗马商贾边唱歌边工作的田园牧歌式的描绘,必须以反讽的方式来理解,因为这发生在科利奥兰纳斯刚刚与奥菲狄乌斯就摧毁这座城邦达成协议之后。随着事态愈发紧急,这一点在第四幕第六场中变得愈加清晰——当罗马人享受着他们日常的欢乐时,他们所有人的生存正在受到根本性的威胁。这一场景让我们意识到了,罗马的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间存在差异。科利奥兰纳斯的放逐服务于城邦中大多数人的私人利益,让除了他的家庭与密友之外的所有人生活得更轻松。可是与此同时,放逐严重地损害了公共利益,因为虽然公民们很高兴,但城邦自身处于致命的危机中。初听上去,这一情形自相矛盾,但这只因我们将公共利益的意义设想为私人利益的集合。显然,一个新的观念在战争时刻变得必要,此时私人利益必须为了公共的善作出牺牲。在这种情形下,科利奥兰纳斯对爱欲刺激的高傲蔑视对共同体而言就是优势,而非西西涅斯所认为的负担。西西涅斯对城邦职能的描述至少遗漏了一项,即战士的职能,为了战争这一目的,罗马自然需要科利奥兰纳斯那样的人。从城邦的视角来看,食欲与愤怒的对立,或言爱欲与骄傲的对立,可以得出新的见解。爱欲,因为关心身体的乐趣与福祉,无可避免地与[35]私人利益联系在一起,但当需要人们为他们的国家而战时,诉诸人的食欲就毫无用处——尽管科利奥兰纳斯轻蔑地做了尝试(Ⅰ.i.248-250)。饥饿或许能诱使人们服兵役,但在战斗时不能给予人真正的勇气。一个被私利统治的人不会欣然接受会让他冒生命危险的机会,在他看来,战争中的英勇似乎成了“有勇无谋”,正如在科利奥里城门前,科利奥兰纳斯手下的士兵充分展现出来的那样(Ⅰ.iv.43-47)。另一方面,骄傲,它无视身体的需求,可以超越对私利的狭隘考量并为公共利益服务。通过考虑城邦在战时的需求,我们开始看到,简朴节欲与英雄的或战争的美德在罗马存在关联。
观察科利奥兰纳斯在战时的命令,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唤起手下战士的骄傲,让他们愿意为城邦牺牲他们的私人利益。他在对奥菲狄乌斯与安提奥人的作战中,非常成功地赢得了支持:
我相信,在这儿一定有喜欢像我身上所涂染的这种油彩的人;我也相信,在这儿一定有畏惧恶名甚于生命危险的人;我更相信,在这儿一定有认为蒙耻偷生不如慷慨就义、祖国的荣誉胜过个人幸福的人。要是在你们中间有一个这样的人,或是有许多人都抱着这样的思想,就请挥起剑来,跟随马歇斯去。(众人高呼挥剑,将马歇斯举起,脱帽抛掷。)(Ⅰ.vi.67-75)
科利奥兰纳斯凭直觉意识到,如何将他提议中最令人反感的点转变为主要卖点。他必须让那些平日为性命忧虑的人变得爱慕流血牺牲,而这只能通过将他的提议变为挑战才能做到。他让提议听起来显得如此倒人胃口,[36]以至于接受它反成了一件光荣的事。即便平民不像科利奥兰纳斯那样被荣誉感支配,但只要他们能感受到羞耻,他们就会不由得受自豪感所驱使。在战场上,科利奥兰纳斯营造出一种局面,所有身处其中的人都感到,如果不响应他的号召,就要当着全体战友的面作为懦夫自我忏悔。这一场景的公共特征让科利奥兰纳斯占据了优势,让公共意见的压力战胜了罗马人对私利的依恋。这产生了效力,羞愧让他们表现得像真正的士兵。骄傲成了让人愿意为城邦而死所能依赖的唯一力量。人们以事业为傲,而科利奥兰纳斯确保,他的士兵无论拥有哪种骄傲,都能让他们为罗马的事业服务。在一个长久受到有敌意的邻邦威胁并由军务主导的城邦中,科利奥兰纳斯在战时作为公共之善的主要发言人出现。他对公共之善的看法或许狭隘,而他维系这种看法的热忱,或许会让他变成吸引力有限的肤浅之人。尽管如此,考虑到罗马作为一个城邦的需求,他无可置疑的英雄气概让他超越了普通人的层次,甚至让他赢得了死对头的赞美,正如考密涅斯预言的:
让那些麻木不仁的、和顽固的平民一鼻孔出气的、痛恨着你的尊荣的护民官们,也不得不违背他们的本心,说,“感谢神明,我们罗马有这样一位军人!”(Ⅰ.ix.6-9)
无论科利奥兰纳斯的简朴节欲与尚武天性在和平时代多么缺乏吸引力,在战争时,起初质疑科利奥兰纳斯美德的公民们突然发现,他们都想让他站在自己那边。
