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视野下匈奴历史的若干方面
引言
定居文明享有高级的文化和文字，在事实上垄断了对历史的认知。用现代学术话语来说，那就是“他们建构了过去”。古典时代的西方编年史家留下了关于邻近民族的记载，这些民族尚处于史前阶段，现代学者将这些文字视作研究史前民族文化的可靠资料。（Schmidt & Mrozowski 2013）
城市定居者往往将这些邻近民族描述为野蛮人，指责他们不崇尚礼仪和道德，以及不讲卫生。他们的文化一般被认为是有缺陷的。我们可以举出许多这方面的例子：尤利乌斯·恺撒和塔西佗（Tacitus）对凯尔特人的描述；希罗多德叙事中的斯基泰人；司马迁著作中的匈奴人；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笔下的斯拉夫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游牧民族在同时代史家笔下的形象特别糟糕。游牧民族确实好战。他们能发动快速突袭，且能迅速撤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是完全不同的、异质的，他们确实给定居农耕文明的人群带来了恐惧。既然如此，那么希腊人虚构出来的半人半马形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真实的情况要复杂得多。野蛮人并没有定居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么可怕。定居民族自己也有许多可怕的行径，只不过因为这些暴行没有被记录下来，所以无人知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考古学只是历史学的一项辅助学科。一般情况下，历史学家扮演着主要的角色，而考古学家的工作则是寻找亮眼的实物来“装点”历史学著作。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考古学的价值发生了变化。考古学不仅是我们了解史前时期的基本和唯一的信息来源，而且随着方法论和工具的进步，考古学家开始对历史学家的结论提出一些澄清、补充，甚至是商榷——历史学家只是从尘封的档案手稿中得出他们的结论而已。
本文要讨论的，是匈奴这一大型政治体的历史。匈奴是内陆亚洲的第一个游牧帝国。匈奴人是居住在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人的历史，是古典时代晚期欧亚民族历史上最有趣的篇章之一。匈奴人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严格地说，我们应该将匈奴归为史前社会。
匈奴的历史，见于不同语言写成的史书。（Egami 1948; Bernschtam 1951; Gumilev 1960; Davydova 1985; Suhbaatar 1980; Di Cosmo 2002）尽管学者们对匈奴考古学和精美的出土文物抱有很高的热情（Brosse-der, Miller 2011），但仍然存在众多有争议的问题悬而未决。本文旨在说明，考古学资料是如何改变我们基于文献资料所形成的对匈奴社会的认知的。此外，我将从一个重要的话题开始，它表明我们必须要对与匈奴有关的文献进行史料批判。在汉文文献中，史家吸收并裁剪了不同来源的史料。除了官方报告、信件和公文之外，还包括被当作真实事件而记录在案的民间传说。
历史语境
匈奴帝国建立于公元前209年，当时冒顿单于（匈奴统治者的名号）夺取了政权。冒顿杀死了他的父亲，并篡夺了王位。在北方，匈奴帝国的边界到达了贝加尔湖，南方的边界则紧邻中原的长城。在西方，匈奴帝国与西域相连，包括［今］哈卡斯、图瓦和阿尔泰地区。在东方，它的边界到达了大兴安岭和辽河。
此后，匈奴与西汉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尽管当时西汉的人口约为6000万，而游牧民族的人口总数还不到150万，但是匈奴的实力却与秦、汉两个王朝难分伯仲。匈奴还强迫汉人以“赏赐”的名义缴纳大额的丝绸、手工制品和农产品。（Barfield 1981; Di Cosmo 2002; Kradin 2002）
