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人考古新发现

——关于游牧社会分层的几点思考

〔匈〕埃斯特·伊斯特瓦诺维奇（Eszter Istvánovits）

〔匈〕瓦莱里亚·库萨尔（Valéria Kulcsár） 撰

在匈人时代以前，喀尔巴阡盆地受到来自不同地区［文化］的影响。多瑙河是欧洲最大的河流之一，也是喀尔巴阡盆地东、西两部分的分界线。匈人扩张前夕亦是如此：右岸属于罗马帝国，左岸则由蛮族占领。正是因为这一分裂，多瑙河的两岸分别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进入匈人的统治之下。换句话说，无论我们讨论的是匈人政权在匈牙利大平原上萨尔马提亚人疆域内的扩张，还是匈人对多瑙河中游省份的占领，我们都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匈人时代”这个概念。［多瑙河］行省的蛮族化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匈人占领潘诺尼亚（Pannonia）或瓦莱里娅（Valeria）的具体时间和经过，仍然是众说纷纭。很有可能，瓦莱里娅在公元406年或409年被匈人攻陷，罗马人于431年或433年撤离潘诺尼亚。（Tóth 2009: 113— 114, 159—189）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话题是，这些变化在考古学材料中是如何体现的。

匈人对匈牙利大平原（即喀尔巴阡盆地中部）的占领，一定发生在他们征服多瑙河中游的省份之前。在奥托·曼辰−海尔芬（O. Maenchen-Helfen）看来，匈人可能早在乌尔丁（Uldin）统治时期就已经渗透到匈牙利平原了，因为在4世纪70年代后期，已经不存在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们了。如果考虑到匈人在多瑙河下游的频繁活动，以及哥特人早已离开了特兰西瓦尼亚，还有阿兰人（与匈牙利平原上的萨尔马提亚人有关）早已与匈人结盟长达三十年之久等历史事实，我们就不得不同意曼辰−海尔芬的观点。他认为，至迟在4世纪80年代，匈牙利平原已经处于匈人及其盟友阿兰人的控制之下了。（Maenchen-Helfen 1973: 43; Thompson2002:33）文献资料（公元383—384年的历史编年）中所记载的萨尔马提亚人对潘诺尼亚的最后一次攻击，也指向了这一时期。尽管文献资料中的相关记载稀少，但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在公元4世纪30—60年代，边境上来自萨尔马提亚人的压力突然中止了。

我们认为，在此背景下，匈牙利平原上很可能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力构造。这是对曼辰−海尔芬假说的一点补注。（Istvánovits, Kulcsár 2017: 379—380）库拉科夫斯基（Yu. A. Kulakovskij）根据奥索尼乌斯（Ausonius）的报告2，把东部匈牙利沦陷的时间定在378年以后。（Кулаковский 2000: 83—84）

从4世纪的最后25年开始，匈牙利大平原的考古文化变得非常异质。墓葬的数量明显增加。也就是说，此时经历了一个“人口爆炸”。对于该现象，唯一的解释是，因为持续不断的移民浪潮。

早期的考古学文化依然存在，因为土著居民被卷入了新的［政治］构造中。在匈人入侵之前形成的萨尔马提亚人聚落，一切生活照常，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至少到5世纪初一直如此。在墓葬中，也可以看出这种连续性。有人基于早年发表的材料，已经提出过这一观点了。3由于近几十年来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我们有了保存较为完好的墓葬考古资料。有些墓葬的年代可以确定不早于5世纪初，判断依据主要是厚边带扣，以及扣边上的齿。从若干特征可以推断，这些墓葬无疑是属于萨尔马提亚人的，例如墓葬周围有沟，衣服上装饰有大量的珠子，等等。我们不妨以下述遗址为例：阿博尼（Abony）49号遗址中的236号墓葬（Gulyás2011: 170, 176. T. 66: 4）、纳吉卡洛−伊帕利公园（Nagykálló-Ipari park）遗址4、尼热吉哈札−罗兹雷佐罗（Nyíregyháza-Rozsrétszőlő）遗址5、欧弗迪亚克−约尔默斯（Óföldeák-Ürmös）遗址（Gulyás 2014: 52—53）、约勒（Üllő）5号遗址6，等等。这意味着，由于东方移民的涌入，早期萨尔马提亚的人口有所增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研究匈人时代蛮族的社会分层，那么我们首先应该分析这一时期内萨尔马提亚社会所经历的变化。