因此,罗马人的简朴节欲与战争美德必须在罗马的语境中得到理解。当一切顺利之时,城邦为节欲提供动机,像科利奥兰纳斯那样的战士[37]以罗马的名义践行战争美德,并以战争美德的名义蔑视他们的欲望。很难在英语中找到一个词涵盖莎剧中的罗马性——一种由节欲、高傲、英雄美德与公共服务构成的混合体,就像用爱欲(eros)一词描述《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以各异的形式——饥饿、干渴、性欲与“不朽的渴望”——展现出的力量那样。或许“血气”(spiritedness)一词最能描述科利奥兰纳斯那样的人所培育的人类天性中的一面,[10]这个词比“精神”(heart)或“勇气”(courage)更易于让我们立刻联想到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edness)。《科利奥兰纳斯》与《裘利斯·凯撒》中共和制下的罗马人的突出特征是,他们的血气通常指向公共服务。他们不断地展现他们对城邦的贡献,无论在自言自语时还是在公共广场上,无论是在受到炽热的激情驱使时还是在慎重地反思时:
勃鲁托斯:倘若那是对大众有利的事,那么让我的一只眼睛看见光荣,另一只眼睛看见死亡,我也会同样无动于衷地正视它们。(《裘利斯·凯撒》,Ⅰ.ii.85-87)
勃鲁托斯:我自己对他并没有私怨,只是为了大众的利益。(《裘利斯·凯撒》,Ⅱ.i.11-12)
勃鲁托斯:这儿有谁愿意自居化外,不愿做一个罗马人?……这儿有谁愿意自处下流,不爱他的国家?……为了罗马的好处,我杀死了我最好的朋友,要是我的祖国需要我的死,那么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可以用那同一把刀子杀死我自己。(《裘利斯·凯撒》,Ⅲ.ii.30-33、44-47)
科利奥兰纳斯:我所做的事情不过跟你们所做的一样,各人尽各人的能力;我们的动机也只有一个,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家。(Ⅰ.ix.15-17)
考密涅斯:我自己也曾当过执政官;我可以向罗马公开展现她的敌人加在我身上的伤痕;我重视祖国的利益,[38]甚于自己的生命和我所珍爱的儿女。(Ⅲ.iii.110-115)
为比自身更重大的事业奉献的意识,是共和国中罗马性的基石。相反,莎士比亚笔下帝国中的罗马人,如安东尼,在谈及“事业”(Ⅳ.viii.5-7)时,仅仅意味着,他的士兵应该将他个人的事业看作他们自己的事业。
即便勃鲁托斯、科利奥兰纳斯与考密涅斯的演说因精心设计的修辞效果而打折扣,但每个演说者都感到,他的目的需要诉诸罗马的善,这点亦很重要。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段与《裘利斯·凯撒》和《科利奥兰纳斯》相照应的爱国演说。虽然有许多批评家谈及《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里罗马的价值,但剧中人却对这一主题保持沉默,这一点颇值得注意。剧中从始至终没有一个词谈及罗马的善:我们所听到的,不过是人物关心他们在帝国制下纯粹的权力斗争中的相对位置。当然,我们可能会将罗马共和国中的公共精神与罗马帝国中的私人利益间的对比表现得过于强烈。无疑,在《科利奥兰纳斯》与《裘利斯·凯撒》中,有试图以公共利益为借口掩盖自己的贪欲或野心的人:人们只需想想前部剧中的护民官与后部剧中的一些谋反者。而且,两部剧中的人物经常因什么构成了罗马的善而产生强烈的分歧,其结果是,公共利益受到了内讧、阴谋与叛乱的威胁。与之相似,《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很可能存在从心底关心罗马整体利益的人物。或许爱诺巴勃斯就提供了一个例子,虽然要从他实际所说的话中证明他的关心可能很困难。更确切地说,三巨头,特别是奥克泰维斯,确实展现了一些对实现并维系他们国家的和平与安全的关心。[39]但即便有这些前提条件,《科利奥兰纳斯》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世界之间的总体对比仍然有效。至少,公共精神在罗马共和国比在罗马帝国更盛行,也更根深蒂固。最后,即便奥克泰维斯关心罗马,这种关心也带上了以密切关注自己产业为前提的“领主”(Ⅲ.xiii.72)利益的色彩。
三
我们在罗马剧中分析的两种力量——爱欲与血气,是裘利斯·凯撒一段著名台词的主题:
凯撒:我要那些身体长得胖胖的、头发梳得光光的、夜里睡得好好的人在我的左右。那个凯歇斯有一张消瘦憔悴的脸;他用心思太多;这种人是危险的。
安东尼:别怕他,凯撒,他没有什么危险;他是一个高贵的罗马人,有很好的天赋。
凯撒:我希望他再胖一点!可是我不怕他;不过要是我的名字可以和恐惧连在一起的话,那么我不知道还有谁比那个瘦瘦的凯歇斯更应该避得远远的了。他读过许多书;他的眼光很厉害,能够窥测他人的行动;他不像你,安东尼,那样喜欢游戏;他从来不听音乐;他不大露笑容,笑起来的时候,那神气之间,好像在讥笑他自己竟会被一些琐屑的事情所引笑。像他这种人,要是看见有人高过他们,心里就会觉得不舒服,所以他们是危险的。(Ⅰ.ii.192-210)
