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我们在离前线有九公里远的地方躺着。昨天换防后，我们撤了下来；这会儿我们个个塞了一肚子的白豆烩牛肉，吃饱了，心满意足。每个人甚至还能再满满盛上一饭盒，留到晚上吃；不光如此，连香肠和面包也是双份的——够可以的了。这种场面已经久违了：顶着一个西红柿脑袋的炊事员亲自给我们盛饭；他挥着饭勺招呼每个从他身边走过的人，给大家满满地给盛上一勺吃的。他完全绝望了，因为他不知道如何才能把他这些盛肉的大锅给清空了。恰登和缪勒弄来了几个脸盆，给盛得满满的，差点儿溢出来，用作储备囤着。之所以这么干，恰登是因为贪吃，而缪勒则是出于谨慎。对于所有人来说，没有人知道恰登把食物都吃到哪里去了，这是一个谜。他瘦得跟一条细柴般的鲱鱼似的，而且一直都这样。

然而最重要的是，连烟也发了双份的。每个人都拿到了十根雪茄、二十支香烟和两盒嚼烟，简直是慷慨。我拿自己的嚼烟跟卡钦斯基换了他的香烟，这样我就有四十支了。足够抽上一天。

我们本没有权利得到这些意外的馈赠。普鲁士人可没有那么大方。我们能拿到这些，完全归功于一场误会。

十四天前，我们得上前线换防。我们那片阵地，战事并不吃紧，因此军需官为我们回撤那天准备了正常分量的食物，正好够我们全连一百五十人吃的。谁承想，就在驻防的最后一天，我们意外遭到了英军的猛烈炮击，无数炮火在阵地上倾泻而下，这让我们损失惨重，只剩八十人得以生还。晚上，我们一撤回到营地，就全数躺倒，能好好睡上一觉才是头等大事；卡钦斯基说得没错，只要能多睡上一会儿，这战争也就算不上太糟糕。在前线几乎是睡不成觉的，每次都要熬上十四天，感觉是度日如年。

直到中午，我们当中才陆续有人从简易营房里爬出来。半小时后，所有人都拿着自己的饭盒来到战地厨房前面集合，那里飘着一股富含油水和营养的味道。最饿的人理所当然地排在了队伍最前面：小个子阿尔伯特·克洛普，他是我们当中头脑最清楚的那一个，所以还只是个二等兵；——缪勒，他到现在还随身带着中学课本，梦想着能在退伍后参加毕业考试；漫天炮火也挡不住他刻苦学习物理定律；——莱尔，留着络腮胡子，对军官妓院里的姑娘们有一种特殊的迷恋；他信誓旦旦地说，按照部队的命令，这些姑娘们都得穿丝绸衬衫，而且，在接待上尉以上客人的时候，都要提前洗个澡。——第四个就是我，保罗·伯尔默。我们四个同是十九岁，走上战场之前是同班同学。

紧跟我们排着的是我们的朋友们。恰登，一个瘦削的钳工，和我们同岁，是整个连队饭量最大的人。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他还是瘦瘦长长的一个，等吃完站起身，他看着就像一只怀了孕的臭虫似的；——海伊·维斯特胡斯，也是同龄人，挖煤工，他能轻松地把一个部队里吃的黑面包抓在手心里，然后问我们：猜猜我的手里有什么；——德特林，农民，心里只想着他的农庄和媳妇；——最后是斯坦尼斯劳斯·卡钦斯基，我们这帮人的头儿，强韧，狡黠，机智，四十岁，长着一张泥土色的脸和一双蓝色的眼睛，肩膀耷拉着，对硝烟、美食和战时轻松的工作有着神奇的嗅觉。大家在战地厨房前面排队站着，我们这帮人排在最前面。毫不知情的炊事员还站在那儿等着，这让我们开始变得不耐烦起来。终于，卡钦斯基冲他喊道：“海因里希，该开饭啦！没看见那豆子都熟了吗？”

海因里希睡眼惺忪地摇了摇头：“得等你们都到齐了。”

恰登龇牙咧嘴地笑着说：“我们都到齐了。”

那位下士仍然没有察觉这话里的意思，“你们是都到了！其他人在哪儿呢？”

“他们今天不用你操心！野战医院里有吃的，进了万人坑的不用吃了。”

得知这一事实，炊事员大吃一惊。他有些踌躇。

“我可是做了一百五十人份的食物。”

