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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经济绩效与经济结构、政策、制度的匹配[1]

我很荣幸也很高兴在中国论坛上发言。既然论坛给了我大量的时间，让我来阐述自己的观点，那么请允许我首先做个自我介绍，特别是介绍我过去在经济研究中关于国民经济的独特观点。

我是一个经济理论家。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经济体系，但这是什么体系呢？我的贡献大部分都属于我所称的现代经济学范畴，即对在行为者信息不完善或知识不完善（或两者兼而有之）的系统上运行的经济的理解。我的工作由我对宏观经济的发展的兴趣驱动，也就是对经济发展的兴趣和对总体经济活动的兴趣。所以，贯穿我大部分理论工作并反复出现的主题是知识、信念、信息、期望、探索，以及在宏观经济背景下的问题解决——投资、研究、创新的采用、工资和价格的设定、失业、经济衰退和繁荣，以及人类的成就。

我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当时我在耶鲁大学的考尔斯经济研究基金会工作，我从事的领域是所谓的“增长经济学”——固定资本投资工业研究和教育对提高生产力的影响。当我进入这个领域时，我主要研究实物投资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我自己在这个领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资本积累的黄金法则》同样侧重于实物投资。但我的好奇心很快转向了非物质资本，比如技术。在后续论文中，我模拟了工业研发支出与技术进步速度之间的联系；我将黄金法则的计算扩展到研发的资本支出，换句话说，就是优化技术进步。[2]（我想在此指出，这些论文研究了整个世界的最佳状态。我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个推论：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只有规模足够大的国家才会觉得旨在研究技术前沿的理论是最佳的。在21世纪，中国和印度将与美国和欧盟一起成为世界工业研究的主要国家。）

我还研究了用户对创新的采用，以及其对技术传播的推动。20世纪50年代的教育理论认为，文科学生“学习如何学习”。我与理查德·纳尔逊撰写的一篇论文提出了技术前沿的概念，并指出，一个经济体越前沿，劳动力中受过文科高等教育的比例越高，其实际技术水平的增长就会越快。一个国家可能有在创新或模仿海外新产品方面做得很好的公司，但是，如果很少有管理者和消费者接受过必要的教育，能够评估和充分利用这些新产品，那么这些新产品的应用过程将是缓慢的——因此，企业将没有动力去创新或复制新产品。对我来说，经济增长需要新知识的创造或输入，也就是创新，并在整个经济中传播。

在我研究的中期，即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我主要关注经济活动水平，即就业和失业率。我探索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工作满意度、员工流动率和后来所谓的自然失业率。我对自然失业率的研究揭示了决定自然失业规模的机制，这种机制也包括员工辞职（员工逃避是后来由其他人提出的）。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对理论经济进行了一般均衡分析，以展示一些因素是如何通过影响雇主对雇员的估值和招聘成本来影响失业率的。这传递出的信息是，自然失业率很容易在十年或不同的时代之间发生较大的波动。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辉煌时期，欧洲的低失业率是一个例外，这是由投资率——投资新工厂和在某种程度上投资设备，以及投资新的海外客户和新员工——的激增推动的。

我必须提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项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发现，对未来技术进步（进而是生产率）激增的新预期，通常会导致当前的繁荣。基于新员工未来的生产率会比之前预期的更高，新员工的价值会立即增加；而与此同时，雇用更多员工的成本（或机会成本）并没有增加。矛盾的是，如果预期实现了，生产率实际上也如预期的那样飙升，这将导致繁荣以及就业增长的减缓。与建立在新古典主义路线上的所谓的“真实商业周期”理论相比，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变化。

这意味着，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经济大繁荣都是前瞻性思维改变的结果。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是对未来十年（20世纪30年代）预期高涨的时期，这些预期创造了投资热；20世纪30年代，正如预期的那样，生产率大幅提高，就业率却很低。20世纪50年代是另一个十年，在这个时期，公司投资商业资产，家庭投资公司股份，人们也对未来十年充满期待，因此，除了最后几年，20世纪50年代的就业率非常高。20世纪90年代是人们对未来寄予厚望的最近十年，在这十年的最后五年，又出现了高投资和高就业率。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在最近十年中，生产率一直在迅速提高，正如20世纪90年代显而易见的高股价和企业热情所预示的那样。