无论这表达多么傲慢,无论这初听上去或许多么怪异,凯撒将罗马人划分为“胖的”和“瘦的”类型,都体现了他对城邦的统治问题有着透彻的理解。他意识到了人类天性中的高低联系,[40]并且,他从人对食物的态度上就能分辨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凯撒读出了凯歇斯的节欲,他“消瘦憔悴的脸”标志着他不会受到普通层次的人类欢愉的吸引。凯歇斯性格中的消极特征为凯撒提供了一些积极特征的线索。罗马共和国的精神让凯歇斯雄心勃勃且有着强烈的好胜心,他总是盯着他的公民同胞,提防着城邦中任何获得了更多荣誉的人。凯撒几乎逐条对比了凯歇斯和安东尼,以分析前者,而后者在遇到克莉奥佩特拉之前,就似乎已经走上了赢得多种形式的放纵之名的道路。[11]
凯撒的台词表明,血气如何与共和政制相关,爱欲如何与帝国相关。凯撒仔细考虑了他想见到的遍布城邦之人的类型,他的结论是,鼓励爱欲、打消血气将助力他自己的帝国野心。正如凯撒自己的预测,安东尼正是那种让帝王感到安心的人,因为,大多数被爱欲主导的人能在政治之外找到乐趣,也乐意被在他之上的人统治。而“瘦瘦的凯歇斯”并不像安东尼那样沉湎于食物或游戏与音乐,也不会被帝国权谋的小恩小惠安抚。凯撒知道,凯歇斯是那种他必须恐惧的人,因为一个只要看到有人比自己伟大就不安心的人,必然是帝国政制的敌人。也正因此,像凯歇斯那样的人为共和政制提供了基础。为了吸引公民们进入公共生活,免得有任何一个人凌驾于其他所有人之上,共和政制必须培育血气。将《科利奥兰纳斯》中的段落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的段落一起考虑,我们就可以对不同的政制如何在发掘公民天性的不同方面发挥作用,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41]但或许有人会反对这一点,认为没有任何丝毫证据表明,莎士比亚关注他罗马剧的政治背景。这种观点或许会说,莎士比亚无疑合并了剧中的某些政治细节,因为这些细节存在于故事的来源之中,它们只是出于叙述的目的才需要,但这些都不能以任何方式证明,莎士比亚对如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差异这种抽象的问题感兴趣,甚或莎士比亚能理解这样的问题(MacCallum,p.513)。为了反驳这一观点,我们需要展示,莎士比亚罗马剧的政治背景,已经超越了普鲁塔克的创作范围,并且,莎士比亚详述政治细节是为了这些细节本身,他在这些细节上的流连远比简单的叙述目的所需的时间更久。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以下段落证实这些相关观点,即《科利奥兰纳斯》第一场结尾处两位护民官的对话,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第三幕简短的开场。[12] 这两个段落听起来一点儿也不像诗人在创作一个气质上与他不相符、理智上不能胜任的主题时犯下的错误。莎士比亚在此展现了对罗马政治现实的合理理解。如果用一种清楚明晰的方式表达,它就会让我们想起马基雅维利。《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在第三幕第一场表达的观点,实际上与《论李维》第1卷第30章表达的观点那么相似,以至于在接连阅读了这两段后,我们发现,很难相信莎士比亚不熟悉某种形式的马基雅维利的作品。[13] 而且,《科利奥兰纳斯》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的这两段远远超出了普鲁塔克关于罗马所说的任何东西。西西涅斯与勃鲁托斯的对话在普鲁塔克那里找不到任何依据,这似乎完全是莎士比亚为故事增加的部分。围绕文提狄斯与另一位士兵展开的场景基于普鲁塔克叙述的事件,但莎士比亚使它更加突出。首先,莎士比亚将它[42]从普鲁塔克提到的有关安东尼对帕提亚人之战的一众事件中挑选出来;其次,他以比普鲁塔克更长的篇幅详述它。而且,无论是《科利奥兰纳斯》中的这一段,还是《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的这一段,都很难让人找出直接的叙述理由或戏剧性理由。这两段都没有直接推动剧情的发展;两者都可以在不损害剧作连续性的前提下从舞台创作中删除。莎士比亚在两部剧中都中止了行动,并把舞台交给头脑冷静的、讲求实际的人,这些人不带任何浪漫色彩地评估了自己与其他人的政治前景。更重要的是,这两段(以及似乎作为其中一个段落之依据的马基雅维利书中的那一章)直接聚焦于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对比。