匈奴政治体存在的最初几十年中，汉人不得不承认游牧民族的强大，并与之缔结了国与国之间的条约。公元前129—前58年，汉武帝向匈奴发动了战争，结果双方的力量都受到了削弱。在此之后，匈奴帝国因为继位之争，导致公元前60—前36年间爆发了内战。（Kradin 2002:216—224; 2011:93—93）内战的胜利者，是呼韩邪单于。由于呼韩邪在内战中得到了汉朝的援助，所以他被迫承认中国的宗主地位，并与之建立了和平的关系。这种和平关系，一直持续到西汉的灭亡。在东汉（公元25—220年）时期，匈奴又与他们重新建立起了一种复杂的边疆关系：匈奴要么劫掠东汉的领地，要么以突袭为威胁来勒索东汉的财物。
关于匈奴的情况，大部分都可以从汉文史料中找到，例如司马迁的《史记》卷110，班固的《汉书》卷94上和卷94下，以及范晔的《后汉书》卷89。［西方］学者已经将这些材料译成了不同的语言。（Bichurin 1851/1950; Groot 1921; Watson 1961; 1993; Taskin 1968; 1973; Viatkin 2002）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弗塞沃洛·塔斯肯（Vsevolod Taskin）的研究。作为一位政治移民的儿子，他在哈尔滨度过了他的前半生，他的中文熟练程度几乎可以比肩母语。他不仅将中国史料中涉及匈奴的所有段落都摘译成了俄语，并且对它们做了详细的注释。（Taskin 1968; 1973）
汉代人将中原视为“中央之国”，它是一个被野蛮人包围的宇宙中心。（Kroll 1996:77）并以为，与高贵的中原人不同，游牧民族没有道德，他们是暗黑势力。中国古代的星象家把游牧民族对应于水星，与北方、冬季和战争有关。（Viatkin 1975:284注132）一位官员曾提醒汉武帝，匈奴“怀鸟兽心”。（Taskin 1968:73. 译按：语出《汉书·韩安国传》）在中国古代史家的笔下，匈奴是贪婪的野蛮人，所谓“人面兽心”。（Viatkin 1992:277）
从中原史家的角度来看，游牧民族展现了人类所有的邪恶。他们既没有定居的生活方式，也没有房屋、文字和历法（没有历法，意味着没有历史！），更没有农业和手工业。他们吃生肉，且不尊重老人。他们有着不同的发式，掩衽的方向也是错误的。游牧民族甚至与他们的母亲（！）和兄弟的遗孀结婚。（译按：指匈奴的收继婚俗，一般不是亲生母亲）怎么可以尊重这样的野蛮人！
有趣的是，对欧亚游牧民族的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普遍的。孔子将游牧民族视为“野兽”，与亚里士多德建议亚历山大大帝将野蛮人视为动物的做法非常相似。（普鲁塔克［Plutarch］《亚历山大大帝传》1,6）阿米安努斯·马赛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在《罗马史》（XXXI.2,10）中，把匈人描述为一群居无定所的匪徒，“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耕过地，甚至都没有摸过犁柄，因为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没有家、没有法，永远与他们的车一起游荡”。不过，如果仔细阅读马赛林努斯和其他史料的话，我们会发现匈人的社会实际上是由三个阶层构成的帝国。匈人拥有一支强大的、装备精良的军队。他们知道如何围攻和冲破［敌方］的防御工事。他们的统治者与邻国保持着外交关系。匈人采用了定期袭击和勒索贡品的诡诈手段，与匈奴在亚洲使用的策略如出一辙。匈人的政治中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镇。（Vernadsky 1943:138—143; Maenchen-Helfen 1973:190—199,270—274）
帝国创建的神话
在《史记》卷110中，司马迁讲述了一段关于冒顿夺权的扣人心弦的故事。（《历代》 1958:16; Watson 1993:134—135）冒顿是匈奴头曼单于（公元前3世纪末在位）的长子和继承人。不过，头曼当时打算把权力交给少子。为此，头曼决定施计废黜冒顿，把他送给月氏当人质。但是，头曼随后暗中袭击了月氏的领土。冒顿展现出了强悍的个人能力。在骗过守卫之后，他偷了一匹马，骑回了家。头曼极不情愿地赞扬了长子的谋略。他赐给冒顿一个“土万”，即一万名骑兵，供其指挥。
冒顿非常清楚，他的地位有多么不稳。他开始延揽可靠的追随者。司马迁记述，冒顿开始了练兵。冒顿说，在他［鸣镝］放箭后，如果有人没照做，就会被斩首。一段时间后，冒顿拉弓射向了他的良马，他的一些战士不敢射。于是，冒顿下令斩首他们。又过了一段时间，他把箭射向了他的爱妻，他的一些追随者不敢效仿。他们同样也遭到了斩首。再下一次，冒顿把箭射向了他父亲的马，所有的战士都照做了。这说明他们已经死心塌地追随冒顿了。之后不久，在一次狩猎中，冒顿拉弓射向了他的父亲，他所有的战士都照做了。冒顿在杀死他的父亲之后，占领了［单于］牙帐，杀掉了他的兄弟及其母亲，并处决了所有的对手。