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乏善可陈就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研究，部分是基于古代的文献史料［， 部分是基于考古资料］。（Vaday 2011; 2003; 2008）［我们遇到的］主要问题是，萨尔马提亚人的墓葬遭盗掘的程度惊人。实际上，［所谓萨尔马提亚人的］“薄葬”，是有误导性的说法。最近发掘的多座墓葬（伴有金器出土）（Istvánovits-Kulcsár 2013b）表明，这是一个富裕的人群。原有的贵重随葬品，一定是遭到了系统性和蓄意性的盗掘。举个例子，来自包姚（Baja）的重达35.3克的金手镯，被克赫吉（M. Kőhegyi）鉴定为多瑙河中游地区萨尔马提亚三期文化的文物（公元3—4世纪）。（Kőhegyi 1958: 42, no. 10）7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要承认，单纯凭金器的地理分布，还不足以揭示出不同历史时期匈牙利大平原上萨尔马提亚人的中心所在。例如，根据发现的一些公元1世纪的罗马钱币，我们推测蒂萨河中游的贾斯扎格（Jászság）至少存在某个萨尔马提亚人的中心。（Fülöp 1976: 255）不过，鉴于出土文物的分布情况，以及没有发现贵族墓葬的事实，我们认为这个推断是可以排除的。我们接下来将要指出，唯一可疑的［萨尔马提亚］帝王陵是在亚绍尔绍森特哲尔吉（Jászalsószentgyörgy）。8

玛吉特·纳吉（Margit Nagy）在她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分析了萨尔马提亚的社会分层。（Nagy 2014: 119—124）根据她的意见，就遭到严重盗掘的萨尔马提亚墓葬而言，死者的社会地位可以由墓坑的规模来决定9——我们之前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只是没有那么具体而已。10（Istvánovits-Kulcsár 2014: 442,443）她通过对两处墓地的分析来支持这一假设，分别是布达佩斯−佩塞丽大街（Budapest-Péceli út）墓地和马达拉斯−哈尔莫克（Madaras-Halmok）墓地。在两处墓地内，都发掘了大小不一的墓葬。在布达佩斯的墓地内，最大的墓穴占地6.53平方米，而没有沟壑的墓地一般面积只有1.96平方米；在马达拉斯，最大的墓穴是11平方米，平均面积为2.38平方米。11正如纳吉所指出的，墓穴规模的增长与墓葬的数量成反比，也就是说，大型墓穴的数量要远少于小型墓穴。举例来说，我们暂且引用纳吉对马达拉斯墓地的分析数据：

