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方东美其人及其哲学路向

第一节　充满“异数”的哲学家

在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中，方东美先生（1899—1977）堪称一个异数！方东美乃名门之后（系方以智之嫡传孙），他自幼打下深厚的国学根底，大学又受过严格的西方哲学训练，可谓学识渊博，富有洞见，是少有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哲学大家。又由于方先生颇具诗人气质，擅诗词，其哲学表达亦充满艺术性，世人多以“东方诗哲方东美”称呼之——事实上，方先生亦曾自我评价曰“诗人兼哲学家”。以“诗哲”称呼方东美先生无疑是准确、恰当的。一向鲜于赞美他人的大学者钱锺书先生在闻讯方东美去世时即写道：“中国古典诗人，如方东美先生者，今后绝矣！”1钱氏之言，可为旁证。

鉴于已有不少学人从“诗哲”的层面对方先生做了介绍、描述，如由南京大学张一兵先生主编的方东美论著辑要，即以“东方诗哲”命名之，至于以“东方诗哲”称呼方东美先生的文章更是不在少数。为避免重复计，故笔者姑且从其他层面对方东美之“异数”角度论之，以期人们对方先生有一个更为直观、感性的认识。

一、 喜庄终归儒，厌“政”为政缠

研究方东美哲学，首先绕不开的是关于其哲学定位的问题，或曰方先生的学派归属问题。照直说，方先生到底属于哪一派，很难定位。按惯常做法，贞定学者之门派，往往从其学术渊源与学术研究入手；然而，倘若以方先生终生之所学及其学术研究而贞定其学派，则大难矣！其实，即使方先生本人，也很难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归类”。方先生曾自道：“难言也。言之，君也未必将信：余在家学渊源上，为儒家；在资性气质上，为道家；在宗教兴趣上，为佛家；此外，在治学训练上，却为西家。”2此乃方先生于1964年夏出席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哲学家会议”时答好奇者之所问。也许，判定一个人之学派，并不能完全从其学识层面（如“言”的层面）入手。若仅观其言，方先生偏爱庄子，似应属道家，如胡军先生将其定位于新道家，并由此引起与蒋国保先生的论战（蒋先生坚持方东美的“新儒家”立场）。以笔者蠡测之见，研究方东美固然要闻其言，更要观其行。方东美终其一生，大抵是以儒家精神行事的，虽然方氏有超越、洒脱的道家气质，但总体是“入世”而非“逃逸”的，因此之故，笔者更倾向于将其纳入新儒家行列（虽然这样有贴标签的嫌疑，但笔者之本意倾向于“约定俗成”，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

更富戏剧性的事实在于，方东美先生在遽归道山之前却又皈依佛门，此未免又使得“新儒家”之贞定陷入“尴尬”。不过，以笔者蠡测之见，此种尴尬是表面的：我们知道，方先生乃理想主义者，他一生之最高理想乃是成就伟大的人格。然而，此伟大之人格很难存在于现世，它更多地存在于宗教之中。此如他在“中国哲学对未来世界的影响”的演讲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在近代世界上面，很少在他的生命里面真正把他的精神提升到一种尽善尽美的神圣境界。像这样一种全人，我们可以叫做‘宗教人’。……在这一点上面才可以了解做人做到这一种程度，才可以拿儒家的精神来看，他真正是‘圣人’；或者说是道家的‘至人’，佛家所谓人性完成之后，完成佛性。”3故而，在生命无多之日，方先生对佛教的皈依恰恰体现了儒者知行合一的品质——他要践行一种伟大的人格。我们不能因为方先生皈依佛教而判定其为佛教徒，正如不能因其偏爱庄子而将其定位于“新道家”一样。