匈奴在东方的邻国——东胡，在听到匈奴国内政变的消息后，认为这是攻击匈奴的一次绝佳机会。为了制造战争口实，东胡向匈奴派遣了一位使者，向单于索要他的千里马。冒顿的所有谋士，都建议他拒绝该请求。然而，冒顿明智地决定，不与邻国因为一匹马而引起纠纷。在那之后，东胡统治者又向匈奴索要单于的妻子。冒顿再一次决定不能因为一个女人而与邻国发生冲突。随后，东胡再一次向匈奴索要边境地区的“弃地”。这一次，冒顿大怒。他说：“土者，国之本也！”他处决了所有主张割让土地的人，然后集结军队一举击败了东胡。大量的战利品，足以与所有参与战役的人分享。
这些事件听起来更像是虚构，而不是历史事实。这则故事中，有太多的问题和矛盾之处。我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政治阴谋都是秘密策划的。但是，冒顿的一切预谋，都牵涉了太多人。残忍杀妻的行为，不可能不引起他人的注意。冒顿是如何向他的父亲和亲属解释他的杀妻之举的？冒顿更不可能敢于杀掉他父亲最喜欢的马。对于游牧民来说，攻击某人的马，意味着对主人的侮辱。杀死单于最喜欢的马，更是一种极端的侮辱！在司马迁的作品中，冒顿有多位“爱妻”。冒顿射杀了其中一位，并给东胡统治者送了一位。司马迁《史记》中提到的冒顿第三位妻子，曾劝说冒顿在白登山放走了汉高祖刘邦。（《历代》 1958:18; Watson 1993: 138）冒顿在他的国境内制造如此难以想象的恐怖，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每一个游牧共同体的领导者都像司马迁笔下的冒顿那样，如此草率地把战士和追随者斩首的话，那么他很快将不可避免地失去所有的追随者。［除了上文讨论的问题之外，《史记》的这段记载］还有其他的疑点。（Kradin 2002:47—55）
总的来说，冒顿上位的整段叙事，让我们想起某种神话故事或英雄史诗。其情节显示出一种严格的创作架构，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冒顿是如何获得权力的。第二部分讲述了冒顿与东胡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和战争，其结局正如虚构故事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是好的。两部分中的所有事件，都是徐徐展开的，悬念逐步升级，直至高潮。弗拉基米尔·普罗普（Propp1984:25）将这种情节创作称之为“递进手法”，该手法在各种形式的民间传说中广为流传。
在冒顿的事迹与民间传说之间，另一个显著的相似之处是“三段式”原理（同上）。每一连串的事件，都会重复三次（就像俄罗斯童话西夫卡−布尔卡一样），但每次重复时，悬念都会递进。冒顿先射杀他自己的马，接着是他的妻子，然后是他父亲的马。只有第三次尝试（他赢得了战士的一致支持），才是成功的。在第二部分，他先是舍弃了爱马，随后舍弃了爱妻，但在东胡第三次提出要求之后，他跨上了马背去征讨东胡。冒顿事迹与民间传说的第三个相似之处，是故事中出现了马和妻子［的形象］。这些是民间传说中的传统元素。［在民间传说中，］敌人往往威胁要从主人公那里夺走他的马和妻子。第四个相似之处，是弑父行为。这也是一个典型的民间故事情节。除此之外，作为一名真实历史人物的单于之父——头曼，他的名号也引起了质疑。一个多世纪以前，夏德（F. Hirth）和白鸟库吉（Shiratori Kurakichi）都注意到，“头曼”这个名号与“土万”（意思是一万）的读音是可以勘同的。（Hirth 1900; Shiratori 1902）
司马迁笔下的冒顿故事，很可能是从关于冒顿的某部史诗传说中抄录而来的。司马迁的生年，距离故事中所发生的事件有半个多世纪。他于公元前104年开始《史记》的创作，距离故事中事件发生的时间，已经过了一个世纪。游牧民族没有文字，对于他们来说，历史记忆的主要来源是史诗。当冒顿在草原上获得权力时，中原的汉朝取代了秦朝。在改朝换代之际，当时的中原人几乎不可能去关注漠北发生的事情。司马迁（或者他的“线人”）极有可能是从某些匈奴人的口中听到了一些故事。在《史记》中，真实历史事件的元素与史诗文学的元素混在一起。在这里，很难在事实和虚构之间做出区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的游牧帝国身上，例如突厥汗国［碑铭中的叙事］。（Golden 2018）
