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杜安·麦克布莱德在舞台公园等着喝醉的老爸被卡尔酒馆赶出大门。刚过8点30分,老头子果然踉跄着从酒馆里走了出来,站在马路牙子上一边挥舞拳头一边咒骂酒馆老板多姆·斯迪格(1943年卡尔就不在酒馆了),然后跌跌撞撞地爬上皮卡车。钥匙掉到地上的时候,他喃喃骂了两句,等他捡起钥匙发动汽车,结果却把引擎弄得熄了火的时候,他骂得更凶了。杜安小跑着迎了上去。他知道老头子醉得分不清东南西北,压根儿不会记得近十个小时前他“去合作社买点儿东西”的时候还带着儿子。
“杜安尼,”老头眯起眼睛盯着儿子,“你他妈怎么在这儿?”
杜安一个字都没说,等着老头子自己想起来。
“噢,对了,”老头终于说道,“你见到你的朋友了吗?”
“见到了,老爸。”半下午的时候杜安就跟戴尔他们分手了。其他男孩要去镇上的棒球场打球,但杜安惦记着老头子,有时候老爸喝得没那么多,用不着多姆把他扔出大门,他就会自己回家。
“跳上来吧,儿子。”老头子只有在真正喝醉的时候才会流露出这种咬文嚼字的南波士顿口音。
“不用了,爸。我想坐在后面的车斗里,如果你同意的话。”
老头子耸耸肩,再次发动引擎,这次没熄火。杜安跳进皮卡车斗,车上还装着他们早上买的拖拉机零件。他把笔记簿和铅笔塞进上衣口袋,蹲在金属车厢板上望着外面,祈祷这辆新买的通用破车别像以前的两辆二手卡车一样被老头子弄散了架。
借着朦胧的暮光,杜安在主街上看到了戴尔和其他几个骑车的男孩,但他觉得朋友们不认识这辆车,所以老头子开着皮卡呼啸而过的时候,他特地在车厢里蹲得低低的。杜安听见男孩们大喊“开灯”,但老头子没有理会,也许他压根儿就没听见。皮卡拐了个急弯进入第一大道,杜安在刺耳的尖啸声中坐直身体,正好看见东边那幢老砖房——镇上的孩子都叫它“奴隶屋”,虽然没几个人知道这是为什么。
但杜安知道。19世纪50年代,汤普森家的这幢老房子曾是地下铁路的中转站。三年级的时候,杜安对黑奴逃跑的路线产生了兴趣,于是他去橡树山的城市图书馆做了点研究。除了汤普森家以外,碎心县还有另外两处地下铁路的中转站……其中一处框架式的农舍坐落在榆树港和皮奥里亚之间的斯蓬河谷,它的主人是一家贵格会信徒,但这幢房子早在“二战”前就烧成了白地。另一处中转站主人家的孩子正好是杜安的三年级同学,杜安挑了一个星期六专程骑车去看过——单程8.5英里。他指给同学一家子看了楼梯下面壁橱背后的密室,然后骑着车回到了家里。那天老头子没喝酒,杜安也因此逃过了一顿毒打。
皮卡车轰鸣着驶过麦克·奥罗克家,驶过镇子最北端的城市棒球场,然后转了个弯驶向东面的水塔。崎岖的石子路颠得车斗左摇右晃,杜安蹲下身子闭上眼睛,飞溅的砾石和灰尘不断掉进他的脖子,钻进他的头发和牙齿缝,就连厚格子衬衫也挡不住。
老头没把车开到地里,虽然他差点儿就错过了县6号公路的路口。皮卡猛地来了个急刹,车身一顿,然后趔趄着开进了黑树酒馆的停车场。
“我去去就回,杜安尼。”老头拍拍杜安的胳膊,“我进去跟伙计们打个招呼,然后咱们就回家修拖拉机去。”
“好的,老爸。”杜安头靠驾驶室后厢板倚着车斗,从兜里掏出笔记簿和铅笔。现在天已经完全黑了,酒馆后面树梢上方的星星清晰可见,但借着纱门里透出的黄色灯光,杜安眯起眼睛,勉强能看清笔记簿上的字。
这本沾满汗水和尘埃的厚笔记簿几乎已经被杜安的蝇头小字填满了。他家地下室的秘密据点里还藏着大约50本差不多的本子。
杜安从6岁起就立志要当一名作家。阅读——他4岁时就能读完整的书了——一直是他生命中的另一个世界。这不是逃避,因为他很少逃避。为了精确地观察世界,作家必须直面一切。但他需要那个世界。充斥那个世界的强大声音让他看到了更强大的思想。
杜安从老爸那里继承了大堆的书本和对阅读的热爱,老头子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赢得杜安的敬爱。杜安的妈妈早在他记事前就死了,这些年父子俩过得并不容易。农场的境况越来越糟,老头子总在喝酒,杜安有时候会挨打,极偶然的情况下,老爸还会把他一个人扔在家里,但他们也有好时光——一切正常的时候,老头子驾着马车在农场里干活儿,夏天的农活儿繁重但自有条理,尽管他们常常错过农时。漫漫长夜里,父子俩有时候会跟阿特叔叔聊天儿……三个单身汉在后院的星空下烤着牛排,什么都聊,甚至包括头顶的星星。
