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朱启钤的早年经历

1906年至1916年，朱启钤跟随徐世昌、袁世凯十年，这也是朱被后人诟病的一段历史。因此，我们也不能不认真对待朱的这一段历史。朱的亲友们出于对他的爱护，亦常为他开脱。如叶恭绰曾说：“袁用他，实际是把他当作瞿的人质。”朱的秘书刘宗汉先生也认为：“袁对他终究是有芥蒂的，在任用中又有时把他放在最容易受伤害的地位。……如果讨袁军胜利，他自然便成祸首，而袁的嫡系亲信都得到保护。”[3]按这个说法，似乎认为袁之用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嫡系。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说法均有欠妥之处。

20世纪初，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已基本形成。当时任军机大臣的瞿鸿禨与袁的矛盾也逐步深化。清廷实际掌握军权的荣禄已被袁世凯以入拜为门生等各种手段拉拢过去，结为死党。袁想如法炮制拉拢瞿，先示意愿列为瞿的门生，被瞿以万不敢当却之。继之，又托人询问可否换帖结为兄弟，瞿又婉言辞谢。袁意识到瞿不可能被他收买，因此立即警告他的死党奕劻必须把瞿赶出军机处，否则“日后必受其害”。1907年，赵启霖参奏载振、奕劻受贿丑事，举朝哗然，西太后大怒，下令查办。载、奕被袁设法包庇过关。赵启霖是军机大臣瞿的同乡，袁认为赵的参奏是受瞿的指使。因而参奏案一结束，袁立刻发起反击，以一万八千两银子收买御史恽毓鼎，要他参劾诬陷瞿“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清廷遂将瞿开缺。至此，瞿袁之争，以瞿鸿禨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后人根据瞿罢相后，朱亦自请开缺为由，认为朱是瞿党无疑；对瞿下台后，朱为瞿的政敌服务，有所非议。但笔者却有些看法，仅供参考。

一、朱不是瞿党，至少不是瞿的死党。尽管朱在青年时期（二十岁）就追随瞿的左右，但瞿始终没有重用他，他一直只是个小官。直到1902年，朱（三十岁）由张文达之荐当了译学馆的提调，转年升监督。名声虽好听，但译学馆是个没有政权、财权、军权的清水衙门。这个差事远远涉及不到瞿、袁的政争。尽管朱曾为瞿传递过文件，也仅仅是因为他和瞿有亲戚关系而已。有人根据瞿罢相后，朱自请开缺为由，认定朱是瞿的人，这个理由也是不充足的。在封建社会，仅仅因为是同乡、亲戚而受株连是常见的。朱当时任京师巡警厅厅丞，这么重要的职务很可能被清廷视为瞿“阴结外援”的一分子，因而他自请开缺，这只能说明朱是很有头脑的聪明人。尽管瞿、朱在政治上没有很深的瓜葛，但瞿毕竟是最早提携他的人，因而朱在瞿失败后，暂时退出政坛，这也是合乎情理的。

认为袁用朱是把他当作瞿的人质的说法，更是没有充分的根据。因为，朱并非瞿的子或孙，也不是养子。从《朱启钤自撰年谱》来看，朱、瞿的关系与感情并没有密切到能当瞿的人质的地步。

二、袁世凯为人的阴险毒辣及政治上的卑鄙诡诈，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进程而逐渐被人们认识的，特别是他直接指使的几起重大谋杀案，只有在他死后才可能被彻底揭露。

我们且看看20世纪初袁世凯的表现：他编练北洋新军，被誉为懂得现代兵法的军事家。政治上他投机立宪，以“开通风气”自诩，连上奏折，侈谈立宪。1907年，立宪运动达到高潮，他也成为立宪“急进派”，被视为宪政运动的中坚。他还力主新学，联合张之洞两次上书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在他管辖的直隶，几年之内就办了高等学堂五所，中、初等专业学堂及习艺所一百三十三所，中学及女子学堂六十七所，小学校四千三百四十四所。“凡已见册报者入学人数八万六千六百五十二人。”[4]他还令周学熙办理实业，先后在天津创设铁工厂、考工厂、商品陈列所、国货售品所、种植园，并在各县办工厂分厂，设直隶工艺局。1906年，又开办滦州煤矿公司，扩大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等。[5]袁的这些赫赫政绩，不仅使外国人对他“刮目相看”，甚至相当多的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也被他所蒙蔽。瞿、袁相比，自然袁比瞿更能讨好世人，更能吸引朱启钤这个胸有大志、想要干出一番事业的年轻人，并与朱的“以制造致富”的想法相一致。