从民间文学的研究中推导出关于具体历史事件的结论，是不恰当的。在神话传说和史诗故事中，或许有些人物的原型分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Propp 1984）就杂糅了真实事件和民间传说的冒顿的事迹而言，这个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站得住脚的。冒顿通过废除合法统治者（也许真的就是他的父亲）来夺取权力，这是完全真实的。从故事的第二部分可知，在政变后他确实击败并征服了东胡。但是，那些与马、妻子和射箭有关的情节，都属于民俗传说的点缀。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肯定，公元前209年之前的阶段属于匈奴的史前时期。［匈奴］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始于公元前209年，因为此时中原的历史学家开始关注他们的北方近邻了。
生计方式
司马迁提到，匈奴“咸食畜肉”。（《历代》 1958:3; Watson 1993: 129）但同时，我们都知道，乳制品是游牧民族的主食。大多数的游牧人只有在节日里，或者秋季屠宰牲畜时，或者牲畜死亡了，或者是有客人来访时，才会吃肉。任何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到访，都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特别是汉人的到访。传统的待客之道，严格规定要用羊肉来招待外国客人。因此，中原人所形成的游牧民族“咸食畜肉”的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匈奴政治体内农业的发展程度，是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早在苏联时期，［匈奴境内］什么人从事农业的问题，就引起了争论：究竟是匈奴人自己，还是来自中原的俘虏和移民。（Davydova 1978）现代的采集数据和分析方法表明，农作物不仅存在于定居社会，也存在于［游牧］营地。（Wright et al. 2009）与此同时，［匈奴］经济生活的情况更为复杂。
对当时人体骨骼的同位素探测表明，一些遗址的人主要食用乳制品和肉制品，另一些地方的饮食则是混杂的，包含素菜和狩猎动物。（Nelson et al. 2009; Machicek 2011）一些遗址即便进行了仔细的实地勘察，依旧没有发现任何农业迹象。（Houle, Broderick 2011）匈奴人群中龋齿疾病的流行，或许间接说明了农作物在匈奴个体的营养结构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Erdene 2011），并且人体骨骼中富含磷元素，也揭示了鱼类的重要性。（Brosseder, Marsadolov 2010; Brosseder et al.2011）
匈奴本土的考古学研究，亦开辟了新的前景。通过绘制哈努因河（Khanuin-Gol）河谷（位于东霍布苏古尔［East Höbsugul］地区）附近的考古遗址（自青铜时代始），我们发现大多数遗址可以分为两类区域：“夏［牧场］”遗址位于河谷附近，而“冬［牧场］”遗址则位于山麓的高处，稍微远离河谷。两类遗址之间距离约为5公里。吊诡之处在于，这一格局与今天的［游牧民］迁移路线完全吻合（Houle 2009; Houle, Broderick 2011），并且与该地区的传统游牧方式相关。（Simukov 2007:272—273,501,718）也就是说，匈奴时期的地理环境，与今天的地理环境大致相同。通过测算在哈努因河河谷地区收集的动物遗骸，我们发现其中54％为小型反刍动物的骨骼，25％为马骨，16％为牛骨。（Houle, Broderick 2011:145）这一数据，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传统的牲畜比例大致相符。（Kradin 2002:71）野生动物骨骼的数量很少。在一些遗址中，还发现了土拨鼠的遗骸。
对季节性营地的考察，可以为社会结构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视角。一般情况下，季节性营地只会出土陶片，但如果问题处理得当，陶片会成为重要的［研究］资料。有一种方法认为，［社会］不平等可以从器皿的尺寸、形制和纹饰上反映出来。相较于其他家族，高级别的家族会更频繁地组织节日和封赏庆典。侯勒（J.-L. Houle）和布罗德里克（L. G. Broderick）发现，14处遗址中的2处遗址出土的陶片，在尺寸和纹饰上与其他陶片有显著的不同。这些遗址还出土了冶金制品的废弃物，表明金属器物具有本土的特征。这2处遗址的位置相对，一处遗址离河边不远，另一处遗址位于山麓。我们有理由推测，这是同一个家族沿着相同的路线在两处遗址间季节性地转场。由于没有发现其他贵重物品，研究者认为，有理由推测，在本项研究中社会差异并不显著。（Houle, Broderick 2011:148—150）
