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伏羲女娲交尾图与阴阳二神

伏羲女娲作为最早的一代先祖和神灵，他们的化身并不都是龙，最早的伏羲化身当是鸟，而女娲为蛙。二神在向不同区域辐射时自身也发生变化，各区域里的民众将伏羲女娲的形象以自己固有的图腾形象加以改造，于是伏羲女娲的形象便化为龙、虎等。至于伏羲与女娲以龙的形象交尾，则是汉代出现的独特式样，也是在神的观念成熟后，伏羲与女娲神话发展的定型式样。汉代之所以将伏羲女娲定型为龙，一是将他们变成同类，避免异类不得行牝牡之会的诟病；二是已经达成共识的神为S形符号的观念作用于伏羲女娲身上，于是有二神作S状的交织；三是此前的交蛇交龙形象发展的一个总结，商周所固有的交龙神像此时加工附丽到先祖身上，中华民族真正成为龙的传人（图十八）。

至此，中国神话中“神”的S形形态的象征符号已进入了终结期，它要渗透到哲学与宗教中去，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展示“神”的威力。汉代的伏羲女娲交尾图可视为传统的神的观念的终结。

图十八 伏羲女娲交尾图

（据武氏祠汉画像石）

神是什么？秦汉人已不能再满足于在S纹上直观，他们需要某种超验性的回答。《大戴礼记》曰：“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这种解说是对流行久远的带有强烈生殖崇拜色彩的神灵形象的一种概括，神的解说不脱阴阳二性。《周易》经传就是这样一种世界观。《易传》称：“阴阳不测之谓神。”又云：“一阴一阳之谓道。”世界之根本便由阴阳二物所构成了。《易传》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这两仪便是天地阴阳男女，太极只是一个虚衔，而两仪才是实体。这种形而上的对世界生存的认识实际上脱胎于神话，并与神话并行发展。

阴阳不测的特性使得中国哲学不能真正跟神话脱节，所以中国哲学选择了与神话携手的发展途径。阴与阳本已从蛙与鸟、日与月等神话类属中抽象出来，最后还是倒向神话的怀抱去解说世界，形成了一种哲学与神话交织的认识世界的模式。《淮南子·精神训》：“古未有天地之时，惟像无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闵；濛鸿洞，莫知其门。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孔乎莫知其所终极，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高诱注“二神”为“阴阳之神也”，这正是哲学与神话联手的见证。中国人的“神”观念就是这样一种二元并立，神不孤生，它以一种对立而又统一的面目出现。中国神话中的矛盾就是从这种神本身存在的对立状态中引申出来的。神的二元状态是我们理解中国神话的基础。

在形而上色彩厚重的《周易》中既难摆脱神话中的二元元素，也不能完全舍S纹而求得纯粹抽象，即抛弃符号的抽象物而纯以语言描绘。《周易》建立了一种泛神的哲学体系，世界的创制当然就是神，也就是阴阳二神。《周易·系辞》：“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神物是什么？周、秦、汉时代的人们能见到什么样的神物呢？不就是那些弯成S状的出现在青铜器上和其他器物上的龙凤之物吗？不就是太阳里的鸟与月亮中的蛙吗？不就是伏羲女娲交尾图吗？圣人“则”的就是它们。所谓河图、洛书，不外是充满了神话色彩的刻着S纹之类的神符神图。后世所传河图、洛书绝非原始的图像，因为我们找不到任何可以佐证那种算子式排列的图式的类似物来，但对于那个中间以一道S纹一分为二的太极图，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它确实是一种以具象形式出现的，代表中国人的神的根本观念的远古图式。太极图之S形及两弯曲间的两点正好构成了一幅犹如甲骨文“神”字的直观图画，实际上是伏羲女娲交尾图的一种抽象，它跟新石器时代的陶纹，青铜器神物纹饰，甲骨文之神、电、龙、凤等与神物相关的字形结构高度一致。它是“圣人”所则神物、则图书后所留下的远古神灵观念的精华。这是以图像示人的哲学神品。这显然不是宋人可以凭空想出来的，宋人或者真发现了古图，或者根据古代大量图像加以创造，太极图就这样以S神符成为中国的代表性图像符号之一。

图十九 宋传古太极图

既不能舍二元模式，又不能舍S纹，中国古代的“神”就这样不可更改地留下了它的典型图式。

[1]　上排四字及下排前两字摘自高明编：《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年，第428页；下排后两字摘自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1599页。

[2]　高明编：《古文字类编》，第428页。

[3]　吴山编著：《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艺术》，文物出版社，1982年。

[4]　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84年第11期。

[5]　石兴邦：《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载《考古》1962年第6期。

[6]　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49页。

[7]　郑为：《中国彩陶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8页。

[8]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0页。

[9]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上），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47页。

[10]　郑为：《中国彩陶艺术》，第22页。

[1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载《文物》1986年第8期。

[12]　[美]弗朗兹·博厄斯：《原始艺术》，金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13]　安志敏：《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载《历史教学》1960年第8期。

[14]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上），第97页。

[15]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上），第116页。

[16]　张自修：《骊山女娲风俗及其渊源》，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陕西分会编印：《陕西民俗学研究资料》第一集，1982年。

[17]　张振犁：《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45页。

[18]　卫聚贤：《古史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168—169页。

[19]　石兴邦：《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载《考古》1962年第6期。

[20]　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9页。

[21]　余冠英注释：《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90页。

[22]　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65页。

[23]　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第98页。

[24]　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22页。

[25]　闻一多：《“七十二”》，《闻一多全集》第一卷，开明书店，1948年，第216页。

[26]　刘尧汉：《〈彝族文化研究丛书〉总序》，刘尧汉主编：《彝族文化研究丛书》各本之前，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27]　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6页。

[28]　闻一多：《伏羲考》，《闻一多全集》第一卷，开明书店，1948年，第36页。

[29]　[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90页。

[30]　王从仁：《龙崇拜渊源论析》，陈秋祥，姚申，董淮平主编：《中国文化源》，百家出版社，1991年。

[31]　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第265页。

[32]　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第303—307页。

[33]　陶思炎：《鱼考》，载《民间文学论坛》1985年第6期。

[34]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第二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451—4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