克洛普捅了捅他的肋部，“这下我们总算是能吃饱一回了。快，开饭吧！”

恰登突然灵光一闪。他老鼠般的尖脸上开始闪出兴奋的光芒，眼睛狡猾地眯了起来，脸颊还有些抽搐，他近前说道：“好家伙，这么说来，你领到的面包也是一百五十人份的，对吗？”下士心不在焉，茫然地点了点头。恰登薅住他的上衣：“香肠也是吗？”

西红柿脑袋还是点点头。

恰登的下巴颤抖了：“连烟也是吗？”

“对，所有都是。”

恰登神采奕奕地环顾四周，“老天爷，什么叫走运！这些东西现在都归我们啦！这样的话，每个人都能拿到——等等——没错，正好是双份！”

直到这时，西红柿脑袋才回过神来，解释道：“这样可不行。”

这时我们都变得蠢蠢欲动，往前围了过去。

“这到底有什么不行的，你这个胡萝卜？”卡钦斯基问道。

“一百五十人份的东西可不能全发给八十个人。”

“那我们就让你看看到底行不行。”缪勒抱怨着说道。

“饭菜我就无所谓了，但是论份的给养我只能发八十人份的。”西红柿脑袋还在那儿坚持。

卡钦斯基怒了，“你是不想干了，还是怎么样？你拿到的给养是给二连的，不是给八十个人的，不废话了。你全拿出来！我们就是二连。”

我们开始推搡这个家伙。没人能受得了他，有几次就是因为他的缘故，我们在战壕里很晚才吃上饭，饭菜都凉了，只要是有点炮火，他就把餐桶放得离战壕远远的，害得我们连的取餐兵得比其他连队多跑好些路才行。一连的布尔克可比他强。虽然布尔克胖得像只越冬的土拨鼠，可到了关键时刻，他能自己一个人把餐桶拖到火线上来。

我们已经群情激愤了，要不是正好我们连长来了，肯定得闹出点事情来。连长问清楚了争吵的原因，一开始就只说了一句：“没错，我们昨天损失惨重——”

接着，他往锅里看了看，“这豆子看着不错。”

西红柿脑袋点了点头，“用荤油和肉炖的。”

上尉看着我们。他知道我们是怎么想的。他当然很了解我们，因为他就是在我们连成长起来的，刚来连队的时候，他还是个下士。他又一次掀开餐桶的盖子，闻了闻。走的时候，他说：“给我也满满盛上一盘子。把论份的给养全都分下去。我们用得着。”

西红柿脑袋一脸蠢笨的表情。恰登已经开始绕着他手舞足蹈起来。

“你有个屁损失！他搞得好像整个军需处都是他的一样。赶紧的，你个老寄生虫，可别数错了啊——”

“你个吊死鬼！”西红柿脑袋吼道。他气疯了，事情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他已经看不懂这个世界。而且为了表现出他现在仿佛已经对一切都无所谓的样子，他还主动给每人多分了半磅的人造蜂蜜。

今天真的是个好日子。连邮件都送到了，几乎每个人都收到了几份书信和报纸。这会儿我们都溜达到了简易营房后面的草地上。克洛普腋下还夹着一个人造黄油桶的圆形盖子。

草地的右侧盖了一个很大的公共厕所，厕所加了顶，还很结实。不过这只是给刚来的菜鸟们用的，他们还没学会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我们则会找到更好的。那些随处散落的小箱子一样能解决五谷轮回的问题。这些木头箱子四四方方的，很干净，四周都封上了，还有一个完美舒适的座位。箱子的侧边有把手，可以随意搬动。

我们用三个箱子围成一圈，舒舒服服地坐了上去。不坐上两个小时，我们是不会起来的。

当初我们还是新兵的时候，不得不在营房里的公共厕所里解决问题，那种难堪的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坐便都没有门挡着，二十个人就跟在火车上一样并排坐着。看过去，所有人都一览无遗；——士兵么，总得一直身处监视之下。