两翼与中心
在《史记》卷110中，司马迁对匈奴国家的行政制度做了详细描述。（《历代》 1958:17; Watson 1993:136—137）冒顿统治下的政治体，包括三个部分：中心、左翼和右翼。左右两翼下还进一步细分为若干子翼。级别最高的大臣是“二十四长”，号为“万骑”，从属于单于。行政级别最低的官员，是“当户、且渠之属”。严格地讲，他们隶属于中心的二十四长。在匈奴帝国联盟内，究竟有多少这类部落群体，尚未可知。
对考古遗址的地理信息进行系统性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前景。通过对空间关系的考察，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政治权力的分配。霍洛托娃−辛乃科（J. Holotova-Szinek）根据出土的匈奴考古资料，确定了十个区。不过，只有其中的三个区存在高密度分布的考古遗址。第一个区包括色楞格省（Selenge Aimag）和布里亚特。第二个重点区是中央省（Tuv Aimag）。第三个区是后杭爱省。（Holotova-Szinek 2011a; 2011b）在她看来，这一情形体现了匈奴政治体具有“帝国联盟”的特点，其中地方性政治势力的地盘，错落分布在广袤的空间内。霍洛托娃−辛乃科试图去理解，为什么汉文文献没有反映出这类政治构造，以及为什么她所识别的区域不见于汉文文献。（Holotova-Szinek 2011b:436）不过，要想掌握更全面的情况，还需要从毗邻区域内采集更详细的样本。这样，极有可能会加深我们对［匈奴］权力空间分布的理解。
布莱恩·米勒（Bryan Miller）试图根据考古资料，来重建匈奴帝国内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Miller 2011）在东方，匈奴与东胡相邻，在匈奴帝国的时代，所谓的“东胡”是指乌桓和鲜卑。米勒认为，有一些涉及贸易和其他联系的证据，甚至在丧葬仪式上都有共同点。不过，地方游牧民族的多数文化特征，与中心区域不同，说明了政治融合的不充分。蒙古草原南部靠近长城的疆域，分布了具有早期匈奴文化特征的重要遗址。在［匈奴］帝国时代，尽管战争频仍，但双方的边界并非密不透风。这一点可以从不同时期的诸多史料中得到证实，文献中提到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之间的贸易关系，包括走私、逃兵，等等。在匈奴帝国的西北边缘区域，人们发现在杂居墓地中的匈奴墓葬具有其他传统的迹象。这一事实表明，中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一种流动的、可穿透的边界，以及深度的经济和政治融合。
“毋城郭”的帝国
在中国史料中，匈奴人通常被描述为在寒冷无垠的北方荒漠内为寻找食物而无序移动的牧民，所谓“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历代》 1958:3; Watson 1993:129）从这段描述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汉人］对荒蛮和未开化野蛮人的一种典型的轻视态度。不过，如果仔细检视有关匈奴的史料，人们可以找到匈奴政权内有人给农耕聚落筑造围墙的记载。（《历代》 1958:191,204,208; Taskin 1968:91; 1973: 22 24,30,103）
考古学资料印证了这一事实。目前，已经有超过20个匈奴时期的要塞和聚落被发现。（Hayashi 1984; Danilov 2011, etc.）许多匈奴要塞的具体功能，尚未弄清。尤其是，他们不具备严格的防御功能。它们的规模不算大，不能容纳庞大的军队。此外，匈奴人自己对于处在围困之下是否还能够被动防御，都是持怀疑态度的。（《历代》 1958:204）游牧民族主要强调的是部队和家族的机动性。他们将此视为他们在军事上所向披靡的根本原因之一。