在《科利奥兰纳斯》第一场戏剧的结尾,就在贵族决定了对沃尔西人的新战争中的指挥次序后,两位护民官试图搞清楚,为什么骄傲的科利奥兰纳斯会同意位居人下:
西西涅斯:可是我不知道凭着他这种傲慢的脾气,怎么能够俯首接受考密涅斯的号令。
勃鲁托斯:他的目的只是争取名誉,他现在已经有很好的名誉;一个人要保持固有的名誉,获得更大的名誉,最好的办法就是位于次于领袖的地位;因为要是有过错的话,就可以归咎于主将,虽然他已经尽了最大的能力;盲目的舆论就会替马歇斯发出惋惜的呼声:“啊!要是他担负了这个责任就好了!”
西西涅斯:而且,要是事情进行得顺利的话,舆论因为一向认定马歇斯是他们的英雄,考密涅斯的功劳也会被埋没。
勃鲁托斯:对了,即使马歇斯没有出一点力,考密涅斯的一半的光荣也是属于他的;考密涅斯的一切错处,对于马歇斯也会变成光荣,虽然他不曾立下一点功劳。(Ⅰ.i.261-276)
[43]天性卑劣的护民官设想,任何人都像他们那样心口不一。他们在科利奥兰纳斯忠诚地顺从元老院的意志的背后,看到了狡诈的动机。然而,他们的怀疑确实包含了某些真实,因为科利奥兰纳斯在沃尔西之战中,获得了比他为之效忠的执政官更多的荣誉。但没人质疑这个结果,因为科利奥兰纳斯在战斗中确实获得了比考密涅斯更多的成就。指挥官因下属的功绩得到荣誉,这是可耻的。但据护民官所言,罗马共和国运行这种考核制度,如果它必然在某个方向上犯错,那么这错误就是,它的运行是为了那个在这世界上往上晋升的人。因为,罗马共和国对失去权力的人做无罪判定,并让当权的人负有举证之责,这防止了公民变得沾沾自喜,并迫使他们不断相互竞争,以证明谁能为城邦做更多的贡献。下属希望通过证明自己的勇气与能力升到当权者的位置,而如果指挥官不想被他们的下属抢风头,他们就必须对获得荣誉的机会保持警觉。我们或许可以暂时得到这个结论,罗马共和国激发公共精神,主要靠的是给予试图赢得政治荣誉的人以好处,以此不断让新人进入城邦的公共生活。
现在我们转向《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我们发现,罗马帝国的情况恰好截然相反。第三幕第一场展现了一个奇异的景象,一位罗马将领在深思熟虑后,最终克制住了对战争胜利的追求。文提狄斯看到了为罗马开疆拓土的前景,但他拒绝这样做,这并非因任何战略上的或战术上的原因,而是纯粹出于个人的动机。他担心在安东尼的眼中显得太过野心勃勃,因为个人荣誉的增加,必然会让他主将的荣誉逊色,并且,他要承担失去主将欢心的风险:
[44]这样已经够了;一个地位低的人,不应该立太大的功勋;因为,你要知道,西里厄斯,与其当长官不在的时候出力博得一个太高的名声,不如把事情做到一半就歇手。凯撒和安东尼的赫赫功业,大部分是他们的部下替他们建立起来的,并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我在叙利亚的一个同僚索歇斯,本来在他手下当副将,就是因为太露锋芒而失去了他的欢心。[14] 在战场上,部下的军功如果超过主将,他就会成为主将的主将;凡是军人都有争强好胜的心理,他们宁愿吃一次败仗,也不愿让别人夺取了胜利的光荣。我本来还可以替安东尼多出一些力,可是那反而会使他恼怒,他一恼我的辛苦就白费了。(Ⅲ.i.12-27)
文提狄斯的推论揭示了罗马帝国与罗马共和国的根本差异。因为,帝国的指挥官大体上依赖下属的功业获得名声,好处属于那些已经当权的人。而对指挥官而言,依靠荣誉带来的诱惑比在罗马共和国中更大。与此同时,对那些试图在世上发迹的人而言,为罗马做出英雄的和光荣的行为的吸引力大大降低。正如文提狄斯指出的,获得伟大的战争胜利的人,或许会因引起长官的嫉妒与怀疑,从而毁掉自己的政治机遇。在罗马帝国,晋升通过获得指挥官的青睐才能实现,无论罗马这一整体会因此付出什么代价。罗马共和国寻求建立私人利益与罗马利益间的和谐,这反过来在下属与指挥官之间营造出一种竞相争取荣誉的有益气氛。正如文提狄斯的台词所揭示的,帝国反过来建立了下属与指挥官之间利益的和谐,其结果是,个人利益与罗马的利益不再一致。文提狄斯[45]在考虑是否追求对帕提亚人作战的胜利之际,一点儿也没有提及罗马的善。
