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群主是老魏》：晋国有一只蝴蝶
对初始微小扰动的极端敏感性，是混沌系统的主要特征，这种貌似偶然却有内在规律的“假随机性”有一个形象的诠释：南美的一只蝴蝶偶然煽动一下翅膀，最终引发了一场席卷太平洋西岸的风暴。
其实历史也可以看作是混沌系统：一个人偶然的微小举动，有可能在无意间改变了历史的走向。从春秋到战国，分界线在哪一天，或者哪一年？恐怕没有一个人能论证清楚。对于改朝换代，这样的问题再简单不过，老百姓睡一觉起来，衙门口的牌子便能从“大明”改成“大清”。但是，春秋到战国毕竟不是改朝换代，只是一个朝代里，经济制度的新陈代谢导致政治形态的变化。这样的过程注定是渐进的，偶然的因素层出不穷，似乎没有人能够精确地捕捉到扇了一下翅膀导致一场风暴的那只蝴蝶。
不过，历史总是那么出人意料，史学家们对分界线观点不一，却不约而同地捉住了那只蝴蝶——晋国的荀瑶，也被称为智伯。
晋国当时的政治体制是这样：国君下面设有“正卿”，这个职位是世袭的。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励精图治”，正卿们不断积累能量，梦想着“咸鱼翻身”。特别是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挂了，王子们开始抢夺王位，晋国六位正卿力挽狂澜，一举平乱，扶持流亡到晋国的王子匄继位，是为周敬王。凭借着这一“丰功伟绩”，六卿在晋国更加肆无忌惮。公元前514年，赵、魏、韩、智、中行、范六家正卿通过频繁的灭族、分地运动，极大削弱了晋国国君的权势，形成了“晋益弱，六卿皆大”的政治局面。
管理学的“鹦鹉老板”原理并非永远正确，当高富帅的实力出现分化的时候，弱肉强食的闹剧就要上演，矮穷矬很可能就混不下去了。从“六卿皆大”开始，又经过几十年的尔虞我诈，赵氏渐渐脱颖而出，到公元前491年，赵氏在晋国一家独大的局面已然形成，《史记》的说法是“赵名晋卿，实专晋权”。
此时，智氏的老掌门——荀申（谥号是智宣子）要做一个选择题：哪个儿子作为正卿的继承人，荀宵还是荀瑶？荀申觉得荀宵长得太凶，因此倾向于荀瑶。族人智果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荀瑶为人有“五贤一不肖”。所谓“五贤”，指的是“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此才华横溢的人，还能有什么弱点呢？——不仁！
如果觉得智果说的还不够直白，不妨参考《水浒传》对高俅的总结：“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玩耍，亦胡乱学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在智果的眼里，荀瑶就是这样的人。
智果认为，荀宵长像是凶狠了点，但对于夹缝中求生存的智氏而言，选继承人是正儿八经的大事，不是搞“超级达人秀”。智果说，若论凶狠，荀瑶甚于荀宵，因为荀宵狠于面、荀瑶狠于心。面貌凶狠的人，可能还有一颗仁爱的心；内心凶狠的人，什么缺德事干不出来？智果信誓旦旦地预言：“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
智果的诤言没有能够阻止荀申的一意孤行，他最终选择了荀瑶作为接班人。荀申死后，荀瑶继承正卿之位，人称智伯，谥号智襄子。
智果看人看得极准，荀瑶绝对是个坑爹的货，到处招惹是非，唯恐天下不乱。
公元前464年，晋君派智伯和“正卿老大哥”赵鞅之子赵无恤讨伐郑国。在这场征战中，好惹事的智伯与赵无恤结下了梁子。