超过11平方米——1座墓葬——高级别领导；

9—10平方米—— 4 座墓葬——高级别领导及其家庭成员；

8—9平方米—— 10座墓葬——高级别领导及其家庭成员；

7—8 平方米——10座墓葬——高级别领导及其家庭成员；

6—7平方米——18座墓葬——低级别领导及其家庭成员；

5—6 平方米——11 座墓葬——低级别领导及其家庭成员；

4—5平方米——15 座墓葬——贵族、自由身份的战士及其家庭成员的墓地；

3—4平方米——44座墓葬——贵族、自由身份的战士及其家庭成员的墓地；

2—3 平方米——195 座墓葬——贵族、自由身份的战士及其家庭成员的墓地；

1—2平方米—— 227座墓葬——贫穷的平民和/或奴隶，部分儿童；

1平方米或更小——75 座墓葬——主要是儿童。

在纳吉看来，这组数据应该与墓主人的年龄和性别做比较。一些被盗墓者遗漏的随葬品（例如武器），偶尔会给既有的结论增添一些新的素材。通过分析尼热吉哈札−费尔索斯玛（Nyíregyháza-Felsősima）墓地（共156座墓葬，由本文作者之一的埃斯特·伊斯特瓦诺维奇发掘）和约勒5号遗址（约100座墓葬，由本文作者之一的瓦莱里亚·库萨尔和她的同事发掘）的墓葬形制分析，结果支持纳吉的观点。如果这个结论也适用于其他墓地的话，我们就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某些墓地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或者不同地区和地层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我们通过比较尼热吉哈札遗址（图1）和约勒遗址（图2）的数据，来说明这一点。在两处墓地内部，墓穴大小的差异都是很明显的，但后者更甚。但是就埋葬坑的大小而言，并没有表现出如此大的差异。尼热吉哈札墓地内年代最晚的墓葬，不晚于3世纪末，而约勒墓地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开始兴起的，所以我们要考虑，这种差异是否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变迁。

毫无疑问，到了4世纪末5世纪初，匈牙利大平原上的墓葬，例如琼格拉德（Csongrád）、塔佩−马拉朵克（Tápé-Malajdok）、蒂萨多布（Tiszadob）、阿尔坦德（Ártánd）等墓地，都开始表现出［与前期墓葬有］巨大的差异，且属于不同的人群。我们既能看到像桑多法尔瓦（Sándorfalva）这样的小墓地，也能看到像马达拉斯这样的大墓地。本文导论中提到的，公元380年以后的历史变化，对于匈牙利平原的考古学面貌具有重大影响。正如上文所说，根据墓地和聚落的连续性分布，可知萨尔马提亚人口的增长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我们也要考虑到新移民的因素。

就萨尔马提亚的权力中心而言，我们注意到，匈牙利学界完全忽视了在塞尔维亚巴纳特（Banat）发现的两批萨尔马提亚贵族随葬品。其中一批出土于斯塔尔切沃（Starčevo），另一批出土于瓦丁（Vatin）。前者的年代是公元336—337年之后的一段时期，包括三件蒜头形钮的金胸针、一件金颈环、两件金耳环和一件银盘；后者有大量金手镯，刻有铭文：D N CONSTANTI。第一批宝藏被解读为某位罗马公民给萨尔马提亚贵族赠送的礼物，第二批宝藏被认为是罗马皇帝所赐的礼物。（Ivanišević, Bugarski2008: 40, 42, Fig. 2）当然，这两种解读都只是假设。

实际上，在我们讨论的这段时期内，在匈牙利大平原只发现了一座王陵：亚绍尔绍森特哲尔吉的古墓。（Hild 1901）从这座墓葬的形制特点（土堆高达7米，伴有陪葬坑，大型木制墓室）和盗墓者遗漏的文物（镀金的铁制盾牌、装饰衣物的金配饰和烛台等）来看，死者的身份是上层阶级。出土的一件霍戈姆式（Högöm）玻璃杯的残片，年代是罗马帝国晚期，甚至可能到了匈人时代。（Vaday 1989: 181, 182）由于墓葬被盗，再加上19世纪考古报告的不科学，所以我们很难去解读埋葬礼制中的细节了。其中大多数的随葬品，几乎不能归类为萨尔马提亚或匈人的文化。该墓葬无疑应该与某些新抵草原的伊朗语人群有关，但是我们学识有限，也只能点到为止。