问题还在于，即便我们将其定位于“新儒家”，仍存在着分期问题：方先生属于第一代还是第二代？若定位于第一代，则应与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同列，事实上，方先生与熊先生曾有过类似“同事”之交。然而无论从其年龄还是从其出道的时间及对当时的影响言，定位于第一代似有不妥——我们知道“新儒家三圣”（即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三先生）开风气之先，就此而言，方东美明显在“三圣”之后。若定位于第二代，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同列，亦不妥。因方先生曾是唐君毅先生的老师，且在年龄上也长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而唐则为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之一。在这个问题上，蒋国保、余秉颐两先生做了一个“善巧”的处理，将方先生定位为第一代向第二代过渡的人物，此亦姑且算得上是一家之言。就新儒家的代际划分问题，方东美的嫡传弟子刘述先的划分也许更为合理，他提出了“三代四群”的分法，将新儒家“三圣”同张君劢划为第一代第一群，将方东美同冯友兰、贺麟、钱穆划为第一代第二群；将熊十力的三大弟子牟、唐、徐划为第二代第三群，将刘述先、杜维明、余英时、成中英等划为第三代第四群。4笔者倾向刘先生的划分，比之于蒋国保先生的厘定，这种定位更清晰、更准确些。

方先生是纯粹的学者，无意于政治，一生试图远离政治，然而吊诡的是，他一生却总与政治纠缠不清。且不言他在青年时代曾参加李大钊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与毛泽东等人同为会员），亦不言他曾以教授身份抬棺前往李烈钧所代表的南京政府进行游行示威，单是他与蒋介石的师生关系就让他难以彻底摆脱政治干系——虽然方东美对台湾当局的某些做法颇为反感，但却始终难以割断同蒋介石的联系。譬如，1951年，蒋介石宴请台湾大学教授，席间，蒋介石借机递给方先生一本谈论辩证法的小册子，并征求其意见。以方先生的学术立场，他自然不能苟同“辩证唯物论”，于是于宴会上即席演讲，展开对唯物辩证法的批判；五年后，又写成长篇论文《黑格尔哲学之当前难题与历史背景》一文。无疑，方东美对唯物辩证法的批判乃是其一贯的学术立场，但客观上也满足了蒋的意愿。学术乎？政治乎？利用乎？诸种争辩和质疑似乎已湮灭于历史之中，后人一时难以说清。我们唯一能贞定的乃是，方先生首先是一个是纯粹的学者、哲人和诗人，亦是后世学者研究现代新儒家不容错过的大哲。

二、集儒雅、锋芒于一体，融浪漫、严谨成一炉

方东美天生具有诗人潜质，加之自幼深受传统文化之熏习，造就其儒雅而浪漫的高贵品质。值得指出的是，方先生的温文尔雅并不排斥其“锋芒毕露”的豪气，略举三例说明之。

其一，勇于接受印度诗哲拉达克利希南善意的挑战。1939年，印度学者拉达克利希南到重庆大学访问，问及方先生对西方介绍的中国哲学是否满意，并提出善意挑战，“可否用西方文字讲中国思想”。此可谓方先生由西学向东学的一个重要转机，自此以后，方先生深研中国哲学，并多次以英文写作文章，1956年终于写就英文专著《中国人生哲学》并出版。因此书故，1957年，美国国务院邀请方先生赴美讲学，据说，战后日本铃木大拙博士、印度拉达克利希南皆获此待遇，而方先生则是第一位受邀的中国哲人。

其二，勇于接受西方哲学家的挑战。方先生平素待人宽厚，他性喜淡泊，少交际，人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但是，当他遇到他人挑战自己核心观点时，则又有咄咄逼人的雄辩与睿智。在1964年第四届东西方哲学会议上，方东美用英文宣读《中国形上学中之宇宙与个人》，遭到英国伦敦大学教授芬里的责难，他认为中国哲学简直就是“美梦”。方先生据理力争，据已故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陈特先生转述，方先生说：“各位先生、小姐，Mr. Findlsy（芬里）的话，很像一道光，照进我们这间房子，照亮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他说的柏拉图不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不是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不是黑格尔……”当芬里听到方先生说他的话像一道光时，还面带微笑，等他听到后面，脸都黑了。5尽管方先生咄咄逼人的辩论有失儒雅，但仍然受到与会海外学者的高度赞赏。日本禅学泰斗铃木大拙表示：“是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方先生论文不愧精心杰撰，压卷之作。冠绝一时，允称独步。”大会发起人查尔理·摩尔教授评论道：“我今天才知道谁真正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6据当时外电报道，方东美研究态度严正，修辞典雅，学识渊博，辩才无碍，针对种种问题，肆应有方，给与会学者留下深刻印象。