当时军队打到郑国都城的城下，智伯以主帅的名义，命令赵无恤率赵家军队攻城。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智伯是想让赵氏当冤大头，自己躲在后面“道义上支持”，以此削弱赵家的军事力量。赵无恤当然没这么傻，坚决不干，理由很简单：要打一起打，哪有我一家打的？赵家要能搞颠，还派你智伯来干什么？
赵无恤不执行命令，作为主帅的智伯感到很没面子，不阴不阳地训斥赵无恤：“恶而无勇，何以为子？”俗话说“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智伯的话却点中了赵无恤的要害。原来，正卿赵鞅早先废掉了嫡子伯鲁，改立面貌丑陋、又是贱妾所生的赵无恤作为接班人。智伯拐着弯地骂赵鞅瞎了眼，又暗示赵无恤出身卑贱，意图就是激怒赵无恤，便能以“抗命”为由阵前处置。赵无恤不中智伯的圈套，索性来个将计就计，不阴不阳地回敬说：“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也就是说，我这只“忍者神龟”能确保赵家无虞，你智伯整日上蹿下跳的，迟早要坑爹！
以上是《左传》的记载，《史记》说的却不一样。按照司马迁的说法，智伯是在伐郑的时候借酒闹事，动手打了赵无恤。打得不算厉害，但赵无恤的手下人不干了，这不是欺负人吗？这些人纷纷向赵无恤请战，要一报还一报，收拾智伯。面对群情激奋，当事人赵无恤却开导说：“君所以置无恤，为能忍诟。”
无论智伯是真醉还是假醉，酒醒后不但不为自己的失礼道歉，反而变本加厉，竟然在回国后鼓动赵鞅废掉赵无恤。赵鞅不为所动，反而意外地发现自己的儿子是个人才，坚持让赵无恤继承正卿之位。
历史的真实，到底是《左传》记载的阵前激辩，还是《史记》记载的借酒发疯，令人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场由智伯挑起的纷争，使得一向相安无事的智、赵两家正卿，形成了势不两立的局面。
公元前457年，实力最雄厚的正卿赵鞅去世，智伯趁虚而入，取代赵氏掌控了晋国大权。三年后的公元前454年，智伯又跳将出来，率领韩、赵、魏三家正卿，把两外两家正卿——范氏、中行氏给灭了。
其实这是赵家的历史遗留问题。早在公元前497年，范氏、中行氏便联合起来讨伐赵氏，赵鞅打着国君的幌子，“奉命”讨伐了这两家倒霉蛋，最终“保留卿籍，以观后效”。羽翼渐丰的智伯想给发展壮大找一个突破口，于是选择先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给“正卿”做减法。
四强打二弱，这个减法轻而易举就完成了，接下来要做加法——瓜分土地，累加到四家中去。这一次“打贫农分田地”，智、赵、韩、魏四家开始“排排坐，吃果果”，作为晋国国君的晋出公坐不住了。以往六卿吃肉，国君还能喝口汤，如今四卿吃满汉全席，国君只能离桌三尺淌口水，是可忍孰不可忍！
晋出公手中有军队，但人少装备差，跟四家正卿比起来就跟“儿童团”似的。因此，晋出公决定向齐国、鲁国搬救兵。消息还没有传到齐、鲁，探听到风声的四卿就有些心惊胆战了。与齐、鲁两国的正规军相比，四家正卿的军队即便不是“儿童团”，充其量也就是“保安团”，这仗还用打吗？
危急时刻，挑头的智伯再一次跳出来，决定先下手为强——把晋出公给轰出去。有人可能会问，干嘛轰啊，直接杀了不就得了吗？其实智伯的选择，是由东周时期的态势决定的。当时，诸侯之间犬牙交错，谁都在鼓足力气随时准备大战一场，但往往“师出无名”，容易给人讨伐的口实，上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闹剧。
有一种例外：如果有哪个国家出现“臣轼君”的局面，早已虎视眈眈的诸侯们就会跟逛庙会一样，不约而同甚至不远千里地赶来，发扬“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国际主义精神”：有夺土地的、有抢财宝的、有捞人才的、还有凑热闹打太平拳的……如果你没有实力抵抗诸侯的蜂拥而起，最好不要去冒这样大的风险。因此，如果智伯把晋出公给灭了，无疑等于找死。