钱币学的研究，为喀尔巴阡盆地上萨尔马提亚社会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我们认为，通过搜集匈牙利大平原上发现的公元4世纪的钱币，并按照铸造局来分门别类，我们有可能会得出新的结论。从欧弗迪亚克聚落流散出去的文物被公布后，这一可能性提高了。托尔巴吉（M. Torbágyi）从中鉴定出69枚公元4世纪的罗马钱币。鉴于此，该书的编者索斯库蒂（K. Sóskuti）写道：“铸造局发行的罗马帝国晚期钱币序列，与潘诺尼亚的情况完全不同。在潘诺尼亚的钱币中，最常见的是铸造于西斯卡（Siscia）和阿奎莱亚（Aquileia）的钱币；在欧弗迪亚克的藏品中，已确定的钱币残片中有73%来自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ca）、君士坦丁堡、尼科米底亚（Nicomedia）和其他［帝国］东部城市。”（Sóskuti 2013: 504—505）这种现象，可以用蛮族的新转向（即向东罗马转向）来解释。目前，我们已经清楚这些关联是如何形成的了，尤其是考虑到4世纪切尔尼亚霍夫（Chernyakhov）文化的绝大部分钱币，以及威尔巴赫（Wielbark）文化的部分钱币，也都是在帝国东部铸造的。12（Magomedov2006: 48—49; Myzgin2013: 229）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可以解开一系列疑惑，譬如，匈牙利钱币与切尔尼亚霍夫钱币的成分相似，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甚至可以提出以下问题：萨尔马提亚人何时将注意力转向了帝国的东部？是否是整个匈牙利平原同时在政治和经济上发生了转向？抑或仍然存在区域性的差异？

无论如何，对上引［考古］资料进行深入系统性的研究，很可能会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尽管这些墓葬遭到了严重的盗掘，但我们仍然可以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对萨尔马提亚社会结构的变化得出若干结论。就目前所知，可以说我们对匈人时代以及更早时期的萨尔马提亚社会结构，了解得相对较少。很明显，萨尔马提亚社会是一个社会分层严重的农业人群。从考古发现来看，萨尔马提亚人很可能是在没有受到什么特别阻碍的情况下，迅速地融入了匈人时代的社会。在早期［形成］的聚落内，萨尔马提亚人的生活并没有经历特别的变化。总的来说，匈牙利平原上的萨尔马提亚聚落遗址内没有发现［生活节奏］被打破的地层。事实证明，萨尔马提亚人的墓地持续使用到5世纪初。囿于材料的缺乏，很难断定他们是何时废弃这片墓地的。我们不能排除，直到格皮德人（Gepids）到来之前，他们仍在沿用［这片墓地］。晚期的墓葬遭到了盗掘。埋葬坑的大小［也］参差不齐，表明了萨尔马提亚［晚期］社会保留了早期社会的基本特征。

在多瑙河以西的省份（潘诺尼亚I−II、瓦莱里娅、萨维亚［Savia］），就其主要面貌而言，我们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在这里，早期的物件和埋葬礼制在5世纪仍然存在，没有表现出［社会出现］危机的迹象。（Ottományi 2001; 2007: 307—314; 2012）不过，考虑到地域性，我们要强调东、西部省份之间的差异，因为西部省份有某种连续性，至少有一定程度的连续性（例如拉布河［Arrabo/Rába River］、普图伊［Poetovio/Ptuj］、撒剌［Sala/Zala］、西斯卡［Siscia/Sisak］，等等），而东部省份则没有这种连续性。（Mócsy1974: 196）所以，研究区域考古和历史的专家们认为，罗马人后来从瓦莱里娅（译按：即东部省份）撤出了。罗马帝国晚期和匈人时代的人群，使用早期的罗马人墓地，墓葬的历史年代学以及墓葬中出现的“蛮族”文化，使得［墓葬］族属问题的探讨变得十分棘手，这一点与匈牙利东部墓葬的情况类似。这里只讨论关于区域考古学的几个问题，例如蛮族的聚落及其与罗马的结盟问题。无论是在匈牙利大平原，还是在外多瑙河区域，我们不仅看到土著人群的早期墓地具有延续性，而且还看到匈人时代的墓地正在形成，其埋葬礼制和随葬品，在所处的环境中是新式的、非常规的。

