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一切点亮心灵那盏灯的努力都是爱

王希翀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记得老师对我的警醒：“如果创作脱离了理论，文字和思想将变得孤独”。那是好多个美好夜晚的拼凑，记忆没有断裂，因为感念是绵延的流水。

最初认识聂老师的时候，我是一个以文学青年自居的大四青年。和其他同学的细致谋划与远大抱负不同，我选择了和自己相伴四年的国际贸易专业说再见，决心在英语文学的“莽原”上展开“诗意地冒险”，决心像兰波那样摘下“整个太阳都苦，整个月亮都坏”的经典诗句。

记得那是2010年的冬天，爸爸在某个晚上突然说带我去见一位教授朋友。我说哪里的教授？他告诉我是华师文学院的教授，住在剑桥铭邸。我当时有些困惑，华师的教授为啥住剑桥？到了才知道原来剑桥铭邸是华师南面的一个小区，很多教授都住在那儿。而且见到了聂老师本人，我才得知聂老师是剑桥大学的访问学者，还真是一位住过剑桥的华师教授。初见聂老师，你会不自觉地把全部的目光聚焦到他的眼睛里。他有一种无须多言，就能用眼神把你带入到故事里的史诗表演者的能力。和这道目光相处一室，你不会有任何压力，反而会有表达欲。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我在不到五分钟的寒暄后，就鲁莽地开启了话匣子。我聊了我喜欢的英国小说家，聊了移民文学，聊了一堆现在想来不切实际的领悟，也丝毫没关注到我爸在一旁的示意。对面的老师却一直听着、回应着我的提问，温柔地对待一个耽于幻想的文艺青年。那是信息量异常丰富的夜晚，丰富到房间的电压都一度不太稳定。有某个瞬间，我似乎听到了电流背水一战地奔涌，灯丝毕剥作响。这似乎是能量守恒最好的注脚。两小时后，爸爸怀着歉意“挪”走了我。临走时，聂老师扭头回房间拿了两本书送给我，一本是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一本是对英国诗歌的研究。在电梯门即将合上的时候，他对我说：“希翀啊，创作不能脱离理论。学习理论很重要，去香港那边好好学习，把底子打好，努力写出创造性和思辨性都不偏废的好文章！”

电梯门合上了，我愣了一瞬间。难道我说了一晚，还未触及文学本质吗？或者，我这番宏议，在一代宗师面前，只是花拳绣腿吗？我有些不服，左思右想，直到三年后成为聂老师的博士研究生，才正视了当初的浅薄。

2013年9月初的一个晚间，暑气已是强弩之末。我拽着满眼的星星和对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的美好憧憬与忐忑，第一次登上了华师文学院的石级。门廊给人一种凉爽潮湿的感觉，它包裹着前去课堂的学生们的低语和足音，还包裹着让我似曾相识的嗓音，没错，就是老师的嗓音。他此时已经在教室讲桌旁和先来的同学交流起来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充当一位耐心倾听者的角色，等提问者表达完自己的见解，再用温柔而又周密的言语回应。一位精准不饶自己分毫的学者！这是聂老师给我最深的印象。这种印象也正是在他为我上的第一节课上就强烈感受到了。那天，他为我们讲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构建及学习意义。他还是以史诗吟诵者的那种平静的讲述，带我们去到了俄狄浦斯王的时代，勾连起一脉关于伦理禁忌的教诲；带我们来到了斯芬克斯的肩膀上，俯瞰古老忒拜的同时感受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对位；随后带我们来到了莎士比亚的文学世界，揪心着哈姆雷特时时无法兑现的复仇计划。所有的年代、人名、术语、理论依据，他都信手拈来，像魔术师一样，展现脑文本的转换艺术以及它的主人强大的分析能力。课程的时间不长，老师却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强大说服力。这是一个全新的知识体系，让人期待。

然而，我却并不是一个让老师省心的学生。这就又要提提我的文艺梦了。虽然顺利考上了博士研究生，我却并没有对研习理论有着多么大的热忱；反倒在学习过程中，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小说创作中。我的音乐小说《挥霍年代》在开课三个月后出版了。我第一时间就将这个消息分享给了聂老师。聂老师也将它转发分享到我们的师门群。那一周的专业课上，我洋洋得意地将书送给老师，没想到老师却对我语重心长起来：“希翀，音乐小说究竟是什么？它如何界定，有哪些特殊性？这些问题你是否在创作过程中思考清楚？如果没有思考清楚，就不能轻易地使用它。希望你更踏实地发挥你的特长。”