罗马帝国因没能为晋升到帝国等级制的顶端提供合法途径,这实际上挫伤了公共精神。正如《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的一系列行为所展示的,在帝国的等级制度下,每次只有一个人能登上权力的巅峰,而且,帝王不像共和制下的执政官,他不会在一年的任期后平静地辞去职位。由于执政官之位的快速更替与有序继任,罗马共和国为其公民提供了在同胞的尊重中获得最高地位的前景。相反,帝制下的公民不能因自身基于美德的成就继承帝位,而只能通过宫廷权谋与背叛获得帝位。罗马帝国中,一个有抱负的人只能怀着体面而合理的期待,希望自己至多晋升到帝国官阶中一个更高的位置,为了获得这个位置,奉承的技艺对他而言比战争的技艺更有效。因此,与罗马共和国相反,罗马帝国以对个人的忠诚代替了对公共事务的忠诚,这一点在文提狄斯的例子中清楚地体现出来。文提狄斯对罗马的事业明显不如他对安东尼的事业那么投入。但在帝制下政治性质的转变,不像政治领域自身地位的下降那么重要。对罗马帝国中有抱负的人而言,在政治领域得到晋升的前程,看起来不像在共和国中的前程那样远大,因此,整个政治生涯无可避免地缺乏吸引力。抱负必须得到荣誉与职位的回报,否则人们就会转向公共服务之外的满足之源。罗马帝国中相对僵化的政治等级制度,让人们的精力从公共生活转向了私人生活。一旦政治的世界失去了它的光辉,爱欲的世界就能获得新的魅力。
四
[46]以护民官和文提狄斯的例子来看,莎士比亚笔下共和制下的罗马人与帝制下的罗马人以相当不同的视角看待他们各自的世界。当文提狄斯看向他的世界时,他看到了一连串的指挥官——“主将”与“主将的主将”,一直延伸到“伟大的主将”自身(Ⅲ.i)也就是皇帝安东尼那里。在帝制下,下属与指挥官的关系相对自成一体,最多涉及这一连串指挥官中更高的第三方(third party)。文提狄斯对其处境的分析只涉及两方:他自己与安东尼。但护民官分析科利奥兰纳斯与其指挥官考密涅斯的关系时,他们立即引入了第三组势力(a third team),也就是他们用不同方式描述为“无常的意见(giddy censure)”与“意见(opinion)”(Ⅰ.i.268、271)的那组势力,以暗指罗马共同体的声音。科利奥兰纳斯与考密涅斯的行为会接受罗马民众的评判,民众或许不是最客观与最冷静的裁判,但他们至少可以在科利奥兰纳斯与考密涅斯产生分歧时,比当事人自己更为公正。共和制罗马的状况可以最恰当地描述如下,即声称城邦在其公民的事务中处于第三部分(athird party)。其结果是,共和制下的罗马人并不会那么死板地受缚于指挥官与下属的关系,因为他们最终都服从于城邦,并可以越过眼前的上级直接仰望和指靠罗马。
城邦的居间角色更明显地体现在如下事实中,即莎士比亚笔下共和制下的罗马人,甚至在与诸神的关系上,都和帝制下的罗马人不同。在科利奥兰纳斯威胁要摧毁罗马时,他的母亲伏伦妮娅表达了她在诸神面前的两难处境:
你使我们不能向神明祈祷,那本来是[47]每一个人所能享受的安慰。因为,唉!虽然我们和祖国的命运是不可分的,可是我们的命运又是和你的胜利不可分的,我们怎么能为我们的祖国祈祷呢?唉!我们不是失去我们的国家——我们亲爱的保姆,就是失去你——我们在国内唯一的安慰。无论哪一方得胜,都符合我们的愿望,可是总免不了一个悲惨的结果。(Ⅴ.iii.104-113)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相应的段落是奥克泰维娅在丈夫安东尼威胁要与她的哥哥奥克泰维斯开战时表现出的进退两难:
要是你们两人之间发生了冲突,我就是世上最不幸的女人,既要为你祈祷,又要为他祈祷;神明一定会嘲笑我,当我向他们祷告“啊!保佑我的丈夫”以后,又接着向他们祷告“啊!保佑我的哥哥!”。希望丈夫得胜,只好让哥哥失败;希望哥哥得胜,只好让丈夫失败;在这两极之间,没有一条折衷之路。(Ⅲ.iv.12-20)
这两段台词非常相似,以至于它们有时为《科利奥兰纳斯》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大致写于同一时期的观点提供了证据(MacCallum,p.461)。尽管如此,如果仔细审视两段台词的具体用语,人们会发现,伏伦妮娅和奥克泰维娅处于根本上不同的处境中。伏伦妮娅遭到了对国家的爱对与儿子的爱的撕扯;奥克泰维娅遭到了对丈夫的爱与对哥哥的爱的撕扯。忠于公共事务与忠于私人情感的冲突,变成了忠于两种私人情感的冲突。伏伦妮娅实际上将问题看作她的城邦神与家庭神之间的冲突,而奥克泰维娅则将问题视作家庭诸神的内部冲突。这一差异并非无关紧要,前一个冲突自身包含了解决方案,后一个则没有。