新的考古发现，一方面，它们往往具有统一化的特征。随葬品和埋葬礼制，与同时期东、西部的墓葬相似，例如死者身体都是朝北和朝西，埋葬坑较为简陋，随葬品中有锥形耳环、梳子、穆尔加（Murga）样式的罐、厚齿带钩、翻足胸针、希米−布里盖提奥（Chmi-Brigetio）样式的镜子。另一方面，墓地之间、个体墓葬之间、墓群之间又有相当的异质性。例如，在一些墓葬中发现了许多畸形的头骨，但在另一些墓葬中却一个都未发现；有些墓地中墓主人的身体朝向是统一的，有些则是不统一的；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方面也存在不同，特别表现在器皿方面。在格皮德人到来之前，这种情况未曾改变。后来，我们在匈牙利平原的边缘地区发现了同样的情形，6世纪格皮德人和伦巴第人的随葬品代表了一种统一的考古学文化。

我们暂且将那些有连续性的墓地搁置一边，先来考察一下公元4世纪最后30年到6世纪前30年这段时期的墓地。大致可以分成三种类型：

（1）单体墓或祭祀场所；

（2）小型墓群；

（3）大型墓群。

这些差异很可能反映了社会的分层，因此值得详细研究。在本文中，我们集中讨论前两类墓葬。

学界称之为“单体墓葬”（单独或孤立的墓葬）的墓主，大多数是战士，部分是佩戴双盘胸针的女性。早年已经有人指出，单体妇女墓葬的旁边往往会附有一两座儿童墓葬。关于这些墓葬的孤立性，学者已经提出了多种理论来解释。先是普罗哈斯卡（Prohászka 2003:78）的论述，其后是拉茨的研究（Rácz 2014: 204—205）。关于单体墓葬最常见的理论，可以总结如下：

（1）这些墓葬属于日耳曼贵族，它们标志着权力的中心。（Bóna 1986: 71,Tejral 1999:255—274）

（2）这些是家族墓地，时或可能与庄园有关。墓葬反映了当时的聚落结构（农场）。单体埋葬与当时人的生活方式有关。（Nagy 1993: 60; Prohászka 2003: 78）

（3）墓葬孤立地分布，也可能是秘密进行埋葬的——为了免遭盗掘。（Bóna 1986: 71）

在分析上述观点之前，我们先来考察最近出土的一批墓葬。这一点很重要，不仅是因为在早期发掘的墓葬中，随葬品本来所处的位置已经不得而知。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就［随葬品］“丰富”的墓葬而言，它们周遭的环境还没有人调查过，所以我们不知道附近是否还有其他的墓葬存在。在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中，许多情况下，公元5世纪的墓葬（它们可能属于同一墓群）彼此之间的位置相对较远。例如，在奥尔达塞西−基斯大堤（Ordacsehi-Kis-töltés）墓地的两对墓葬，彼此相距就很远（Kulcsár 2007: 192）；奥尔达塞西−塞热福尔德（Ordacsehi-Csereföld）墓地的4座墓葬“彼此相距50—100米”（Gallina 2007: 210）；尼热吉哈札−罗兹雷佐罗墓地的两座墓葬之间相隔480米（Pintye 2014: Fig. 2）（见图3）。在约勒5号遗址中，我们已知有4座墓葬，还有另一座具体年代不详的匈人时代墓葬，墓葬之间的最小距离为50米，最大距离为150—170米。在约勒9号遗址中，有2座墓葬，他们之间相距了30米（图4）。13

也就是说，［近年来］大规模抢救性发掘所带来的新材料，基本上改变了早年被广泛接受的观念。一方面，很明显这些单体墓葬的主人不再只是佩戴双盘胸针的女性（所谓“马德−蒂萨略克文化”［Mád-Tiszalök horizon］），也有佩带武器下葬的男性。这里加引号的“单体”，是相对的，因为几十米甚至几百米以外的墓葬究竟是否与这类“单体”墓葬属于同一组，还存在疑问。不过，这并非特例。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即使是在那些墓葬之间相隔距离很远的墓地（大致属于同一历史时期的），都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存在着某种制度。这些墓葬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往往位于同一历史时期或稍早时期的墓地或聚落附近。如上文所述，这些不是个案，而且不仅存在于匈人时代。举个例子，我们提到最近在约布巴吉−居里−福尔德克（Jobbágyi-Gyúri-földek）发掘的公元5—6世纪的墓地，与一座早年公布的女性墓地（位于约布巴吉−裴多菲−桑铎大街46号，Jobbágyi-Petőfi Sándor utca 46），科斯（A. Kiss）将其断代为公元6世纪的前20年。（Kiss 1981）这些墓葬彼此相距“不到1公里”。（Masek 2014）在科塔伊−韦尔巴农场（Kótaj-Verba-tanya）发掘了一座5世纪末6世纪初的墓葬。在离它60米远的地方，发掘了一座同时代人的单体墓穴。如果是在小范围内的发掘，那么它也会被列为“单体”墓葬。（图5）14

