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誓言

“我们一起游泳，一同讲希伯来语”

华沙以西约45英里处流淌着一条风景秀美的小河——普朗克河，它贯穿整个普仑斯克 （Płońsk）市。1903年夏末的一天，有三位挚友到河中游泳。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是什穆埃尔·福切斯 （Shmuel Fuchs），当时已经快19岁了；什洛莫·齐马赫 （Shlomo Zemach）则刚刚庆祝了他17岁的生日；大卫·约瑟夫·格鲁恩 （David Yosef Gruen）年龄最小，比齐马赫还小了几个月，他后来改名为本－古里安。这三人时常在一起，他们在年少时就是亲密无间的好友。很多年后，本－古里安如此回忆：“我们一起游泳，一同讲希伯来语。”1有时，另一个比他们年龄都要大的年轻人什洛莫·列夫科维茨 （Shlomo Levkowitz）也会和他们一起。

像他们那一代的很多人一样，不论是否为犹太人，他们都常常忧郁不安，也常常苦恼于现实中的种种问题，此外，他们还都陷入了爱河。列夫科维茨和本－古里安当时爱上了同一个女孩，福切斯则爱上了齐马赫的妹妹，而齐马赫则对福切斯的妹妹一见钟情。齐马赫和本－古里安也都与什穆埃尔·福切斯擦出了爱的火花，他们间的友谊历经磨难，但却维系一生；福切斯和列夫科维茨 ［后改名为拉维 （Lavi）］都在本－古里安之前去世，齐马赫则比本－古里安晚一年离世。70多年来，本－古里安和齐马赫之间爱妒交织，始终紧密相连，正如1903年夏末他们在普朗克河岸边的日子一样。

他们随身携带着华沙出版的最新一期的希伯来语报纸 《哈齐菲拉》（Hatzefirah）来到河边。通过阅读，他们了解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正在慎重考虑在东非，而非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这就是久负盛名的 “乌干达方案”，其目的是至少为欧洲犹太人建立一个临时避难处。广受敬重的西奥多·赫茨尔 （Theodor Herzl）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和该组织的第一位领导人，他不同意直接回绝这个提议。经过激烈辩论，该运动的最高权力机构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决议，决定向该地区派出一个考察团。几个月前，在当时隶属沙俄的基希涅夫 （Kishinev）市，几十个犹太人惨遭杀害。俄国的犹太人由此急需一个庇护所，这种需求非常迫切，以至于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愿意考虑乌干达，即便乌干达地处非洲。普仑斯克的三个男孩一直密切关注着来自基希涅夫的消息。拉维后来写道，他们倍感羞辱和无助，“身心俱疲”。2但他们三人还是为 “乌干达方案”所深深震惊。他们感到，犹太复国主义背叛了自己；三个男孩为此泪流满面。此时此刻，身体浸于河水中的三个男孩情绪高涨，他们发誓要离开波兰，然后定居巴勒斯坦。这是在他们一生中举足轻重、影响深远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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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本－古里安和他年轻的朋友们当时所熟识的人中，大多数都首先将自己认定为犹太人，而非波兰人。自犹太人首次定居波兰以来的800年间，他们一直受到歧视、迫害，但总体数量仍然上升到数百万，波兰犹太社区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犹太社区之一。在波兰，他们拥有稳固的经济和文化根基、自治机构以及活跃的政治话语。3本－古里安和他的朋友们出生时，犹太人定居普仑斯克已有400年时间。1815年，小城被纳入沙俄的管辖之下。所有政府官员包括警察和法官，都效忠沙皇；其中一些官员本身就是俄国人。孩子们被要求学习俄语，年轻人则被征入帝国军队。但正如镇上的犹太人并不把自己看作波兰人一样，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是俄国人。

本－古里安10岁时，在普仑斯克的8000名居民中，有一半以上是犹太人。据本－古里安本人所言，他从未在当地遇到过赤裸裸的反犹主义。他当时觉得根本用不着担忧针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4在离开普仑斯克多年之后，一些曾经居住于此的犹太人依然为自己曾是普仑斯克人而自豪，但他们首先还是犹太人。除此之外，他们觉得没有必要界定他们的犹太人身份。这是一个很小且相当封闭的社区，人们之间都相互认识，相互了解。他们中的大多数从事贸易和手工业，有些人很富裕。

