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篇/Archaeology
欧亚草原游牧人群考古学
——传统观点与新研究视角
导论
众所周知，欧亚游牧民族包括众多不同族属（最多的是操伊朗语的，其次是操突厥语的人群）和跨越不同时段（本文聚焦于青铜时代到中世纪早期）的人群。在强大的定居政治体或帝国（例如罗马、拜占庭、波斯和中国）所编修的历史文献中，他们往往被描绘成对欧洲、近东和中国的入侵者。不过，关于他们的考古学遗存和文献记载，相当难以解读和明确界定，特别是涉及相关物质文化的“民族”特性时，更是如此。
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归类于某一欧亚游牧族群的物质文化，会在形态、类型和功能特征等方面与另一个族群有相似之处。首先，可以想见，这个问题涉及关于古代欧亚“游牧”之定义的理论探讨和争鸣，以及界定“游牧”之本质和复杂性的困难。最初，传统的苏联学派和新进化论学派关于早期国家和酋邦的解读，占据了本研究领域内的主流。（Service 1962; Fried 1967; Claessen & Skalnik 1980）后来，其他思想流派则强调游牧社会起源和演变过程中“依附”与“自主”因素所起的作用，深刻拓宽了“游牧”概念的参照体系。（Khazanov 1978a; 1978b; 1984; Barfield 1993; Kradin 2002; 2014; Di Cosmo 2002; 2009; Honeychurch 2010; 2013; 2014）
另一批学者针对酋邦这一政治构造［在游牧国家起源中］起了关键作用的观点提出尖锐批判（Yoffee 2005; Pauketat 2007; Sneath 2007），进一步促进了学术讨论的推进。最终，取代酋邦理论的是等级观念（定居点、墓葬，以及来自远方的贵重随葬品在贵族墓葬中密集出现，及其在思想意识中的反映）和平权观念（体现在建筑中的标准化居住样式、葬礼上的人人平等、来自远方的贵重随葬品的分布、统一的宇宙观和宗教信仰）（Crumley 1995; Kradin Bondarenko Barfield 2003[eds.]; Honeychurch, Amartuvshin 2006; Hanks Linduff 2009; Houle 2010; Golden 2011; Legrand 2011; Frachetti 2012），它们在过去几十年中将这一漫长的考古学和社会人类学争鸣进一步往前推进了。
历史梗概
一般意义上的草原游牧民族或半游牧民族，指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生活在中亚、蒙古、西域和俄罗斯草原上的不同人群。很可能是他们最早驯化了马。马的驯化，极大地增加了他们特定游牧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并强化了马的饲养、马的骑乘和游牧的生计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要与草原沿线和邻近的定居民族进行贸易。他们发展出了新的创举，包括使用战车、马车、骑乘和骑射，还引入了马衔、马勒和很晚才出现的马镫。这些技术革新，以极快的速度在草原上传播，并最终被定居民族所模仿。关于这些技术革新年代的最早的宏观考古学证据，来自俄罗斯南部的辛塔什塔（Sintašta）考古遗迹——位于现在的车里雅宾斯克（Chelyabinsk）附近，其库尔干、马和随葬品可追溯到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期。因此，对于这样的游牧民来说，“骑马民族”是一个太泛且过时的术语，因为这个术语有时也用来描述北美草原和南美潘帕斯草原的狩猎−采集人群，而他们是在欧洲人把马带到美洲以后才开始使用马匹的。
在草原西部，最著名的早期游牧民来自“斯基泰”，这是从黑海延伸到蒙古高原东部的一片界定不清的区域，也是一个松散的政治国家构造，或者称之为囊括大部分草原民族的联盟，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8世纪，且主要是操伊朗语的人群。这些不同的“斯基泰”人群，向邻近的文明，例如波斯、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发动战争。