在智伯的欺压下，晋出公没法在自己的国家立足，准备出奔齐国，却在路上呜呼哀哉。其实无论他挂不挂，晋国都面临一个问题——谁做国君？从内心来说，大权独握的智伯太想“黄袍加身”了。但是，智伯不敢，这样不合时宜地把自己架在火上烤，不仅韩、赵、魏三家不干，外面的诸侯也不会答应，因为这跟“臣轼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智伯不想成为三家正卿和诸侯们口里的“烤乳猪”，又不愿意交出晋国的大权，最好的办法还是从晋国国君的家族谱系中找一个傀儡。他赶走了不听话的晋出公，扶持晋昭公的曾孙唐骄继位，是为晋哀公。傀儡的上台丝毫没有改变智伯独掌晋国大权的现实，《史记》记载说：“晋国政皆决于智伯，晋哀公不得有所制。”
智伯堂而皇之地在晋国做起了“太上皇”，并借职权的便利，将原先瓜分给韩、赵、魏三家的土地全部据为己有，形成了智氏一家独大的局面。
权势日重的智伯显然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利欲熏心起来，甚至在蓝台宴会上，当着魏桓子的面，公然挑衅韩康子及其谋士段规。在智伯看来，自己已经能够在晋国呼风唤雨、一手遮天了。
智伯并不满足于玩弄晋哀公和三家正卿于股掌，他需要实质性的战果——地盘。晋哀公应该没有什么地盘，最多也就是象征性地有一些收租税的封地，智伯的目光自然扫向了另外三家正卿。
智伯先找韩康子要地盘，韩康子很郁闷，心想：被你调戏也就算了，竟然还空口白牙抢地盘，老虎不发威你当我病猫？同样在蓝台被戏弄的段规却深谋远虑，他给韩康子出了一招“欲擒故纵”的计谋。
段规认为，如果不满足智伯的要求，“好利而愎”的智伯必然大动干戈，魏、赵两家要么跟着打太平拳，就像当年三家跟在智伯屁股后面收拾中行氏、范氏一样，要么保持中立、隔岸观火，随时准备捞一把。韩家独自对抗实力雄厚的智伯，被干掉是迟早的事。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让智伯轻松加愉快地如愿以偿，他必然会将“成功经验”复制到魏家、赵家。这样一来，韩国就能利用智伯，构建韩、赵、魏三家的利益共同体，集中力量收拾智伯。
韩康子采纳了段规的意见，得手后的智伯屁颠屁颠地跑去找魏桓子如法炮制。魏桓子的反应跟韩康子一样，而谋士任章又与段规“英雄所见略同”。于是，智伯这股祸水，被韩、魏两家一起引到了赵家的面前。
智伯玩“空手道”抢地盘的最后一关是赵家，而赵家的当家人却是当年跟他结下梁子的赵无恤。这一次，赵无恤不想再做“忍者神龟”。
赵无恤的回答干净利落：No door！有本事来抢！
志在必得的智伯没想到，当年隐忍不发的赵无恤竟然像只斗鸡一样，浑身的羽毛都竖了起来。既然如此，只有一战！
在智伯的胁迫下，韩、魏两家极不情愿跟着一起讨伐赵氏。面对来势汹汹的智伯，措手不及的赵无恤只能避其锋芒。问题在于，赵家的地盘也没多大，无论往哪里跑，都将面临一场城池保卫战，去哪里整兵备战呢？
惊慌失措的赵无恤做了几次深呼吸，猛然想起了父亲赵鞅生前的交待：“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这句话提到了一个叫尹铎的人，一个叫晋阳的地方，还要从赵鞅做正卿的时候说起。
当时，赵鞅决定让尹铎去管辖晋阳。尹铎受命之前询问赵鞅：“以为兰丝乎？抑为保障乎？”也就是说，您让我去晋阳，是像其他地方一样收刮民脂民膏呢，还是励精图治以防将来有所不测？赵鞅对晋阳有特殊的感情，因为当初被中行氏、范氏讨伐的时候，自己就是跑到晋阳反戈一击的。于是赵鞅选择了后者，尹铎也忠实地执行了这个命令。
