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在华盛顿高地的日子：一位一心想成为会计师的人的美国化历程
1938—1943年

1938年我来的时候，华盛顿中学要求我写一篇作文，讲一讲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我是这么写的——我想这是一个人人可以昂首挺胸过街的国家。

——基辛格卸任国务卿时的告别演说，1977年1月

重建的世界

基辛格首先想到的是过街，这是他积累多年被殴打、被嘲笑经验后的自然反应。当时他是一个人从阿姆斯特丹大道走向曼哈顿西185街，目的地是他新发现的百老汇街上的冰激凌店，只见迎面来了一群陌生的非犹太人。在菲尔特，碰到这种情况少说也得遭到一番羞辱。于是他开始离开人行道，然后他才想起自己现在身在何处。[1]

这次顿悟发生在亨利·基辛格刚到美国不过几个月的时候。他们全家刚刚搬进在华盛顿堡大道与187街交叉路口的一栋6层建筑内，他们的公寓并不讲究，但实用，有三间卧房。保拉·基辛格的表亲就住在走廊对面。这条热闹的街道上上下下类似的矮胖建筑内住着数百位犹太新移民，包括他们在菲尔特和纽伦堡的友人。

华盛顿高地得名于乔治·华盛顿在1776年10月曾在此驻兵抵御侵犯曼哈顿的英军（可惜未成功）。高地就是沿着可俯瞰哈德孙河的一块巨岩发展出来的居民区。20世纪初期，这里的一排排公寓建筑里住的都是波兰和俄国的犹太人。站稳脚跟后，许多人搬往郊区，让这片聚会所、熟食店林立的所在，能再容纳新一批犹太移民。当逃避希特勒的难民涌入后，该地又被称为“第四帝国”。

年届五旬的路易·基辛格不太能适应这个新的语言环境。虽然他原来英文学得不错，或者就因为如此，他反而怕犯文法错误，担心自己口音太重。所以，他不怎么讲话，起码话比他那些没受过什么教育、不太在乎的朋友少得多。

他会教书，可是这个能力派不上用场，适逢大萧条，求职本就不易，加上他到美国就得了慢性胆囊炎，医生一度以为他得了癌症。保拉的父亲法尔克·斯特恩在他们抵美不久就病逝了，留下了一笔为数不多的财产。可是这钱眼看就要用完了。终于，在连续打了两年零工后，路易在德国友人开设的工厂找到了一份薪资不高的簿记工作。

养家的任务就落到比他小13岁、适应能力强得多的保拉·基辛格身上。善于交友、心思敏捷、应对能力强的她可谓条件优越：她很快就掌握了英语，起码跟人聊天不会打怵。她一度在当地一家饮食公司上班，专门为受戒礼和婚宴准备食品并提供服务。后来，她自己独立出来，当上了以承办私人家庭小型聚会宴饮为主的“承办人”。[2][3]

从笼罩菲尔特的恐怖气氛中解放出来的亨利·基辛格像被假释的囚犯，高高兴兴地投入了他在华盛顿高地的新生活。没过几天，他就知道如何前往扬基体育场，掌握了这项他从未见过的体育运动的细节。“他是第一个发现怎么去，得花多少钱，如何了解棒球的人。”同样于当年夏天来自菲尔特的约翰·萨克斯回忆，“他第一次去体育场后的几个星期，就带着我叔叔和我去了。我们根本不懂棒球，整场比赛都靠他解说。”[4]

他和萨克斯去考驾照，他没过，后来又连续两次失利。（“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我老考不过。”他事后说，虽然跟他一起学车的人可以想到多个方面。）萨克斯可是顺利过关了，用一辆借来的车，他和基辛格到处探险，还去过游览胜地卡茨基尔山。

1938年9月，抵美后一个月，基辛格进了华盛顿中学。学校在192街，建于1925年，占地两英亩[5]。当时它还隶属于纽约市公立学校系统，学生都是其附近注重教育的犹太人和其他难民。师资在全市数一数二，教学水平也名列前茅。

根据他中学的成绩单，基辛格同很多孩子一样，都被认定有“外语学习障碍”。其实，他什么障碍也没有。头一个学期，他的英文就拿了70分（满分100），第二学期跃升到90分。从那以后，他所有学科的成绩都在90分以上，法文、美国历史、欧洲历史、经济学、几何、簿记等皆然，唯独“工业和贸易”课只拿了85分。“他是德国难民学生里最认真成熟的一个，”他的数学老师安妮·辛德邦事后说，“而这帮学生又比我们自己的学生认真。”一位与基辛格同班的德国难民回忆道：“我们当然认真。除了认真学习，我们还能干什么？只有把书念好，以后进城市学院，我们在美国才有前途。如今孩子们老嘲笑书虫，可当年我们全是书虫。”他笑着补了一句：“尤其是亨利。”[6]