奥克泰维娅既面对着她与丈夫的纽带,又面对着她[48]与哥哥的纽带,她无法评判两者的价值孰高孰低。然而,伏伦妮娅向来以儿子为罗马服务的标准评判儿子的价值(Ⅰ.iii.1-25)。因此,她通过寻求城邦利益与儿子利益的和解来继续她上文的演说,但最终,她以对城邦利益的认同解决了这一两难问题,她打消了她的儿子可能真的成为罗马的敌人这一念头(Ⅴ.iii.178-180)。她的决定是,她的城邦神高于家庭神,前者必须优先于后者。但奥克泰维娅在祈祷中甚至没有提及城邦,因此,她只剩下个人的诸神,而这些个人的神提供不了任何高低等级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一个神战胜另一个神,这一结果反映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政治层面上,就是罗马帝王之位的竞争者逐步减少,由三个变为一个。
总之,莎士比亚展示了,罗马共和国的城邦制度致力于在城邦多种相互冲突的私人利益之外创造某种共同利益,即便这种共同利益处于较低的层面。城邦在公民的事务中扮演着调停者的角色,虽然这些制度从未实现完美的和谐,但它们大体上成功阻止了共同体彻底四分五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原则在《科利奥兰纳斯》第三幕的争执场景中发挥了作用,在其中,党争几乎要把罗马撕得粉碎。而恢复平静的最稳妥方式,就是通过展示城邦在瓦砾间的场景,让罗马人想起作为一个整体的城邦的利益。
他们要把城市拆毁,把屋宇夷为平地,把整齐明晰的市面埋葬在一堆瓦砾的中间。(Ⅲ.i.203-206)
在《科利奥兰纳斯》这样一部时常爆发愤怒之焰的剧作中,我们或许会惊异于[49]各种试图在争端中扮演调停者的人物获得了多么大的成功,这始于米尼涅斯在开场以一个“有趣的故事”平息了平民的叛乱,终于伏伦妮娅在最后一幕中让她的儿子放弃了对罗马的征战。调停者的成功,并非单单凭借雄辩术的力量:他们都与身后的罗马的权威一起说话。但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那些试图扮演调停者的人物,如莱必多斯或奥克泰维娅,他们的努力彻底失败了。这部剧作的情节可以视为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能够调停安东尼与奥克泰维斯的争端的所有要素逐步消失,直到两人站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对面。由于没有一个潜在的调停者可以与罗马共同体的权威一起说话,主要的人物就只剩下追求他们所认为的排除了其他因素之后的个人利益。罗马帝国的状态是,人与人之间的争端确实缺乏调停:“在这两极之间,没有一条折衷之路。”
正如奥克泰维娅的话所表明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描绘的生活有其本质的“极端”,好像所有的人物都飞向不同的方向,没有一个中心可以将他们的行为联系在一起。人物易于对彼此提出绝对的要求,也对世界提出无限的要求。显然,四处延展的罗马帝国不能以公共力量去压制属人的欲望与抱负,从而使得种种“不朽的渴望”在它的公民心中苏醒,这种“不朽的渴望”是对人类生存的日常限度的不满,也是“发现新天新地”的动力。相比而言,《科利奥兰纳斯》则展现了一个更加脚踏实地的世界,一个牢牢固着于现实问题之上——如找食物充饥——的世界。在罗马共和国那样紧密相连的共同体中,城邦能够对公民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其结果是,公民的看法与抱负在视野上要狭窄得多,因为他们如城邦所定义的那样理解事物。[50]城邦调节公民的事务意味着,它为公民的生活施加了温和的影响力。科利奥兰纳斯所不了解的是,在罗马共和国中,“言辞是‘温和的’”(Ⅲ.ii.142)。米尼涅斯告诉急躁的护民官的话,最清晰地表达了罗马共和国的原则:“什么事情都可以用温和一点的手段解决,何必这样操切从事?”(Ⅲ.i.218-219)对温和手段的强调,反映了罗马共和国中传统的生活特点,这与罗马帝国中不断增加的非传统生活模式形成了对比。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人物既可能遵从习俗,亦可能不理会习俗,正如在安东尼所展现的那样,他似乎在享受去做那些别人最不想让他做的事。