从那以后，除了学会克服这点小小的羞耻感，我们还学到了更多。时间久了，无论多离谱的事情对我们来说都习以为常了。

其实，在这儿露天上厕所完全是一种享受。我已经搞不懂为何以前会觉得撒尿拉屎是让人害羞的事情，说到底，吃喝拉撒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如果不是因为上厕所——恰好又是以这样一种全新的方式——对我们来说很重要，那也许根本就无须特意拿出来讲，对其他老炮们来说，这早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相比于其他人来说，士兵跟他自己的肠胃之间的关系要更亲密一些。一名士兵四分之三的词汇量源自于那个区域，不论是表达极度的欢欣，还是最深沉的愤怒，都能在此找到最浓烈的底色。别的方式都不可能做到如此简洁明了。如果回到家也这么说话，我们的家人和老师必定会大吃一惊，然而在此时此地，这不过是一种通用语言。

对我们来说，这种强制性的公开，倒是给上厕所这个过程重新赋予了纯洁性。再者说，我们能舒服地上个厕所是理所应当的，对我来言，它的感觉就该和打牌时候抓到了一把直赢的同花顺一样。人们把风言风语说成“粪言粪语”是不无道理的；在部队里，厕所就是闲聊角和定期聚会点。

此时此地，我们比在铺着白色瓷砖的豪华厕所里感觉还舒服。那里不过是卫生一点罢了；而在这里，却觉得美好。

这真是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头顶是碧蓝的天空，一些黄色的侦测气球在阳光里闪耀，它们挂悬在地平线上，旁边还有一些高射炮发射后留下的白色烟云。有时候，高射炮瞄准飞机射击，这些烟云就跟梭子一样飞速腾起，划破天际。

从前线传来低沉的轰隆隆的声音，在我们听来不过像是遥远的雷声。耳边黄蜂飞过的嗡嗡声都能盖过它。

我们的四周是一片繁花盛开的草地。青草柔嫩的花穗在风中摇曳，菜粉蝶在旁边翩然起舞，它们在夏末轻柔的暖风里漂游，我们读着信，看着报纸，抽着烟，把军帽摘下放到一旁，风吹过我们的头发，也吹弄起我们的语言和思想。

三个箱子摆在一片夺目火红的虞美人中间。——

我们把人造黄油桶的盖子放在膝盖上。这样我们就有了一张好牌桌。克洛普随身带了一副斯卡特牌。努尔玩法和拉姆斯玩法交替着打。我们能这样一直坐到天荒地老。

有手风琴声从营房那边传过来。有时候我们会放下手中的牌，互相打量着。接着便会有人说：“兄弟们，兄弟们哪——”或者说：“那次可真悬啊，差一点——”我们便陷入一阵沉默。我们心里都有一种强烈而压抑的感觉，无须多言，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就差那么一点，我们今天可能就没法坐在箱子上了，真是太悬了。正因为如此，这一切才显得那么新鲜和强烈——鲜红的虞美人和美味的食物，香烟和夏日的风。

克洛普问道：“你们有谁还又见过克美里希吗？”

“他在圣约瑟夫医院躺着呢。”我说。

克美里希的大腿被射穿了，缪勒觉得这是一张极好的返乡证。

我们决定下午去看看他。

克洛普掏出一封信，“坎托雷克让我问候大家。”

我们笑了。缪勒扔掉烟头，说道：“我倒是希望他也在这里。”

坎托雷克是我们的班主任，他严厉、矮小，总是穿着一身灰色的燕尾服，还长了一张尖尖的老鼠脸。他的身形跟人称“克罗斯特堡恐怖”的西摩尔史托斯下士差不多。说来也好笑，世界上的不幸多是由小个子制造的，跟身材高大的人相比，他们精力充沛得多，也更加不好相处。我一贯留神提防，免得自己被分到那些小个子连长的队伍里去；他们多数是该死的虐待狂。

坎托雷克一直在体操课上向我们发表冗长的演说，直到我们班在他的带领下，去到地区司令部报名参军。他透过眼镜瞪着我们，用激动的声调问道：“你们都会一起去的吧，同志们？”这一切都还历历在目。

这类教育者常常把他们的感情装在背心的小口袋里，也能每个小时就掏出来一次。只不过那时候我们并没有想到这些。

我们中有一个犹豫了，并不想去。那就是约瑟夫·贝姆，他是个随和的胖小伙。然而，最终他还是被说服了，否则他只能让自己的名声不保。也许当时有很多人跟他想得一样；但是没有人能独善其身，因为那会儿甚至连父母们都会对这样的举动脱口而出：“懦夫！”其实所有人都对所发生的一切都一无所知。实际上，最明智的反倒是那些穷苦的老百姓；他们立刻就把战争看成是洪水猛兽，而境况更好的那些人，他们本该能更早地看清楚战争的后果，却反而在那儿高兴得忘乎所以。