杜安的老爸是哈佛的退学生,但在回家继承母亲的农场之前,他拿到了伊利诺伊大学的工程学硕士。阿特叔叔曾是一位旅行家,一位诗人,没准儿今年还在商船上当水手,明年就跑到了巴拿马、乌拉圭或者奥兰多的私立学校里教书。哪怕喝得烂醉,这对兄弟聊天儿的内容依然有趣,至少场间的第三个单身汉这样认为。年幼的杜安从父亲和叔叔身上如饥似渴地汲取着信息,这样的渴望来自他不可多得的天赋。
但在榆树港乃至碎心县的教育者看来,杜安·麦克布莱德算不上什么天才。没人指望能在1960年的伊利诺伊乡下发现一个天才。胖男孩杜安是个怪人,无论是在书面的评价里还是在为数不多的几次家长会上,老师们最常用来描述他的词语包括粗野、懒散和心不在焉。但他不是个刺儿头,只是有些令人失望。杜安不够努力。
面对老师的责难,杜安会道个歉,笑一笑,然后继续沉浸在自己的思路和计划里。对他来说,学校不是一个问题,甚至算不上真正的障碍,因为他喜欢“学校”这个理念……只是上学这事儿分散了他的一部分精力,让他没法专注于手头的研究,也耽搁了他为了当上一名作家所做的准备。
或者说,如果不是老中心学校的某些东西始终困扰着杜安,那么对他来说,上学只是个小麻烦而已。让他烦恼的不是学校里的同学,甚至不是粗野愚钝的老师和校长,而是别的某些东西。
借着昏暗的灯光,杜安眯起眼睛将笔记簿往前翻了几页,这几段话是他昨天写的,也就是放假前的最后一天。
“似乎完全没人注意这里的气味,就算有人发现了,他们也从没说过:那是一种冰冷的腐败气息,有点像冷柜里放得太久的冻肉;上次有一头小母牛淹死在了南边的池塘里,老爸和我直到一个礼拜以后才发现,当时的味道就和这差不多。”
“老中心学校的光线十分奇怪。感觉特别……厚重。老头子带我去过达文波特一家废弃的旅馆,他想捡点破烂儿,发笔小财。经过尘埃、厚窗帘和昔日荣光的层层过滤,那里的光线同样厚重。还有同样绝望的霉味。我记得一束束光透过高窗照在废弃舞厅的拼花地板上——就像老中心学校楼梯间上面的彩色玻璃窗?”
“不。那种感觉更像某种……凶兆?或者邪恶的气息?这样形容可能有点夸张。或者我应该说,这两个地方似乎都有自己的意志。还有墙壁里老鼠奔跑的声音。我不明白,为什么从来没人提起老中心学校那些老鼠发出的声音。一所小学里竟然到处都是老鼠和老鼠屎,地下室厕所天花板的管道上随时都有老鼠跑来跑去,县里管公共卫生的人难道不觉得毛骨悚然吗?我还记得,在老中心学校上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地下室里……”
杜安跳过中间几页,翻到了今天下午他在舞台公园里写的内容。
“戴尔、劳伦斯(千万别叫他拉里)、麦克、凯文和吉姆。我该怎么描述同一个豆荚里的这几颗豌豆呢?”
“戴尔、劳伦斯、麦克、凯文和吉姆。(为什么人人都叫吉姆‘哈伦’?就连他妈妈也这么叫。虽然她自己早就不是哈伦家的人了,离婚后她恢复了闺姓。我在榆树港认识的所有人里还有谁离过婚吗?好像只有阿特叔叔的老婆,但我从没见过她,恐怕就连阿特叔叔都不记得那个女人。她是个中国人,他们的婚姻只维持了两天,而且那已经是我出生之前二十二年的事情了。)”
“戴尔、劳伦斯、麦克、凯文和吉姆。”
“该如何比较同一个豆荚里的豌豆呢?发型。”
“戴尔留着榆树港最常见的平头——老福莱尔斯的手艺,他那间理发店看起来阴森森的(红白旋转立柱是理发行会的标志,红色螺旋象征鲜血,没准儿理发师都是中世纪的吸血鬼)。不过戴尔前面的头发比一般人长一点——差不多可以算是刘海儿。戴尔从不关心自己的发型。(除了他妈妈把他的头发剪得乱七八糟的那次以外,当时我们还在上三年级。戴尔头顶黑色的发楂儿就像漂在秃斑中的群岛,于是他只好戴了一顶幼童军的帽子,哪怕上课的时候也不摘。)”
“劳伦斯的头发更长一点,前面涂了发蜡,所以根根挺立,看起来很配他的眼镜和龅牙,也让他那张瘦脸显得更瘦。真想知道未来的发型会是什么样子。比如说,1975年?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肯定不会和科幻电影里那些身穿紧身衣、头皮剃得溜光的演员一样。没准儿会流行长发,就像T.杰斐逊那个年代?或者梳得油光水滑的中分,跟老爸在哈佛上学时留下的照片一样?可以肯定的是,到了那时候,看着如今的照片,我们大概都会觉得自己像个怪人。”
读到这里,杜安摘下眼镜,想了想“怪人”的词源。他知道这个称呼最初指代的是马戏团串场节目里咬掉鸡头的人。这是阿特叔叔告诉他的,阿特的话一向可信。但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说,“怪人”这个词出自哪里?