齐马赫的父亲是一位商人，几代以来，他的家庭一直位列该社区的上层之流。福切斯的家庭同样富裕。但在普仑斯克，很多犹太人生活贫穷，饱尝艰辛。列夫科维茨就在一个幽暗的巷子里长大，那里污水横流，泥坑遍布，臭气熏天。在他12岁时，霍乱疫情在整个小镇肆虐开来。他的父亲受雇于齐马赫家，他本人则是一家面包店的学徒工。他没怎么读过书，本－古里安称他为 “野蛮人”。5齐马赫的父亲似乎并不介意列夫科维茨的卑微身世，他并未干预两人间的友谊。但是，他却禁止其子去格鲁恩家玩，在齐马赫违抗时，他父亲扇了他耳光。齐马赫写道：“格鲁恩一家在普仑斯克名声不佳。”而另一位普仑斯克人则表示：“在普仑斯克，人们不会说起这家人，既不会说这家人好，也不会说他们坏，就好像这家人已被彻底遗忘了一般。”6

本－古里安的父亲维克多 （阿维格多，Avigdor）·格鲁恩通过为当地居民提供一系列的法律辅助服务谋生。他的大多数客户都是波兰人，其中许多人大字都不识一个。他帮客户们填写各类表格，撰写诉状，安排与当局有关的各类事务，有时也会充当中介，进行仲裁，负责解决争议。齐马赫写道，格鲁恩家的收入低且不稳定，生活并不富裕，但也不穷。他们在山羊胡同有一栋两层的木结构房屋，这个胡同后来变成了瓦普那大街，直通集市广场。本－古里安的大哥及其家人住在隔壁的一栋房子里，这两栋房屋中间隔着一个围着篱笆的小花园，花园里种植着苹果树、梨树、李子树和樱桃树。这片地产是本－古里安的母亲辛德尔 （Sheindel）的嫁妆，紧邻着天主教堂和牧师的花园。

格鲁恩与巡视员、警察、官僚及法官们来往频繁，和他们成了朋友，逢人喜事他便送去祝福，逢人丧事他便给予慰藉；他很可能也向这些人行贿，自然而然地，他的犹太同胞对他的这些行为相当不齿。在普仑斯克，格鲁恩并非唯一一个与基督教徒共事和交易的犹太人，另类的是，他的 “穿着打扮一点也不像犹太人”。他对传统习俗不屑一顾：他身着短外套，而非传统的长大衣；他有时会戴上一顶大礼帽，而普仑斯克的犹太人断然不会如此穿戴。在邻居的眼中，他举止轻佻，哗众取宠。有传言说，这家人总聚在一起打牌。此外，他还参与了当地的政治活动，有时还被卷入激烈的斗争和冲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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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古里安出生于1886年10月16日，在家中三兄弟中排行老小，家人常用他的乳名都博茨 （Dubche）或德威达 （Dovidel）称呼他，他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家里人都讲意第绪语，不过他们的语言环境中也有波兰语和俄语。本－古里安出生前的几年，政府在镇上建立了一所犹太人学校。但该镇的大多数犹太人仍然倾向于让孩子们接受犹太教育，因此他们将男孩子们送往犹太儿童宗教学校学习。这种学校通常只有一间教室，导师在自己的家中授课，男孩子们几乎一整天都在导师的调教之下，学习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的读写，更重要的是学习 “摩西五经”（Torah）和 《塔木德》。在普仑斯克，有些孩子三岁就开始上学，本－古里安则在五岁入学。他曾入读几所犹太儿童宗教学校，其中一所是此类学校的现代版本，这所学校的希伯来语教学采用全新的、浸入式教学方法，“用希伯来语学习希伯来语”。此外，他也按照法律要求，每天也在政府开办的学校中待几个小时。8

齐马赫还有其他的老师，这些教师的出身更为高贵，收费也更加高昂。他还学习历史、地理和希腊神话。他还记得，本－古里安是个骨瘦如柴的孩子，身材矮小，看起来有点病恹恹的。本－古里安自己回忆说，他当时饱受间歇性晕厥之苦。医生建议他到临近村庄和外婆家过暑假，以此静养；也正是在那里，他后来回忆道，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农业生产。齐马赫和列夫科维茨当时也在附近的这些村庄中打发时光。9

“彻彻底底的成年人”