总之,《科利奥兰纳斯》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根本性的对立,在两部剧作的开场中就到了暗示。《科利奥兰纳斯》开始于城邦的日常世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开始于远离日常生活关切的奢侈的帝王宫廷。在《科利奥兰纳斯》的第一场中,最基本的人类需求——饱腹——迫切需要得到满足,但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开场中,我们无法清晰地看到人物究竟渴望什么。安东尼说的话,好似仅仅满足于饱腹贬低了他的身份:他的渴望显然比普通人的渴望更复杂,也因此或许更难满足。他关心的并非生存所需,而是欢乐,更具体地说,他关心无穷尽的连续不断的片刻欢愉(Ⅰ.i.46-47)。《科利奥兰纳斯》在贫乏与急切的氛围中开场,此时罗马饱受饥荒与公开叛乱的侵扰,但是《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在奢侈与慵懒的氛围中开场,此时主人公草草处理了来自罗马的消息,懒洋洋地询问:“今晚我们怎样玩?”(Ⅰ.i.47)这一切都表明,《科利奥兰纳斯》的世界比《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世界更基础,因为前者包含着更简单的需求与欲望,在生活中也包含着更简单的选择(参Traversi,p.208)。《科利奥兰纳斯》揭示了罗马的古朴与未败坏的状态,[51]它一点儿也不老于世故,而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相反,《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的罗马,精于世故到了堕落的地步,在这个世界中,活得像个传统的罗马人的可能性几乎消失殆尽,这让像安东尼那样的人不得不寻找新乐趣以“刺激”他疲倦不堪的“食欲”(Ⅱ.i.25)。
简言之,罗马性——与众不同的罗马生活方式,在《科利奥兰纳斯》中还是新鲜的,但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就已经变得陈腐。这让我们回想起《裘利斯·凯撒》中,泰提涅斯对罗马宣称“我们的白昼已经过去……我们的事业已成灰烬了”(Ⅴ.iii.63-64),安东尼在后一部剧中附和了这一感情,他对爱洛斯说“永昼的工作已经完毕,我们现在该去睡了”(Ⅳ.xiv.35-36)。“落日”西沉入夜的情绪(《裘利斯·凯撒》,Ⅴ.iii.60-61)似乎主导着莎士比亚描绘的帝国制罗马。《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的人物感觉,自己是罗马的最后见证者(Ⅲ.xi.3-4),他们被迫“站在”“黑暗中”,站在“世界的岸边”(Ⅳ.xv.10-11)。没有人更像安东尼那样被这种情绪支配,特别是在他对待克莉奥佩特拉的态度中展现出来的:
当我遇见你的时候,你是已故的凯撒吃剩下的残羹冷炙;你也曾做过克尼厄斯·庞贝口中的禁脔;此外不曾流传在世俗口碑上的,还不知道有多少更荒淫无耻的经历。(Ⅲ.xiii.116-120)
克莉奥佩特拉从有魔力的“埃及菜肴”降低成了腐败的肉,这一意象传达出,罗马人过去的记忆怎样破坏了安东尼当前的享乐,夺走了他的成功本该有的荣耀。安东尼冲克莉奥佩特拉发脾气的行为揭示出,那些伟大的前辈,庞贝以及“这个时代曾存在过的最高贵的人”——裘利斯·凯撒,片刻也没离开过他的头脑。安东尼知道,他无法比肩这些人以他们的方式所取得的成就:的确,如果克莉奥佩特拉是任何成就的象征的话,安东尼就会因获得继庞贝与凯撒后的三手战利品而得到指责。[52]安东尼在这方面的敏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小庞贝提醒他,凯撒首先享有克莉奥佩特拉的时候,他似乎变得紧张(Ⅱ.vi.64-70)。甚至安东尼的屋子也是从庞贝那里“继承”来的,或者说从他那里偷来的,这也是小庞贝不会让安东尼忘记的事(Ⅱ.vi.26-27,Ⅱ.vii.126-128)。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罗马的过去突出地显现。如果人们不能和剧中人一起,感受到罗马过去是怎样,又变成了怎样,人们就不能理解这部剧作(参Adelman,pp.132-134)。
为此,任何试图理解莎士比亚笔下的罗马的尝试,都必须从《科利奥兰纳斯》开始。只要将莎士比亚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最终刻画的罗马,看做《科利奥兰纳斯》中的罗马的发展,那么两部剧作的实际写作顺序就无关紧要。正如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在初次出场时宣称的,他们的行为,包含着有意地尝试超越罗马传统为人施加的限制(Ⅰ.i.16-17)。因此,首先研究这些在《科利奥兰纳斯》中得到描绘的限制,是唯一合乎逻辑的顺序。甚至安东尼在爱情中获得的成就,也以他通过爱情所拒绝的价值的存在为前提。