其三，勇于向经典、前贤挑战。方东美先生读书别有心得，曾提出读经典须有才、胆、识之说。关于其所谓的才、胆、识的理论，不便展开，笔者仅举二例，以管窥先生挑战经典之勇气——就“胆”而言。第一，对经典的挑战。譬如，他关于《论语》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解释即为典型例子。历代儒者皆将之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亦因此造成了后人普遍认为的“孔子乃愚民政策之鼓吹者”。方东美先生则不以为然，他将之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认为，以孔子为首的原始儒家乃是 “广大和谐”的首倡者，怎么会浅陋到“愚民”的地步呢？当然，方先生承认《论语》有其限制性，但这种限制必须借助《尚书》和《周易》等经典著作来圆润之。第二，对前贤的挑战。方先生不但有挑战经典的胆略，更有挑战前贤的勇气。此在对熊十力《新唯识论》的“请益”上表现得极为突出。方先生曾就佛学的有关问题以《与熊子贞先生论佛学书》之书信问询熊十力先生。盖因此问题特别棘手而引起熊十力先生误解，竟惹得熊十力先生“火冒三丈”。也许在方东美看来，其对熊十力先生的请教乃正常的学术问题，然而对熊十力先生而言，其请教则无异于一场“挑战”。在熊十力先生看来，方东美在佛学方面的请教是“恼火而心存疑惑的，他在回信中以方东美的请教引为‘真可怪异之’，觉得方东美‘未解佛义，为糊涂，为笼统，为混淆’”7。也难怪，方先生当时还未深研佛教，所持的乃是层层追问的西方分析哲学立场，与熊十力先生的中哲理路颇不相宜。不过，客观地讲，熊十力先生在概念的使用上确乎存在笼统之瑕疵，甚至存有“理障”的毛病，这一点同马一浮先生“纯然无杂”的风格完全不同。况且，就学风而言，熊十力先生还有个“怪异”之处，方东美对熊十力的怪异一针见血地批评道：“熊先生有个毛病，也就是说，他所要谈的问题，如果被他发现你也懂的话，他就存有一点顾忌了。可是，假使他发现你根本就不懂的话，他就会说几句大话来吓唬你，当场非把你唬到不可。”8除了对熊十力先生进行相关的评论外，方先生对胡适、梁漱溟等人亦进行了甚至是“不留情面”的批评与挑战。方先生的诸多挑战，咄咄逼人，固然有失儒雅，但却更真切地反映出先生鲜明的学术立场和严谨的生命道德意识。方东美先生尝言：“中国先哲遭遇民族的大难，总要发挥伟大深厚的思想，培养广博沉雄的情绪，促我们振作精神，努力提高道德品质；他们抵死为我们推敲生命意义，确定生命价值，使我们在天壤间脚跟站立得住。”9在方东美那里，学术即是生命，至少是培养生命的慧根，丝毫马虎不得，此大抵可解释他缘何如此坚守自己的学术观点。

方先生虽然颇具诗人情怀，思维天马行空，纵横捭阖，但这并不妨碍其治学的严谨。相反，他的学问异常扎实，学风异常严谨。方先生虽然平素看不上胡适的实证主义的考证（考据）方法，但方先生治学却非常牢靠，尤其注重第一手材料的运用与学习。譬如，在佛学研究方面，方先生在二十几岁时就开始接触佛学，然而他认为佛学书可以读，但从来不谈佛学，认为自己没有资格。方先生给出的理由是，佛学经典浩如烟海，而他自以为接触不多。后来方先生在台大任教，最初的十年也不谈佛学，只有当他接触到影印的大正藏、大藏经时，他才开始谈佛学。恰如方先生自道：“要接触一种学问，就应当以很大的诚心，花许多精力，研究这些资料。否则从日本人（因当时佛典多从日本传来）那边抄一点来，终究是人家的话。”10而一旦方先生透悟佛学以后，其慧眼卓识直逼古人，尤其在对唯识的见解上更是如此。自玄奘、窥基译介法性唯识以来，世人皆以唯识为宗，不谈其余。即便清末民国时期，欧阳渐（竟无）、杨仁山等知名佛教学者于唯识虽有复兴之功，然仍有所拘泥，未能解决唯识所存在的疑惑。方先生对此提出“谈唯识必研唯智”，可谓言他人之未言，非有大智慧者不能言及至此！此谓先生挑战权威之典型例证。