基辛格一家敬拜的正统派卡尔·埃达·耶苏伦聚会所在他们抵美的那一年刚刚成立。其第一任拉比是原法兰克福叶史瓦（犹太高校）校长拉比约瑟夫·布罗伊尔，他是一位有名的正统派坚定维护者，附近的人都称这个聚会所为“布罗伊尔聚会所”。穿戴自己祷告披巾的基辛格是位忠实会众，但他母亲开始感觉到他去聚会所更多是出于对他父亲的孝顺，而不是出于对自己信仰的忠诚。[7]

社交生活方面，基辛格开始与他的正统派出身渐行渐远。他参加了一个青年团体贝斯·席勒尔，基本上是改革派犹太人团体，成员多为巴伐利亚难民，在183街和圣尼古拉斯街的派拉蒙大厅聚会。

与基辛格在菲尔特就读同一所学校的亨利·吉特曼是贝斯·席勒尔的主席。“我们大多在周末聚会，男女都有，可以认识拥有同样背景的女孩。”虽然他们都来自德国，但是在贝斯·席勒尔大家都说英语。社区领导人，包括如雅各布·贾维茨这样的政客也经常是演讲的座上宾。众人既有机会联谊，也有机会同化。“每次开会有18~20个人，”库尔特·希尔伯曼回忆道，“我们有讨论会、读书会，有时晚上大家一起去看电影或听收音机。”[8]

除了约翰·萨克斯，基辛格的另一位密友是沃尔特·奥本海姆，奥本海姆有时也是基辛格的竞争对手。奥本海姆在菲尔特与基辛格在实科中学就读时就是同桌，两家人同样是在1938年夏逃离的，竟又在华盛顿高地成了邻居。奥本海姆品貌兼优，虽然才学不如基辛格，但是个天生的领导者。

他们八到十个人，包括基辛格，经常在星期六晚上在奥本海姆家聚会。有时一起去看电影或吃冰激凌。偶尔也与男女朋友到59街有乐队的查尔兹饭店大吃一顿。那里的基本消费是三美元，这对年轻的难民来说可不是小数目。所以在点菜时，他们个个精打细算，绝不超过基本消费。

有时基辛格到奥本海姆家，结果整晚竟是与奥本海姆的父亲攀谈。他父亲对政治感兴趣，是小罗斯福的死忠。“亨利自认是温德尔·威尔基派共和党人，虽然我们所有难民都是民主党，”沃尔特·奥本海姆回忆，“他常常跟我父亲争论到很晚。他总看些政治和历史的书，又十分赞同威尔基的想法，我也想不通为什么。”[9]

在异乡成长为青少年的基辛格与他在菲尔特时几乎一样不怎么外向。他那帮难民朋友尊敬他的心智与成熟，但他还是与他们有距离，缺乏安全感。“我们刚来的时候亨利似乎有点迷茫，有点不知所措，特别是在父亲事业飘忽不定的那段日子。”他弟弟沃尔特说。

对大多数贝斯·席勒尔的成员来说，伊迪丝·佩里茨的社交舞课是必修课，而此时的基辛格则最为尴尬。有一张1941年的相片，显示当时在华盛顿高地奥杜邦大厅举办的一场舞会中，身材矮小、戴眼镜的基辛格站在最后一排最边上。跳舞班都爱频频发奖，几乎人人都有获奖机会，但基辛格却从未得奖。

跳舞班上有个女孩叫安纳利斯·弗莱舍尔，她是从纽伦堡来的难民，她父亲原来从事制鞋业，生意很好，但后来被迫离开。她住在华盛顿高地北缘的艾尔伍德街。她一头黑发，爱笑，还有副至今仍为老朋友津津乐道的媲美拉娜·特纳的身段。别人眼中的她“有深度”，“不易亲近”，“人是不错，但不够热情”，这与对基辛格的评价如出一辙。

安纳利斯对文学和音乐特别感兴趣，会写诗，会拉大提琴，还具备做良好家庭主妇的所有才干：她和她妹妹的衣服都自己缝制，她也喜欢帮邻居照看小孩。她还帮忙照顾生理上因中风偏瘫、心理上因纳粹暴行受尽折磨的父亲。

安纳利斯与亨利很快成了情侣。他们一起参加贝斯·席勒尔的远足，但喜欢两人独处。虽然安纳利斯的家人对犹太教不那么执着——他们去的是保守派而非正统派聚会所，也不遵守犹太人的饮食戒规——但基辛格的家人还是对两人的交往感到高兴，特别是眼看着基辛格因此不那么内向了。