如果人们不曾一度在罗马的政治生活中拥有高贵,那么安东尼就不可能在爱情中拥有高贵(Ⅰ.i.36)。更为概括地说,在安东尼洋洋得意地宣称让罗马融化并倒塌之前(Ⅰ.i.33-34),罗马需要用一块块石头垒起来。安东尼的愿望最终实现了——在无法确定自己存在,也无法确定他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时,他试图在变幻莫测的云中读出自己命运的征兆(Ⅳ.xiv.1-14)。此时,他看到了梦一般的场景,其中罗马的物质世界,岩石、山峰、树木的世界,甚至“高耸的城堡”自身,都要溶化在一片巨大的模糊不清之中,“正像水落在水中一般模糊不清”。但在转向《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罗马世界的溶解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审视《科利奥兰纳斯》中岩石般的、坚硬的固体世界,在这里,我们会称,这个古典城邦有着“整齐明晰的市面”(Ⅲ.i.205)。
[1].相似意象一览,见Maurice Charney,Shakespeare’s Roman Play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pp.103-105。
[2].参Janet Adelman,The Common Lia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132。
[3].参Charney,pp.109-112;Adelman,pp.153-154。但是,有时罗马似乎像埃及一样无所事事(Ⅰ.iv.76)。最终,《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埃及与罗马的差异,减小到一个长期处于帝制并拥有帝制生活方式的国家和一个正在形成帝制与帝制生活方式的国家之间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罗马需要向埃及学习很多东西。
[4].Ⅱ.i.16-20、28-30,Ⅲ.vi.64-66,Ⅲ.vii.20-23、56-57、74-75.
[5].Charney,pp.106-107.
[6].参 J.Leeds Barroll,“The Characterization of Octavius,”Shakespeare Studies,Ⅵ(1970),248。
[7].见Adelman,p.131:“虽然奥克泰维斯是评判标准的代言人,但他绝非罗马自身想法的代言人:我们对古典罗马美德的感受并非源自奥克泰维斯,而是源自对过去的安东尼的描述。”
[8].有关“节制与节欲意象”与“英雄式的贵族理想”的关联,见Charney,p.143。
[9].Goddard,p.612将两者奇怪地混在一起:“消化的好……本会对科利奥兰纳斯与圣弗朗西斯而言没什么差别。”这一说法就其自身而言是正确的,但或许会引起某些误会。
[10].这个词应该理解为对希腊词汇thumos的翻译,它不像eros那样能在英语中找到对应的词汇。理解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thumos和eros——灵魂中非理性的两部分的探讨,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和《科利奥兰纳斯》的关系。特别参见369b-376c和439a-441c,尤其是440c-d,这里将thumos与愤怒、节欲以及对正义的关心联系起来。
[11].勃鲁托斯指出,“他是一个喜欢游乐、放荡、交际和饮宴的人”(Ⅱ.i.188-189)。亦见Ⅱ.ii.116。
[12].有关这两场的联系,见 Derek Traversi,Shakespeare: The Roman Plays (London:Hollis & Carter,1963),p.218。
[13].有关英格兰可以接触到包括《论李维〈罗马史〉》在内的马基雅维利作品的论证,参Huffman,pp.110-112,119-120。
[14].A.C.Bradley指出,莎士比亚将这一命运归于索歇斯的做法超越了普鲁塔克的范围。参见“Antony and Cleopatra”,Oxford Lectures on Poetry(London:Macmillan,1909),p.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