三、因材施教，不拘一格

在哲学课程的教授上，方先生算得上一个“异”数。方先生一生以教学为业，五十年来诲人不倦，造就许多杰出弟子，以至于梅贻宝盛赞“台湾数十年之哲学师资所出于方东美门下”11。那么，方先生教书“异”在何处呢？答曰，先生之“异”，无他，在于其特有的诗人特质、广博的学识及其对华夏民族优秀文化的诚挚热爱。

首先，方先生授课之“异”在于其思维之“异”。方先生以诗人的思维讲哲学，先生特有的诗人气质和渊博而深邃的学养使得其言辞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滔滔不绝又跳跃不定。其弟子傅佩荣先生尝言：“你若是偶然经过他的教室，在外面聆听十分钟，你会以为他在介绍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你隔了一小时再度经过他的教室，所听到的可能是儒家与道家。但是，你若是有耐心听完三小时的课，就会知道这一切都与大乘佛学有关……”12此种授课方式，非有禅宗马祖道一所谓“一口吸进西江水”的广博学识和严谨的思维训练不可！不少人平素授课亦喜欢此种洒脱的风格，但却往往洋洋洒洒铺开去而远离论题，难以收回，未免落入弄巧成拙之窠臼。方先生却能收放自如，慧心任运，其授课艺术由此可见一斑！

克就事实而言，方先生授课对有一定哲学基础的高才生方是一种享受，对基础较为薄弱的学生来说，则未免坠入云里雾里。因此，有人批评他这种天马行空的授课方式。方先生对此回应道：“讲哲学课本来就要说得空灵，而今却有人批评我讲课天马行空。天马行空居然成了罪状。”13

其次，方先生授课之“异”在于它擅长用喻、用图。以“喻”讲授哲学，可谓哲学家的传统和看家本领。无论古希腊的哲学“三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中国先秦的诸子百家，乃至后来传入中国的佛学，无不擅长用“喻”，故“喻”应该为哲学固有之传统。当今哲学家中，善于用喻者当首推方东美，方先生用喻较多，这里仅指出他对中国四大哲学主潮的譬喻：方先生以“时际人”喻儒家，以“太空人”喻道家，以“兼综时空而迭遣”喻佛家，以“时空兼综人”喻新儒家，可谓精当之极！至于以故事为喻，则更是信手拈来：如以“爱丽丝梦幻奇遇记”来比喻现代西方人的困境，以“放风筝”来比喻中国哲学的“统贯”精神，等等，皆比喻精当，若合符节。

除了用喻，方先生还擅长用“图”，此在现代哲学家中堪称“异数”。以图解理，其实也是哲学的传统，中国古《周易》六十四卦如此，古希腊柏拉图用“线段”表示认知亦如此。方先生可谓中西合璧，继承古代哲学家的优良传统，在讲述哲学重大问题时采取以“图”谈玄理的直观方式。在《中国人的人生观》一书中，就有十数图形，再加上明白精当的解释，让人对玄虚而深奥的中国哲学有一个清晰、流畅、系统的认识。其实，方先生为自己的哲学建立了宏伟的蓝图，这尤其体现在《中国哲学对未来世界的影响》之“人与世界关联性的结果图”中，方先生按照物质世界、生命世界、心灵世界、艺术世界、道德境界、宗教境界逐步递进、提升的次序，勾勒出人类哲学文化走向之蓝图。观此图，想先生之为人、为学，不由赞叹先生视野如此之高，胸怀如此之广，学识如此之博，理想如此之宏大，智慧如此之 深邃！

最后，方先生授课之“异”，还在于其擅长适时点化、“因材施教”。此种“因材施教”与其说是“技巧”，不如说是责任。且举两例，一为方先生在执教五十周年的告别会上，面对弟子，以蜡烛为喻，既希望弟子们能传灯不绝；同时还就无数烛光交织成辉之现象，畅谈华严事理无碍、事理互摄之奥义，可谓契机契理，令人拍案叫绝。二为方先生专门收徒之事。当代高僧净空法师曾写信给方先生，希望能旁听他的课程。方先生不仅应允下来而且还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答应每个礼拜在自己家中给净空法师上两个小时的课。净空法师常感叹：“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