就“单体”墓葬而言，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6 − 7世纪下半叶的早期阿瓦尔时代和9—10世纪的匈牙利征服时期，也有类似的现象。在这两个时期，有经过科学发掘的单体墓葬，还有所谓的“墓葬领地”。“墓葬领地”的特点是，同一时代的墓葬之间彼此间隔很远。在这些墓葬中（以男性为主，但也有女性），特别是阿瓦尔人时期的墓葬中，有随葬品极为丰富的墓葬，还有所谓“中产阶级”的墓葬。（Lőrinczy1996: 184—185; Balogh, Wicker 2012: 559; Balogh 2014: 244—245; Lőrinczy, Rácz 2014: 166—171）对这两种现象的解读，还要寄希望于未来。

在喀尔巴阡盆地，佩带武器的男性单体墓葬和“高贵”的女性墓葬，也是匈牙利征服时期墓葬的特点15。由于在大范围内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人们发现了一种墓葬形制，墓主人是战士的墓葬似乎是“单体”的，在大约100—200米开外，才有其他墓葬，例如：塞格德−基什孔多罗茨玛−霍斯祖哈特丘陵（Szeged-Kiskundorozsma-Hosszúhát-halom）墓地、塞格德−欧特哈罗姆（Szeged-Öthalom）沙坑5号、基什孔多罗茨玛−苏巴萨（Kiskundorozsma-Subasa）墓地、尼热吉哈札−费尔索斯玛墓地、尼热吉哈札−奥罗斯（Nyíregyháza-Oros）墓地。有人指出，在这些墓地随葬品中的贵金属物件，要比［真正意义上的］单体墓葬中的贵金属数量多。16无论如何，研究匈牙利征服时期的学者仍要反思所谓的“单体”。由于缺乏彻底的调查研究（这点与匈人时代的情况类似，即缺乏对墓葬周遭环境的研究），它们只能暂时被认为是“单体”墓。17

与匈人时代遗址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单体”男性墓主虽然会有武装，但并不特别富裕，而“单体”女性墓主会佩戴有玫瑰纹饰的马具，被认为是“高贵的”，与5世纪佩戴双盘胸针的女性墓主一样。如果考虑所有这些因素，那么认为上述男性墓主和女性墓主属于同一社会阶层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同时，如果我们把他们归为同一社会阶层，我们尚需弄清，为何他们被分别埋葬在不同的地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推测，从匈人时代到匈牙利征服时期，单体墓葬可能一直存在，尽管数量相对较少。有时候它们表现出来的孤立性，只是表面现象，因为在几百米开外就发现了其他墓葬。18

研究匈人时代［考古文化］的学者，应该采纳研究阿瓦尔时代的专家们所使用的“墓葬领地”概念。在方圆几公顷的领地上，分布着彼此相隔很远的墓葬。学者们提出了若干假设来解释这种特殊的埋葬习俗，例如：秘密埋葬的可能；与游牧的生活方式有关，在某个地方做短暂停留；根据草原传统来修建墓地；来源不同的家族组成的聚落内，没有形成一个同质性的共同体；它们是某个小型共同体内临时性墓地上的较早一批墓葬；小型共同体认可某片区域的神圣性（不作其他用途），将其死者分别埋葬，凸显共同体内部每一个体的生平。我们同意洛林奇（G. Lőrinczy）和拉茨（Zs. Rácz）的观点。根据他们的说法，“分开或分散埋葬的原因不止一个。此处，我们需要用多种方法来解读。游牧的生活方式、［外来人群］在某一地区的聚居、贵族的单独埋葬等因素，都需要考虑进来。这些解释的适用性，因年代和地区而异”。（Lőrinczy, Rácz 2014: 171）