杜安从记事起就一直自己剪头发。他头顶的头发留得很长,比1960年的其他男孩长得多,但鬓角却剪得很短。他从不梳头。现在他觉得自己的头发很脏,刚才坐车的时候沾了不少灰。杜安再次翻开笔记簿。
“麦克:同款平头,可能是妈妈或者哪个姐姐帮他剪的,因为他们家没钱理发。不过奥罗克的发型看起来比其他几个平头好一些。前面更长,但没那么挺,也没有刘海儿。很少有人注意到,麦克的睫毛和女孩一样长。他的眼睛很奇怪,哪怕站在远处,你也很容易注意到他灰蓝色的眼睛。为了得到这样一双眼睛,他的姐妹恐怕连杀人都肯。但麦克并不是女性化的娘娘腔(或者应该说‘中性’?),只是颇为英俊而已。他感觉有点像肯尼迪议员,虽然他们的长相并不相似。(梅勒和其他一些人爱用演员来描述角色的外貌,但我不喜欢这种做法。太偷懒了。)”
“凯文·格鲁姆班彻的头发看起来特别挺拔,就像兔子脸上的短毛。这样的发型倒是很配他凸出的喉结、一脸的雀斑、紧张的笑容和永远无法放松的神经。他似乎随时都在等着他妈妈叫他回家。”
“吉姆的发型——哈伦的发型——不算正经平头,虽然他的头发很短。他的脸有点方,但脑袋顶上的头发只有一小撮。吉姆·哈伦总让我想起去年夏天我们在免费电影《罗伯茨先生》中看到的一位演员,演蒲佛少尉的那个,杰克·莱蒙。(哎呀,又来了。好吧,你就放心大胆地用电影明星来描绘书里的角色吧,要是你的作品卖给了好莱坞,他们选角的时候没准儿可以参考一下。)但哈伦长得确实有点像电影里的蒲佛少尉。一样的嘴巴。一样神经兮兮又有点滑稽的装腔作势。一样爱说风凉话。就连发型都一样。谁在乎呢?”
“奥罗克颇具冷静的领袖气质,就像同一部电影里的亨利·方达。没准儿吉姆·哈伦也只是在模仿他从电影里看到的角色。没准儿我们都在无意识地模仿去年夏天看过的电影……”
杜安合上笔记簿,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虽然今天没干活儿,但他还是觉得有点累。还有点饿。他试图回忆自己早餐吃了什么,结果没想起来。朋友们四散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杜安一直待在鸡舍里,一边思考一边奋笔疾书。
现在他不想再思考了。
他跳下皮卡,走到树林边缘。萤火虫在黑暗中闪闪发光。杜安听到了低处山涧里青蛙和蝉的合唱。黑树酒馆后面的山坡上到处都是垃圾,黑乎乎的影子映在更黑的背景上。杜安拉开裤链在黑暗中撒了泡尿,他听到自己的尿液砸在下方某种金属物品上。亮着灯的窗户里传来一阵哄笑,杜安认出了老爸的声音,老头子的声音比谁都大,他似乎正准备讲个妙语连珠的好故事。
杜安喜欢听老爸讲故事——前提是他别喝酒。只要老头子一喝酒,平常幽默诙谐的故事就变了模样,听起来既无聊又阴暗,还有几分愤世嫉俗。杜安知道,老头子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失败的哈佛人,失败的工程师,失败的农民,失败的发明家,失败的妄图一夜暴富的商人,失败的丈夫,失败的父亲。杜安大体同意老爸的看法,但他觉得现在还没到盖棺论定的时候。
杜安转回原地爬进皮卡驾驶室,但他没关车门,他想散一散驾驶室里的威士忌味儿。杜安知道,不管今晚当班的酒保是谁,他早晚都会把快要发酒疯的老头子扔出来。杜安还知道,接下来他会把老头子弄进车斗,不让那个醉鬼碰方向盘,然后他——杜安,今年3月刚满11岁、智商超过160的C等学生(两年前阿特叔叔专门带杜安去伊利诺伊大学测过智商,天知道他这是图啥)——会开车带着老爸回家,把他送上床,自己做好晚饭,再去谷仓里检查买来的零件适不适合他们那台约翰迪尔牌拖拉机。
后来——很久以后——杜安被耳畔的低语声惊醒了。
虽然睡得迷迷糊糊,但他知道自己是在家里。他开车带着老爸翻过两座小山,经过墓园和戴尔家亨利叔叔的农场,然后拐上县6号公路回了家;他把鼾声震天的老头子送上床,装好新买的配电盘,最后才给自己做了个汉堡包。他竟然连收音机都没关就睡着了吗?