人们可以区分出几种不同形制的匈奴遗址。考古学家考察了都仁尼（Dureny）聚落和博洛（Boroo）聚落，这里的居民从事农业。（Davydova, Minyaev 2003; Ramseyer, Pousaz,Törbat 2009）另一处知名的要塞是巴彦−乌恩德（Bayan-Under），里面有一个大型的聚落。学界将其解读为一处军事指挥官的宅邸。（Danilov 2011）还有许多要塞（例如谷阿多夫［Guadov］、乌恩都多夫［Undurdov］，特勒吉［Tereljii］等），尚无法确定其功能。被研究得最多的是谷阿多夫遗址，这里出土了装饰繁缛的门、有檐的木墙，以及一座位于某处平台上的带瓦片的建筑物。（Eregzen2017）还有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镇，那是一处坚固且有围墙的农业和手工业中心（即伊沃尔加要塞［Ivolga］）。
伊沃尔加坐落于乌兰乌德市的南部。该聚落呈不规则方形，边长约200米×300米。聚落的三面有防御工事（防御工事之间有四面墙和护城河），另一侧紧邻色楞格河的旧河床。
在伊沃尔加遗址内，［考古学家］考察了54处有“炕”这种取暖装置的住所。遗址中出土了数量众多且形制不同的文物，表明这里的城镇居民从事着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渔业。家畜主要以牛、小型反刍动物、猪和狗为主。出土的文物中，有不少是采用中国的技术制造的。其中一些还有文字符号。对同一时期的墓地（216座墓葬）的研究表明，伊沃尔加的人口中有相当多的中国人。（Davydova 1985; 1995; 1996）城镇居民的总人数，在2500至3000到几千人之间不等。伊沃尔加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可惜的是，它是目前为止考古学家所发现的唯一一座匈奴帝国的城镇。（Kradin 2005）
历史年代学
匈奴遗址的历史年代学，对于理解匈奴历史与匈奴史前史之间的界限来说，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在匈奴考古学的早期阶段，研究者并没有特别关注这个问题。早期学者的解读，一般都是将其与某一政治史事件联系起来。［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段时间的材料积累是很有必要的。现在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进入了资料整合的阶段。潘玲（潘玲2007; 2011）就匈奴考古的年代学问题，提供了一份最为彻底的研究。潘玲明确提出了苏吉（Sudzha）和德列斯图（Dyrestui）两个阶段，并指出米尼亚耶夫（S. S. Minyaev 1998:74—75）将伊沃尔加要塞遗址的年代定在公元前123年以后，是错误的。通过讨论不同类型的考古学资料，潘玲认为，倒墩子墓地是中国境内年代最早的匈奴考古文化。它与伊沃尔加要塞和外贝加尔的墓地属于同一时期。所有这些遗址的年代，差不多都在公元前2世纪至前1世纪之间，即西汉时期。外贝加尔的其他遗址，被认为是与伊沃尔加遗址属于同一时期的，但它们可能早在东汉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中国的补洞沟墓地，属于同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
应当指出的是，在蒙古和外贝加尔（诺因乌拉［Noyon Uul］、格尔莫德［Gol Mod］、都灵纳尔斯［Durlig Nars］、察拉姆［Tsaram］和伊里莫瓦帕德［Ilmovaya Pad］）发掘的所有台地墓葬（属于贵族），以及众多平民墓葬，都属于这一阶段。在此历史时期，丧葬仪式变得标准化。与此同时，丧葬仪式中的社会差异也表现了出来。匈奴文化的最后一个阶段，与东汉统治的年代吻合，潘玲将其与中国境内的西沟畔墓地和李家套子墓地等匈奴遗址联系起来。她认为这些遗址属于南匈奴，并指出它们受汉朝的影响很大。（潘玲 2011）
然而，随着碳14年代测定法的进步，在当下开始出现了一些较为棘手的问题。对所谓台地墓葬的测年研究表明，它们都属于前后相差不久的一段历史时期，即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之间。与此同时，至今尚无法确定任何一座属于匈奴帝国早期的墓葬。那些被认为是匈奴墓葬的，都是晚期的。（Brosseder 2009; Brosseder, Marsadolov 2010; Brosseder et al.2011; Brosseder, Miller 2011）
总而言之，所有的匈奴贵族墓葬都属于匈奴政权出现危机的历史时期，甚至是在公元48年分裂为北匈奴和南匈奴之后的阶段。单于和其他贵族首领的埋葬地点，仍然不得而知。它们肯定隐匿于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成吉思汗和其他蒙古汗的陵墓，亦是如此。