在公元前6世纪，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政治−帝国国家构造，以及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扩张到了西部草原的边缘，其结果是带来了游牧和定居文化的交融。罗马军队曾雇用萨尔马提亚人作为精骑兵，于是欧洲在历史上遭受了几波“骑马民族”的迁入，从公元前9世纪的辛梅里安人（Cimmerian）到中世纪早期的民族大迁徙，再到中世纪晚期的蒙古人和塞尔柱人，以及现代的卡尔梅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后期的哈萨克人。
关于“骑马民族”迁徙的最早例子，可能是原始印欧人自己，发生在公元前第四千纪马被驯化以后，辛梅里安人可能是最早见于史料记载的骑马民族，很可能是他们完成了将马从一种牵引动物向骑乘动物的角色转变。因此，他们的军事实力，始终是以骑兵为底色，通常是以作为马背弓箭手的高超技艺为标志。
与这种游牧民族相关联的，是特殊的“坟冢”——库尔干。这个术语指代的是那些偶尔出土高级随葬品的墓葬。“骑马民族”的概念在19世纪的学术界，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它与浪漫主义者对日耳曼民族的非基督教文化的重新发现有关系，他们尤其将哥特人理想化为某种英勇的骑马民族。尽管现代国家普遍对游牧生计方式持负面态度，并经常以不同程度的强制措施对其设置障碍，但游牧生计方式始终存在于草原上。
游牧生计方式
中亚草原的游牧生计方式，代表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专业化和文化适应的形式之一。（Hazanov 1975; Tosi 1989）这一非凡的社会−经济现象，只有在具备特定的生态条件时才会出现，而生态条件反过来又取决于其他的因素。自古以来就被视为适宜放牧和谷物种植的草原，始终存在某种混合的经济模式，其中牧业与农业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并用不同的技术手段交融在一起。因此，且不管人们一般是怎么想的，农业实际上是牧业的先决条件，在此背景下，农业似乎是由特定历史阶段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所决定的一种选择。因此，可以想见，草原上存在着一个活跃的社会，游牧生计方式在其内部代表了半游牧者或半农耕者所能采取的一种选择，指的是一种能够适应新的地理、历史和其他条件的生存方式。（Weissleder 1978）
这是一种典型的适应性生计方式。它在动物畜养方面的专业化，代表了农−牧业人群对农业生产力低下的边远地区所潜藏的经济不确定性的一种反应。（Tosi未刊稿:23）这种混合经济的高度专业化，逐渐为草原这一最肥沃的地区之一进行转型奠定了基础，即转变成一个更加适合放牧的地方——草原上的牧业虽然增长势头强劲，但从未变得不可逆转。（Tosi 1989）这一趋势被其他学者认为是受中亚气候变化的影响，即从第二千纪开始，曾经湿润的环境变得愈加干燥。对现代不同类型游牧社会的比较，使得研究和分析古代游牧生计方式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对比中亚后期的环境条件（在那里，一种高度发达的游牧生计方式直到最近都一直存在），是为了确定哪些必要因素可以用来证明古代游牧生计方式和现代游牧生计方式之间的相似性。
尤其需要指出，引起众多学者注意的，是如何用人类学和民族志的方法来分析这些前提条件的社会结构。在历史文献的辅助下，学者们已经试图寻找能够印证早期游牧生计方式考古学解读的史料。18世纪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收集的民族志材料，例如关于卡尔梅克游牧部落的资料（Pallas 1771），为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参考，并且丰富了围绕游牧生计方式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的历史层面和文化层面的讨论。根据文化生态学的方法，研究者们总是在两种观念之间徘徊，一种是绝对的［地理］决定论，即简单地认为游牧生计方式是由草原环境所决定的；另一种是对族属考古学的盲从，其结果就是他们认为早期游牧生计方式的环境与现代游牧生计方式的环境没有什么差别。