卡钦斯基断言，这都是因为教育，教育让人愚蠢。他说的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奇怪的是，在最先牺牲的那批人里面，贝姆是其中一个。在一次冲锋的时候，他双眼中弹，我们当时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只能把他留在原地。由于我们自己也得赶紧下撤，的确没法带他回来。到了那天下午，我们忽然听见他的叫喊声，看见他在外面四处乱爬。原来他只是昏了过去。他什么也看不见，加上又疼到发疯，根本找不到什么掩体，还没等我们上前去把他弄回来，他就被敌人打死了。

人们自然无法为此而怪罪坎托雷克；——如果要把这个也称为罪过，那这个世界就没法运转了。没错，世上有成千上万个坎托雷克，他们都深信自己做了最好的事情——以一种毫不损己的方式。

而在我们看来，这也正是他们信誉破产的原因。

对于我们这些十八岁的小伙子来讲，他们本应是我们走向成人世界的介绍人和引路者，本应带领我们走进工作、责任、文化和进步，带着我们走进未来。虽然我们会不时地嘲笑和小小地捉弄他们，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还是信任他们的。在我们的思想里，他们所代表着的“权威”概念是同更深远的见识和更具人性的知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我们亲眼所见的这第一名牺牲者，便粉碎了这个信念。我们不能不认识到，我们这一代人比他们要诚实；他们只不过在空谈和圆滑上胜过我们。第一次的连天炮火就揭示了我们的错误，他们灌输给我们的世界观也随之分崩离析。

当他们还继续写文章、演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野战医院和死去的人；——当他们还把为国效力标榜为最伟大的事业的时候，我们已经懂得，对死亡的恐惧远比它来得强烈。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变成叛徒、逃兵和胆小鬼——没错，这些词汇他们信手拈来、脱口而出——我们跟他们一样，热爱自己的家乡，每次进攻我们都勇往直前；——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分辨，我们一下子就学会了如何去看。而我们看见，他们的世界荡然无存。突然之间，我们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变得孤立无助；——而我们必须要独自去面对。

出发去看克美里希之前，我们帮他把东西都收拾了；他回家路上能用得着。

野战医院里忙得一塌糊涂；闻上去始终有一股苯酚、脓液和汗水的味道。虽然有些味道在兵营里都已经闻惯了，但在这里，闻着还是让人很不舒服。我们打听到了克美里希在哪儿；他在一个大房间里躺着，虚弱地跟我们打了招呼，看上去既开心，又带着点无助的激动。有人趁着他昏迷的时候，偷走了他的手表。

缪勒摇了摇头：“我总是跟你说，这么好的表不能随身带着。”

缪勒这人拙笨，还有些自以为是。要不然他也不会吭声，因为大家都看得出来，克美里希是再也走不出这个房间了。他能不能找回自己的手表已经不重要，就算找到了，也顶多给他寄回家里去。

“你感觉怎么样，弗朗茨？”克洛普问道。

克美里希垂下脑袋，“还行吧——就是脚实在太他妈的疼了。”

我们看向他的被子。他的一条腿上罩了一个铁丝篓，被子盖在上面形成了一个厚厚的拱形。我踢了踢缪勒的小腿，怕他说漏了嘴，把刚才卫生员在外面和我们说的话告诉克美里希：他的一只脚已经没了。他被截肢了。

他的脸色蜡黄、苍白，看上去状况很糟糕，脸上已经出现了之前没有的纹路，这种纹路我们见过太多次了，已经非常熟悉。实际上，它们不是纹路，而是信号。皮肤底下已经没有生命的律动；生命已被驱赶到身体的边缘，死神正在由内而外地侵占着领地，双眼已经被它占领。我们的伙伴克美里希就这么躺在那里，不久之前，他还跟我们一起烤马肉，一起蹲坐在弹坑里；——他还是那个克美里希，他也不再是那个他，他的形象成了一张曝光了两次的底片，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连他的声音听起来都黯若浮尘。