一时间我竟无言以对。匆匆回到课堂后，我久久不能平静，有些不甘，也开始默默寻找答案。那一晚的课堂，老师一改往日的授课模式，以讨论答疑形式展开。“我现在就是一片阵地，你们可以对我的观点开始尽情地炮轰！”话音刚落，聂老师开始像一位竹林间的隐士，在枪林弹雨中，沉稳淡定地开始了腾挪闪避。那一晚，师兄师姐们都化身为极度挑剔的人，他们一直都在寻找老师理论的漏洞，找到后异常兴奋且迫不及待地发言，但每一次都能被老师轻松化解。我似乎听出了门道，老师的功力体现在对于他所提出的理论框架及批评术语的精确制导。他可以很快拆解学生们的举证，寻找到凸显问题关键性的那几个定义：斯芬克斯因子、本能、自然情感、自由意志、非理性意志等。虽然眼花缭乱，但都能自洽，这就是你不得不佩服的学术思维。我似乎明白了，老师此前说的“音乐小说定义的自洽，应该借助学术思维的推导”。而那一晚聂老师似乎都在对他予我的告诫进行一种示范。如果说我是“反面教材”，那么他就是在“正面管教”。

回家后，我开始反思自己的那些不切实际的理想泡沫。一个寄托理想的概念的提出，一定包含了孤独的思考与周密的逻辑分析，还有关于这个概念的学术传统与思想资源的追溯。它不允许随心所欲和浅斟低唱。我开始静下心来，阅读相关书籍，对音乐与文学的关联细嚼慢咽起来。一年后，在聂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了关于托马斯·哈代小说中音乐主题的研究。这是一次特别的人生体验，它始于老师推荐给我的一本书《哈代和姊妹艺术》（Hardy and Sister Arts）。这本书老师曾在剑桥偶遇，他是研究哈代的重要学者，而这本书给了他不一样的学习体验。“你看它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来了，这就表明西方学者在跨学科研究领域走在了前面。在这方面，我们中国学者有着很深的根基，好的东西应该承袭，失去的也要拿回来。”聂老师把这句话和书一起“附赠”给了我。如果不是因为了解我的个人特色和批评兴趣，他也许根本不会宽容我太多的任性。通过这本书，他既给我指明了研究方向，也促使我继续对“音乐小说”概念刨根问底。

对很多人来说，博士论文的写作经历都是痛苦的。正是这场没有硝烟的孤独战争，让我们苦熬多少个夜晚，掉了多少缕头发，落了多少汪眼泪。还好，我是幸运的。因为得益于聂老师予我的研究规划，我始终对这个研究课题充满热情。不过，痛苦我也一并领教了。它源于我需剥离多年养成的不良写作习惯。这件事没少让老师操心，学术研究是要求极度精确，它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论文的写作惯例：一种强大学术思维引导下的逻辑推演。这对于那个正处青春期末期，妄图扔出一堆文字“胖揍”读者心灵的我，的确太难了！我在开始几乎没办法讲清楚一句话。第一次给老师看样稿的时候，他直接让我重写！并在稿纸上批注“语言表述不行”。我很痛苦，躺在床上，走在街上，总会瞬间无望，最担心的还是老师对我失望。

左思右想无法破局，我又在一个晚间来到了老师的家。那天我很紧张，茶几上摆着苹果和水果刀，灯泡似乎也没有换。

“希翀，没关系，你要有耐心！学术是一辈子的，就算你现在刚起步，也会爬到高峰，前提是你要有耐心！”老师没等我开口，就洞穿了我的心事。

“聂老师，我怕我写不出来。”我垂头丧气地支吾了一句。

“很正常，博士论文哪有这么容易写出来的。一句话是一辈子的修行。”

“那老师觉得，我的语言如何才能改正呢？”

“你还是太着急了，现在要多看看论文，静下心来读几本专著，闭关。”

说到这，老师转身去书房又拿了几本书给我。

“你先把它们读完。”

……

我始终记得他的语态，就算时间在一分一秒地剥离，剥离生命中那些瞬息。我却能在习得生活与学习的本领后，深深记住那些给予我启示的夜晚。晚间，我能再次感到那些能量的馈赠；晚间，我能更敏感地思考与感恩；也是在晚间，一切点亮心灵那盏灯的努力都是爱。

在聂老师的宽容与爱护下，我如今继续对音乐与小说的关联进行研究，荣幸和优秀的同侪在一起并肩。学术养颜、学术养心，在阅尽苦难与美好后，你我定能微笑以对，最后，感恩我的老师——聂珍钊教授！

（王希翀，湖北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