本－古里安满11岁后又过了几个月，他的母亲再次生产。孩子在出生时即告夭折，本－古里安的母亲几天后死于血液中毒。这真如晴天霹雳一般。他在其耄耋之年写道：“夜复一夜，我与母亲在梦中相遇，我问她：‘妈妈，我们为什么见不到你？’她都不曾回答。”他继续写道：“世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媲美母爱。母子间全无任何障碍……在母亲眼中，儿子永远都是她的儿子，在母亲故去后，没有任何的爱可以替代和弥补。这不是无间的亲密，也不仅仅是爱。这是一种密切的关联和认同，而且远远不止于此。母爱在这世间是独一无二的。人人生来只有一个母亲，对子女而言她就是一切和全部。如果她故去，没有人可以取代她的位置，熟人不能，友人不能，恋人亦不能。这世间只留下一片空虚，这空虚中满是悲伤、期待，无尽的悲伤和期待。又有谁能取代她的位置呢？没妈的孩子啊，没妈的孩子……”后来的日子里，本－古里安时常谈到和写到他的母亲。他不止一次地提及，虽然他记不起母亲的模样，也没有留存任何母亲的照片，但母亲去世所带来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从未消散，即便在梦中也是如此。在母亲逝世多年后，他写道：“我从未从母亲离世的阴影中走出。”“虽然她生育过十一回，但她对我的那种关爱就如同我是她唯一的孩子一样。她就是那种我难以描述却又实实在在存在的 ‘爱之源泉’。”他将母亲与他的犹太复国主义信仰相提并论。他曾在内阁会议上宣称：“母亲是国之根基。”10他或许也已经在以色列地看到了母亲的形象，他写道：“以色列地的梦想和母亲的乳汁一起哺育了我的成长。”在他要求将巴勒斯坦移交给犹太人时，他说道：“照料孩子的责任不可以委任于任何女性，即便是一位正直且合适的女性也不行。但可以放心地把每个孩子交到他们的母亲手中。”11显然，在决定以色列妇女地位时，他母亲的形象一而再地显现在他眼前。当他试图任命果尔达·梅厄为他的第一届政府成员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感恩母亲。”12他说，对他而言，他的父亲曾经既当爹又当妈。他写道：“我曾经是个没妈的孩子，这种经历真的令人刻骨铭心。但幸运的是，我有一个慈爱的父亲，他活到了86岁，我的学习教育都归功于父亲，但是，这与母爱依然不可相提并论。”本－古里安的母亲去世两年后，他的父亲阿维格多·格鲁恩再婚了。和其他失去母亲的孩子一样，本－古里安称他的继母为 “阿姨”，在意第绪语中是momeh。他在给父亲写信时只要提到继母，都会小心翼翼，对继母极其尊敬。但是，在他反对将在大屠杀中幸存的儿童移交给以色列收养时，他写道：“只有杰出的人才能收养孤儿，我们都知道继母是什么样的。”正如他的传记作家沙巴泰·特维斯 （Shabtai Teveth）所写，这时候他似乎一直在回想自己的生活和经历。13无论如何，母亲的离世导致了他童年的破碎。有时候，为了凸显失去母亲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本－古里安会说她的母亲离世时他只有10岁。14他时常会回忆起他短暂的童年和早熟的人生，“除象棋以外”，没有欢乐，没有嬉戏。

在犹太成人礼后，一些无须工作或学手艺的男孩会进入经学院——宗教神学院，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或自学数年，直到他们结婚、成家后才离开学院，有些人甚至在学院待得更久。其他男孩子则被送到城外的学校去学习，在当时的中欧和东欧，这种学校被称为学术高中，完成这一阶段的学业后，他们会去更高级的学习研究机构进一步深造。本－古里安在经学院学习了一段时间，恰与齐马赫同窗，据齐马赫回忆，本－古里安当时的表现并不出彩。齐马赫写道，“本－古里安的大脑没有掌握这些研究中的抽象逻辑路径”，而他本人则在学习 《塔木德》的过程中表现出色。15简言之，本－古里安就是个没妈的孩子，一个比别人矮小的继子，一个学业上无甚天赋的差生，一个走到哪儿都能听到关于他父亲的非议的倒霉蛋。他应对童年创伤的方式同许多人一样——他将自己的童年故事稍加改动，换了一种说辞。他通常称自己的父亲为 “律师”，并声称父亲还是“该镇犹太人公认的领袖”。他还表示，自己从未因身材矮小而受到困扰，因为他的母亲就是五短身材。本－古里安还喜欢讲述他童年的另外一件事，在他五岁时，一位医生对他进行身体检查时发现，他的头相对较大，而且在后脑勺上有一个凸起。这位医生据此推断，这个男孩天赋异禀，必然前程远大。为此，他尽可能地将童年的忧郁、悲伤统统抛于脑后。他后来说，“14岁时，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成年人了”。16