20世纪90年代，由于苏联面临的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开始朝另一个方向进行探索，致力于研究制度的选择。当然，诸如产权之类的法律制度对于市场经济至关重要。但是市场经济在其经济制度上各不相同，而市场经济所依赖的制度体系至关重要。人们有必要了解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在波兰和匈牙利失败了，为什么我们期望一些人寻求进一步的市场经济试验也将是一个错误。现在，大概是我研究的最后一个时期，我正在试图将这些方面结合起来：表明即使在西方发达经济体中，一些经济制度也可能成为良好经济绩效的障碍，而其他一些经济制度可能是有力的帮助。

什么是高绩效以及如何实现高绩效

一个国家对其经济制度的选择必须从经济绩效的概念开始，即什么是良好的商业生态。显然，处于工作年龄的人们希望有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这就要求各种工作的工资率都很高，因此生产率才会高。所以，较高的生产率是较高的经济绩效的要素之一。此外，除非一个经济体的参与者（包括那些在该国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有繁荣和发展的感觉，否则它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良好经济体。这两种品质都要求可提供的工作不仅能得到金钱上的回报，而且这种工作供应充足；繁荣的感觉不仅来自薪水，还来自工作中的活动，这些活动引导了就业者的思想并使他们积极参与解决问题；发展或持续发展的感觉来自能引导人们发现自己的才能并扩展自己能力的工作。这种个人成长是工作满意度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它促进了劳动力的高度参与，它还有助于提高员工的士气，提高员工的忠诚度，从而降低失业率，并增加此类良好工作的数量。

这些繁荣和发展的过程是可以衡量的。一个国家的生产率和失业率是其经济绩效的主要衡量指标。它们总结了各种更基本的注意事项。高生产率表明各种工作中的工资率很高，因此人们可以选择多种职业，收入也很高，进而可以负担得起正常运转所需的舒适生活和饮食等。低失业率表明，劳动力可以很容易地在各种岗位上找到空缺，很少有员工出于不满而辞职，并且短期的工作也很少。

劳动力参与是经济绩效的另一个维度的指标。居高不下的劳动参与率表明，人们普遍看好现有工作及其支付的工资。此外，劳动参与率是经济绩效另一个维度的指标，通常被称为经济包容——融入主流经济：一方面，它可能反映了主流工作在多大程度上为人们提供脱离家庭和国家的经济独立性；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反映了人们获得主流工作机会的程度和广度，从而表明该国在消除包容性障碍方面的成就。

当然，要对这种发现和发展进行直接测量是困难的。然而，我们有理由假设，这种个人成长（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或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增长是通过参与率明显提高、员工流动率的降低以及失业率的降低来预示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繁荣程度可以通过商业活动的水平——参与率、失业率和活动率——很好地体现出来。

因此，有关经济绩效的主要国家统计数据通常可以被说成是其所描述的经济的基本健康状况的指标，就像病人体重、血压等测量数据通常是病人健康状况的指标一样。但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经济统计数据可能包含一些“假阳性”（带有“误报”）的统计数据，这导致不谨慎的观察家认为，当经济仅遭受严重的外部冲击时，经济是“有病”的，需要进行改革。一个不健康的经济有时可能会享受有利的风向，给它大量“假阴性”的统计数据，以掩盖其不健康的结构。因此，我们如果不想被误导，就必须明智地使用这些总是很有趣的“指标”。那么，当将最近的国家统计数据与20世纪60年代辉煌时期的统计数据进行比较时，我们绝不能草率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相对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其他成员国，当时西欧大陆的经济表现良好，而现在其表现更糟了。事实上，我们相信（并提出了证据），一些异常的市场力量是光鲜亮丽的统计数据的主要驱动力——而不是经济政策、经济制度和经济文化影响的短暂黄金时代。[3]如果是这样的话，正是最近几年不光彩的岁月，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体都更接近于稳定增长的状态，才能更好地揭示欧洲大陆经济体相对真实的健康状况，而不是辉煌的岁月。（总体而言，不知西方大陆经济体的结构是否已经恶化，如果是的话，其恶化程度如何还不得而知。）