安纳利斯同时也与沃尔特·奥本海姆交往，后者显然比较世故，穿着也肯定讲究些。最终，安纳利斯做了个令她的朋友都吃惊的选择。她给奥本海姆写了一封长信，解释了她决定以后只与基辛格交往的原因。奥本海姆还记得，虽然该信措辞温和，但他一开始还是颇受打击。即便这样，他们仍然在同一个朋友圈里，周六晚间还是经常与其他人一起出入。[10]

走出去

虽然一直保留着巴伐利亚口音，但有一点亨利·基辛格却与他的朋友迥然不同：他比其他人更有方向感，更有野心，更一心想同化并在美国取得成功，其他人则安于在自己的德国犹太人的小圈子里过日子，不少人甚至在经商成功后还认同原来的族群，而不愿意与其移民生活方式脱钩。基辛格则不然，他更热衷于融入社会，善于掌握作为美国人特有的文化习性。

“如果说我同化得比别人快”，基辛格事后解释道，“或许是因为我16岁就得工作，因此比别人更独立些。”在华盛顿中学学习了一年后，他改读夜校，白天则在西15街的利奥波德·阿谢尔毛刷厂上班，这是他母亲表亲家开设的剃须刷制造厂。工人在漂白刷子时得先蘸点酸液，再蘸水。基辛格戴上厚厚的橡胶手套，负责把毛刷上的酸液和水挤干净。他的起薪是每周11美元，后来升级为派送员，负责送货，周薪涨到30美元。“他工作时往往心不在焉，”据后来经营公司的艾伦·阿谢尔说，“他一有机会就看书或做些夜校的作业。”[11]

在华盛顿中学毕业后，基辛格很顺利地进入创立于1847年的免学费的纽约城市学院，其创校宗旨是让纽约禀赋优异的学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1940年，这个坐落于华盛顿高地140街的学府已有三万名学生，其中75%都是犹太人。对移民后代而言，这是迈入美国英才教育的第一步。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伯纳德·巴鲁克和乔纳斯·索尔克（索尔克疫苗发明人）等都毕业于该校。

在纽约城市学院，基辛格依然念得很轻松，白天照常在毛刷厂干活。除了历史得了B，其他课程他都得了A。他开始攻读他父亲的专业——会计，但兴趣一般。“我在城市学院那会儿视野并不开阔，”他说，“我从未真正想过把会计师当成我的事业，但我以为会计工作应该不错。”[12]

他还是在寻找更能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往上爬，往外走。对想挣脱生活桎梏的男子来说，从军是个大好机会，再说他们的选择也不多。就在19岁生日刚过不久，基辛格的征召令就到了，1943年2月的一天，家人在时代广场附近的冰岛饭店为他举行了告别宴。次日，他就乘火车前往南卡罗来纳州的克洛夫特军营报到。在那儿，他生平第一次离开了德国犹太人的生活圈子。[13]

[1] Henry Kissinger, Nov. 24, 1987; Paula Kissinger, May 16, 1988; WHY, 229.

[2] 几年后她就创出了名声，在她儿子当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还有老顾客请她安排宴会饮食。她一般都同意，只是请别人就叫她保拉，不要提她的姓，这样，宾客就不知道她是谁了。

[3] Paula Kissinger, May 8, 1988; Dorothy Zinberg, Aug. 28, 1988. In 1991, Paula Kissinger was still living in the same apartment she moved into the day they arrivcd more than f ifty years earlier.Her cousin still lived across the hall, and they would meet their friends on a bench in nearby Fort Tryon Park and reminisce about the days in Fürth and the successes of all of their children, Henry among them.

[4] Blumenfeld, Henry Kissinger, 34-44.

[5] 1英亩≈4047平方米。

[6] Henry Kissinger, Dec. 19, 1988; Kissinger’s high school transcript, George Washington High School registrar’s off ice; Blumenfeld, Henry Kissinger, 38-42.

[7] Jerry Bechhofer, Dec. 2, 1988; Paula Kissinger, May 8, 1988; Erich Erlbach, Jan. 30, 1989.

[8] Henry Gitterman, Dec. 5, 1988; Kurt Silbermann, Dec. 5, 1988.

[9] Walter Oppenheim, Feb. 13, 1989.

[10] Walter Kissinger, Mar. 17, 1988; Kurt Silbermann, Dec. 5, 1988; Blumenfeld, Henry Kissinger, 34-44. Paula Kissinger, May 7, 1988; Henry Kissinger, Dec. 19, 1988; Kurt Silbermann,Dec. 5, 1988; Henry Gitterman, Dec. 5, 1988; Walter Oppenheim, Feb. 7 and Feb. 13, 1989.

[11] Henry Kissinger, Dec. 19, 1988; Blumenfeld, Henry Kissinger, 40-44; Alan Ascher, Jan. 30, 1989.

[12] Henry Kissinger, Dec. 19, 1988.

[13] Walter Oppenheim, Feb. 13,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