拉铁摩尔（Lattimore1951; 1962）提出的广泛而精辟的观点，尽管是基于“边疆”的概念以及边疆在中华帝国内的重要意义，却开辟了新的解读空间，且对所有中亚游牧生计方式的研究产生了影响。他是第一个指出草原游牧世界与广大文明地区的农耕世界之间具有紧密联系的人，在此之前这两个区域被认为是截然相对的，并且在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是没有关联的。在“边疆”的概念中——“边疆”不再被视为农牧分界线，而是作为一个文化互动的广泛区域——拉铁摩尔试图用他所界定的从边缘农业状态向真正意义上的游牧生计方式过渡的五个阶段，为游牧社会的起源提供一种“功能主义”的解释：
（1）放弃灌溉农业，从农村向草原类型转变；
（2）因缺乏谷物储存设施，导致对畜牧业产品的依赖性增加；
（3）为了能够游牧，使得对长途行走的需求增大；
（4）在处理马群方面的技能提升；
（5）骑乘技术的提高。
克拉德（Krader1955a; 1955b; 1978）的研究，实际上也颠覆了关于游牧生计方式的传统观念，至今仍然代表着一种不可替代的方法论参照。这位美国学者对草原游牧民族的社会结构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为界定其中所包含的演化要素提供了一个基础（Tosi未刊稿:11）。克拉德明确强调社会结构的血缘关系和政治因素，指出了父系制如何体现出家庭结构和宗族组织之基本原则的。对游牧民族社会结构的这些分析，已经清楚地表明，当代所有欧亚游牧社会中包括“［一夫一妻制］核心家庭”“一夫多妻制家庭”和“联合家庭”。小家庭的普及，当然是由游牧经济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鉴于畜牧业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特性，使得它强烈倾向于劳动力的碎片化。一夫一妻制当然是原则，但一夫多妻制在“婚姻”规则中也是存在的，即便这种做法在现实中几乎不能被容忍。
严格基于“直系化”和“本土化”（即基于某一本土的直系后裔）的游牧家庭制度，缺乏所有氏族和部落组织所具有的灵活性。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制度变得越来越灵活，且随着基于某种朝贡型依附关系的建立，它变得向外延伸。社会根基的扩展，允许被征服人群可以通过提供一些他们的生产资料，并履行各种义务，从而避免了真正意义上向游牧民族社会经济结构的融入。此种极具特色的朝贡型依附形式，逐渐成为激活阶级关系根本制度的因素，导致了一种外向型的剥削，而不是社会结构内部的剥削。在大多数情况下，精英阶层是由一批（基于血缘关系的某种内部差序化的）氏族内贵族成员构成，还包括一些祭司或巫觋。尽管在具体情况下，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确定这些社会关系的实际机制，但可以想见，早期的游牧制也大致如此。
位于社会阶层金字塔塔尖的，是所谓“真正的”氏族，氏族的子嗣无一例外地由父子间的血缘关系认定，而最高权力则由占主导地位的氏族牢牢把握。统治家族可能会指派每个氏族成员去治理某个特定人群，并为他分配一片放牧区域，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权力分享。综合的社会−经济因素，包括有限的生产力、某种不稳定性、缺乏精耕细作，以及缺乏耕地和牧场私有权，在历史上阻碍了一个真正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阶层在游牧社会中的兴起。某种形式的互助和合作，仍然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政治−军事组织中，后者也是完全基于氏族和部落结构的。在游牧民族的社会组织问题上，学者们从未达成过一致。这些民族从未能够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政治领导权，却逐渐建起了基于原始核心家庭的不断扩展的社会单元。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成功创立了一套很难界定的社会政治制度，因为在不同历史时期它可能是后部落阶段、前国家阶段，甚或是帝国阶段的制度。
