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版序
作为教授，我倾向认为历史非个人力量所能左右。但就事论事，你就会发现个人的确能起作用。
——1974年1月，基辛格在他的第一次中东穿梭外交后于飞机上对记者说的一番话
就在基辛格的父母整理完少量允许带离德国的家当时，这位戴眼镜的15岁少年正站在公寓一角仔细记取眼前的各个细节。他爱读书，爱思考，自信却又缺乏安全感，这或许与他虽然自幼聪颖，但频遭迫害有关。“有一天我会回来的。”他对检查他们箱子的海关专员如是说。多年以后，他还记得，当时那位官员以那种“过来人的鄙夷眼神”看看他，一言未发。[1]
亨利·基辛格说对了，他确实回到了位于巴伐利亚的出生地。他第一次回去时的身份是美国陆军反谍报部队士兵，之后是知名国际关系学者，最终则是当代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但他是以美国人而不是德国人的身份回去的。从他到纽约市发现他不需要为了躲避迎面过来的非犹太裔男孩的殴打而躲到街道对面行走后，他就渴望被认可、被接纳为美国人。
果然如其所愿。1973年，当他被任命为国务卿时，据盖洛普民调，他已成为美国最受爱戴的人物。此外，在他以贵宾之尊在鸡尾酒会上引领外交风骚时，他俨然是最为世人瞩目的明星级人物。当他出访玻利维亚时，按礼宾规定，该国总统不应在欢迎仪式上现身，但当晚玻利维亚总统还是不声张地、低调地夹杂在机场的人潮里，就为目睹基辛格抵达时的风采。[2]
然而，也有不少美国民众，从自由派知识分子到保守派活跃分子，骂他有几分像毫无道德原则的奇爱博士型权谋者。在主流外交界守成派要员中，揶揄他几乎成了风尚，即便在直呼其名“亨利”时也不例外。资深美国外交官乔治·鲍尔将新书书稿送交编辑后，对方跟他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几乎在每一章里你都是一讲完自己的意见就开始数落基辛格。”鲍尔答道：“如果哪一章我竟有疏漏，我一定会补上应有的挞伐。”[3]
就因为大家对他的看法差距太大，且都坚持己见，故着手写关于他的书必须答复的第一个问题是，是该赞美他还是否定他？问题听起来有些奇怪，在为亨利·史汀生、乔治·马歇尔甚至迪安·艾奇逊作传时都不会有此一问。偏偏就是基辛格，都已经离开官场这么多年了，仍然是一位争议性人物，而且众人感觉强烈，或仇恨或尊崇，或敌对或叹服，双方互不相让，其间几乎不存在中立地带。
基辛格作风隐秘，又有变色龙的本能，令人摸不透他对任何问题的真实态度，也使得客观评价此人难上加难。在大事情上——发兵柬埔寨，在海防港布雷，对河内的圣诞轰炸，1973年中东战争期间对以色列提供补给——与他直接交过手的人对他的真实感受和印象不一。
也难怪大多数谈论他的政策的书对他非褒即贬，而且从来没有人写过他的全面传记。我愿意让读者对我成功与否下自己的结论，但我的目标是写一部不带偏见的传记，描述基辛格的各个复杂面。我感觉已经过去足够长的时间，应该可以客观地看待一切了：当年的主角如今都已处于事业尾声，但仍记忆完好，个人材料齐备，而且也已经从老一套秘密和雄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本书并非他授权的传记。出版前，内容未经基辛格同意或过目，我写什么，他无权过问。对于某些披露内容和论断，他肯定不以为然，特别是因为他自我感极强，又极度敏感，或许连他自撰的回忆录他都觉得对自己的成就肯定得不够。
此外，本书也并非未经授权的传记。当开始决定要写作时，我同基辛格的接触仅限于在书写有关其他几位现代美国政治家的《聪明人》（The Wise Men）一书时对他进行过一次采访。出于礼貌，当决定写他的传记时，我给他写了一封信。
他在回信中的反应似乎一点儿也不积极。他说他知道拦也拦不住我，但他也无意看着我继续推进。就在我访问他过去的同僚，并收集资料时，我开始感觉到他似乎逐渐对这事上心了。
说到底，本书的对象不正是他也极度感兴趣的人吗？他从来没有写过他在尼克松上任前的经历，也没有关于他私人生活或福特政府及其后的回忆录。他特别在意让别人了解他，这是他的性格使然，就像一只扑火的飞蛾，他对他的批判者特别感兴趣，总想改变他们的想法，或起码向他们解释自己。
所以，到我该找他了解情况时，他最终还是很合作的。我正式采访过他不下20次，他给我提供了多份公开和私人材料。此外，他还请他的家人、前助理、事业伙伴以及前几任总统与我合作，甚至帮我找到了他的几位老对手。
虽然在项目开始之初我试图摒弃一切偏见，但对在书写过程中逐步显现的某些主调，我希望读者也能清晰地看到，甚或同意。我认为，最基本的一点是，基辛格对权力，对建立一种全球平衡来帮助美国应对越战阴影后的戒断心态，有一种本能的感触，也就是德文里说的Fingerspitzengefühl。但他对源于开放的美国民主体制的力量，或美国全球影响力真正源头的道德价值观，却缺乏类似的感触。
此外，我也试图探讨基辛格的个性，他足智多谋、隐秘鬼祟，对联系与层次十分敏感，有竞争和权力斗争倾向，可爱但又不免尔虞我诈，这一切都与其政策基础——以权力为导向的现实政治和秘密外交运作——有关。政策根植于个性，研读梅特涅的基辛格对此应该是知道的。
基辛格得势正值众多历史力量汇集之时，包括莫斯科达到与华盛顿的战略均势，美国在越南惨遭凌辱，以及中国需要结束其长期孤立状态。但这也是世界舞台上群雄荟萃之际，有尼克松、毛泽东、萨达特和基辛格自己，可谓不一而足。
当基辛格还是年轻的学界人士时，曾这样描述过俾斯麦及其时代：“新秩序简直是为一位天才量身定制的，此人建议用相互牵制的办法来制约国内外的对立势力。”如此描述基辛格及其时代也无不妥。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正是一个敏感聪慧的孩子学习对立势力和如何让各方相互牵制的理想所在。
[1] Henry Kissinger, “Impressions of Germany,” an unpublished story written as a letter to his parents in 1945, courtesy of Paula Kissinger.
[2] Gallup poll, WP, Dec. 30, 1973; Valeriani, Travels With Henry, 33.
[3] Robert Manning, Jan. 23,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