三、袁世凯是个重才、识才且会用才的人。当徐世昌把朱推荐给袁时，袁肯定已通过他的情报网对朱进行调查并已对他有个基本的估计。否则，袁不可能仅仅为了表现自己的“雍容大度”而重用他。1904年冬，徐正式向袁引见了朱，这次见面，双方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并互相赏识。这在1936年朱写的《朱启钤自撰年谱》中可以看到。1936年，袁已去世二十年，按说朱对袁已无任何顾忌，但朱仍在年谱中写上“光绪三十年……冬，以天津徐公之荐，受项城袁公知”。这里朱用了一个“知”字，这就说明了朱、袁会晤的性质及对朱的重要性。这一个“知”字，也概括了朱与袁的全部关系。就在朱、袁见面之后，朱辞去译学馆职，以“候政北洋”，于次年赴天津主持习艺所工程。实际上习艺所工程只是一个暂安之处，袁是准备重用他的。果然，1906年，机会来了。徐世昌出任巡警部尚书后，朱即升任京师巡警厅厅丞。至于袁对朱是否存有芥蒂呢？可以说，袁对他手下的人，个个都存有戒心。

袁世凯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地位，在政府部门尽可能安插他的亲信、嫡系。在他任临时总统及大总统期间，国务总理一直由他的亲信担任，如唐绍仪、陆徵祥、赵秉钧、段祺瑞、熊希龄、徐世昌等。各任部长也都是他的嫡系。仅仅为了同革命党人妥协，他才把一些次要的部门让给同盟会会员和进步党人，如梁启超一度任司法总长，宋教仁任农林部总长，蔡元培任教育部总长等。其他，如财政、交通、军队这些要害部门的大权袁是紧紧抓住不放的。对他的下属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嫁祸于人，更不可能去“保护”他们。

袁内阁第一任总理是唐绍仪。唐本是袁的亲信，辛亥革命后加入了同盟会，以“调和南北”自居。在任总理期间，推行责任内阁制，为袁所忌，当年就被迫辞职，代之以表面上无党派的陆徵祥。不久陆就被赵秉钧接替。赵秉钧是袁一手提拔的人，对袁感激涕零，死心塌地为袁卖命。1913年，赵因参与谋杀宋教仁案被迫调离。1914年，赵对袁派人刺死杀害宋的案犯应夔丞有不满情绪，袁得知后立刻派人将赵毒死灭口。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也是袁的心腹，且他利用任财政部次长及交通银行总经理的职务，为袁筹措大量活动经费，深得袁的依赖。人称他是袁的“财神”。但是，梁好包揽把持，利用秘书长职权，在北洋政界培植个人势力，形成颇有影响的交通系，又为袁所忌，袁遂下决心把他撵出总统府，派为税务处督办。

可以说，袁在任临时总统期间，唯一没有委以重任的人就是袁的结拜兄弟徐世昌，但这绝不是袁对徐的保护，而是徐的老奸巨猾。袁当选为临时总统时，曾请徐世昌助一臂之力。但徐看到当时党派林立，各派政治力量斗争复杂，不愿出头，想等待一个比较适当的时机，所以表示，现在出仕，愧对清室，约二年后出山。1913年7月，袁又想请徐当总理，接替赵秉钧，徐以时机未到仍不肯出。因此，袁委朱启钤代理了很短的几天总理，即请段祺瑞接替赵秉钧。但部分进步党党员提出要弹劾内阁，袁才被迫改组内阁。经过多次磋商，袁同意由熊希龄组阁。因熊同各党派素有关系，可减少各方面的反对，以达到袁能尽快坐上总统宝座的目的。而内阁人选实际上袁只留下司法、工商、教育三个部，供熊支配。

到了1914年，袁当上正式大总统后便踢开熊希龄，请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徐也就受命了。到1915年，当帝制开始发动之时，徐窥测出可能引起政局动荡，又以不使“亲厚悉入局中”，以备将来“谋转圜”为托词，坚决辞去国务卿职务。到洪宪退位后，徐才又复出任了一个月的国务卿。

由此可见，所谓“人质”论及袁用朱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嫡系这两种说法都站不住脚。笔者认为，从1906年至1913年国民党“二次革命”以前，袁的反动面目尚未充分暴露，俨然是一个推行立宪“新政”，赞成共和的人。在他取得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后也一再表示：“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尊孙中山和黄兴二人为“革命元勋”。孙、黄也落入袁的圈套，表示对袁信任。孙中山亦曾表示：“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目光。”[6]

因此，笔者认为，当时朱忠于袁是无可非议的。不能用现在我们对袁世凯的认识去要求20世纪初的朱启钤。

但是，在“二次革命”后，袁的反动本质逐步暴露，特别是谋杀革命党人宋教仁，与日帝签订“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及恢复帝制等事件，可以说是激起全民公愤，他成为全国共诛、全民共讨的对象。而朱也恰恰是在袁所执行的独裁政治中，越陷越深，不可自拔，最后成为袁称帝的十三太保之一。过去，人们往往认为朱仅仅为袁称帝筹备大典做了些事务性的工作，但如果深入地阅读一些史料就知道，朱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帝制的策划。叶恭绰说他不愿为自己洗刷，其实他也没什么可洗刷的，因为他的确参与了复辟帝制的部分阴谋活动。[7]鉴于朱本人没有留下这方面的文字材料，因此，我们也不宜妄加评论，强加于人。

但袁世凯毕竟是第一个认识朱的才能，并敢于重用他的人。张明义先生说：朱不能排除“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观念。从朱的《自撰年谱》来看，这个解释是合乎情理的。在朱长达九十二年的人生中，这是一个小小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