考虑到把社会进化作为一种衡量手段所涉及的诸多复杂问题（Service 1962），或许可以声称，在政治−社会组织的底层（即游群和部落阶段），社会凝聚系统是由彼此地位相当的不同世系、氏族、年龄层和部落联盟构成的。随着某个部落出现社会分层的迹象，并向早期社会迈进，于是世系成了社会组织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当然其实现的具体程度、力度和方式或许各有不同。这种社会单元赖以维系的基础，是对结盟的需求。结盟的目的，既是为了攻击，也是为了防御。结盟的前提，是共同的民族性或共同的历史。（Sahlins 1961; 1963; Rappaport1967）
在“部落”社会中，领导人是世袭的，而且是从具有治理经验的重要人物中选拔的。在必要时，候选人会被召集到具有竞争性质的众多宴会和议事场中展示他们的实力，这些场合他们从小就耳濡目染了。这些盛宴和竞赛，代表了最高级别的社交场合，其特点是现场摆满了远超内部需求的食物和物品。生产这些多余的食品，是为了用于诸多仪式和（或）贸易活动中。这是人们具备了某种原始“规划”能力的阶段，尤其是在游牧社会中。在这个阶段，依赖于某种相对稳定的决策机制的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人们有可能规划一些以前无法规划的事情。这种社会复杂性，可能就是最广泛的生存适应体系，不同程度的游牧制和农牧制得以在其中孕育。在游牧社会经济体系内，这种“规划”行为存在的标志，可以在节庆性竞赛中准确地观察到——在此期间会堆积和储存大量的食物。（译按：作者指大量剩余食物的出现，是一种社会“规划”行为。）“部落”这一社会发展阶段的其他典型特征，例如不平等的牲畜借贷机制，或者男性拥有妻子数量的不均，或者用于祭祀的牲畜数量的不均，等等，是保证“规划”行之有效的几项基本前提。
比“部落”层次更高的社会组织是“酋邦”，酋邦理论最近又被重新提起。（Carneiro 1982; Earle 1987）酋邦，是由这样的政治体系构成的，即一定数量的世系通过共同的祖先记忆聚集在一起。根据与某始祖的直系［或号称］后裔的亲疏关系，来确定谁是占支配地位的世系。这一制度，把所有的职位等级与各自在谱系中的位置相挂钩，确保了一种平稳领导权的实现。复杂程度更高的酋邦的建立，即统治阶层有更细化的等级分层制度，导致其他的附属社会制度的兴起，因为基本的家庭单元都是几世同堂的，而亲属称谓一般都是能区别辈分的。
家庭基础的扩展，进一步产生了更为复杂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统治家族的祖先近乎被神化，且成为血缘崇拜的对象。与之相应，统治者的指令系统在现实中被认为是神圣的，他们掌握着和（或）索求越来越多的权力，包括超自然的力量，例如那些时或在仪式性节日和婚礼进行期间所产生的力量。酋邦阶段的社会政治制度，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再分配机制，表现为统治者能够定期地从其政治体制内的成员身上以及他们的藩属身上，以货物和食物供给的形式收缴赋税。同时，他们再灵活地分配［征收上来的］货物和人工制品。（Service 1962: 144）这种再分配机制，用于在经济上保障酋长以及与之相关的精英阶层的奢侈生活。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经由议事场、宴会和仪式等制度来保证的，这些为富余生产资料的“象征性”再分配提供了场所。
复杂酋邦制度区别于简单酋邦制度的地方在于，当权者内部存在着丰富的等级分层，以及酋邦领袖行使权力的能力。亲属制的原则（社会群体通过它仍能感觉自己与酋邦体制是绑在一起的），在早期国家形态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正是因为这一原则本身就是人为的产物。早期国家或许仍然以亲属关系为标志，但后者的政治意义，基本上已经被一套直接建立在领地和君权原则基础上的制度所取代。与此前的统治形式相比，君权拥有更加明晰和更加牢固的继承规则。这是因为，一种永久官僚制的雏形开始出现，它由公职人员、勤务人员和行政人员构成，他们协助保障现有的社会秩序。军事防御体系的稳定性，是通过强制性服兵役并建立军队来保障的，食物生产逐渐由专业人员直接管控。不过，在农牧政权中，后者（译按：即专业人员管控食物生产）永远不会成为一种绝对的原则。