实际上，那时他正赋闲在家，既没有就学，也没有工作。一位传记作家表示，本－古里安当时在为他的父亲当助理，学着撰写诉状，父子俩一起混迹于法院门前台阶上的人群中招揽客户。他博览群书，并开始写日记。1900年光明节期间，他与齐马赫、福切斯三人建立了一个名为以斯拉 （Ezra）的组织，该名称取自 《希伯来圣经》。他们的目标是在日常生活中推广使用希伯来语。在巅峰时期，以斯拉有几十名成员，这个组织存续了大概六年时间。这是本－古里安的首次公开倡议。17

本－古里安后来表示，他的犹太复国主义观念形成时，自己不过三五岁而已，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幼童，甚至有一回他公然宣称：“我就是个天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曾记述道：“在我仍无法理解各种讨论和辩论的实质时，我就深深沉迷于犹太复国主义理想，这种理想在我家氛围浓厚，无处不在。”这种说法似乎更为真实可信。18他的父亲属于普仑斯克最早的一批犹太复国主义活动人士，他认同霍夫威锡安 （Hovevei Zion）运动提出的一系列倡议。这场运动中较年长的成员大多经历了民族之春 （也称1848年欧洲革命——译注），即1848年席卷欧洲的一系列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欧洲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及民族独立的希冀不断高涨，霍夫威锡安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这场运动的追随者不仅认为自己是犹太宗教的信徒，还认为自己是犹太民族的一员。这些来自不同社会团体的成员试图建立一个国际组织，只是霍夫威锡安运动本身带有浪漫化甚至宗教性，并没有政治色彩。许多人支持这场运动，认为这是犹太人在遭受迫害和歧视时的一种应对策略。在当时沙俄的犹太社区，社会主义思想也流行起来。一些社会主义团体积极鼓吹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农业定居点，并组织定居者在此建立耕种社区，对这些社区进行进一步的扶持。这就是后来的实践性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开端。19

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始创于欧洲的运动，受到欧洲文化的启迪，也是欧洲历史的组成部分。犹太复国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浪漫主义、自由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均源于欧洲大陆。从这个意义上讲，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演变的历史从属于欧洲历史。

“一名身材高大、英俊的男子”

阿维格多·格鲁恩当时尚未考虑在锡安定居。事实上，他在热衷于霍夫威锡安运动之后，就更不愿意离开波兰了。他几乎独来独往，因此他曾想过移民，然而在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后，他原本孤立的社交状态被打破了，那些之前对他嗤之以鼻的人也慢慢与他有了接触。他组织成员们到他家中召开每周一次的例会，在处理一些事务之余，还一起阅读希伯来语报纸 《哈齐菲拉》和 《哈默利兹》（Hamelitz）。本－古里安已不记得他的祖父是否也参与了这个组织，他只记得幼时他坐在祖父怀中，从音节、单词再到完整的句子，一步一步学习希伯来语的情景。20

在距本－古里安10岁生日大约还有四个月的时候，《哈默利兹》首次提到一个叫西奥多·赫茨尔的人，他是新书 《犹太国》（The Jewish State）的作者。这本书不久前在维也纳出版，其主题非常正面、积极。21赫茨尔的观点迅速传播开来。在普仑斯克，有传言称弥赛亚已经降临了。本－古里安回忆说，他们当时心心念念谈到的都是一名身材高大、蓄着黑胡须的英俊男子。22事实上，赫茨尔身材并不高大，他也从未承诺过神的救赎。不仅如此，与霍夫威锡安运动的理念截然相悖的是，他并不相信个别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会有任何作用和效果。他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羽翼丰满的民族国家，为此，他创建了一个国际组织，希望与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列强谈判达成协议，以寻求犹太民族的独立地位。换句话说，他所倡导的是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而非实践性的犹太复国主义。阿维格多·格鲁恩很快就成为赫茨尔的铁杆粉丝。同样为之着迷的还有当地的商店店主西姆哈·艾萨克 （Simcha Isaac）。两人一道创建了一个社会团体，并将其命名为贝纳锡安 （Bnei Zion）。他们以收取会员费的名义开始募集 “谢克尔”，然后将募集来的款项寄往巴勒斯坦，而 “谢克尔”正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会费的名称。到1900年9月，该组织宣布其会员人数已超过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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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仑斯克的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哈默利兹》报道了在格鲁恩家中举行的一次会议。与会者先是高声朗读了一本由著名作家沙洛姆·阿莱赫姆 （Shalom Aleichem）用意第绪语撰写的小册子，名为 《为什么犹太人需要有他们自己的国家？》。随后，大家一起高唱犹太复国主义的系列歌曲。23本－古里安当然很有可能在他的童年时期就接受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熏陶。与他的几位朋友不同，他的父亲并没有反对他遵循犹太复国主义。因此，他更容易走上他的理想之路。