在赵无恤看来，晋阳是“先主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无疑是对抗智伯的最佳选择。公元前454年，赵无恤率领兵马进驻尹铎苦心经营多年的城池，尾随而来的智伯率军将晋阳团团围困，“晋阳保卫战”正式拉开序幕。
很遗憾，最擅长描写战争的《左传》没有把时间拉得这么远，我们难以直接窥探这场城池保卫战的硝烟。不过，这场战争的惨烈程度却是不容置疑的。智伯的军队将晋阳围困了两年多，始终攻城不下，智伯采取了水攻，将附近的汾水决开一个口子，大水很快就灌进了地势低洼的晋阳城。《战国策》说此时的晋阳“城不沉者三板”，《国语》说的是“沉灶产蛙，民无叛意。”也就是说，智伯决汾水把整个晋阳城给淹了，能露出水面的只有六尺。烧火做饭的灶台沉入水底，成了青蛙族的“产科医院”。即便是如此境况，晋阳人民依然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始终抱有将“侵略者”赶出家园的必胜信念。
整个城池被水淹没，军民又怎么维持基本的生活呢？按照《战国策》的说法，谋士絺疵与智伯的对话中描述晋阳是“臼、灶生蛙，人马相食”。《史记》的说法则更是令人毛骨悚然：“悬釜而炊，易子而食。”城池被淹了，军民将锅吊起来煮饭，粮食吃完了，军民交换婴孩为食。
惨烈的战争，没有磨灭晋阳军民的斗志，赵无恤也在琢磨着反败为胜之策。此时，谋士张孟谈站了出来，主动请缨出城，策反韩、魏两家。
对于韩、魏而言，这一仗打得实在太窝囊，自己的土地被智伯莫名其妙地“征用”，还要为智伯摇旗呐喊当“拆迁队”，对付赵无恤这个骨灰级“钉子户”。站在被汾水淹得惨不忍睹的晋阳城下，魏桓子、韩康子心知肚明，智伯今天能引汾水灌晋阳，明天也能引汾水灌魏氏的老巢安邑，后天更能引绛水灌韩氏的老巢平阳。实际上，面对智伯的一手遮天，韩、赵、魏三家本来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唇亡齿寒的道理，韩、魏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张孟谈跟魏桓子、韩康子谈得很顺利，还装模作样地拜会了智伯。
智伯被眼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但身边并不缺乏明眼人。谋士絺疵曾经提醒智伯：晋阳被淹得这么惨，眼看胜利在即，魏、韩两家怎么没有一点喜色，反而忧心忡忡？张孟谈出城“访问”之时，族臣智过发现了赵与韩、魏暗中勾结的玄机，向智伯报告了“二主殆将有变”的新动向。对于这些意见，刚愎自用的智伯都认为是杞人忧天。为了保险起见，智过又提出“土地换联盟”的办法，也就是用土地许以韩、魏的谋臣段规、赵葭，这两个是“皆能移其君之计”的人。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他们拿了智伯的土地，自然会鼓动韩、魏死心塌地为智伯卖命。
贪心的人往往都是吝啬的，一听说要割自己的土地予人，智伯一百个不愿意。为了鼓动韩、魏两家一起来收拾赵无恤这个“钉子户”，智伯曾经许诺一旦得手，三家一起瓜分赵家的土地，如今还要分给俩谋臣，那自己能得的不是更少吗？
野心、贪欲，终将会把智伯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智伯舍不得土地，韩、赵、魏三家很快就达成默契。按照既定的计划，赵无恤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派人夜袭河堤，将汾水引向智伯的军营。智军忙着抗洪，韩、魏却乘乱反戈一击，智军大败，智伯也在乱阵中被杀身亡，“晋阳保卫战”胜利结束。赵无恤砍下老冤家智伯的头，剥了皮肉，摆在酒桌上作“饮器”——智伯“杯具”了。