早期国家主要在两方面与酋邦政治形态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两方面也可以通过考古学来界定：
（l）通过建立若干（以储存为目的的）集聚中心，来实现基本生产资料财政管理（类似于一种融资制度）的官僚制度化。（Polanyi 1968: 186—188,324）
（2）建立若干中间群体，以巩固区域霸权和规范工艺生产和贸易。
实体商埠或专门贸易中心的建立（它们位于领土疆域内的边远位置），一般出现在定居社会中，当然这种现象同样也会存在于游牧社会中。这一点不一定是国家构造存在的标志，但它肯定反映了（作为贵族的货物和财富来源的）长程和中程贸易的重要性。（Hodges 1982）社会−政治制度从复杂酋邦转变为早期国家的最直接影响是，居民点规模的扩大、城市以外社群的出现、供专门化手工业使用的场所的出现、纪念性建筑（例如庙宇）建造中所需劳动力的增加、随葬品的奢侈性，以及一种牢靠的长距离贸易。所有这些特征，在简单酋邦向复杂酋邦的过渡阶段都已经初现雏形。（Gibson &Geselowitz 1988）基于这些证据，尚不足以界定欧亚游牧民族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过，至少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几乎没能像定居民族那样建立起一种类似“国家”的政治组织。
从这方面来看，匈牙利学者埃塞迪（Ecsedy 1972; 1977）对公元6—8世纪突厥汗国国家形成的观察，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埃塞迪根据汉文史料中的术语，在政治位阶与血缘关系之间成功建立了联系。她认为，突厥汗国国家的形成，是冲突和矛盾爆发之后沉淀的一个过程，某个统治家族从中脱颖而出。不过，即便游牧人群具备了某种类似“国家”的政治组织，它也是很短命的，以至于它后续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限制。此外，更高级的社会阶段，只有在游牧民族征服某种“城市”农耕社会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国家实体，只是代表了作为征服者的游牧社会与作为被征服者的农业社会之间发生冲突的政治后果。学者们将此类“国家”分为两种主要类型（Hazanov 1975）：第一种是基于某种朝贡关系，游牧民族与农业人口之间的整合，深刻地发生在政治层面；第二种的特点是，游牧民族充分融合入定居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框架内。第一种类型的国家，被套用于“第二斯基泰王国”、匈人帝国和金帐汗国。［第二种国家类型］进一步被细分为两种变体：第一种变体是，游牧民族在真正占领了农耕地区之后，政治体的发育过程便中断了，征服行动实际上让游牧民族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倒退了，例如欧洲的匈人，以及年代较晚的“第三斯基泰王国”和西迁的回鹘。还有一种国家［变体］尚未被正式提出，学者认为应归类于第一种变体，它与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某种社会关系的建立相关。这种关系使得游牧人群迅速转变为定居人口中的统治阶层，或者与定居人口迅速融合。在这种情况下，余下的游牧人口则保留了向军队提供兵源的特殊角色，即便这种特殊地位不久便消失了。虽然此类国家的存在主要归因于游牧民族的出现，但是它的主要社会经济关系，则取决于高度农耕化地区所达到的社会政治水平（例如帕提亚［Parthia］帝国、贵霜帝国、塞尔柱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伊利汗国）。