该报道也指出，普仑斯克的犹太复国主义集会意义非同一般。实际上，绝大多数的波兰犹太人，包括那些本－古里安的同龄人，都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因此，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本－古里安和他的朋友们有些与众不同，甚至被当作异类。他能讲一点希伯来语，这使得他在周围人当中脱颖而出，他的朋友们在这一点上都远不如他。齐马赫说自己的希伯来语在起初听起来很滑稽，列夫科维茨则觉得学习希伯来语更加困难——当时，他几乎不能用任何语言进行阅读，更谈不上书写了。除了会讲希伯来语外，本－古里安还会通过手势和面部表情与朋友们交流。24福切斯的希伯来语知识源自 《圣经》，以及在犹太会堂参加的宗教仪式，他对希伯来语日常用语则一窍不通。本－古里安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可以傲视别人的资本。

一所神学院允许他们在此开办夜校，所授课程包括希伯来语课程和各种有关犹太复国主义主题的讲座；本－古里安开设了犹太复国主义和文化方面的讲座。有那么一两次，他们传阅了一本油印的小册子，本－古里安在其中发表过自己的诗作。有一天，本－古里安前往华沙，向 《哈齐菲拉》的编辑纳胡姆·索科洛 （Nahum Sokolow）寻求支持。这是他第一次试图在家乡以外公开发表主张。《哈齐菲拉》没有报道任何有关以斯拉的信息。索科洛极有可能没有看到这个组织的任何新意。25

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本－古里安和他的朋友们将希伯来语从其漫长的沉睡中唤醒的。早在100年前，波兰已经是全新的欧洲希伯来语文学文化的中心之一。许多地方也早已有推广希伯来语的机构和组织。仅在普仑斯克，在以斯拉出现的30年前，就已经出现过一个类似的团体。26

在普仑斯克，意第绪语依然是犹太人最主要的语言，不过加入以斯拉的男孩们都逐渐娴熟地掌握了希伯来语，而且将其当作一种相互交际的暗语。他们使用现代希伯来语写信，用语通常是正确的，有时甚至辞藻华丽。不仅如此，他们还精通希伯来语书法艺术。

“我以为我已然升天了”

在四个朋友天各一方后相互往来的信件中，以及他们晚年各自出版的回忆录中，都流露出青少年时期备受折磨的焦虑。他们感觉自己被困在即将逝去的旧世纪和曙光初现的新世纪之间。“我的心灵不得安宁，”本－古里安写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时我会如此悲伤、如此沮丧，我感受到了内心深处的空虚，这在我心中若隐若现，挥之不去……我对某样东西有一种强烈的向往，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27列夫科维茨也回想起 “青春年少时对未知的向往”和 “对远方的憧憬”。他感受到 “一种极度的渴望”，想投身 “伟大的事业”，但又感到强烈的沮丧和焦虑。他厌倦了当时的生活。齐马赫也被类似的想法折磨。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对这种不死不活的日子感到十分困惑，却仍然从这种生活里汲取了一些东西。”他写信给福切斯说：“真是欲生不能，欲死不得。”28

齐马赫长得高大帅气，留着一头卷发，蓄着黝黑的胡须。他是一个骄傲、自负的人，喜欢说长道短。他会和其他男孩一道，嘲笑列夫科维茨的无知，甚至一起在犹太会堂公开羞辱他的父亲。他也会因为本－古里安的父亲 （他称其为 “阿维格多先生”）俄语拼写错误而嘲笑对方。29据齐马赫所言，福切斯是个 “感性”“脆弱”和有些 “被动”的男孩。他写道：“他的心思过于细腻，有一种温婉的女性气质，但这种温柔的气质令人愉悦，很吸引人。”30

福切斯倒不像他的朋友们那般压抑，但他和列夫科维茨一样，对 “远方”满怀憧憬。1904年，他远赴伦敦，把他的爱人即齐马赫的妹妹留在了普仑斯克。齐马赫写信告诉他，他的妹妹有时会问起他，但他主要还是写自己对福切斯妹妹的爱慕之情，当然还有他自己对福切斯本人的感情。“我太想你了，特别迫切地想要见到你，我亲爱的朋友，天哪，要是在你启程前，我能握住你的手，或者能够拥抱你、亲吻你就好了。”他曾在一封信的信尾如此落款：“你的兄弟用狂热之爱拥吻你。”31有时他也会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教训福切斯。福切斯当时计划到伦敦的犹太拉比学院学习，但又苦于无依无靠，难以支撑生活。齐马赫告诫他：“你才刚刚跨过门槛，但我现在就已经听到了你的不满、愤懑和伤心。你还指着你到伦敦后，他们会派出一支乐队欢迎你吗？”齐马赫说，当时他与本－古里安间的关系可谓亲密无间，两人每天都会见面，据齐马赫所言，他们之间几乎无所不谈，有一件事除外——他并没有提过对福切斯妹妹的爱慕之情。他可能也没有提过他对福切斯的爱恋。