我想起了当年出发时候的情景。他母亲胖胖的，心地善良，送他到了火车站。她一直哭个不停，把脸都哭肿了。在所有人里面，她是最没能控制住情绪的那个，哭得整个人都要瘫软下去了，克美里希为此还觉得有些难为情。后来她看到了我，一再抓紧我的胳膊，恳求我在外边要好好照顾弗朗茨。克美里希的确有一张孩子般稚气的面孔，身板柔弱，才背了四个星期的行军背囊就被压出了扁平足。可是，战场上要如何才能照顾别人啊！

“你这就能回家了啊，”克洛普说，“要是等着休假回去，你起码还得等上三四个月。”

克美里希点点头。我不忍心去看他那双像蜡一样的手。指甲缝里还残留着战壕里的污垢，看上去是毒药一般的蓝黑色。我想象着，在克美里希停止呼吸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些指甲还会继续生长，长成幽灵般的地下植物。我眼前出现了这么一幅画面：指甲弯曲成瓶起子那样的螺旋形，不停地长啊长啊，头发像沃土里的青草，从正在瓦解的头颅上生长，就跟青草一模一样，这又怎么可能呢？——

缪勒俯下身，“我们把你的东西都带来了，弗朗茨。”

克美里希拿手指了指，“放床底下吧。”

缪勒照他说的做了。克美里希又开始说起那块表来。我们怎么才能安慰好他，还能不让他起疑心呢！

缪勒站起身来，手里还提着一双飞行员皮靴。这靴子是极棒的英国货，黄色柔软的皮子，长筒到膝盖，从下而上系着鞋带，谁见了都想要拥有一双。缪勒就一眼瞧上了，他拿着靴底跟自己那双粗笨的鞋子比了比，问道：“这双靴子你还带回家吗，弗朗茨？”

我们仨的想法是一样的：就算他康复，也只能穿上其中一只，这双靴子对他来说是毫无价值了。可是照现在的情形，把这双鞋就这么留在这儿就可惜了；——因为只要克美里希一死，卫生员自然立马就拿走了。

缪勒又重问了一遍：“你是不是不想把它留在这儿？”

克美里希不想。这双靴子是他最好的东西。

“我们可以交换的，”缪勒又提议说，“这样的靴子战场上能用得着。”

然而克美里希并没有被说动。

我踩了缪勒一脚，他才犹犹豫豫地把这双漂亮的靴子放回了床底下。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接着就告辞了。“好好保重，弗朗茨。”

我答应他明天还来。缪勒说他也会来；他惦记着这双系带靴，所以想亲自来守着。

克美里希呻吟起来。他发烧了。我们到外面拦下一个卫生员，劝说他能给克美里希打上一针。

卫生员拒绝了，“如果我给每个人都打一针吗啡，那我们得需要满满好几桶才够——”

“你就知道伺候当官的。”克洛普恨恨地说。

我赶忙过去打圆场，先给卫生员递上一根香烟。他接了过去。接着我问：“你是有权力给人打的吧？”

他感觉受到了侮辱，“如果你们不相信，还问我做什么——”

我又往他手里塞了几根香烟，“行行好，帮我们个忙吧——”

“唉，行吧。”他说。克洛普跟了进去，他不相信这个卫生员，要亲眼看着他打。我们就在外面等着。

缪勒又开始絮叨起那双靴子，“那双鞋跟我简直是绝配。就我脚上这双破鞋，脚上都不知道磨出多少水疱了。你觉得他能坚持到明天早上我们值完勤吗？如果他晚上就挂了，那这双靴子就眼看着——”

阿尔伯特回来了。“你们觉得？——”他问。

“完蛋了。”缪勒最后说。

我们向着营房往回走。我想着明天要给克美里希妈妈写的那封信。浑身冰凉。我想喝杯烈酒。缪勒拔起一些草，放进嘴里嚼了起来。小个子克洛普突然把香烟扔到地上，在上面狠狠地踩了一脚，他仓皇失措地看着周围，结结巴巴地说道：“他妈的，真他妈的。”

我们接着往前走，走了很久。克洛普已经平静下来了，我们都知道他这种愤怒就是因为在前线压力太大了，每个人都会有的。缪勒问他：“坎托雷克给你的信里到底写了什么？”

他笑着说：“我们是钢铁青年。”

我们仨都气笑了。克洛普开始飙脏话；他还能说话，他为此而高兴。——

是啊，他们就是这么想的，成千上万个坎托雷克，他们就是这么想的！钢铁青年。青年！我们没有一个人超过二十岁的。但是年轻吗？青年？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我们已经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