游牧民族拥有的主要是牲畜。牲畜所特有的“移动”属性，并没有妨碍它们代表游牧民族的个体和私有家庭财产。应该指出的是，土地私有制不仅出现在游牧之前，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游牧出现的前提条件之一。人与领地主权挂钩，最初并非与游牧生计方式的形态有关，而是先出现在最早的定居聚落内——在定居聚落中人与领地之间的关系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游牧社会组织是以氏族和部落关系为基础的，或许还能进一步细分。与人们习惯认为的不同，游牧社会并不一定是基于严格的军事组织，反而是依靠一种强有力的世系血统原则，尽管在不止一个例子中这一原则仅仅是一种手段性的表象（见下文）。迄今为止，在中亚草原上被界定的以及被哈扎诺夫提炼过的若干种游牧形式（Khazanov 1978a:119—125），分为以下五组：
（1）全部人口的深度流动，没有固定的迁徙路线（例如公元前9世纪和前8世纪的斯基泰人、公元4世纪和5世纪的匈人、公元6世纪的阿瓦尔人、公元8世纪和9世纪的匈牙利人、公元10世纪的突厥语人群［即南俄的乌古斯人］）；
（2）全部人口的流动，有相对不固定的迁徙路线，有不固定的冬营地（例如当代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蒙古等地最干旱地区的游牧民族）；
（3）全部人口的流动，具有固定的迁徙路线，有固定冬牧场，没有农业（例如萨尔马提亚人、现代卡尔梅克人和部分哈萨克人）；
（4）春季、夏季和秋季全体人口的流动，冬营地是永久性聚落（一种以畜牧业为主、以农业为辅的游牧形式）；
（5）一年中只在特定时间内有人口流动，其余时间为定居生活（即半游牧制）。
大多数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似乎都属于后两种类型，而不是纯粹的游牧民族，当然畜牧的成分还是要高于农业的。中亚地区游牧经济的发展，就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所能重构的程度而言，从起源到中世纪晚期之间可以分为若干重要阶段：
（1）一种专业经济的出现（指的是在某种混合经济下的畜牧业）；
（2）使用马科动物作为役用动物；
（3）使用带轮子的车（Piggot 1983,57—63）；
（4）发展出两轮马拉战车；
（5）完全流动的游牧和用于军事的骑马者（骑马游牧制）；
（6）公元4世纪起，（中国和朝鲜）用于军事的重骑兵和马镫的引入。
车、战车和马匹的逐渐普及，为新精英层的发育和成长提供了无法想象的政治机遇。这种更深层的社会专业化，在混合社会经济条件下（农业和/或畜牧业），发育于更加肥沃的草原边缘，也就是那些农耕文化曾经更加蓬勃发展的地区。很难确定这些政治现象究竟发生在何处——虽然有人基于现有的考古学知识，已经提出了若干可能的区域。一些学者（Renfrew 1987）提议以下几处地区，分别是：南部森林草原带的边缘位置、乌克兰境内的西部欧亚草原（新石器库库泰尼−特利波耶［Cucuteni-Tripolye］文化）、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的高加索北部地区、土库曼斯坦的农耕区（中亚克尔捷米纳尔［Kelteminar］文化沿线地区），或者东方任何具有悠久农耕传统的地区，例如中国的仰韶文化。其他学者（Silov 1959; Merpert 1977）则强调了斯鲁布纳亚［Srubnaja］、卡塔孔巴［Katakomba］、颜那亚［Jamnaja］、斯勒得尼斯托格［Srednij Stog］或安德罗诺沃［Andronovo］等考古学文化所在地的重要性，这些地方更近草原地区。
族群和身份认同
就当前的状态而言，学界对欧亚游牧民族的物质文化特征，尤其是他们所使用器物的种类和形制的讨论，仍然是百家争鸣的状态。所有的阐释都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从文化上］界定某个单一游牧民族时，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时，一定数量的器物在墓葬中普遍出土，包括著名的类似于“丘冢”的墓——“库尔干”。1
当然，游牧社会的社会复杂性，总是建立在家庭（往往是核心家庭或小家庭）与亲属、群落、世系、氏族、部落和酋邦之间的密切关系之上。群落、世系和氏族得以维系，靠的是真实的抑或虚构的亲属关系，以及季节性的劳动协作（例如修复水井和修剪羊毛）、保卫部落成员的必要、参与共同的仪式。他们还会出于其他共同的原因聚合在一起，例如挖井、组织盛典（譬如婚礼和登基）、葬礼、仪式和争端。所有的这些社会互动，都促成了族群身份的形成。