本－古里安对福切斯说过，他的初恋发生在他12岁时。六年后，他用充满诗意的言语回忆他的初恋：“我的爱如同初春的花骨朵儿般娇柔，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爱之激荡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焰——去年夏天，我得知她也爱我……我以为我已然升天了。”32本－古里安第一次见到他的初恋——一个名叫瑞秋·内尔金 （Rachel Nelkin）的小女生时，她大概10岁左右，留着黑色发辫，和他就读于同一所公立学校。这极可能也是那个让列夫科维茨 “一见倾心”的女孩。

列夫科维茨是个身材细长的年轻人，小眼睛，长鼻子。齐马赫写道：“他长相并不英俊。”33此外，他生性腼腆。他第一次注意到瑞秋还是在她的继父西姆哈·艾萨克的家中，西姆哈·艾萨克经常在他商店后面的侧室中为年轻人举办犹太复国主义会议。列夫科维茨后来写道：“有时候我会想，这些男孩与其说被西姆哈·艾萨克所吸引，倒不如说他们是为他的漂亮女儿而着迷。”34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无法鼓起勇气跟她说话，他只与她的父亲交谈，口吻非常严肃。正如他暗地里羡慕那些比他更成功的朋友，表面上却装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他无法控制对女孩的朝思暮念。最终，他巧妙设计，与女孩单独相遇。他苦苦等待，当女孩真的与他面对面时，他却脸一红，头一转，假装没有看到女孩，然后骂自己愚蠢至极。列夫科维茨似乎比他的朋友们更能体会生活之沉重不易。他后来写道，要不是犹太复国主义吸引了他的注意，使他不再囿于自身的困境，他的这种羞涩的个性很可能已经送他去见上帝了。35

有时他会去格鲁恩家，那个被他称为 “犹太复国主义的中心”的地方。在出身低微贫寒的列夫科维茨看来，格鲁恩一家生活优裕。格鲁恩家中有 “一种神奇的、未知的魔力”吸引他，也有一些人排斥他，特别是本－古里安的两个姐妹。在她们面前，他简直无所适从，他在会上也假模假样地表演了一番，似乎自己来此就是为了讨论犹太复国主义的未来。36在那个时代，青少年时光仍然是一段特别难熬的日子。在普仑斯克，两性之间的社会交往依然要遵循异常严格的规则。本－古里安曾经表示，一旦男女青年之间互生情愫，双方家庭就会聘请媒人来安排一应事务。如列夫科维茨所言：“我们男孩子手捧着 《塔木德》，学习着、幻想着、等待着我们的好姻缘。”37在他发现本－古里安已然赢得瑞秋·内尔金的芳心之时，列夫科维茨的心都碎了。38

齐马赫就没有此种困扰。他18岁时，在某个夜里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于是穿衣起床，打开了卧室的窗子，向外望去。透过街对面房子的窗子，他看到了邻居家的女儿即福切斯的妹妹肖莎娜（Shoshana）。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两人各自坐在窗前，凝望着对方直至破晓。齐马赫后来写信给福切斯说，他当时 “激动得难以言表”。“如果当时我没有发疯的话，（那一定是因为）我内心超级强大……大卫·格鲁恩对我说，我当时表情看上去一定和精神病无二。”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他继续与福切斯分享自己对他妹妹狂热的迷恋。他写道：“我爱得太深太投入，以至于有时我为自己感到羞耻。”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甚至从未想过要碰触她的身体，这里他再次引用了他们共同的朋友的话：“格鲁恩告诉我，我过于理想主义了，他对我的做法表示不能理解。”39