如果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可以解释墓葬、小型墓地或某个“墓葬领地”的“独立”特征，且没有忽视墓地附近的单体墓葬，那么就会出现以下问题：我们能否仅仅依据墓葬习俗中的一项要素，就来判断墓主人的“贵族”身份？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套具体的、相对客观的评判标准，来确定哪一层面适用于某个特定时期的哪座墓葬，以及哪座墓葬的墓主是贵族身份。我们不应该忘记，“贵族”这个词意味着社会金字塔的上层，而只有当金字塔也存在下层时，“贵族”才有意义。

如果我们不是那么激烈地反对某种“综合性”论证的话，那么，部分地依据文献资料，部分地依据考古资料，我们就有可能确定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和底部。前者显然包括匈人的首领和他的小圈子，例如塞格德−纳吉塞克索斯（Szeged-Nagyszéksós）遗址和其他与“真正”匈人有关的遗址。最底层包括萨尔马提亚人墓地中的“平民”阶层，例如位于多瑙河以西的被比尔布劳尔（V. Bierbrauer）称为“萨克瓦尔−札巴德巴特彦−维米纳西乌姆”（Csákvár-Szabadbattyán-Viminacium）的遗址。（Bierbrauer 1989: 76）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会面临一个问题：如果大多数萨尔马提亚人的墓葬都遭到了系统性盗掘（这一点我们在文章中已经强调过多次，明显是因为墓葬中有金器），那么，那些处于社会等级制度较高阶梯上的人理当［比我们所看到的情形要］更加富有［，因为多数贵重随葬品已经被盗了］。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考察匈牙利大平原上的“单体”墓葬和小型墓葬群，就会清楚地看到，除了少数特例以外，几乎很少见到金器。既然在阿提拉统治的时代匈牙利平原南部存在某个匈人的中心，那么应该可以勾勒出一个庞大的贵族阶层。然而，我们没有观察到任何迹象。这似乎表明，匈牙利贵族所特有的镶宝石金带扣，事实上不见于匈牙利平原匈人权力中心的物质文化内。19（Bóna 1991: 252—254, Abb. 39）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着一种矛盾的境况，即在阿提拉的政治中心，只有一些零星的考古遗存，例如，塞格德−纳吉塞克索斯遗址很可能是一个祭祀场所，巴科普斯塔（Bakodpuszta）的墓地，以及锡坎奇（Szikáncs）和希姆莱乌锡尔瓦涅伊（Szilágysomlyó /Şimleul Silvaniei）出土的窖藏（没有必要将后者解读为权力中心，因为宝藏可以掩埋在任何地方）。

在匈牙利大平原上，下西本布伦（Untersiebenbrunn）地区没有发现属于IA类（根据比尔布劳尔的分类）的墓葬（包含“贵重”饰品、金颈圈、金牌饰、酒具，等等）。20（Biebrauer 1989: 81—82）从若干特征（特别高大的土墩、木制墓室、有金配饰的衣服、镀金的盾牌）来判断，亚绍尔绍森特哲尔吉的古墓可以称得上是级别最高的墓葬了。不幸的是，由于盗掘严重，加上文献记载的匮乏，我们无法对其进行恰当的分析。

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确定佩戴双盘胸针的女性墓主们与佩带武器的“单体”男性墓主们在社会阶层中的位置。因为我们需要了解，究竟谁位于金字塔的顶端和底部。换句话说，究竟谁才是蒂萨河河谷地位最高的贵族，谁又是所谓的“平民”。要想了解匈人时期匈牙利大平原上社会分层的全貌，我们就要对这一时期的墓葬资料进行全盘的分析和审读。21

（单旭燕 译 陈浩 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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