这种授课方式，并非是人人所能克隆、复制的，非有大学识、大才情、大智慧不可！

四、“闻名”与“寂寞”

方东美先生学贯中西，生前闻名学界，获得人们的广泛赞誉。然其逝后却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他没有像另一位哲学大家牟宗三先生那样，在身后形成广泛而持久的“牟宗三热”，且这种热业已延伸到大陆——方先生的遭遇同马一浮先生的身后冷落如出一辙。究其要因，窃以为在于方先生同马先生皆属于有大智慧、大诗情、大才情之人，故其弟子虽能学其“知”却难以得其“智”、得其情，难以有其宏观视野与博大胸怀；至于方先生特有的诗人特质，更非单纯靠后天所能习得。

当然，方先生的弟子遍布天下，其知名弟子亦不在少数，如早期弟子程石泉、陈康，中后期弟子成中英、刘述先、孙智燊、傅佩荣，皆自成一家之言。而就学术自身而言，其弟子即便有方先生“一口吸尽西江水”的广博（通中、印、古希腊、欧等哲学），也未必尽具备方先生所特有的才情，更未必能像方先生那样，十数年甚至数十年潜心研读佛法。方先生学贯中西，深悟儒、释、道贯通之理，这势必增加了弟子接着方先生“往下讲”的难度；诚然，这也涉及弟子志趣的问题。此皆是方先生之学难以显扬之要因。

也许，方东美对于其弟子而言，其意义更在于打开了一条哲学之路、一道学问之门。刘述先在评价方先生时曾有是言：“东美师的哲学概论给我打开了又一个思辨神奇而丰富的世界，他的演讲有如天马行空，不能尽记，但却把人的精神提了起来，深觉学问是世界的宫室之富，庙堂之美，简直琳琅满目，美不胜收。”14著名学者傅伟勋先生虽非方东美的亲炙弟子，但也曾听课于方东美，据他回忆：“我从方师所学到的是庐山顶峰展望诸子百家的哲学胸襟与不执我执、我见的玩赏能力。方师给我的是一百条哲学道路，我也只有从这百条道路中暗中摸索出自己的一条理路。”15由此看来，即使方东美所构建的哲学体系无人能“接着讲”，但由他开辟的道路却也启迪了后人。在这个意义上讲，方东美先生又可谓传灯有人。

导致方东美哲学难以热起来的原因还在于其优美的语言往往掩盖其深邃的思想。由于方先生以诗性的语言谈论哲学，其逻辑线条深藏其间，若非有大功力者难以厘清，未免使得不少人读起来过瘾，觉得处处是宝藏，然读过后却眼花缭乱，不得要领。此尤其体现在方先生弟子根据其讲座而整理的诸如《华严宗》《中国大乘佛学》等系列著作中。无疑，对初学者而言，倘若功夫不够，是很难得其中三昧的。

方东美在大陆未能“热”起来的原因，还在于迄今为止，除了个别的辑录外，如黄克剑、钟小霖主编的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之《方东美集》，以及王月清、李钟梅编的《东方诗哲方东美论著辑要》，刘梦溪主编的《生生之美》外，尚没有完整出版过方东美的著作，这无疑给研究方东美哲学带来了困难。此一如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所认为的那样，“方东美教授是中国当代一位伟大的哲人；可惜其著作译介到西方太少！” 此结论同样适用于大陆，目前大陆唯一译介方东美的著作是年轻学者匡钊所译的《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惜乎译者虽付出努力，但因学力、阅历等原因，难得方先生之神韵！此亦为方东美哲学难以走进大陆学人视野的重要原因。16

令人欣慰的是，方东美虽然未在大陆“热”起来， 然近年来研究方东美哲学思想的学者亦日渐增多，就著作而言，2004年蒋国保、余秉颐的《方东美思想研究》可谓大陆的开山之作；朱光潜之外孙宛小平有《方东美与中西哲学》之专著问世；嗣后，亦有不少研究生将“方东美哲学思想”作为硕士、博士论文的选题。学术本身是寂寞的，“热”起来固然有其价值，如可以借助更多的智慧与力量将哲学问题深入研究下去；但“热”有时也可能走向反面，那就是：“热”过以后，一哄而散，反而不利于真正的学术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方东美虽然不热，但对醉心于方学之人，亦可能有重要成果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