显然，良好的经济绩效必须依赖经济结构、政策和体制的构架。这种结构的哪些特征是至关重要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请允许我先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已经暗示过：当人们观察到一些经济体的财富经历了重大变化，但它们的结构似乎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时，我们如何判定经济表现不佳是经济结构不佳的原因呢？欧洲就是一个例子。我的回答是，一个经济体的财富可能是被该国外部的良好市场机会激励的，但这并不表明该国经济在过去或现在拥有良好的内部结构。

福利国家会阻碍良好的表现吗？或者会推动良好的表现吗？多年来，我（比大多数人更积极地）辩称，欧洲福利国家的崛起是20世纪80年代在欧洲出现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延续至今的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

如果发达经济体潜在绩效的很大一部分是工作机会所带来的刺激和挑战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才发现和发展（这可能要求对经济结构进行有针对性的创新），我们应该准备好在经济结构中找到很多并且很可能是大多数高绩效的来源。这部分经济结构决定了在工作场所解决问题和个人成长的机会，因此，其蕴藏在大陆国家的经济制度甚至经济文化中，而蕴藏在涉及税率和收益率校准的那部分结构中的相对较少。

相比之下，新自由主义者和供给学派将他们的信心寄托在降低税率和更好地调整各种其他政策参数设置上。供给学派认为，不适当地增加个人收入的平均税率和对公司工资单征收的社会缴款是失业率上升和参与率降低的主要原因。

是否有证据表明这些政策设置是导致绩效不佳的重要原因，而对其进行纠正是一种重要的解决方法？失业率上升时（或之前）税率上升的事实在欧洲大陆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许多其他事态的发展都与失业率上升同时发生或在此之前发生。要获得对提高或降低税率对失业率的影响的一些估计，我们自然需要进行更严格的测试：询问在当前时代（或在一个早一点儿的时代），造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失业率差异的部分原因是不是国家间劳动力税率的差异。[4]

图3–1和图3–2表明，无论如何，在相当大的范围内，高平均税率对失业率的影响都相当小。即使是税收很高的丹麦和瑞典也没有相对较高的失业率和较低的参与率。新自由主义者可能会回答说，许多高税收国家恰好具备一些补偿条件，从而避免了高失业率和低参与率。

一个进一步的测试是询问在战后早期和较近期发生的劳动力税率增加的国家间差异是否与失业率的上升和参与率的下降的国家间差异密切相关。

图3–3和图3–4表明，在历史范围内，各国平均税率的年代际变化很少或者几乎没有能力去解释十年间失业率和参与率的变化。两幅图中出现的一些小影响可能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5]

这些发现并不能证明税率根本不重要。就我们自己而言，我们坚信，特别是工资收入税率的提高，会对中期自然失业率产生暂时的影响——除非出现新的冲击，在短期内均衡失业率将会接近这个水平。[6]但我们也相信，如果财富积累的速度因税后收入的减少而减缓（除所谓的李嘉图模型之外，其他所有模型都是如此），那么私人财富向较低水平递减的趋势往往会抹去大部分短期效应。原因是，决定劳动力供应数量和员工忠诚度的——辞职、逃避责任和其他决定失业数量的行为——不是绝对工资，而是工人工资与他们所积累的财富（或从中产生的现金流）的比率。因此，永久效应的存在取决于财富的最终下降是否与税后工资率成正比。[7]这种失败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财富包括社会财富——社会立法所提供的权利的当前折现价值——以及私人财富；仅仅因为增税降低了私人财富，社会财富就应该下降，这是没有理由的。事实上，近几十年来，税率的显著提高是为了增加社会财富；在失业率随着立法而上升的地方，人们指责增税，而实际上，这是社会财富增加的原因。

鉴于上述理论的局限性，我们不难发现，上文所使用的税率在解释生产率差异方面并没有发挥更好的作用。

新自由主义者关注的另一个政策参数是“替代率”，它表示，如果工资收入者失业，其工资收入比例将被福利取代。从理论上讲，预期替代率高的员工在他的工作中所占的股份会减少：他可能会减少对工作的投入，从而逃避责任，更容易辞职。[8]其他人则强调了对失业者的激励措施。[9]工资替代延迟并削弱了失业人员接受新工作和寻找新工作的意愿——工资替代越多，替代率就越高。

然而，图3–5中并没有显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替代率和失业率之间的显著相关性。[10]从图3–6中可以看出，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十年代际替代率的增加与年代际替代率的增加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