齐马赫的犹太复国主义理念不仅仅是一种民族—意识形态的渴望和抱负，它有如雏鸟对离开鸟巢、振翅翱翔、到达它所期待的地方的渴求。在普仑斯克的生活对他来说好似 “死水一潭”。他想去敖德萨 （Odessa，今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译注）学习科学和外语，其中包括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这是当时巴勒斯坦使用的语言。然后，他将返回普仑斯克，不是为了 “再次踏入那一潭死水”，而是为了带上肖莎娜，一起去以色列地定居。他的梦想是成为希伯来语作家。40与此同时，青年人的血气方刚令他倍感困扰。他感叹道：“我不快乐，我的命途满是邪恶和痛苦。我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摆脱父母的控制，掌握自己的人生呢？”41

其他青少年也有同感，这让他们的父母深受困扰，他们觉得自己和孩子渐行渐远。镇上的女孩子们日常会步行穿越小镇，每当此时，齐马赫和他的同伴都会竭尽所能地引起她们的注意。他们在街道另一侧的人行道上闲逛，用希伯来语尽力大声讲话，齐马赫还会抽烟。这个时期的照片中，男孩都以光头示人，也不戴传统的帽子，还会有女孩相伴左右。42本－古里安走路昂首阔步，大摇大摆，希望以此打动漂亮的瑞秋·内尔金。有一次，他与一位从华沙来的女孩外出散步，这个女孩是世交的女儿。他记述道：“没多久，整个镇的人都倾巢而出，来看这难得一见的场面。”43父母们很难接受这种伤风败俗的行为，许多人将这种丑行归咎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

“对自由和自然生活的激情”

希伯来语报纸 《哈默利兹》在针对 《犹太国》发表的头一篇评论文章中，公然宣称，赫茨尔 “在敬畏上帝的人群中是不会有市场的”，如有不然也仅是少数。44对以色列地的向往和憧憬一直以来都是犹太教的组成部分。正如 《创世记》中在描述亚伯拉罕之流散时所说的那样，它酝酿了一种回归圣地的梦想，一种阿利亚 （Aliyah，移民以色列——译注）的梦想，阿利亚的字面意思就是 “上升”。然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却激怒了绝大多数正统派领袖，特别是那些自称为哈瑞迪人 （Haredim）的极端正统派领袖。(2) 本－古里安的长兄阿夫拉罕·格鲁恩 （Avraham Gruen）由此写道，这就成了一场 “规模宏大的内战”，人们相互迫害和对抗，“使得他们难以谋生”。一些拉比禁止他们的信众与犹太复国主义家庭通婚。

犹太复国主义要求其支持者重新思考他们的犹太身份，并在犹太传统价值观和新的犹太民族主义价值观之间找到自己的定位，而这在当时是一个革命性的挑战。在本－古里安和他的朋友们建立的以斯拉的成立大会上，他们与哈瑞迪人进行了一系列的交锋，哈瑞迪人试图对以斯拉的成立进行阻挠。齐马赫写道：“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反对者们将我们视作魔鬼撒旦。”45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未将犹太教徒拒之门外。尽管如此，大多数犹太人，包括大多数马斯基里姆（Maskilim，现代化的 “开明”犹太人、领导犹太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译注）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仍然继续以宗教术语来界定他们的犹太身份。

本－古里安形容自己的父亲是一个 “观念开放”的人。他的父亲格鲁恩曾经抱怨，普仑斯克小城的宗教教育体系导致了 “一代人的无知”。46他把儿子送到现代化的犹太儿童宗教学校接受教育，学生在这里也可以学习世俗课程。但他依然深深迷恋自己的宗教。他的儿子都博茨7岁时突然过起了一种严守教规和戒律的生活，他对此很可能也无甚意见。在孩子稍大些后，学校开始重视 《塔木德》的学习，并将其设为主课，对此他也不反对。本－古里安14岁时，不再佩戴经文护符匣子，这是犹太人在晨间祈祷时所佩戴的经匣，他的父亲为此而心烦意乱。格鲁恩每天早上都会到犹太会堂参加宗教仪式，不过照片中的他光着头，没有佩戴任何帽饰。47他的正统派对手们谴责他是犹太启蒙运动的支持者。简言之，在普仑斯克，哈瑞迪人和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犹太教徒内部矛盾中的一种，他们在奉行律法及各自生活方式的严苛程度上存在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场权力斗争。格鲁恩抱怨说，哈瑞迪的那帮官派十足的家伙掌控了犹太社区的领导权，他们当中有人向警察告发了他，指控他向国外走私货币。本－古里安与其父的关系总体看来还是不错的，而他的朋友们则不得不面对更大的挑战。