智伯这只爱惹事的蝴蝶扇了一下翅膀，引发了晋国的一场风暴。智伯被杀，这场风暴原本可以到此为止，但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个混沌系统向不可预知的方向发展了。
韩、赵、魏三家灭掉智伯后，开始对智氏进行彻底清算。首先当然是分土地，赵家的地盘扩大到晋国北部（即今山西省中部、北部），魏家扩大到晋国中南部（即今山西省南部），韩家扩大到晋国南部（即今河南省西北部），地理位置极其重要的上党地区则被三家共同瓜分。按以往的惯例，这一次“排排坐，吃果果”，当然还是没有晋国“名义国君”晋哀公的份。
正卿的减法从六做到三，权势更加集中，晋国公室则更加衰颓。凭借着骨灰级“钉子户”的经历，赵无恤代替智伯，在仅剩的三家正卿中一家独大，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事件。
此后，韩、赵、魏三家继续蚕食晋国土地，到晋幽公继位的公元前437年，三家留给他的土地只剩下了绛和曲沃两个城池。《史记》说，此时的晋幽公“反朝韩、赵、魏之君”，君臣之间来了个“乾坤大挪移”。
公元前425年，赵襄子无恤去世，其弟驱逐了襄子的儿子自立，是为桓子。不过，桓子仅仅在位一年就呜呼哀哉，国人灭掉了桓子的儿子，接回赵无恤的儿子袭位，是为献侯。
趁着赵家祸起萧墙，在公元前424年袭位的魏斯取代赵氏，成为三家正卿中的老大。
公元前420年，魏桓子的孙子魏斯又借晋幽公晚上出去偷情之机，偷偷把这个虽然臣服但多少有些碍眼的国君给灭了，又以“靖难”为名，乘乱改立晋幽公的儿子唐止，也就是晋烈公。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曾经联合剿灭智伯的韩、赵、魏三家，绝非铁板一块。从公元前410年开始，魏斯便对赵国采取了军事行动。不过，魏斯并没有直接挥师伐赵，而是指向了一个无辜的路人甲——中山国。
魏斯选择打中山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从地理位置上看，赵国在北面，魏国在南面，中山国则地处赵国的东北面。魏国一旦拿下中山国，就会形成对赵国的“月牙形”包围，从而占据上风。
魏家大军压境，一小二弱的中山国显然不是对手。公元前407年，中山王被迫率残余势力躲进了太行山区。
魏国实现了对赵国的战略包围，但现实并没有魏斯预想的那么美好。魏与中山之间隔着赵，补给、联络都要经过赵氏的地盘，赵氏心情好可以让你通过，一不高兴就搞“流量控制”，中山的驻军挨冻受饿，魏斯只能干瞪眼。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魏斯只能派儿子魏击镇守中山，让这块“飞地”成为高度自治的“特区”，对赵氏形成“月牙形”包围的战略构想始终没能实现。相反，由于中山远离魏氏本土，又直接面临赵氏的军事威胁，必须派重兵把守，这样就削弱了本土的防守能力，给赵氏以可乘之机。
早在魏斯向赵籍借道伐中山的时候，赵籍不想借，谋臣赵利就已经向赵籍分析了可能出现的结局。赵利预言：如果魏氏失败，那么赵氏就能乘虚讨伐魏氏；如果魏氏胜利，也不可能跳过赵氏的地盘去治理中山。无论魏氏胜与败，结果都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赵也”，也就是魏氏帮赵氏把中山王赶走。别人主动免费给你打工，何乐而不为？
从公元前453年开始，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韩、赵、魏在实际上已经与其他诸侯无异。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一纸诏令，任命魏斯、赵籍、韩虔三家为诸侯，史称“三晋”，从而形成了韩、赵、魏、楚、燕、齐、秦七大国并立的局面。至此，“三家分晋”的闹剧谢幕，智伯这只蝴蝶，终于扇出了令天下形势为之一变的大风暴！