杜安睡在地下室里,他用被子和板条箱在角落里隔出了一片小天地。实际上这地方绝不像听起来那么悲惨。冬天的二楼太空太冷,老头子早就放弃了他和杜安的妈妈一起住过的那间卧室。所以现在,他睡的是客厅里的两用沙发,而杜安占领了地下室;这里离炉子近,所以比较暖和,哪怕隆冬时节,寒风在只余残桩的田野中肆虐,地下室里还是暖洋洋的。这里有淋浴房,二楼只有浴缸。杜安把床和梳妆台都搬了下来,还有他的实验室、暗房器材、工作桌和电子设备。
杜安从3岁时起就习惯了收听深夜广播。这是跟他爸学的,但老头子自己几年前就不听广播了。
杜安的无线电设备包括矿石收音机、店里买来的接收器、希斯套装、重新组装过的控制台、短波收音机,甚至还有一台新款的晶体管收音机。阿特叔叔曾建议他开个业余无线电台,但杜安没那个兴趣。他不想发送信号,他只想听。
每晚他都躺在地下室的阴影里静静聆听,蜿蜒的天线沿着套管伸出窗户,为他带来各处的声音。杜安收听的有皮奥里亚的频道,也有得梅因和芝加哥的节目,当然还有克利夫兰和堪萨斯城的大型广播电台;但他最爱听的是那些远方的电台,来自北卡罗来纳、阿肯瑟、托莱多和多伦多的低语令他沉醉不已,如果离子层状况理想,太阳耀斑也不强的话,他偶尔还能听到西班牙语和同样富有异国风情的慢吞吞的阿拉巴马口音,以及加州的广播和魁北克的热线节目。杜安常听体育直播,他在伊利诺伊的黑暗中闭上眼睛,想象远方被泛光灯照得雪亮的棒球场,草坪绿得像鲜红的动脉血一样刺眼;有时候他也听音乐。他喜欢古典乐,热爱大乐团,但爵士才是他的最爱。不过杜安最爱听的是电台的热线节目,看不见的主持人耐心等待没用的听众打进热线,唠唠叨叨地说上半天没有营养但热情洋溢的赞美之词。
有时候杜安会把自己想象成一艘逐渐远去的星际飞船上唯一的船员,远离地球无数光年,终其一生都无望返回地球,甚至也不可能抵达目的地,但不断扩散的电磁波弧仍将他和故乡联系在一起;古老的广播节目离开洋葱状的大气层向外传播,他在空间中向前飞行,但在时间中却不断逆流而上,聆听那些主人早已死去的声音,向着马可尼的时代一路回溯,直至一切归于寂静。
有人在轻声呼唤他的名字。
杜安在黑暗中坐起身来,他意识到自己还戴着耳机。入睡前他正在测试新的希斯套装。
那缕声音又出现了。听起来似乎是个女人,但又奇怪地缺乏性别特质。距离让这缕声音显得格外纤弱,但与此同时,它又像午夜时分他从谷仓返回地下室时看见的星星那样清晰。
她……它……正在呼唤他的名字。
“杜安……杜安……我们为你而来,亲爱的。”
杜安从床上霍然坐起,他使劲按了按耳孔里的耳机。这声音不像从耳机里传出来的,更像是来自床底,来自暖气管道上方的黑暗,来自煤砖砌成的墙壁。
“我们很快就来,杜安,亲爱的。很快就来。”
从来没人叫过杜安“亲爱的”,连开玩笑都没有过。但他不知道母亲活着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叫过自己。顺着耳机线,他摸到了毯子上冰冷的插头。他想起来了,关掉收音机以后,他也拔掉了耳机。
“我们很快就来,杜安,亲爱的。”那缕声音在他耳畔急促地呼唤,“等着我们,亲爱的。”
杜安在黑暗中伸出手抓住低垂的灯线,霍地拉开电灯。
耳机没插在收音机上。接收器也没开。所有无线电设备全都关着。
“等着我们,亲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