代结论：匈奴与匈人
在过去的二十年内，［学界］涌现出了许多有关游牧匈奴帝国的新动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汉文史料严重扭曲了真实的情况。如今，我们知道匈奴的政治体是松散的、无组织的。
当代西方学术界积极批判“东方主义”，这是西方人对亚洲文化所形成的扭曲观念。爱德华·萨义德在他的著作中创造了“东方主义”这个术语。对于中国古代和中古的史家而言，“东方主义”也是适用的。他们把游牧民族描绘成野蛮人，没有自己的经济，靠劫掠安稳的农民为生。考古学材料为人们观察草原世界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不幸的是，考古发掘所带来的资料极为碎片化，无法重构［匈奴］考古文化的全貌。我们对于匈奴早期单于的贵族墓葬，几乎一无所知。匈奴的起源，仍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课题。在中国北方，只有少量的匈奴遗址。蒙古境内匈奴要塞的功能，至今仍然是个谜。更为棘手的是，很难在年代学上把匈奴在公元48年分裂前、后的考古学文化明确区分开来。
亚洲匈奴与欧洲匈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仍然牵动着学者们的神经。近年来，这个议题再次成为热烈讨论的对象。（Vovin 2000; de la Vaissiere 2005）可惜的是，尽管学界发表了许多涉及该主题的论文，但还没有出现通盘比较匈奴和匈人考古遗址和文物的研究。一般的研究，都是以铁炉从东向西传播的详细路线图，来论证两者间的关系。伯克文科（N.A. Bokovenko）和扎塞茨卡娅（I.P. Zasetskaia）的作品，认为他们之间有连续性。在书中的一幅地图上，铁炉沿着若干条路线从东向西传播。在他们看来，这是游牧民族迁徙的证据。（Bokovenko, Zasetskaia 1993; Zasetskaia, Bokovenko 1994）这一观点，在匈牙利学者那里得到了积极的响应。（Erdy 1995; 2009）
不过，究竟是人还是器物在移动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欧亚考古学界。（Frachetti 2011）很难否定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欧亚草原文化中形制相似（并非完全相同！）的铁炉的广泛分布，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一个反诘的问题是：“为什么匈奴的骑马游牧战士需要如此长的时间［来完成迁徙］？”（Brosseder 2011:415）这个问题无法用历史学或民族学上的先例来回答。人类已知的所有东西向迁徙，都是迅速完成的。
即便如此，仍有许多考古学家支持匈奴西迁的观点。近年来，波塔洛夫（S. G. Botalov）建构了一幅匈奴依次向乌拉尔山和欧洲迁徙的宏伟画卷。（Botalov 2009）波杜什金（A. N. Podushkin）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雅利斯卡娅文化（Arysskaya culture）中，发现其有一段时期受到匈奴文化的影响。（Podushkin 2009）俄罗斯的考古学家也在积极地研究高加索地区的匈人遗址。（Gmyrya 1993; 1995）
与此同时，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项具体的考古学工作，可以显示出匈奴与匈人的考古遗址之间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相似之处。如果这项工作是那么简单的话，那么很早以前就应该有人做了。对带钩饰牌在欧亚大陆疆域内分布的详细研究表明，它们或多或少都与本地存在着一些联系，而它们在公元前后的广泛出现，则可归因于丝绸之路的开辟。从其他器物的分布中，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Brosseder 2011; 2018）
（张崧 译 陈浩 校）
参考文献
原始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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