身份认同，也是通过不断重复的仪式和典礼来形成的。这种集体的活动，是社会融合的有效手段。于是，一道社会景观被塑造了出来，提醒着后代要铭记他们共同的祖先，并强化他们的身份认同。游牧政治体，以不同的方式分成若干部，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由真实抑或虚构的世系来支配。下至小型共同体或单个家庭，都存在着若干层级。［游牧］政治体是流动的、不稳定的。它们被以和平的或强制的手段不断地分化、重建和重构。
或许有人认为，“民族性”或“族属”是个体出生时的一种原生的、永久的特征，且固定于文化规范上（例如语言、传统、起源和领土），甚至反映在考古学遗存上。或许还有人认为，民族性不是天生的，而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一种建构。某个族群的形象，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族属”具有适应性，它可以随着处境的不同而变化。总之，族群的身份认同，是一个不断建构、重构和竞争的产物。
族群，是在文化、政治和宗教领袖以及［社会］精英对普通民众施加影响的过程中建立的。这一影响有助于政治动员和建立民族和政治实体。民族身份认同，靠的是民众对首领和氏族的献身——他们正是以首领和氏族的名义去战斗。在那个时代，“为民族献身”的说法，似乎听上去很突兀。或许有人会说，那时的人们可能会对首领或家族有效忠之心，但还谈不上对民族或国家的献身。古代游牧民族的特征，在民族学和政治学术语的使用上有所混乱。总之，族群的符号，主要是政治性的。
考古学的相关方面
最后，笔者想就许多被归类为草原游牧民和半游牧民人群所达到的技术风格、构图能力和视觉能力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即所谓的“动物纹饰”和“岩画艺术”，说几句总结性的话。
动物纹饰在考古学层面上被广泛使用，并在不同时期和地区传播（从南俄草原到西伯利亚甚至更远，从青铜器时代到中世纪）——尽管［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的］文化生活方式和生存手段时或有异。不过，它们在某些方面却是统一的，即都反映了游牧的生计方式，而这一点也标志着［游牧社会］与定居人群文化世界之间的差异。
动物纹饰在精神层面、宗教层面，甚至是巫术层面具有广泛的背景，且倾向于表现猫科动物，以及鹿和其他猎物，细节之处既有写实又有想象的成分，尤其是表现在动物的身姿上，例如“奔驰的骏马”“扭曲的风格”“舞蹈”和“人兽一体”等。这些形象糅合了动物身体的自然要素，并对这些要素进行了重组、拣选、变形和重复。这套动物表征的内涵，据说与图腾和萨满，以及护身和辟邪的功用有关。其中，写实和想象的表现手法以非同寻常的方式结合，让人联想起现代“超现实主义”的艺术流派。
岩画艺术具有周期性和仪式性的特点，代表了一种晚期的史前欧亚文化现象，主要发现于中亚、蒙古和中国，通常表现在露天、巨石和石墙上。岩画艺术是通过一套复杂的雕刻技艺，以及自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以来存在于上述地区的生活和生计手段来呈现的，并且有不同的年代风格、特定的类型和样式。岩画艺术凭借其图像学意义（包括动物纹饰），广泛流行于相关区域，表达的往往是一种仪式。在这套仪式中，水资源、游牧营地和岩画艺术构成了一道现实与想象相结合的风景线。
将岩画艺术、仪式和景观放置于同一语境中进行研究，有助于人们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理解古代遗址，因为古代遗址在季节性的牧场中还涉及游牧民的周期性转场、重复创作、仪式性和［作画载体的］岩壁。
当地的居民把山地景观内一套复杂而有意识的生存方式，通过在岩壁上作画的方式表现出来，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刻画行为会重复发生，这或许反映了游牧民族在山区牧场的季节性往返。
（张崧 译 陈浩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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