我们应该考虑税收和替代率的影响是否存在，但这一影响可能因遗漏其他可能有影响的重要变量被掩盖。斯蒂芬·尼克尔和其他几位合著者试图用一系列假设变量来解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失业率的差异，这些变量包括税收、替代率及其持续时间。[11]这一方案很好地契合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各国间失业率的差异。然而，它并没有很好地反映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的差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前20年取得了很好的结果，因为这两个十年的前几年都出现了失业激增；替代福利（包括水平和持续时间）在决定过去十年中失业人口转化为就业的激增速度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相比之下，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看起来更像是稳定状态。此外，几十年来一系列措施的变动一般不能解释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许多国家失业率上升，而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一些国家失业率下降。[12]

在过去的十年中，对供给侧理论的研究得到了扩展，包括新古典主义模型中出现的许多其他“政策变量”的表述设置，这些变量在理论上注定不会产生永久性影响。我们可能会在这里提到我们自己的研究，这一研究估计了我们的社会财富（或社会收入）变量对经济绩效的一个维度——失业率——的影响。[13]我们可以合理地说，衡量这些进一步的供给侧力量——社会财富、公共支出（比如政府采购）、私营部门资本存量、公共资本存量、企业利得税率等——对经济绩效的可能影响，尽管有时在统计上意义重大，但其影响也小得令人失望。

如果我们有关发达经济体的概念不是围绕消费和休闲，而是围绕商业生活的吸引力和回报——解决问题、发现和发展人才以及可能产生的成就，那么毫不奇怪的是，这些政策参数尽管在供给侧分析师普遍采用的新古典主义观点中很重要，但只要在一定历史范围内，它们就不会对失业率和参与率产生太大影响。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新古典主义对工作——休闲替代的关注会成为焦点。降低福利国家的标准、削减政府采购或增加资本存量，都不会让工作更有吸引力、更有回报，抑或让劳动参与率更高、失业率更低。只有合理的期望才能得到有限的结果。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欧盟委员会增加欧洲大陆桥梁和隧道储备的计划被许多人视为一个笑话，即使他们不知道这为什么好笑。欧洲大路上建设更多的桥梁和隧道，似乎不太可能对这些国家明显缺失且日益严重的繁荣做出显著贡献。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们对参与率和失业率的影响将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它们的生产能力是否足以偿还资本成本也令人怀疑。

接下来讲经济制度的作用。我的论点分为两部分。首先，一个国家要想实现如此高的绩效，就必须有生产力的变化，我称之为经济活力。很明显，对受雇者来说，要想成功，工作场所必须具有变革性的刺激和挑战，因此需要解决新的问题，需要完成新的任务，需要获得新的能力。不那么明显的是，一个国家不想误入歧途或发生毫无意义的变革；它希望在金融部门看来具有良好前景的投资能够带来富有成效的变革，从而提高生产率。在20世纪90年代末，我意识到我亲眼看见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低活力与低经济绩效，尤其是低繁荣程度有关。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12个大型经济体中，有3个经济体尤其缺乏活力，即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它们错过了投资繁荣，或者来得太晚。这3个经济体过去和现在都有相对较高的失业率和较低的劳动参与率。

其次，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程度取决于它的经济制度，比如公司法和公司治理，民众为商业生活所做的准备，以及各种金融工具的发展，而不仅限于一般制度，例如法治和提供足够的个人和国家安全，以允许人们获得收入、储蓄和投资。我在论点的第二部分也有证据。通过了解繁荣国家的实力，也就是了解这些国家在1990年前拥有大学学位的人口比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开设新企业所需的许可证指数，以及以流通在外的股票市值（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为代表的证券交易所的广度，你可以很好地预测出这12个国家的排名。

这一证据表明，一些制度激发了活力，如广泛的股市，而一些制度抑制了活力，例如对新企业的许可要求，这是在理解经济方面向前迈出的一步。一些理论家曾认为，只要保护私有财产，所有的市场经济都是平等的。但是，对欧洲和美国政客最近面临的经济改革问题来说，这些支离破碎的证据毫无价值。