什洛莫·列夫科维茨和他父亲间的冲突对立由来已久，双方都因此而苦闷不堪。齐马赫了解到，有几位父亲在得知自己的儿子投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后，公然宣告自己的儿子已死，并举行哀悼仪式为儿子治丧。他给福切斯写信说：“你根本无法想象那种痛苦。”48对本－古里安的许多朋友而言，为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信仰，他们要比本－古里安展现出更强大的意志力，有时甚至需要更多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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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仑斯克很容易接触到犹太复国主义文化。小镇有一个图书馆，由一个叫利帕·陶布 （Lipa Taub）的人经营。此人在以斯拉担任秘书，只是图书馆早在以斯拉成立前就存在了。49显然，本－古里安就是在这个图书馆找到了他想阅读的书籍，其中有些是希伯来语的。当时他痴迷于比亚利克 （Bialik）的诗歌，还读了其他一些诗人和作家的作品。《锡安之恋》（Love ofZion）是阿夫拉罕·马普 （Avraham Mapu）在1853年发表的作品，被视为有史以来第一本希伯来语小说，这部作品更为强烈地激起了他对以色列地的热切渴望。阿夫拉罕·辛格 （Avraham Zinger）于1896年翻译出版的 《汤姆叔叔的小屋》，则激发了他对奴隶制的憎恨，以及对受制于人、屈从于人的厌恶。这两部作品都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此外，他也阅读俄语书，在读过托尔斯泰的 《复活》之后，有一段时间他奉行素食主义理念。和其他年轻人一样，齐马赫也读了很多书。他们都是乌克兰裔犹太作家米嘉·约瑟夫·别尔季切夫斯基 （Micha Josef Berdichevsky）的忠实读者。

本－古里安后来写道：“我想起我年轻时，别尔季切夫斯基的文章给我们这些小城青年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他的影响力，比那位笔名为阿哈德·哈姆 （Ahad Ha1001b4am）的作家——阿谢尔·金兹伯格 （Asher Ginsberg）要大得多。两位作家极富争议，他们的立场截然不同。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阿哈德·哈姆听起来像传统的代言人，他目光短浅，文字生涩，态度冷淡，观点老气横秋；别尔季切夫斯基给人的感觉则是年轻、叛逆、充满阳刚之气，且令人振奋。“我们没有地方去！……是时候找寻我们通往广阔天地的道路了！”在致阿哈德·哈姆的公开信中，他言之凿凿地写道。本－古里安和他的同伴们在别尔季切夫斯基的作品中感知到了一种振奋人心的呐喊——他们的命运应当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要去创造历史。

他们并不总能准确理解别尔季切夫斯基针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只是他的声音可以表达他们内心激荡的情绪。列夫科维茨在其作品中发现，那 “思想的情愫从心中升腾起来，直入脑海，然后又返回心中，激起一片涟漪”。本－古里安在他的著作中发现了一种“到祖先的土地上去过自由和自然生活的激情”。50在别尔季切夫斯基的著作中，他们似乎已经找到了那逃离青春期沮丧抑郁的避难所，也找到了能够解决困扰折磨他们的人生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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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仑斯克，他们日益感觉到那无所不在的压抑。齐马赫写道：“这个犹太小镇逐渐空心化。普仑斯克的生活变得空虚和无聊，我要寻找一种新生活。”51外面的世界不仅召唤着他和他的朋友们，也对其他许多人充满着诱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下简称 “一战”）爆发前的15年间，大约170万犹太人离开东欧，绝大多数移民至美国、英国和阿根廷。这种移民状况并非首次出现，且移民浪潮不断壮大，最终形成了一次规模巨大的移民潮。在这个时期，该地区流失了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口。52这些移民海外的犹太人都会往家中寄信，有些人还会回来探亲。在他们口中，外部的世界已跟上20世纪如火如荼发展的节奏，自己在异域的新生活也充满刺激，令人向往。正如赫茨尔所写：“这是一个美国梦，美国一定会征服欧洲，正如广阔的土地定会吸附小片的土地。”53

从那时开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将自身标榜为与时俱进的代言人，而且承诺要将现代技术引入巴勒斯坦，其中包括 “公路和铁路网、电线、电话和水管”。54因此，本－古里安和他的朋友们20世纪初就勾画了一张美好世界的蓝图，他们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看作通往美好世界的必经之路。在1904年的春天，本－古里安的父亲同意他移居华沙。在华沙，本－古里安第一次用上了电灯、看起了电影，并且第一次见到了汽车和电话。斯蒂芬·茨威格 （Stefan Zweig，奥地利犹太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译注）写道：“科学技术给平常的生活插上了翅膀。”55独自一人在大城市长大可能会令人兴奋，但这种经历也可能会让人倍感抑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