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在外服:殷商西周时期的邦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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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书主旨与章节安排

殷商之前缺乏文字资料,春秋时期及其以后,由于西周分封制及诸侯兼并的影响,邦伯的数量以及其在社会政治上影响力均已大为减少,故拙著设定的主要研究时间范围是自殷商至西周时期。

拙著的主旨在于探讨“邦伯”这一类政治及社会组织在殷商、西周时期的发展情况。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生与发展,大致遵循着从氏族到族邦的发展过程,到了龙山时代的末期,不同族群之间的统属性持续增强,显示了文献记载中的“邦”这种政治组织的形成,当时的社会上出现了万邦林立的局面。从今天的考古发现来看,所谓“邦”一般是以城池为中心,统属城池周围的部分农地构成的一个小规模的政治体。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形成就是建立在中心邦对其他诸邦加以服属的基础之上。商周时期的文献中称这类邦及其首领为“伯”或“邦伯”,这即是拙著副题中“邦伯”一词的由来。

拙著第一章重点研究殷商邦伯的基本情况,包括对商代甲骨刻辞中出现的“伯”的性质、称谓、数量等进行比较全面的考索。另外本章对卜辞中多次出现的“多伯”进行了研究。卜辞中的“多某”一般都是指接受商王朝的管辖及重新安排的组织,正是经过了整饬,故称“多”,“多”指多个类似的组织。“多伯”指的是臣服于商王朝的邦伯势力,类似于《尚书·多方》中臣服于周王朝的“多方”。卜辞中的“多伯”等概念及相关辞例恰能反映邦伯势力臣服于商王朝的部分细节。本章最后一节内容对目前所见的商代甲骨及铭文中出现的邦伯作了考索与综理。

第二章侧重论述伯与商王朝的关系问题。邦伯于商人而言属异族,卜辞中出现的多数邦伯大都经历了商王朝的征服与诫敕,有的被消灭,有的则臣服于商王朝,当然亦有一部分在卜辞的时代里持续与商人为敌。一般来说,经过长年的征服与诫敕,邦伯作为一类政治团体已经成为商王朝政治结构的一部分。臣服邦伯纳入了商王朝的政治体制之内,有的还在商王朝的统辖下担任“亚”“臣”“师”“射”等职官。动态地看,诸邦伯纳入商王朝政治体制的过程,亦是商代统治区域开辟以及商代政治制度发展的过程。根据甲骨刻辞的记载,商王朝对伯可以“呼”和“取”,征召其来从事军事行动等役事,亦可向邦伯征取贡赋,邦伯时有前来商王廷朝觐之举。商王朝在对地方邦伯的控制上有一定方式,或占领一地将商族派驻过去,或采取文化渗透方式影响土著邦伯,另外在关键地区或路线上设立军事据点施加控制。另外,商王试图通过占卜灾咎或侑祝祷告等形式与邦伯建立一定的精神联系,但受当时的祭祀习俗限制,效果当不甚理想。

第三章主要研究商代甲骨刻辞中的“方伯”概念以及殷商晚期方伯的政治影响。在后代礼书及经学家的注解中,“方伯”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概念,学界在对甲骨刻辞中出现的“方伯”进行解释时,常受后世观念的影响,其理解多有混乱歧异之处。甲骨中的“方伯”实质上仍是“伯”称谓的一种,均指与商人不同的异族邦伯,只是“方伯”往往非普通的邦伯族群,而是具有一定地域与规模,多为商王朝日常统治所不及的区域势力。甲骨中的“方伯”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材料反映了商王朝对方伯的征服,有的材料反映了双方之间的残酷斗争。方伯势力对商王朝形成了致命的威胁,商王朝最终亦是亡于周方伯之手。战国文献以及经学解释中的“方伯”则多为当时学者对未来的统一帝国所做的一种蓝图规划,并非历史实际,其中可能含有商代的史影,但两者之间并不能简单地作比附。本章对殷商晚期与商王朝政治及军事关系密切的夷方伯、周方伯等亦做了比较细致的研究。

第四章重点研究西周时期伯的性质与分布的问题。西周时期存在着不少一直称伯而未称侯的族邦,这些族邦具有较强的经济、军事实力,也拥有一定的政治地位,西周时期的“伯”不仅仅是家族称谓,亦是一类政治组织,具有确定的政治内涵。伯在王畿之内分布得比较多,但并不局限于王畿区域,在王畿之外各方向上也都有分布。宗周王畿之外的邦伯有的处在军事要地,作为护卫宗周的屏障,有的邦伯则与侯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两者密迩分布,实则反映了西周时期封侯的目的一方面正是管控当地的土著邦伯。

第五章研究西周时期的异族邦伯问题。周人自身即有称伯的情况,周人之外的邦伯亦不在少数,这些邦伯相对周人而言即为异族邦伯。部分异族邦伯在周克商之前已臣服于周,甚至助周征伐,在周王朝建立后,或进入王朝任职,或被置于边关要地,与周王及王官之间常有聘使往还。部分异族邦伯处于边域,叛服不定,经常遭到周王朝的打击,征服之后往往会整族地转变为周王的王臣或附庸。处在地方上的异族邦伯不仅受王朝的管辖,还受到分封至当地的侯的管理。西周分封诸侯的一个重要目的即是管控与镇抚分布在当地的土著邦伯,此种情况即文献中所说的“因以其伯”。

第六章主要研究邦伯在西周王朝边域经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西周王朝的边域地区多存在一些邦伯势力,与周王朝对边域地区的经略以及周人的族群关系等问题有一定联系。西北泾水流域以及关中西部的宝鸡一带出土了一批西周邦伯的墓葬,既反映了邦伯势力的生息以及其与更远方族群的文化交流等情况,又反映了西周王朝的边域经营方略。在西周“南土”范围内的息伯、邓伯、吕伯、吴伯与申伯等,大多位处淮水流域,与周王朝在南方以及东南等方向的开拓有密切关系,其中的申伯属周王有意的徙封,息伯在较晚的文献中亦有称侯的情况。另外,晋南的邦伯亦参与了西周晚期对南方淮夷的军事行动,反映了在周王朝的统一部署下,侯、伯相配合的御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