我们今后的实际任务是识别最有助于促进活力，从而提高工作满意度、就业率和工资率的经济制度，并找出严重阻碍活力的制度。对于这项任务，一些选取候选人的指导性原则显得至关重要。对此，一种似是而非的假设是，很多（尽管肯定不是全部）资本主义制度是有用的制度，在资本主义程度最低的经济体中发现的一些非资本主义制度（尽管肯定不是所有这些制度）会严重破坏活力。这里的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没有福利，这些国家处于监管程度最低的状态。资本主义的关键特征很简单，大部分私人投资都是由私人企业家与私人金融家或普通投资者互动进行的，没有来自社区和国家的太多干预。

许多观察家看到，在许多资本主义程度较低的经济体中，存在着独特的反体制。在1925—1940年的战时，一种反体制在欧洲大陆形成并蔓延到南美和东亚，这种制度通常被称为社团主义。社团主义制度包含直接干预经济决策以赋予利益集团保护和否决权的机构：工会、工人委员会、雇主联合会和大型银行，所有这些机构均受到保护，免受外国或国内局外人的竞争。问题是，几年前官方的社团主义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社团主义的运作方式和社团主义的思维方式。

正如我和其他一些人看到的，这些特殊的社团主义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仍存在于某些大陆经济体中）并不一定会阻碍其他经济体对己告知和无争议的进步的模仿——见证了大陆在战后几十年间的“追赶”，但它们是抑制本土创新的“镇静剂”。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一个大陆国家保留了这些社团主义制度和社团主义的思想习惯的残余，那么，它们可能比国家的福利制度更能解释对商业生活的疏远、创新的缺乏、低参与率以及普遍的高失业率，而这些问题在欧洲已经非常普遍。

用过去的数据来检验这些想法并不容易。但我们希望，这种测试最终产生的结果可以用于经济改革决策。

[1] 本文源于2004年5月29日作者在北京举行的中国论坛上的演讲。

[2] 宇泽弘文、罗伯特·卢卡斯和其他人也建立了关于研发和技术进步之间的联系的模型。（一般来说，我不能在这个简短且非正式的回顾中引用其他贡献者的观点。）

[3] 20世纪30年代，美国在技术上一马当先，而在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和重建期间，西欧大陆工业在改进技术方面做得相对较少，因此，它们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有机会采用美国的方法，这使得其一段时间的技术显著进步成为可能。

[4] 这里批评的一些解释的失败见Phelps E S, Zoega G. Natural-rate theory and OECD unemployment[J]. The Economic Journal,1998, 108(448):782–801.

[5] 在图3–3和图3–4中，当去除西班牙时，两个变量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相关性为0.14）。如果将西班牙包含在内，则会产生表面上的关系（相关性为0.39）。那么，是否可推断出税收增加可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失业率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就取决于西班牙失业率的上升是否可以归因于税收增加。时间序列数据显示，西班牙的税收从1960年到20世纪90年代一直平稳上升，而失业率在1975年之后急剧上升，并在1985年达到峰值。因此，我们不同意图3–3和图3–4支持供给学派将一些国家相对失业率的上升归因于这些国家相对税收负担的增加。一份令人信服的分析报告必须详细而复杂。

[6] Phelps E S. Structural slumps: The modern equilibrium theory of unemployment, interest, and asset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顺便说一句，这里的图表反映了税率的一些暂时影响，因为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都在不断提高税率，从而不断给失业率带来上升冲击。因此，图3–3中所描述的税率上升对失业率的影响已经很小了。但这并不是一个永久性的影响，其影响甚至比图中显示的还要小。

[7] 从理论上讲，如果立法机构将工人的社会财富与税后工资比率保持在一个固定比例，那么工资的平均税率在长期内将是完全中性的。那么，私人财富和总财富最终将会减少，从而恢复到之前它们与税后工资比率的比例，中期自然失业率也会恢复到以前的水平。

[8] Summers L H. Unemployment[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9] Nickell S, Layard R.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J].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1999, 3: 3029–3084.

[10] 同样，西班牙是一个特例，失业率高，替代率也高。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足以提出能从图表中得出结论的问题。

[11] Nickell S. Labour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unemployment in OECD countries[J]. CESifo DICE Report, 2003, 1(2): 13–26.

[12] 如图3–3、图3–4和图3–6所示，我们利用差异估算了一个等式，其中14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失业率变化是税率、替代率、福利持续时间等变化的函数。当以这种方式估算时，大多数系数具有反直觉的特征，而且许多系数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13] Phelps E S, Zoega G. The rise and downward trend of the natural rate[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 87(2): 283–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